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蓉 　John Poulin

(1.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0；2.美国韦德恩大学，美国　宾西法尼亚州)



非正式社会支持与中国老人的心理健康

邓蓉1John Poulin2

(1.重庆工商大学，重庆400060；2.美国韦德恩大学，美国宾西法尼亚州)

社会支持是影响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键性因素。从社会支持嵌入、接收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感知力这三个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维度出发，从孤独感、沮丧感及对生活满意度这三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可以发现，身体状况、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和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力是有效预测老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非正式支持；老人；心理健康

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中国政府和民众也越来越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有很大关系，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讲，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同时社区及邻居支持也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Barrera将非正式社会支持分为社会嵌入(与他人联系的频率)、社会支持的接受(收到来自他人提供的帮助支持)、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力(社会支持性的主观评价)[1]。

大量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程度与心理健康呈正比，与没有拥有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的老年人相比，拥有非正式支持网络的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都更加健康，然而，相关性强弱也因为社会支持的类型不同而不同。同支持网络的规模、接受到的支持量等相比，满意度和对有效性社会支持的感知力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2][3][4]。在Chan和lee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和支持网络的规模与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不过，当社会支持的感知力被确定时，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则开始减弱[5]。另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的支持与老年人的沮丧感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朋友的支持与其心理健康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关系。研究也发现，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非家庭成员更倾向于提供工具性支持，非亲属关系的好友主要提供的是情感性支持。一项对香港的老年人调查报告也显示出，比起其他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更具有影响力[6]。

本研究从社会支持嵌入、收到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感知力这三个非正式社会支持维度出发，分析中国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嵌入水平和接受社会支持的情况，探讨有效预测中国老人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一、研究方法

(一)样本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重庆南岸区的298位老人进行调查,被试中58%左右是女性，汉族占到99%。 42%的人拥有非常好的身体状况，41%的人身体状况良好，63.7%都已婚，大约有77%的人已经退休。有88%的受访者与他们的配偶或者孩子生活在一起，独自生活的老年人达到了10%。被访者平均年龄在69.1岁，他们在重庆平均生活50年，在南岸区平均生活了14.2年，在他们现在所居住的社区平均居住了9.6年。在教育程度方面，70%的人都是初中及以下水平，19%的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另外11%的受访者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从家庭年收入状况来看 ，年均收入在26896元，超过一半的家庭生活在年均水平以下，37%的人家庭收入水平属于中等。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量表都是由国外量表直接翻译、由中国合著者编写而来的，问卷的完成是通过结构式访问实现的。研究中所运用的量表如下:

1.幸福指数变量

UCLA孤独量表[7]：主要用来测试个体由于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感，该量表成功地应用于许多研究中，如中国人口的幸福指数的调查，被公认为是可靠而有效的孤独测量表。得分从10分到40分不等，在本次测量结果分析中，被试在UCLA孤独量表中的α-系数为0.81，平均数为21.07，标准差为5.05。

老年忧郁症测量量表[8]：老年忧郁症测量用来测量老年人是否患有老年忧郁症，量表自19世纪80年代早期创建以来，被广泛使用，也曾在中国人口的幸福指数调查中得到使用，被公认为是有效的、成功的老年忧郁测量量表。该量表得分从0分到15分不等，在本次测量结果分析中，被试在老年忧郁症测量量表中的α-系数为0.79，平均数为3.87，标准差为3.05。

生活满意度指数量表：该量表测试了被试对收入的满意度、身体状况、心理健康、生活条件、社会条件和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这六种变量，被试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进行选择。根据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六项指标的结果都是由同一个重要的因素所造成的。被试在生活满意度指数量表中的α-系数为0.85，平均数为15.89，标准差为3.99。

2.社会支持变量

感知社会支持量表[9]：该量表通过多种维度来测量对社会支持的洞察力。量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被证明是测量心理属性的最优秀的量表，Zhang 和Norvilitis也分别运用了MSPSS量表在中国社区和美国社区调查，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当测试规模大致相同时，该测试的信度及效度在中国与美国的调查中相似，由此，该量表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0]。

MSPSS量表是由12个问题组成，被试阅读每个问题后根据自身情况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选择，MSPSS量表主要调查的是被试的家庭、朋友及其他重要人士的支持情况。被试在MSPSS量表中的α-系数为0.89，平均数为46.05，标准差为8.62。

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力是用作者建立起来的两个不同的变量去测量的。第一个变量是当你遇到困难时，你能向多少非家庭成员寻求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变量是当你遭遇到第一个问题的情况时，你能向多少朋友寻求支持。资料收集后，我们对两项数字进行了Z检验分析，得出α-系数为0.76。

社会支持的情况也是用作者建立起来的两个不同的变量去测量的，即跟非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交流的频率，从0(少于每月一次)到5(每天)中任意选择，每一个问题都有6种选择。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两种支持情况的相关性非常弱(r=0.18)，两个变量回归分析中的α-系数值也非常低，为0.32。因此，我们对于非家庭成员的支持和亲密朋友的支持都进行了单独的回归分析。

3.控制变量

家庭关系满意度调查量表(SFRS)。该量表主要从作者构建的八个变量进行测量，要求被试回答对不同的家庭关系的满意度，答案可以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中选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SFRS量表中的八个变量都是由某一个重要的因素引起的，被试在家庭关系满意度调查量表中分析结果中的α-系数为0.9，平均数为31.35，标准差为5.02。

广义信任量表(GTS)[11]。用来测量被试的一般信任度，在欧洲的社会调查中，广义信任量表中的三个因变量曾被广泛的使用，在亚洲群族文化调查中也得到了有效验证。这三个因变量分别是人是否是可以被信任的、你是否认为人人平等、他人对你而言是否是有帮助，要求被试从0到10中选择，整个量表的分数从3到30分不等，分数越高，被试的信任度就越高。该调查结果中，α-系数为0.70，平均数为21.48，标准差为5.12。

健康量表。该量表主要是基于被试的9种行为和主观的健康量度来测量被试的健康状况。该量表中的六种变量是基于被试的可观察行为如上下楼梯，该量表很适合在中国或一些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国家使用，其他三种变量则是用来测量被试的主观健康状况，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Z检验分析，健康量表的α-系数值为0.76。

在进行SPSS数据录入时，以最近的一次生日为准来计算年龄，在性别录入时，对女性编号为0，男性编号为1。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17.0对数据的结果进行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在研究变量中用于检验零相关和净相关。层次回归分析则用以检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净相关。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及广义信任度等控制变量视为回归方程的第一项，社会支持变量视为回归方程的第二项。因此，在社会支持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之前，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就已经被预设好了。标准的贝塔系数是在所有预测变量针对因变量前提下获得的，回归方程为多重共线性检验。公差统计全都趋近于1.0(在0.82到0.94之间)，方差膨胀因子统计全都低至1.2或更低，这些结果显示多重共线性在此研究的回归方程中不存在。

二、结果

(一)社会支持水平

本次调查包括了很多与社会支持有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当他们遭遇困难时，他们会向谁寻求帮助，根据调查结果，被试首先考虑的是向家庭成员寻求帮助(84.9%)，向其他亲戚或无血缘关系的好友寻求帮助的比例是一样的，都是5%，其余的5%则表示，他们不会向任何人寻求帮助，总的来说，90%的老年人都会向家庭成员或非家庭成员寻求帮助。

在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这一方面，要求被试回答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可以寻求帮助的亲戚或朋友的数量，从总的调查情况来看，被试平均有8.5个亲戚、3.5个好友可以寻求帮助。调查还考察被试是否接受过六种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结果显示，93.6%的被试都接受过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其次是好友的支持，55.6%的被试表示接受过朋友的支持，接受过非家庭成员的支持帮助的人占44.6%，23.8%的被试老人表示接受过来自于社区组织的帮助支持，另外，接受过合作伙伴、雇主的支持的比例分别为9.4%和7.0%。问卷同时对老人的支持来源的数量进行了调查，被试平均有2.39中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来源，27%的老人表示只要一种社会支持的来源，30%的老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来源，43%的被试表示拥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社会支持来源。

与家人或好友接触的频率分析：49%的人表示与非家庭成员接触的频率为每月一次甚至更少，每周与非家庭成员都有接触的人仅占16%。与好友的接触频率则与非家庭成员接触频率模式完全不同，根据调查结果，大约一半的人表示与好友的接触为每月一次，其余的受访老人均表示每周都会与好友接触。

(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在用相关和回归分析检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分别对孤独、沮丧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进行了零级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

显著性:**P < .01;*P < .05

如表所示，对社会支持嵌入、收到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的感知力这三者之间的回归分析发现，当身体状况、广义信任度、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年龄和性别一定时，社会支持的感知力成为影响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社会感知力与孤独感、沮丧感及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3(p<0.01)、-0.31(p<0.01)、0.13(p<0.05)，即社会支持的感知力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

另一方面，在社会支持嵌入与社会支持的感知的六项相关性分析中，其中五项数据表示相关性较低，相关性较高的那一项是与朋友的接触频率与孤独感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与朋友的接触频率越高，孤独感越低，但是，当社会支持的感知力程度被确定时，与朋友的接触频率和沮丧感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就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了。

所有的数据结果都表明，在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中，只有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对孤独感、沮丧感及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心理健康的预测因素

总体而言，身体状况、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和与朋友接触的频率是预测孤独感最有效的因素，它们与孤独感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3(p<0.01)、-0.22(p<0.01)、-0.22(p<0.01)、-0.11(p<0.05)，广义的信任度、年龄、性别、接受的社会支持和与亲属接触的频率与孤独感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以上所述的九个变量与孤独感的回归分析均值偏差达到36%。

与此相似的是，身体状况、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也是预测沮丧感的有效因素，广义的信任度、年龄、性别、接收的社会支持、与亲戚及好友的接触频率与沮丧感之间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以上所述的九项变量与沮丧感的回归分析均值偏差达到42%。

同样的，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身体状况、广义的信任度、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与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p<0.01)、0.16(p<0.01)、0.13(p<0.05)、0.45(p<0.01)，年龄、性别、接受的社会支持、与亲属及好友的接触频率这四个变量与中国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都较低，以上所述的九项变量与中国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的均值偏差达到53%。

三、讨论

本调查研究显示，中国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当遇到困难时，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会向家庭成员或亲戚寻求帮助，根据调查统计，90%的老年受访者会向家庭成员及其以外的人寻求帮助，受访者平均有5个家庭成员可以寻求帮助。大多数的老年受访者还拥有庞大的朋友支持网络。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朋友每周至少接触一次，家庭成员或好友都是他们寻求帮助和支持的主要对象，另外也有极少部分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他们的合作伙伴、雇主或者社区机构寻求帮助。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孝道仍然是影响中国养老模式中最重要的价值观。

虽然中国的老年人拥有庞大的支持系统，但根据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及非家庭成员的支持情况与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相关。但是根据统计结果，朋友的支持情况与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显著相关。虽然统计学在问卷分析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零级相关分析及分层相关分析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

社会支持感知力与心理健康在零级相关检验和分层检验中的测试值普遍偏高，与社会支持的嵌入、接收的社会支持维度相比，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对预测心理健康更有效，即社会支持的感知力与沮丧感和孤独感之间显著负相关，与中国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这与早期的研究中的“与社会支持的网络规模和数量相比，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有效性更强”这一观点是一致的。

接收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不高，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在接受帮助、支持的过程中，接受帮助的测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种类繁多，不利于测量。基本上所有的中国老年人都拥有较大规模的亲友支持网络，当被试换成是拥有较小亲友支持网络规模的群体时，就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家族嵌入与心理健康无显著相关，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与家族成员接触的频率在每月一次之下，另外有34%的受访者每个月会与非直系亲属接触一次，即84%的被试都等于或少于每月一次，由于缺少与家族成员的接触，导致了与非直系亲属支持网络规模相比，家人和好友的支持情况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更高。根据不同的社会支持类型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好友嵌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比其他非直系亲属嵌入更加重要。社会支持的感知力与好友接触的频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0(p<0.01)，即接触的频率越高，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力就越强。而与非直系亲属的接触频率与社会支持的感知力相关系数为0.04，由此可以得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本研究的局限之一在于没有具体的抽样方法，样本全部来自于工作人员随机遇到的老年人，他们都是重庆南岸区的社区居民，无法推广到整个中国地区的老年人情况，因此，在进行归纳推广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本研究可能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88%的受访者都是与他们的配偶或子女住在一起，大部分的被试都是直接与家庭成员居住。如果可以针对居住情况进行分层抽样调查，那么就可能会提供一个更科学的测试，结果也可能因此而不同。

第三个局限性在于接收的社会支持类型的测量问题，本次的调查问卷只涉及到了当被试遇到困难时，他们可以寻求帮助的亲友的数量，以及他们所获得过的社会支持的类型。接受支持的频率、社会支持接受的重要性等也可能成为社会支持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综上所述，本调查研究显示，中国老年人均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力是预测心理健康最有效的因素。回归分析也显示，身体状况、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与心理健康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身体状况越好，对家庭关系越满意，他们的孤独感、沮丧感就越低，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现在，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人员意识到老年工作的重要性，本研究调查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及评估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身体状况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因此，必须重视中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评估。帮助中国老年人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他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力，改善他们的亲友关系，对维持他们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1] Barrera, M. (1986).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concepts, measures, and model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 413-425.

[2]Bosworth, H. B., & Schaie, K. W. (1997).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environment, social networks and health outcomes in the Settle Longitudinal Study: Two analytical approache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B, 197-205.

[3] ]Oxman, T.E., Berkman, L.F., Kasl, S., Freeman, D.H. and Barrett, J.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Elderly[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92, 135(4): 356-68.

[4] ]Siu, O.L. and Phillips, D.R.A Study of Family Support, Friendship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Women in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2,55: 295-15.

[5]Chan, Y. K., & Lee, R. P. L. (2006). Network size, social support and happiness in later lif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and Hong Ko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7, 87-112. doi: 10.1007/s10902-005-1915-1

[6] ]hillips, D.R., Siu, O.L., Yeh, A.G.O. and Cheng, K.H.C.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and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Gerontology , 2008(2):39-55.

[7]Russell, D.(1996). The 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 3):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factor struct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6, 20-40.

[8]Yesavage, J. A., Brink, T. L., Rose, T. L., Lum, O., Huang, V., Adey, M. B., & Leirer, V. O. (198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Geriatric Depression Screening Scale: A preliminary report[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7, 37-49.

[9]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 Farley, G. K.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 30-41

[10]Zhang, J., & Norvilitis, J. M. (2002). Measur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ith western developed instrumen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79, 492-511.

[11] Reeskens, T., & Hooghe, M. (2008).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generalized trust.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2 and 2004)[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5, 515-532. doi: 10.1007/s11205-007-9100-z.

[责任编辑：李桃]

邓蓉，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教学；John Poulin，美国韦德恩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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