郑家琛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非主旋律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困境
——从理论到电影文本的探究

郑家琛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100872)

梳理、分类20多部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电影，发现最受关注的非主旋律电影都以民族认同和个体伦理的冲突为叙事主线。简要界定“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两个概念的内涵，并分析民族认同与个体伦理冲突的起源，再结合《五月的四天》和《色·戒》两部影片，具体探讨民族主义与个体伦理之间的张力及其当代意义。

民族主义；个体伦理；非主旋律电影；《五月的四天》；《色·戒》

一、民族主义观念及其语境下的电影类型

大量以近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题材的电影或多或少的都渗入了关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回忆与想象。何以以近现代战争为题材或背景的电影与民族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是一个被发明的概念。Nation这个语词首先指的是拥有固定的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行使统治权的共同体，能够自行确立政治法则，自行把握政治命运。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期是宗教改革之后到拿破仑战争之间的两个半世纪，欧洲独立的君主国在战争中瓦解了基督教文明体系，所以说民族国家首先是“打”出来的。(但英语民族的状况值得商榷，这个迄今为止仍在统治世界的民族共同体并不像法、德、俄一般受过长期绝对君主制统治，民族认同形成的路径并不相同。而美国可能更加具备“帝国”性格，从好莱坞生产的大量罗马帝国题材影片可以窥知一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如固定的疆界、明确的民族认同、特征化的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剪除封建与地方分离势力、消灭贵族阶级、建立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作为民族国家交往准则的国际法的形成，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近代王权国家的战争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总动员”制度被发明，此后的战争真正成为了一国公民对另一国公民的战争，这种“总体战”到二战发展到了极端。

可以看出，“民族国家”乃至“民族主义”的观念史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近现代战争史之中。所以，这方面的电影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本国观众传达着民族的“基因密码”，尤其是在有声电影发明之后。比如《一个国家的诞生》(美国，1915)，《爱国者》(美国，2000)，《拿破仑传》(法国，2002)。而王权国家作为孕育民族国家的母体，也有一部分更早的战争(如英法百年战争)起到了塑造民族认同的作用，比如《勇敢的心》(美国，1995)，《圣女贞德》(加拿大，1999)。不过这种追溯使得“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安德森语)，体现的是民族主义观念对历史的新鲜想象。自18、19世纪德国浪漫派以来，追寻民族历史、传奇、神话和英雄人物也成为构建民族的重要手段，偏文学色彩，使得战争片与“史诗”意象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尼伯龙根之歌》(德国，1924)、《亚瑟王》(美国，2004)。

以上讨论仅限于西方文明，但是当民族主义伴随西方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时，其他文明也开始用战争电影打造民族国家，并且多以反侵略姿态出现，叙事时间集中在王朝文明开始解体(中国)或新国家建立之际(韩国)，而日本作为例外出现了反映战胜白人(西方)霸权胜利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种族色彩，比如《二百三高地》(日本，1980)，《鸦片战争》(中国，1997)，《太极旗飘扬》(韩国，2004)，《鸣梁海战》(韩国，2014)。作为近现代常规战争的孪生兄弟——游击战也具备了民族主义色彩，典型电影如《桥》(南斯拉夫，1959)。

我们惯常称之为“主旋律片”(需要考虑的是这种类型电影的制片地区，拍主旋律片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二战战胜国，为的是继续占据国际道德制高点。当然战胜国价值观也可以在一些特殊政治视域下被转换为非正义，比如继承了一战战败国奥斯曼帝国国家记忆的土耳其，其主旋律片《恰纳卡莱之战》(土耳其，2012)则站在反殖民反霸权角度控诉了英帝国主义的“不义”。但要给“主旋律片”一个定义则相对简单：以宣扬民族主义、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为目的叙事影片的电影，会不遗余力地讴歌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神化前现代国家崩溃之际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反映的历史事件一般是悲壮的抵御外族入侵的自卫战争，效果制作上重视宏大场面，如《太行山上》(中国，2005)《恰纳卡莱之战》(土耳其，2012)《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中国，2012)《百团大战》(中国，2015)。(但作为例外，《加里波利》(澳大利亚，1981)这部电影却以战败的结局和浓浓的反思情节来构建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特殊的民族记忆，或许用“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圈认同”一词会更准确。)

另一类抱鲜明反思态度的“非主旋律”电影，则弱化、质疑民族主义立场和民族国家的神圣性，突出个体伦理所遭受的挫伤与彷徨，以爱情、友爱和人性化解国家崇拜与战争狂热，甚至融入深沉哲思，比如《西线无战事》(美国，1930)《细细的红线》(美国，1999)《兵临城下》(美国，2001)《红男爵》(德国，2008)《五月的四天》(德国，2011)；从更深远的历史冲突、生存斗争角度来观察民族国家斗争，如《决战斯大林格勒》(德国，1993)；以消除“胜利叙事”为特征，直面民族弱小事实及亡国奴艰难处境的影片，如《南京！南京！》(中国，2009)《金陵十三钗》(中国，2011)；以民族和解、谴责战争为主题，超出国家恩怨之上的影片如《紫日》(中国，2001)。一部分非主旋律影片比较特别并且涉及争议性话题，虽然以战争为背景，但没有或很少有关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是冷静观察战时或战后不久这段特殊时期的人性百态，展现民族认同与个人选择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突出了伦理道德的对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民族想象的诙谐嘲讽，如《午夜守门人》(意大利，1974)《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意大利，2000)《色·戒》(中国，2007)《模仿游戏》(英国，2014)。还有一类影片走中间路线，在不违背主旋律叙事的前提下，融合了非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感情，更注重民族国家战争中个人情感经历的刻画，深度剖析人性，如《卡萨布兰卡》(美国，1942)《珍珠港》(美国，2001)《战马》(美国，2012)《斯大林格勒》(俄罗斯，2013)《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俄罗斯，2015)。

二、冲突的起源

就个人体验而言，主旋律电影往往易遭“吐槽”，原因很多，比如为了突出政治正确，使电影成为文宣传声筒；作品缺乏情节，人物刻画空洞，起码的艺术性都不能保证；资金不到位，使得本应成为大看点的战争场景也制作得不尽如人意；史实考证不精，缺乏真实性，等等。而非主旋律电影则往往受追捧，更为影迷与学术界青睐。究其原委，其实从前文所做分类就可以看出，非主旋律电影的核心特征是：有意制造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与个体伦理价值及其反思之间的对立冲突；往往以主人公的死亡来强行解决矛盾，实际上把难解之结留给了观众。正是因为它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保持了距离，才能摆脱千篇一律的说教风格，进而反思这种统治性话语;而且往往不需要太多演员，可以更好地处理个人内心感情。

民族主义在诞生之初就具备了一种想象联结的功能：通过认同“同一民族”的理念，使个人与其他千千万万素未谋面的同胞产生了亲近感，特别是在面对异族的时候(如战争、留学等)。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燃烧了49年的长明火，让人想起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祭祀家火。只要火焰不灭，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的灵魂就一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与祭祀的人民进行交流，从而将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民族国家起源于17世纪欧洲大陆君主国列强，而以盎格鲁圈国家(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具有普世理念的民族国家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子。[1]法兰西王国的政治法学家博丹首先提出民族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为君主国辩护，拥护统一于一个王权之下的一个民族(或主体民族)，通过战争确定疆界，推行官方语言，打压天主教会与封建贵族势力，抛弃中世纪帝国观念，以加快民族认同的形成，进而富国强兵。普鲁士王国、荷兰王国、西班牙王国和俄罗斯帝国迅速跟进模仿。根据安德森的观察，伴随民族国家兴起而来的是欧陆教会势力的式微与王朝政治的崩溃，宗教的祛魅意味着信仰出现了真空：“天堂解体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2]10国家仪式将烈士祭上神坛，在紧急状态下没有例外地动员人民，使得“不朽”与“平等”的理念以一种世俗的方式被保留下来，为后宗教时代的人民提供必要的精神慰藉。既然如此，民族主义价值观为何还会与个体伦理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民族主义话语本质上是公共性、集体性叙事，塑造单一的、统一的族群并加入国际大家庭。作为民族一分子，个人要被最大通约化，成为民族精神的标签，而特殊的、隐私的个人选择、情感、欲望则被忽略、掩盖了，成为公共仪式的牺牲品。“民族主义”本身化身为强道德规范，迫使个体成员接受自己。尤其在国难当头之时，个体要把自己的热情(爱欲)乃至生命无条件地交给民族国家。

而《五月的四天》和《色·戒》这两部非主旋律电影分别从“正义”与“个体欲望”角度对民族主义话语霸权、道德霸权进行了解构。

三、重新划分敌友——守护自然正义与良知

1945年5月，苏联红军逼近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一支八人的苏军侦察小分队在霍普曼上尉带领下，占据了距海岸几百米处的一座孤儿院，受命监视并阻止残余德军渡海逃往丹麦。厌倦了战争的双方都不想轻易启衅，以免造成无谓的伤亡，所以一时相安无事。因为害怕被苏军强暴，德国女孩安娜一直躲在阁楼上，但偶然暴露被上尉发现，上尉保护着她不被手下侵犯。曾经是音乐学院毕业生的苏军士兵菲迪乌宁弹得一手好钢琴，赢得了同样爱好音乐的安娜的芳心。幽会中的两人被心怀醋意的德国小男孩彼得揭发，菲迪乌宁被关了禁闭。很快，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在大家欢庆之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少校来到孤儿院，见到貌美的安娜要带走她，招来上尉一顿好打。少校走后耍起了流氓，调集部队进攻孤儿院，而这正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之时，每个人都盼着解甲还乡。但事已至此，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此前在海岸徘徊的一支德军小部队也赶来支援，双方并肩作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对德军来说，这算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但对苏军侦察队来说，这回与敌人联合，枪口朝向同胞，则超出了民族立场、敌我界限，只是为了卵翼妇孺，搏击强梁。对于最终倒在坦克履带之下的菲迪乌宁来说，也许这场战斗的意义就是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孩子不受凌辱。

在整部影片中，民族主义情绪是作为一个一触即发的点被压制住的，但到处都可以感到它带给人物的不安气息：年轻姑娘对于遭受凌辱的恐惧，彼得一开始与苏军的对抗，彼得在两支部队之间蓄意挑起冲突，苏军侦察队不时接到上级关于监视德军的命令，两军偶然的紧张相遇，上尉回忆自己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的故事，以及德国宣布战败投降这一事实本身。但是影片舒缓的节奏和沉闷的气氛所象征的苏德双方对于战争的厌倦——这种人之常情，宣告了战争的无意义。民族主义敌对情绪的特征在于它不是因为个人仇恨而被激发的(不排除一部分个体有具体的仇恨)，而是被一种对民族的道德责任和限于一国内部的正义观念所感染。军人面对的是抽象的敌人，他们在战争中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一个个的敌人肉体，而是消灭由许多肉体象征的敌方有生力量。同时现代战争减少了作战双方面对面交战的机会，军人互搏时面对对方并进而同情理解对方的可能性小了，一个人往往要在亲身经历了大量杀戮之后，才能意识到民族主义战争对生命的变态符号化和极度不尊重。民族国家在征兵上的强制力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公民个人的理性认知，为了民族立场，个人选择应该被放弃，政治意识形态高压掩盖了更多的道德犯罪——多少罪恶假“民族主义”之名以行！“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2]6-7民族的想象与假想敌的想象是一对孪生兄弟，民族通过规定异己者来定义自我。而“五月的四天”——这战争结束之际，也就是民族主义狂热精疲力竭之时。抽象的理念狂热在具体的个人感情面前常常不堪一击，比如苏军士兵和德国女孩的爱情。而后来上校率领的苏军大部队就像是一群流氓恶棍——在撕去民族主义面具的伪装之后，人性的善与恶真相大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的配乐显得比较中性，没有让观众觉得是德国风格或是俄国风格(理念上类似2013年俄罗斯电影《斯大林格勒》的背景音乐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民族主义倾向。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在政治上与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回事，在音乐方面产生了“民族乐派”，专门采用本民族民谣曲调、舞蹈音乐，使得旋律构成风格乃至和声运用有了鲜明的国家与民族色彩。这一点，在20世纪电影配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艰难的个体伦理

《色·戒》公映后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反响，支持者、批判者各执一词。“汉奸得胜”的结局让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难咽恶气，认为该片玷污了神圣的民族主义叙事，电影没有发挥教化作用反而毒害观众。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认为该片深刻再现人性的真实，揭穿了民族主义虚伪空洞的说教。

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影片本身，而涉及为中国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群生存状态辩护的需要。简单地说，就是道德主义的生活与自由欲望的生活，哪个更值得过。

“在个体自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不过就是个体自身的感觉。现代人的无所禁忌就是出于个体感觉的道德自由，这种个体欲望的自由仍是人的生存感觉中的价值观念，塑造着个人的生存感觉的价值偏好——个人对于善与恶、幸福与不幸乃至人伦关系的分辨。”[3]影片中女大学生王佳芝承担的任务就是色诱汉奸头目易先生从而创造机会刺杀他。但是王佳芝毕竟太年轻、太稚嫩了，而易先生是情场老手，十分懂得怎样用身体(性爱)和感情(情爱)来征服一个女人。为了寻求到自己所爱的人，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借助体感来帮助自己判断，但是体感恰恰又是最不可靠的东西。王佳芝本来是因为对邝裕民的朦胧感情而选择加入刺杀小组，此前她本来在筹划找机会去英国，可见她不是非得守住“中国”这个情结，她不像邝裕民那样有什么家仇。非但没有恨，她反而是最缺少爱的一个人。她的父亲抛下她去了英国，她的舅妈卖掉了她父亲留给她的房产，国民党特务组织无情地利用她，她喜欢的邝裕民却没有勇气去爱她。直到刺杀行动的前一刻，王佳芝还质问邝裕民：“三年前你可以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可见“情爱”一直是王佳芝的主导动机，她最匮乏的东西也是她后来所以受困的原因。《色·戒》最出名也最受争议的就是其大尺度的做爱镜头。当然导演不是为吸引眼球而这么做，这里确实有艺术效果方面的考虑，那就是通过三次做爱，在肉体的亲近上一次比一次紧密，使得人物感情不断蓄积，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个点上，王佳芝从身体到精神上都彻底被征服了，体感“像一条蛇一样”穿透了她的内心，使她动了真情，忘记了刺杀任务和民族大义，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女人。在彻头彻尾的女人心中，只有彻头彻尾的男人，“汉奸”易先生消失了，民族主义的家仇国恨也消失了。

仅就影片讲的故事本身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东西，关于性与道德(人民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生命困惑，电影艺术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其《十诫》《薇若妮卡的双重生命》等影片中已经以极高的哲学与艺术水准进行了演绎与反思。但特殊的是，该片牵扯到了“抗日战争”这个敏感话题，并在道德语境下折射出了当代社会的心态，所以招来了很多超出影片本身的争论。

首先关于作者。张爱玲在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不受待见的，而她作为“小资情结”的象征，跨越了太平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强势回归。她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里，张扬的物质主义和对感官情欲的放纵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加之张爱玲这位天才女性小说家特有的敏感，她在《色·戒》中展现的情与理的冲突，经过李安在电影中的放大，反而极具现代性色彩，仿佛就是预言我们现代人的事：欲望的想象力在一步步突破传统道德的底线，以“人性”之名，偏袒人的肆心与软弱的意志反而具有了某种政治正确。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好无奈地承认：人的灵魂真的是栖息在人的肉身里。民族主义叙事的确压制了个人情感与欲望的表达，但是扔掉了“民族主义”这把保护伞之后，个体便应为自己立法，从理性到感性，个体却一再证明无法为自己的灵魂负起重担，面对接踵而至的“偶然”的侵袭，不要说对抗，甚至连拒斥的姿态也做不出来。而可怕的是，肇始于启蒙时代的“个体为自己立法”的观念已然失败，可启蒙为现代人争取来的一系列自由平等的权利却在缺失前提的情况下被滥用。个人想要摆脱主义的压迫，可是一旦离开了主义，却又举步维艰。这种艰难处境，反映出个人伦理的当代叙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软弱化。

再比如被强加的“民族主义”情节。本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感纠葛和她想为自己正名的动机才是原著的基调，不过舆论界多把民族英雄郑苹如的事迹叠加到王佳芝身上，认为这是电影对历史人物的不敬。当然无法否认这种题材的影片，不论如何强调其艺术性，总是与“抗日战争”这一现代历史上最能塑造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不以故事的虚构性为转移。所有可能瓦解抗日战争正面价值的叙事，都会被视作对“民族精神”的解构。电影的批判者们可以容忍那些批判民族性的电影，但是无法接受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玩暧昧的做法。

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已经与人民民主国家(新中国)的道德伦理如此深刻地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2015年被冠以“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名进行国家纪念，现政权的合法性乃至当今国际体系的合法性都依赖于这种民族主义叙述。而对“欲望”的正当性欲求乃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道德伦理被引入中国，强调“自我选择”和尊重“人性”的话语抬头，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在社会大转型阶段面对的深刻价值断裂危机。

五、结语

不论是正面肯定民族主义，还是以质疑姿态探讨民族主义与个人伦理的冲突，这两种姿态的并存揭露了中国人民族价值观的内在分裂。改革开放之前的强社会价值观已经退潮，不再相信崇高价值和理想信念的一代人成为了社会主体，人们的伦理趋向于退缩和保守，回到关注个体本身，“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已不是若隐若现了。这种大问题当然不是几部非主旋律电影可以全面探讨和解决的，简单地拥护某一方也只会加剧分裂与对立。民族主义叙述的根本困境在于：它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被人为发明的，主要在战争之类的紧急状态中被激发，很多时候与人的天然感情与良心无法兼容，也不能持久。但是现代人生活在以国族为竞争单元的世界里，又不得不接受民族主义，甚至还得为此牺牲个人利益。也许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像《五月的四天》里并肩作战的苏德两军士兵一样，尽管疲惫，尽管困惑，却仍然坚守着某些价值。如马丁·路德所说：“即使明天大洪水来临，我也要在今天种下最后一棵小苹果树。”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前景，然而绝不退缩。

[1][英]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M].徐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31-357.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1.

[3]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95.

[责任编辑兰一斐]

The Predicament of Nationalism Narration in Non-thematic Films—An Exploration from Film Theories to Texts

ZHENG Jia-chen

(SchoolofLiberalArt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n analysis of over 20 nation-related films indicates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dividual ethics is the major narrative theme of the most popular non-thematic films. 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 brief definition of the two concepts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and analyze the original reasons for the conflicts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individual ethics. Studies on the two films ofThe4DaysofMayandLust,Cautionsuggest the tens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ndividual eth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nationalism; the individual ethics; the non-thematic film; 4DaysinMay;Lust,Caution

2016-05-12

郑家琛(1994—)，男，陕西礼泉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

J92

A

1008-777X(2016)04-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