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

被视为严重产能过剩的煤炭行业，近期价格突然出现快速上涨，为“去产能”之路带来新的挑战。

最近两个多月以来，煤炭价格强势反弹，不同品种的煤炭涨价幅度大概在20%至40%之间，萧条已久的煤炭行业再度出现了“煤难求”“船等煤”等昔日的盛世景象。煤炭价格的意外上涨，也使得下游钢铁行业再度面临亏损的压力，中钢协不得不向发改委呼吁增加煤炭供应，以保障钢铁企业正常生产。

这一轮煤炭价格上涨的导火索主要因为去产能所致。作为去产能的重点对象，煤炭行业在今年上半年的去产能计划完成得并不理想，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退出产能7227万吨，仅完成全年2.5亿吨目标任务的29%。7月份，发改委要求：“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部署，倒排任务量、倒排时间表，确保11月底基本完成任务;中央企业和地方大型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力争11月上旬完成任务。”在硬性指标面前，下半年以来煤炭去产能加速推进，7月底，煤炭退出产能距离全面目标完成了38%，到了8月底去产能已经完成了80%。

随着煤炭产能急剧萎缩，市场的供需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9750万吨，降幅为5.1%。尽管煤炭需求下降，但是煤炭产量下降更甚，上半年同比减少1.7亿吨，降幅9.7%，产量降幅明显高于需求降幅。进入下半年以来，煤炭行业去产能提速，供需矛盾更加紧张，因此导致最近两个月以来煤炭价格快速上涨，国内炼焦煤主要煤种每吨上涨100至150元，涨幅超过20%，进口煤涨价更是惊人，澳大利亚炼焦煤较今年6月初上涨超过80%。

面对煤炭价格的快速反弹，首先坐不住的是下游的钢铁行业。2015年，国内主要钢铁公司亏损600多亿元，进入2016年之后，由于煤炭价格下跌带来成本下降，加之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实现126亿元的盈利。不过随着下半年煤价大幅上涨，很多钢铁公司再度进入盈亏边缘。如果煤价延续反弹的势头，下半年钢铁行业可能会再度陷入集体亏损之中。压力之下，中钢协向发改委呼吁增加煤炭供应。

9月8日，国家发改委召集神华、中煤、同煤、陕煤等24家煤炭企业召开“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启动会议”，主要思路是通过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来解决当前的供需矛盾。这次会议选定了74处煤矿为首批先进产能，参加调节市场供应任务。具体办法包括“当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达到460元、480元、500元且连续两周上涨时，这些先进产能可以对应日均增产20万吨、30万吨、50万吨”等等。

由于当前煤炭行业的主旋律仍是去产能，所以发改委此次释放先进产能的做法也显得颇为谨慎，比如市场原本预期可能会放开煤炭企业工作日的限制，允许先进产能的工作日从276个工作日调整为330个工作日，不过发改委对此并未完全放开，显示出在去产能的主旋律之下，即使面对煤炭价格反弹的压力，管理层也依然担心产能过剩卷土重来，只能在去产能和控价格的双重目标之间谨慎微调。

不仅是煤炭行业的去产能之路走得艰苦反复，此次面对煤炭涨价而叫苦不迭的钢铁行业，更是去产能的头等大户，其去产能之路更加曲折。由于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已经对国际钢铁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钢铁业的产能过剩更是在近年升级为国际问题。今年5月中旬，欧洲议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对欧洲的廉价出口，为欧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后果。今年6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钢铁产能过剩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一直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今年二季度以来，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反弹，国内钢铁价格也随之走高，钢铁企业出现了近10年来最好的盈利水平。大量钢铁厂家迅速复产，4月份的国内钢铁日均产量甚至达到了历史新高。按照预定的去产能计划，2016年压减粗钢产能目标为4500万吨，但今年前7个月去产能仅完成全年任务的47%，与此同时，大量钢铁企业在利润诱惑下偷偷复产，使得去产能之路陷入了市场和行政指令的两难之间。钢铁和煤炭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国是钢铁的净出口国，去年中国的钢材出口量同比增长20%，达到了1.12亿吨，创下历史新高，占去年全球钢材出口的一半，正因为如此，国内钢铁的产能过剩才成为全球性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我国煤炭行业还是净进口的地位，因此，相比之下，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更多只是内部问题，并没有引发国际关注，这一次煤炭价格上涨，首先做出强烈反应的也正是国内的钢铁行业。

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之路的艰难和反复，也显示出依靠行政指令和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前学术界的一大争论热点，近期国内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就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展开论战，当前去产能的现实遭遇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今年6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的钢铁过剩问题对全球市场造成了扭曲和破坏，而中国财长楼继伟回应称：“中国已不是中央计划经济，无法向企业下达去产能的量化目标。”虽然政府并没有直接向具体企业下达去产能的量化目标，但是上升到各个行业，还是有非常具体的去产能指令，比如钢铁行业的去产能目标是，今年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煤炭行业2016年的去产能目标是2.5亿吨。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人为制定的具体去产能数字如何能够确保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如张维迎所言：“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政府不要实行产业政策。”虽然去产能这一大目标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具体到如何去产能，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去产能目标，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践验证;尤其是政府和市场之手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可能也是去产能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去产能过程中政府之手扮演的角色还是远远大于市场之手，这就使得无论是钢铁、煤炭还是其他行业，去产能之路总是需要政策事后的修修补补。比如今年下半年煤炭去产能提速过快，结果导致供需在短时间内失衡，造成煤价强烈反弹，于是政策制定者又开始释放先进产能，而且对于不同的情形下释放多少产能都有详尽规定，但这未必能够适合当前市场的供需，一旦将来市场供需再度失衡，相关人士可能不得不对政策细节再打补丁，如此和市场反复博弈，大多数时候政策只能跟随在市场后面。

这一轮煤价上涨动了钢铁的奶酪，因此钢铁企业齐声呼吁煤炭扩产，下一次钢铁涨价如果又触动下游行业的利益，也不排除会有相关利益方呼吁钢铁复产。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大任务，去产能之路可能会陷入循环反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