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萧东

“中国正步入老龄社会，养老资源紧张。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强调扶助政策的个性化、一对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了解每个失独者的需求，为每位失独老人建立养老需求档案。”

近日，清华大学退休教授潘妙良和老伴正式办理入住手续，成为第一对入住北京第五社会福利院的失独老人。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失独者的关注。

“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留下来的尾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1月1日，“二孩”政策正式开始实施。至此，自1980年起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不过，失独者的养老问题，却并未随之消逝。随着失独群体年龄增长，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也日渐凸显。

根据生育年龄及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的时间推断，目前，失独老人年龄较大的一批大约为60岁至65岁，超过70岁的仍属少数，大多数生活仍可自理。

“大规模的养老需求将在5?10年后到来。” 北京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秘书长陈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是进行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间窗口。

立法倾斜之难

吴希平曾是四川德阳的检察官。退休后，他每天仍忙于提供法律援助。

跟先前不同的是，如今的求助者来自全国各地，是一群失去了独生子女的父母，吴希平称他们为“同命人”。

12年前，吴希平失去了唯一的赡养人。如今，62岁的他将安度老年的希望寄托于政策和法律的支撑。

事实上，如何对失独者进行扶助，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层面的相应政策规定，也已经存在了近10年。

2007年，针对失独者的扶助政策——《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

《方案》明确的扶助方式，以发放扶助金为主，其具体补助标准为：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

宋健说：“解决失独者养老问题的原则是，在提高整个社会养老水平的基础上，给予失独家庭一定的特殊照顾。也就是以普惠为基础，以特惠为补充。”

近十年，发放扶助金的政策也有所变化。

“比如，尝试让扶助金联动当地物价、生活水平，弹性浮动，而非固定金额一刀切。”宋健说。

根据各地卫计委公布的数据，北京、四川、山东等地失独者每人每月可获得扶助金500元，江苏等地每人每月700元。

“除此之外，还可以改变现金发放的方式，补贴到一些养老服务机构，让老人直接享受低价甚至免费服务。”宋健说。

然而，目前的政策性补助，并不能完全消除失独者的养老焦虑。

吴希平说，他每年接触大约200起各地失独家庭案件，其中多数涉及房产等遗产纠纷。失去了唯一赡养人的父母，希望用尽可能多的金钱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

所以，吴希平希望通过一件件个案，推动失独者养老的相关立法工作，在遗产处理、养老、医疗等方面获得法律支持。

不过，单独立法并非吴希平希望的那样简单。宋健说，制定法律和实施政策之前，必须考虑不同法律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关联性和社会公平。

以去世子女遗产继承为例，根据现有法律，继承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倾向于新生家庭。如果遗产继承过度倾向于独生子女父母，可能会使独生子女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劣势，进而影响社会风气。相较于铁面无私的法律，宋健建议采用更具有人情味的调解协商方式解决。

“抱团取暖”靠谱吗

除扶助金外，其他养老扶助政策也一直处于向前探索的过程之中。

前文所述的清华大学退休教授潘妙良和老伴入住的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就是探路者之一。

除此之外，宋健介绍，开通失独者医疗绿色通道、社区人力救助和照护等也在逐步实施。

据报道，北京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担保机构，可以为失独老人入住养老院、住院等提供担保。

不过，这些扶助政策，大多侧重于物质层面。而陈锐说，经过长年调查走访发现，生活非常困难的失独老人反而不多，需要经济帮扶的大约占50%左右。

陈锐所在的基金会自2012年开始关注失独群体，目前已经掌握了北京2000多位失独老人的信息，占北京市全市失独老人数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生活孤独、文化压力才是他们老年生活质量的更大影响因素。”宋健说。

同为失独者，吴希平承认，失独会让老年人心理发生变化，甚至不同程度地出现抑郁。

“在生活和精神压力之下，失独群体的离婚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陈锐说。

失独者应对心理压力的自发行为往往是“抱团取暖”。网上的不少失独者QQ群，严禁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其他人加入，他们更倾向于跟“同命人”呆在一起。所以，当看到北京开始设立专门养老院的新闻时，吴希平非常兴奋，希望当地能及时复制这种做法。

但这并不为心理专家和社会工作者赞同。陈锐认为，把失独老人聚拢在一起，相互之间容易传染情绪，难以走出心理困境。他甚至不赞同独立QQ群的存在。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唐苏勤此前曾做过大量丧亲人群访谈。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理论上，设立专门养老院相当于主动与社会孤立，这与心理辅导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

在探访北京第五福利院过程中，本刊记者发现工作人员对“失独”等词语极力避讳，他们建议本刊记者用老人们在福利院中的住址——11层至15层的“蕙芷园”来代称。该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老人们心理敏感，不愿意听到跟子女有关的话题。”

陈锐说：“回避虽是好意，但是对待失独老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摘下有色眼镜，把他们当作普通老人对待。”

大量社会实践表明，只要老人心理恢复得好，就可以跟老人谈论包括子女在内的所有话题。

关于失独对老人们心理的影响，唐苏勤打了个比方：“失去唯一的儿女就好像有了一个伤口，即便伤口愈合了，伤疤会永远存在。”失去子女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如果心理干预得当，再次触及伤疤，痛苦会减少到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唐苏勤表示，有些老人甚至会出现创伤后自我成长的积极现象。

但是精神和心理帮扶却是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吴希平表示，他从未听说过当地有社会组织或者政府部门提供这类帮助。

个性化施策的前提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陈锐认为，目前对于失独者老人的帮扶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失独者作为整体看待，而忽略了个体之间的需求差异。

换言之，有人经济条件优越，有人则身陷贫困；有人心理承受能力强，有人则心理脆弱，因此，无差异的、“撒胡椒面”式的扶助方式可能面对没少花钱，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局面。

“中国正步入老龄社会，养老资源紧张。”陈锐说，“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强调扶助政策的个性化、一对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了解每个失独者的需求，为每个失独老人建立养老需求档案。”

“每位老人需要什么，应该提供经济帮助还是心理慰藉，档案中都会一目了然。”陈锐说。根据测试，建立这种档案的成本为人均几十元。

需求档案的好处不止于此。需求的透明化，有利于失独群体从商业市场获取多样服务。此外，政府也可以采用购买服务或者直接补贴至机构的方式，来提供失独者养老扶助。

据宋健介绍，由于需要发放扶助金等需要，目前，失独老人群体的基础档案已经基本可以掌握，但更加细致的内容获取难度较大。

“这跟社区发展和老人自己的性格有关。老小区里的居民，彼此互相了解情况，新小区及高档小区的居民，彼此往来很少。另外，有的老人喜欢倾诉，有的则闭口不谈。而目前，档案建立只能以自愿登记为主。”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