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中，写得最好的是爱情——从初接到情书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到镇静下来又隐隐生出些骄傲，回味信中内容，便悔于自己的反应，开始偷寻、窥视他而将回味变成自己的“节日”。之后，变成忐忑盼待来信，到真见到信尾出现“我爱你”之狂热，又惊呆而幸福。从第一次相约的心跳加剧，紧张，慌乱，为慌乱而尴尬，到真正接触、熟悉后反倒感觉到距离，因这距离感而矜持，直到降落到特别实际的生活，见到他另一面后的失望，面对身份差异后有意的躲避……其中层次太丰富了。这样的初恋悸动，那种刻骨铭心的体悟，也许我们都经历过。但纤微难搜，大约也难有王安忆这样的分辨力。分辨力是一个作家的资本，它真切表达了上世纪60年代环境中，一个纯真少女，对爱情认知的全过程。

2005年王安忆（左）与史铁生（右）、陈村在上海朱家角

《69届初中生》开头第一章描写的角度其实非常有震撼力：婴儿的视觉与触觉，由母亲的怀抱、父亲胡子扎人的感觉始，延及水——洗澡与奶瓶;触觉转味觉——棒冰与包子;再抬眼环境——马路与弄堂口;感官能力真的太强了。王安忆以此长篇，有条不紊地写了一部50年代哺育、60年代磨砺成的雯雯自尊的形成史。雯雯的自尊建立在那个年代真实的谱系中，感人而有社会学意义。王安忆之了不起的是，她几乎是以鄙视当时戏剧性控诉的态度，在所谓的“家长里短”“见素抱朴”中，就写成了这一届人更深刻的青春史。辛酸吗？当然有。被耽误的一代吗？当然是。更重要的是，她写出了集体主义熔炉锻造中，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大个人的长成。尽管雯雯只有实际的小学学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乡知青，进了城也只是柜台后一个很普通的售货员，最终也只在里弄工厂一个压瓶盖女工的位置上，成了一个拥有五味杂陈的新娘。相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怎样的炼成史呢？我以为，这就是一部很精彩的69届的“文革”史。最后结尾，新婚夜，雯雯与任一的对话是——

“我和你，完全是误会。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一切正常，我们不会相遇的。”

“‘文化大革命本不该发生。”

一切都在轻描淡写间。写完这部长篇，王安忆不再用“雯雯”了，她已经完成了雯雯的塑造史。

《69届初中生》1984年3月最后改定，1984年底她就写成了《小鲍庄》，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与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同一期）。说实在的，1985年读到它，我先懊悔是，为何《庸常之辈》后就中断了与王安忆的联系，“假如这小说能经我手发表……”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能。按《小鲍庄》篇尾记载，它1984年底改定于北京，那正是我在《人民文学》跃跃欲试的时候，尽管我那时不负责上海。

《小鲍庄》的故事其实简单：农民鲍彦山家生了个孩子，因为已是第七胎，最末的收尾，小名就叫“捞渣”。“捞渣”出生，刚好鲍五爷的孙子去世。鲍五爷的老婆、儿孙都死了，鲍五爷就认定“捞渣”是让他孙子“抓了替身”。家里太穷，“捞渣”的大哥建设子到19岁还说不上媳妇，鲍彦山媳妇就收留了要饭的丫头小翠子。但小翠子却喜欢建设子的弟弟文化子，到避不了婚事，就只能跑了，跑了还偷偷回来与文化子幽会。“捞渣”长大后与鲍五爷越来越亲，发大水的时候，这一老一少没出来，村长带人去找，鲍五爷在树上，“捞渣”在树下。等“捞渣”被捞出水面，鲍五爷也死了。“捞渣”为鲍五爷而死经村里小文青鲍仁文的添油加醋，引来一级级记者和作家，便成仁成义，成了村里的地标。鲍家因此就有了房子，建设子因此就有了工作和媳妇，小翠子也因此可以与文化子配对了。这是主线。副线呢？鲍家山那边小冯庄的“大姑”在路边捡了个“拾来”，大姑一辈子没嫁，晚上就抱着拾来的脚丫睡觉。等拾来的脚指有了在温暖“峡谷”中的知觉，就不能住一起了。大姑就说：“我给你置副货郎担子，你走吧。”于是，拾来挑着货郎担，到鲍家庄遇到了二婶。鲍家兄弟不容他这个外来者，而他因为下水去捞“捞渣”，也就成了人物，在鲍家庄立足了。鲍秉德媳妇本是美女，因为怀了三四个都是死胎，便时好时疯。这媳妇不想再拖累鲍秉德，发大水时候自己挣脱到了水里。鲍秉德再娶了一个难看媳妇，就生了娃，鲍秉德于是觉得是“捞渣”拽走了他媳妇。“他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拉我一把哩。”“捞渣”是结构的中枢。

1984、1985年，寻根的背景。当时的评论家将它归到寻根的盘子里。可它寻的是什么根呢？难道王安忆写的是缘分吗？

当初令我意外的是她控制基调的能力——那村庄就像沉睡在清冷的月光下，没有狗吠，那样安静。王安忆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夜空下那条弯曲而白花花、苍茫茫的路，空中有上弦月或下弦月，弯弯的一勾，天暗着，水却亮着。这样空旷的基调，开头就是，媳妇在屋里要生了，鲍彦山却夹着锄头，不慌不忙地回家，到家就在墙根蹲下了。与长辈唠家常，他的回答只三个字：“就那样。”在男人的家常中，孩就生下了，生个孩就像“老母鸡下个蛋”。鲍二爷问：“家里没小麦面了？”鲍彦山嘿嘿一笑：“没事，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奶）。”命很薄，也很硬。

王安忆说，这小说，其实是她当时去江苏宿迁，采访一个在洪灾中救了老人的牺牲少年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她的身份，本是那个作家，采访的那个因房塌救了同睡在一起的五保户老人的女孩，变成了“捞渣”。而它变成《小鲍庄》，我读到了什么呢？

我读到生之轻易，生下的孩，轻易就能满地爬，吃红薯秧就能长大。山那边，同样，小慧子出门要饭，轻易就带回个娃，成了“大姑”;窗洞塞团草便过冬了，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就算是家了。等“大姑”意识到拾来成人了，说声“你走吧，你不能守我一辈子”，拾来就径直走了，再不回头。这轻易简陋的生与轻易简陋的死构成了乡土的生生不息——“捞渣”被从水底捞起来，嘴角像在笑，鲍五爷就咽气了。一老一少躺在筏子上，都如安睡了。鲍秉德媳妇意识到自己成了拖累，就自己要走了。鲍秉德舍不得她走，她就在大水中扳男人的头，使他失去重心后挣脱而去。在《小鲍庄》语境里，死是为了成全生，即所谓“让路”。不仅鲍秉德媳妇是让，“捞渣”是让，鲍五爷的孙子社会子也是让，让出弯弯曲曲的生路。一个少年与老人的素材，到了王安忆的容器里，竟发酵出这样的乡土构成。王安忆从“捞渣”的出生写起，写的是承袭，在子孙承承的温存中，就有了乡土的悠久。

1984年底有关“寻根”的说法，不可能对王安忆没影响。《小鲍庄》里有一个“捞渣”，韩少功的《爸爸爸》里有一个“丙崽”，两人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索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