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一

“鲁迅左翼思想”的特质之一，是信奉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有它作自己思想的自然科学根柢。由此承认人性存在的事实，追求理想的人性；珍惜生命，坚持人道精神。而“左联左翼”批判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否认人性，否定人道主义，崇尚牺牲，这使“鲁迅左翼思想”在与“左联左翼”的争辩与较量中，异彩纷呈，弥久常新。

鲁迅十八岁前接受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完备教育，从开蒙到对课到四书，为科举考试的功课都读过了，也参加过乡试第一场考试，上了榜；第二场缺席，由他人代考，不了了之。中年时候，撰写反对政府提倡“读经”的文章《十四年的“读经”》，傲然而讽刺地表示：“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鲁迅十八岁到南京考入新学堂，接触到“西学”。特别是课外读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眼界大开，思想冲破桎梏的束缚。近三十年以后，在《琐记》中回忆起来，依然激情洋溢，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样鲜活生动的记忆，是“动情的理性”的读书顿悟，足见铭刻之深。

而当鲁迅从铁路矿务学堂毕业，他却又茫然起来。他说“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这种茫然，固然是对于新学堂教学的不满；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国事的忧虑：他的西学，他的关于现代人的觉悟，产生了对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经典的反叛。他回忆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初到日本，鲁迅还继续思考在路矿学堂的专业，一九○三年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对于国外学者到中国考察，发表了方针性警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鲁迅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思想，主要在于：一、已经接受并信奉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学科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确立了关于“现代人”及其“人性”的觉悟。二、彻底反省了“孔夫子和他的之徒”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家经典，感到了“绝望”。三、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关心社会，确立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志向。当自己认定时机适当，就会热忱参与社会活动。四、作为一个坚贞的爱国者，他是最早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前驱之一。

鲁迅到日本留学，进一步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思想和哲学书籍，学习了世界历史。过着充实的留学生活：“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是的，智者有言“于细节处见精神”。鲁迅对于吴稚晖讲演的不屑，可以看出鲁迅注重独立思考和事实，反感虚假的宣传。当时的东京是中国救国图强志士的聚集地。一场“革命”与“保皇”的论争如火如荼。鲁迅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撰写了五篇文言论文。这五篇文言论文，奠定了后来史称“鲁迅思想”的要素。

《人之历史》，副标题即“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一元研究诠解”，简明评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是鲁迅对于现代人的认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蕴含着人性、人道和进化的必然要素。

《科学史教篇》，简明评述现代科学及技术的发达，高度赞扬了现代科学的力量。鲁迅杰出的地方是认为：“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又：“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把自然科学看作“人性之光”，而又不囿于自然科学一端，倡言社会包容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哲学方方面面，“致人性于全”，不要说在一百年前的二十世纪初，即使在今日之中国，依旧是“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呼唤吧？

《文化偏至论》，由阅读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特别关注人性-文化的演变与进化，否定“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以及“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的救国方针，而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的主张。这是“鲁迅思想”的中心，鲁迅终生坚持的根本观点。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提出文化发展出现“偏至”的必然现象。指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与躄，斯失孑与躄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安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这是从历史事实得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摩罗诗力说》，根据生物进化论“物竞”“进化”的事实，批评老子的“无为”思想，“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一览古国，悉其信证”。但鲁迅不是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简单地生硬地运用于人类社会。他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与历史、人心别有深刻的观察。他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为了改变这种统治者集权专制、百姓忍受的孱弱精神，鲁迅赞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作家，力倡“撄人心”的文学，身体力行，虽焦唇敝舌，终生不息。

最后一篇《破恶声论》，是运用前四篇论文阐述的理论，分析批评当时中国流行的错误观点，力求予以破除。首先是弘扬自然科学的理性与精神，尊重百姓对于宗教的信仰，破除“伪士”的误判。其次，着力破除“崇侵略”的思想。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参照动物界肉肉强食的现象，从人性内在的复杂性，人性中“残存”的兽性，批评人类社会国与国之间的侵略罪行。他质问道：“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中国志士何隶乎？”“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是故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这种批评，痛快淋漓，合乎逻辑，但没有重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国家制度等社会性的利害，是其重大缺陷。

鲁迅思想既然根植于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生命科学—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他的重视人，关注人，重视人性，关注人性，重视人道，关注人道，也就是逻辑的必然。鲁迅认为“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认同“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谁说鲁迅是“唯心论”，是“不懂辩证法”的呢？

综观鲁迅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观点，至少可以作这样的概述：

鲁迅是一个脚踏实地，为中国人的生存而抗争的爱国者。坚决反对列强的侵略，也坚决反对自己的民族侵略他者。但是，鲁迅对于统治者与民众是有分析的。他指出：“然中国则何如国矣，民乐耕稼，轻去其乡，上而好远功，在野者辄怨怼，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惟晏安长久，防卫日弛，虎狼突来，民乃涂炭。第此非吾民罪也，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人之性则如是。”敢于反省，敢于在自己民族孱弱的时代，警告忘乎所以的“中国志士”“崇侵略”的心思，是出类拔萃的大无畏精神！

鲁迅是一个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家。早就指出“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过去与当今，不少鲁迅专家和非鲁迅专家，妄言鲁迅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乃至是“民族文化的罪人”！请读读鲁迅的原著吧！

鲁迅是一个以“立人”为根柢，致力于改变汉民族的劣根性，由“人”而社会而民族而国家的改革者。这里涉及“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人”与“制度”，孰轻孰重？孰为根本？“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可以“立”人，制度也可以“毁”人。鲁迅一生不遗余力反抗专制制度，分专制为“暴君的专制”与“愚民的专制”，大声疾呼：“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但鲁迅进一步看到：人类社会一切人为的物质性的事物，都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掌握、施行的，最终也为“人”所改变与废立。鲁迅的“根柢在人”是事实，是没有错误的。

鲁迅是以建立“人国”为理想境界的一个思想者。鲁迅对于“人国”的阐释只有寥寥数语，不及儒家“大同”境界的十分之一。更不论现代的种种主义设想的理想境界。这是鲁迅“人国”的弱点，过于空泛。可贵的是，鲁迅着眼于人，追求“理想的人性”，追求底层人群生活得像“人样”！这使鲁迅的“人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有青年问鲁迅，应该怎样度过人生？鲁迅回答：“我的意见，都陆续写出，更无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计划，实无从开列。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晚年，有朋友夸赞他，他回信说：“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这就是鲁迅。脚踏实地，尽力而为。

二

一九○九年，鲁迅二十九岁，结束留学生涯，从日本回国。在浙江杭州教书，侍奉母亲，维持家计。次年，回故乡，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在这里迎接辛亥革命的胜利，当谣言飞短流长，民心不稳，曾率领学生上街宣传，稳定市面。民国政府成立，应蔡元培先生邀请，赴南京出任教育部部员，并随部迁到北京。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并于年底将编辑部迁到北京。这改变了鲁迅的人生历程。

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写出《狂人日记》，署名鲁迅。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即予以刊发，立即引起社会震惊。“鲁迅”这一笔名成为通用名，载入史册。

《狂人日记》生动而含蓄地刻画出一个感受“被吃”的人的怀疑、恐惧、忧虑和抗争的心理；表达了一个觉悟的知识者呼唤不再吃人的“真的人”出世的理性；一种“救救孩子”的忧愤而激越的呐喊。这在鲁迅同辈欢迎“文学革命”的知识者中，立刻引起共鸣与赞许。远在成都的吴虞迅速写出《吃人与礼教》加以响应。也深受青年大学生的关注，认同者在《新潮》发表了模仿的小说。十七年后，鲁迅应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肯回顾说：“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 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无论从小说所获得的效果，还是鲁迅对于创意的自白，可以看到，《狂人日记》显示的正是“鲁迅左翼思想”蕴含的生物进化论、人性论和人道精神的根柢。这一时期，鲁迅通过论文、小说和杂文，充分表达了他的“左翼思想”的底色。如《生命的路》：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又如，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坦言：“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鲁迅认同“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父母子女的道德也是这样的理路。鲁迅认为人们的当务之急及常态化生活，理应一要生存，但不是苟活；二要温饱，但不是奢侈；三要发展，但不是放纵的思想，显然是从生物进化论的根柢生发出来而又不仅仅由单一的纯粹的生物进化论推演出来，它显然结合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性”要素，否则，不可能有“苟活”“奢侈”“放纵”的思想。自然，“社会性”的内涵是什么，有哪些，这是极其重要的，是必须思考、探究的。一个人思考和探究到哪些当另作别论。

一个坚定信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人，以此作为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问题的自然科学根柢的人，逻辑的推演，必然包含着关于人性的思想。物有物性，人有人性，是事实，也是自然之性，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所以，鲁迅多有关乎人性—兽性即动物性的评述。“文学革命”兴起之初，觉悟的知识者大力倡导改革的一项内容，就是反对歧视、欺压女性的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的新道德、新文化。鲁迅在对女大学生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女性要得到平等的地位，必需掌握平等的经济权。但在针对施行“管控”方针办女校的思想的批评中，鲁迅特别提示了人性问题。鲁迅指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从男女的“两人世界”，到家庭到社会上的单位到民族到国家，“收起来”成为顽固不化的思想、方针与机制及制度？我们几乎人人都是—都想做“禁卒哥哥”？—连女性，一旦成为“婆婆”也变成了“禁卒哥哥”？大禹的爹，治理黄河，用“收起来”的办法失败了，头颅被砍了！大禹反其道而行之，用疏，用导，成功了，名垂青史了，为什么我们的传统竟然是“鲧”，而不是“大禹”！为什么我们“革命”之后，“革革命”之后，“革革革命”之后，竟然还是这样，还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非”人性、“反”人性的渣滓呢？为什么鲁迅不怕入黑名单，“通缉”，“围攻”，“横站”着，奋笔直书一辈子，实践自己的“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理想，只能激起阵阵涟漪，动摇不了“旧文明”的根本呢？

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但他知道人性中残留着动物性，有的人身上残留着兽性。鲁迅揭露道：“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鲁迅去教育部上班，遇到一件他长叹息的事，记录在《日记》中：“上午赴部，车夫误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承认人有“人性”的思想家，都是珍惜生命的，也就都富有人道精神。我特意不用“人道主义”这种“主义”的术语，并不是因为“左联左翼”曾经批判人道主义，冯乃超挖苦鲁迅“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而是因为任何一种“主义”内涵都复杂。比如，鲁迅主张“报复”，不反对死刑，这在“原教旨”的眼里，就不能算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时，鲁迅是思想自由，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人，梳理全部鲁迅著述就分明可以了解：鲁迅是不受任何“主义”范围的人；没有任何“主义”可以完整地解读鲁迅。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这种“希望别人都活”的思想，是鲁迅一生一以贯之的。鲁迅自辛亥革命，到国民党北伐，到共产党的革命，都支持着，参与着。但鲁迅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不是为“斗争”而快乐。鲁迅的信念是：人“更应该斗争，但为的是改革”。所以，鲁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时候，明确表示：“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这才是鲁迅。这才是“鲁迅的左翼思想”。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背叛盟友，血腥“清党”的事实，引起鲁迅思想震动，反省自己信奉生物进化论的“偏颇”。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关于生物进化论对自己的作用，鲁迅还有一段重要的自述，说明自己相信“下等人胜于上等人”，原话是：“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其实，鲁迅一九二五年还在北京，就写了《导师》一文，开篇就是：“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这就是杂文，着笔的时候针对的问题不同，立意不同，阐述的重点就不同。

鲁迅主要是用杂文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必得通读全面梳理才能逼近他的原意。创造社的“围剿”也引起鲁迅解剖自己，完善自己。他反省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要之，这还是关乎个人思想与评估的事情，对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演进，鲁迅晚年在《〈草鞋脚〉小引》中有一个评述。他表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鲁迅的概括要言不烦，诚实而准确：“文学革命”是追求“人性的解放”，是要“扫荡了旧的成法”；“革命文学”则因为“阶级意识”的觉醒，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显然，这是“人性论”和“阶级论”之间的分歧。并因为“阶级论”者的发动，对鲁迅们施行“你死我活”的严重批判，而鲁迅坚守“思想自由，特立独行”（见《两地书原信》）的原则，坚决予以抗争，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史称“革命文学论争”。

当创造社—“左联左翼”猛烈地毁灭性地批判鲁迅的时候，鲁迅一方面抓住他们的非阶级论的辱骂予以反击，一方面学习创造社们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外，还有《马克思读本》之类。于是，在《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中，鲁迅正面予以回应了。鲁迅说：“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鲁迅特别提出要有“反对的”著作的诚实、自信和思维方法，也是“左联左翼”所没有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判断，经典的论述。鲁迅首先提出了一个前提，即“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然后说明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点：“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

由此可见，“鲁迅左翼思想”的根本特质之一是：在阶级社会，从经济的视角观察，人的“性格感情等”，是“都带”阶级性，但并不是“只有”阶级性。在阶级性之外，还“带有”其他的人所具有的“性”。这就既不同于梁实秋们“超阶级论”的思想观点，也不同于“左联左翼”的“唯阶级论”的思想观点。

“都带”而非“只有”，那么，还有什么“性”呢？我认为是“人性”，“人性”中蕴含的多种而又错综复杂的因素。梳理鲁迅的相关论述，可以明确的：首先是动物性（兽性）的残留。上文已经论及的“兽性”爱国，“威福，子女，玉帛”的占有欲，“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鲁迅常用动物性作参照系来衡量人性及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如《略论中国人的脸》《男人的进化》等。动物性并不是全都是“坏”的，“恶”的。人是生物—动物，具有和生物—动物相同的“性”，或曰天性，“本能”如求生欲，求温饱欲，求发展欲。这是人心，就是“人之常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鲁迅的伟大之一，即在“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文化传统中，深深理解人心与人情。

鲁迅在《碎话》中谈到人的生死，说：“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呢？亦惟有活该吃苦而已矣！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活几天，乐一点。”我读历史，确有许多“慷慨就义”“舍身赴死”的战士，但无产阶级的战士们，也确有被捕后行贿以逃生，或投降以活命的。这是“唯”无产阶级性难以解释的吧。

此外诸如人类两性生殖出现的两性纷争；家庭（家风）、家族、氏族、部族、民族之间的斗争；“亲亲相隐”的问题；人的地域性问题；社会的行业分工，派别团体，从经济关系产生的现代工业、农业的阶级分野，特别是“唯”阶级论者关于各个阶级的阶级性的论述，都是难以解释复杂的社会、人文问题的。鲁迅对于中国的阶级的看法，并不等同于“左联左翼”的标准定义，鲁迅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合情合理吧？他说：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是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立论的思想家。鲁迅谈读书，是“自己思索，自己观察”。鲁迅论“左翼左联”的创作及其目的，说 “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这里还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性格感情等”的这个“等”，包含什么？比如“思想”“观念”“观点”“信仰”；而这些又是可以分门别类的，如“政治思想”“法律观念”“伦理道德”的思想、观点之类。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政治、经济、法律的思想、观点，具有根本性质。现代社会的政党、派系，主要是由它们决定的。详细述评，一篇文章是做不到的。到此打住吧。

二○一六年七月七日星期一新稿，八月二十五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