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关海彤

“关东”的概念自明清之后发生过几次变化，这块中国东北的边塞区域始终没有改变的，是长白山山脉的自然生态与当地人的关系。

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副馆长开车带着我，在市里两次穿过“S”形的松花江和十里长堤，路过城北林立的化工厂，来到了吉林市市郊。副馆长是满族人，但他也没去过小白山望祭殿，只听说当地满联去年来过山上祭祖。“两辆大巴载着他们去的，大巴能到，咱们也能开到。”他一路停车一路问，看来那里完全没有旅游痕迹，不过这也更加使我担心这座雍正命人建设的望祭殿现在是否还留有遗址。

由雨水和地下水补充而成的天池是长白山的核心，天池对岸便是朝鲜

小白山是一座典型北方的山，并不高，周边是农民村落和一年一熟的东北大米与玉米地。此时初秋，金色的水稻田里透着一丝棕色，阳光和煦。就这样我们开开停停，一路问人，终于找到了门路。副馆长把车停在了一条上山小道旁，道前分别立着市政府和省政府文物保护两块碑，证明我们找对了地方。副馆长穿着西裤、衬衫和皮鞋向山上爬去，我们不能确定能找到什么。沿路，我们看到很多无头石像，大殿柱基散落在山上小道两侧，这让我很兴奋。但当终于爬到了山顶，看到的却是一片空地，杂草丛中裸露着被凿平的石头地基——望祭殿的遗址什么都没剩下。中间一座后人建的半人高红色石砖小庙取而代之，小庙里面立着“长白山之神位”，排位前面摆着烤鸭、烤鱼、五花肉、北京二锅头和农夫山泉等祭品。一个自带太阳能充电的小音箱一遍遍循环播放着诵经。

对这样的结果，满头大汗的副馆长和我一样有些失落。我们试图在平坦的石头地基上找到些当年留下来的线索，但显然是徒劳，什么都没有。山顶很静，只有太阳能播放器念经的声音。副馆长逛了一圈，就站在山顶的平台边沿开始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吉林北郊的化工厂很多，即便如今东北重工业没落，经济下滑严重，这些工厂也还在维持作业。初秋午后的和煦阳光下，天空中透着一层薄薄的雾霾，降低了山顶的能见度。副馆长的身后，只能看到吉林市的新楼盘。

这座如今吉林省省会长春旁边的城市曾是历史重镇，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古为肃慎，汉晋为挹娄，唐为渤海国粟末靺鞨，辽、金、元代为女真。明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和管理女真各部，曾选择盛产松木、水运便利的吉林作为造船基地，辽东都指挥使刘清三次奉命到松花江造船，故吉林旧称“船厂”。明代西海女真乌拉部古城就在吉林市北郊的乌拉街镇。清初为了抗击沙俄，在此设立水师营，随后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城，改称吉林将军。

如今的吉林市区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称为“吉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江的城市。清军推翻明朝入关进入中原后，清朝统治者将长白山视为其祖先的发祥地，因此康熙曾东巡至吉林遥祭长白山。康熙皇帝不仅对长白山寻访、望祭、封禁，还撰文论证长白山为龙兴之地，更称“泰山为长白山之分支”，希望以此证明清朝入主中原是顺天应人。而雍正则在吉林小白山建设了望祭殿，每年春秋二祭，在殿内立“长白山之神位”。

吉林安图县宝马古城是金代祭拜长白山的神庙遗址，处于长白山瀑布以北50公里处

现在小白山没有了清代皇帝的望祭殿，站在山顶也看不到其祖先发祥地长白山。这座历史上的满族重镇现在有四大民族共同居住，北边住着回族、东边住着朝鲜族、西边住着汉族，满族散居其间。封建王朝时代曾经在东北明显的满族文化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自清军入关以后至中华民国，再到伪满洲国和两次闯关东，接二连三的历史事件逐渐叠加，“关东”的概念也被不断赋予了新的意义。

最初“关东”这一概念，自明初修筑虎山长城、山海关及其相连的长城便产生了，人们把明长城东端以西以南的地域称为“关内”，而把以东以北的地域称为“关外”或“关东”，现今我们叫它“东北”。

关东地域总面积达到124万平方公里，在这广大的黑山白水间，长白山成了这里历代少数民族信仰的核心。从先秦的肃慎族，到唐代的靺鞨族、松原时期的女真族，以及明清时期的满族，都保持了对长白山的崇拜之情，更将长白山视为民族的发祥地。时过境迁，我想从庞大的长白山脉中，找到一些关外少数民族对长白山崇敬的切实证明。于是，我才将旅程的起点设在吉林市。

吉林市满族博物馆以蜡像展示满族人的生活场景

然而我行程中的整个前半段都像在小白山寻找望祭殿一样，查找史料，试图通过散落在长白山余脉上的历史遗迹来复原当时外族与中原的关系，却各个扑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三女儿白花公主的点将台和明代乌拉古城都只留下个小土坡让我无力联想，而明末努尔哈赤起兵的新宾赫图阿拉建州古城则为了吸引旅游彻底改建，成了极其粗制滥造的旅游景点。

遥想当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关外满族各部。当1644年多尔衮义无反顾挥师西来，奏请6岁的清顺治帝从关外盛京迁都京师，将绝大多数关东的满人带进关内，并安置派遣到具有众多人口积累与厚重文化沉淀的中原民族中间之时，清朝的最终灭亡和满族在东北的淡化，也许就已经埋定了。在这片关东之地，如今留给世人的，只有依然屹立不变的长白山山脉。

柳条边与封禁之地

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由诞生之初，始终需要面对比自身雄厚甚多的中原汉族文化。

翻开中华史册，文化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靠弓马征讨天下，能够入主中原腹地者，并不罕见，满洲人在其中，仅是个最晚的到来者。即便只算确立起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在满洲人建立清朝之先，还有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清朝定鼎京师前后，这个起家于白山黑水偏远乡野的小民族，他们的统治者不但有过思考，甚至还有过内部在决策层的矛盾交锋。一种意见是，可以仿照当年的蒙古，仍以故乡为根据地，进入中原后不必跟中原民族做过多的文化周旋，若不能长久驻足长城以里，索性重新撤回关外老家了事;另一种意见是，既然进入中原，就要有雄心远略，兵力严重短缺，就举族内迁，将本民族战略大本营彻底移至燕京地区，并不间断地向全国进取渗透，从而有效、持久地去控制和管辖这个国家。

结果，后一种意见成为最终的决策。清初定都京师建立统一的大清帝国，满洲人入关人口占了本民族的十之八九。然而即便如此，当时满族全部人口也仅几十万人，无法与已有近万万之众的汉族相提并论。只不过从来在大历史中，都是只设“入口”而不设“出口”。

清朝执政者一反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的惯例，不再修筑劳民伤财、蜿蜒万里的塞上高墙长城。康熙认为，长城再高也难阻断北方民族的军事袭扰，而唯一可以防控边地民族武力入侵的手段，则是息兵睦邻。他们召集蒙古王公来坝上秋狝，以自己剽悍劲旅的威力来展现国威，辅以联姻等情感方式宣示皇恩，巩固满蒙政治联盟。

天池西坡，刚刚入秋的长白山峡谷

清政权曾经面临着北部、西部游牧民族与中原汉地民族两个方向潜在的夹击态势。康熙和乾隆两朝皇帝从政120年，为了长治久安，穿梭似地北狝与南巡。满洲上层以儒学的“崇文”方式怀柔汉族封建阶层，以“宣武”与联姻方式收服边疆民族的王公贵族。此外，像清代确立的至今仍然实行的藏传佛教“金瓶掣签”制度，还有乾隆朝于回疆武力平叛后皇上又亲自迎娶维吾尔贵族女子容妃，也都用以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宁。

清朝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唯一不修长城的朝代。而为了保住被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族发祥地长白山，从皇太极开始便设立柳条边，颁布法令严禁关内的汉人再出关，并拆除了大部分辽东长城。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代用柳条边取代了长城。

如今在东北，依然留下了一些柳条边的遗迹。并不像长城那般雄伟，柳条边只是在平地上一条一米高的土堤，土堤的外侧有一条平行的壕沟。当初土堤上每隔五尺插一根柳条，各柳条用绳连结成篱笆状，称为“插柳结绳”。柳条边不似前代长城，没有凭险而设的坚固工程，也没有军事意义，边门只是稽查收税的封建关卡，同时又是联系广大东北地区的交通孔道。

始建于1638年崇德三年的柳条边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基本建成，分为三部分。以今辽宁省威远堡镇为交点向东南、西南、东北方向延伸，呈人字形。东段从威远堡镇向东南到辽宁省凤城市，西段自威远堡镇向西南至山海关与长城相连，这两段因修建时间较早而称“老边”，由盛京将军管辖。北段自威远堡镇向东北到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镇，相对于“老边”而称“新边”，由吉林将军管辖。清政府设置众多边门，对柳条边进行管理，原来分散居住的满族人民，被迁移到边门附近居住，充当看守边门的八旗兵。

从此，原明朝辽东城墙之外的满族聚居区成为无人区。民国《辑安县志》描述为：“划为荒徼，人民不得越边垦植，盖自长白一带，乃清朝发祥之地，有偷渡者以犯边论。”

柳条边成了封禁长白山山脉的界限。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其长白山“龙脉”受损。另一方面，就是保护长白山山脉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以及供每年采捕供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也正是在那时，顺治在吉林城旁的乌拉街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清皇室采捕源自长白山脉的贡品，成了清代四大朝贡衙门之首。吉林城和乌拉街都被柳条边囊括在了长白山的封禁之地中。

如今的乌拉街成了一个北方最最普通的小镇，一条主街道两旁都是一两层的店面和小楼。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遗址早已不复存在，街上的三处旧府邸也在重新维修。除了乌拉街满族火锅，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当年的痕迹，只有乌拉街附近的打鱼楼还住着鹰把式，将曾经满族放鹰捕猎的传统延续下来，待每年冬天带着海东青到江边，供旅游的人拍照。

无论是明代的长城还是清朝的柳条边，世上的文化较量与折冲，本来就有规律难以对抗。曾经满族祖先关外的渔猎生活方式也因清军入关而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自肃慎时代起，满洲民族先世绝大部分的生存过程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途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历史上长久维系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既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是使民族得以坚持久远生存的保障，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固有前提，民族成员正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获得了相应的精神观念及行为准则。

千百年间，满族初民总是依赖自然物产做衣食之源，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便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深知不可以去与自然界强大力量冒昧抗衡，心理深处生就了敬畏和崇尚大自然的心态。满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认定世间万物充满了神灵的存在，就是从这种拜自然的世界观中，生成和获取的精神依据。

清初时期，东北人口大规模向辽东集中进而再迀移至京师附近，这就造成东北地区大部分区域内人口数量锐减，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度和强度大大减轻，生态环境也就恢复到自然原始状态。此外八旗制度禁止满族人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活动，致使他们世代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

农耕文明离满族越来越远，而代表汉族中原文化的农耕则开始慢慢进入东北。

自顺治朝后期开始，无论是清政府采取政府鼓励移民还是禁止内地移民东北，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内地汉人流民移居东北的趋势。随着东北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类在东北活动范围的扩展，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和草原以从事农耕诸多新的人类生产活动不断影响着东北地区的生态资源和自然地貌，导致东北生态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乾隆帝时为了保障东北土地不被流民占种，同时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从而进行满人移旗屯田的计划，曾想通过把在京师的满人召回东北开垦以扩充经济，但最终也不尽如人意。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柳条边荒废失修，形同虚设。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东北放垦弛禁，柳条边也随之完全废弛。至此，清政府出于通过开发东北进而增加税收、缓解土地矛盾的目的，在咸丰十年（1860）废弃了柳条边墙，使其走入历史，开启移民东北即闯关东的时代。现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柳条边这种严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地区的深入开发，致使边疆空虚，从而为之后的朝鲜半岛人民大量越垦和俄国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严禁颇有得不偿失之效。如今，满族渔猎文明早已消逝在汉族文化之中，耕种最终取代了渔牧，一年一熟的东北大米成了全国最好品质的象征。

长白山原始森林

无法指望现在关东深处，还能在某一时刻瞥见唐、元、明、清的东北“原始景象”。这趟行程的前半段一直是这样，在长白山余脉寻找线索，前往，失望，直到我见到真正的长白山。

按照东海女真部落的族源神话，女真族成员都是天上仙女来人间洗浴时，误吞神鹊所衔朱果受孕而生下婴儿的子孙，后来被改编成了讲述爱新觉罗家族始祖布库里雍顺诞生于长白山天池的著名神话，仍为满族各个群体民间妇孺皆知。

而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长白山作为火山在过去400年里爆发过三次，分别在1597、1668和1702年，这使得长白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植物垂直分布，即使从山底到山顶垂直只相差2000米，却浓缩了从北半球温带到北极圈植物水平分布2000公里的生态景观。虽然海拔不高，但长白山有着明显的四种植物带分布，从红松阔叶混交林带，到针叶林带，再到岳桦林带和接近天池的高山苔原带，堪称世界上森林景观保存最完整、生长最良好的原始生态森林系统。

9月中旬的长白山是旅游淡季，天气已经转凉，而“十一”黄金周的游客还没有到来。我乘车进入长白山最核心的森林，就这样跳上了长白山森林的画布。

整张画布，底色是酱棕色，那是初秋树林的基色。此时阔叶林已经开始发黄。漫天的黄叶掉落，茂密的针阔混交树林中，隐约显现着红、棕、黄、紫的颜色。阳光透过云间不时照射到树丛中，将桦树的白色树干照成了淡金色。时而太阳躲进云间，桦树的树干又变成了灰色隐匿进酱棕色的树丛里。树木有着自己的社会等级，年长年幼，看树干粗细便可一目了然，而很多枯萎的粗壮枝干或巨根矗立在明显的地方，更是一种历史的证明。

一切颜色都在树林的画布上跳动，活泼，惊艳，只有深绿色的湖水，静止在那里，那是一种极其深的绿色。紫色野花点缀在树林的土地上。长白山树林的地皮极其松软，有一种踩在初雪上的错觉。

继续向前，我们从针阔混交林到了针叶林，红松树的暗绿色成了主色调。视野一下开阔了起来，草丛越来越多，岳桦林仅剩的黄叶与残枝分散在山坡的草坪上。再往上，树木就没有了，只剩下几棵灌木。

向天池进发，山势逐渐陡峭，压低的云朵在我背后下降，阳光照射着天池流下生成的浠水，泛着金黄。高山苔原带的草甸一块棕，一块绿，一块黄，一块深红，像拼贴的地毯，偶尔深灰色的岩石裸露。再往上走，植被近乎消失，只剩下黑白灰似水墨画般的岩石和碎石。而我也最终到达了天池。

天池有一种独特的安静感。即使在山峰上有大风，但环山之中的湖却特别安静。此时下午两点，我站在天池西侧山峰，看到东北侧的低云缓缓地蔓延进天池，云来了。云倾斜而下，贴着湖面向我们飘了过来。与云一起来的，是更大的风，山顶瞬间变冷了。由雨水和地下水补充产生的天池依山流下的小溪汇聚成了二道白河，即松花江的正源。

如果说长白山景区一天就能逛完，那么长白山最宝贵的就是它的原始森林了。就像清朝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来长白山打猎、采人参山货一样，当地人始终与长白山生态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今即使汉族人越来越多，满族先民的后代越来越少，这种依存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野生动物专家朴正吉熟悉这片原始森林里的每一寸土地

长白山天池景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几乎都会干点私活，当地人管它叫“跑山”。景区大巴司机驾驶座旁放着旧塑料桶，那是采蘑菇人的标准工具。“前天大雨，好多蘑菇都烂了。要是旱的话，今年肯定是大收。”司机对车上的导游说道，“我爸昨天也上山了，也采了不少。”

二道白河与林业局

当地人与长白山的依存关系，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二道白河分为二道镇和白河林业局两个地区，两个地区分别由不同的机构管理。70年代初建立的白河林业局拥有自己的公检法机关，直属于国家林业局。而二道镇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2006年成立的长白山管委会为吉林省政府直属，相当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使用的是省下属的公检法。两个地方的警察都是分开的，要是夜里这个东北小镇出现了打架斗殴，被打的人躺在两区交界的马路沿上和沿下，都要分别向不同的公安局报案。

以前白河林业局最为风光，林业局职工管二道镇的人叫盲流或者老乡，指的是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带贬义。那时在二道白河，只有林业局的伐木工是正经工作。如今正好反了过来，二道镇因管委会的接管而大力发展旅游，白河林业局却极尽没落。

入夜，刘茂泉和波哥带我去吃晚饭，汽车从二道镇开进了白河林业局。相比二道镇高级旅馆和饭馆林立的气派，白河林业局则散发着旧时光的味道，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曾经的繁华和现在的没落感一眼便知。刘茂泉把车停在烧烤店门口。这个深秋的东北小镇混合着旧小区、烧烤和酒的味道。

两人都是二道白河旁边光明林场的员工，同一年从林业局技工学校毕业。刘茂泉自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林场后，一天伐木工的班都没有上。“我上不了班，挣得还少还辛苦。早上起来天不亮就上山了，等到天黑了才回来，中午带饭，笼个火堆烤热乎饭就吃，受不了。采伐这玩意儿挺危险，还遭罪，我老多同学在这个工作当中受伤的。”之后他在镇上当厨师，再后来自己开起了餐馆，专门接待游客。“暑假的时候中国游客多，暑假前后韩国游客特别多。韩国人一直认为长白山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一到天池后跪倒磕头就拜。”而波哥明显老实，从伐木工开始，一步步一直干到林场副场长。

然而，长白山各大林场的砍伐工作越来越少，直到去年国家林业局全面禁伐，长白山林场的伐木工人们摇身变成了森林管护队。“管护队没什么用，我们防止有人在林场里砍树或烧火，但我们也没有执法权，只能请人家离开。”林场工人的工资一直没有涨多少，一般拿到手的工资也就2000元左右，像波哥这样的副场长，一个月也就拿到2800元。然而长白山里没有农田，蔬菜、鱼肉都需要从沈阳或者敦化购买，外加逐渐兴起的旅游热，因此此地菜价极高。“我有时候看电视能看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菜价，比这块便宜很多。”刘茂泉说。

昂贵的生活支出和微薄的收入，使得大部分的林场工人常年通过“跑山”赚外快以贴补家用，官方用词则是“职工创收”。刘茂泉因为本来就觉得在山里干活“太苦”，外加经营着自己的餐馆，所以常年不“跑山”。而波哥则是因为不好意思，他说：“我都干到副场长了还跑山，采完蘑菇还要背着筐去镇上的集市卖给山货庄，镇子太小，大家都认识，一上午50个熟人见到我背着筐卖蘑菇，我根本拉不下来这脸。”

第二天一早6点半，刘茂泉林场的管护队长路哥带着我去“跑山”，路哥已经“跑山”十几年。9月中旬，松子已经全打完了，近几日没有雨，也没法去河边抓蛤蟆，但此时正是蘑菇收获的季节。

路哥骑着摩托沿着树林间的公路前进。在他的右手边，是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不允许任何百姓进入，绝对禁伐禁猎禁采山货。而他的左手边，则是分散在保护区周边的8个林场，总共占地19万公顷，常年来一直以伐木为主要活动。

雨后只要一有晴天，蘑菇就会冒出来。而蘑菇在固定的地方生长，因此“跑山”的人都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寻找路径采蘑菇。把摩托车停下，进树林前，路哥看了一眼我脚上的哥伦比亚低帮徒步鞋，拿出一双长筒胶鞋让我换上。

有别于保护区里的原始森林，林场都是经过砍伐的次生林，因此灌木更加茂密。现在是榛蘑收获的季节，路哥背着筐，熟练地在同人高的灌木丛里找到被砍伐过的白桦树树桩，大片的新鲜榛蘑立在地上，焦黄色的。路哥用手把榛蘑掰下来，抖掉根部的土，放进背后的筐里。按路哥的速度，每小时可以采两筐。这样采榛蘑的上午，每年9月份能够有一周到十来天。

一路上的灌木非常茂密，视野最远端也不过两三米，要不是跟着路哥，我肯定就迷路了。路哥一路轻松穿行，而此时的我狼狈跟随。“有外地人不熟悉林场地形而走丢死在里面的。都说人迷路了之后，看着河水是倒流的。如果看到河水是倒流的，你就得拿树枝试一试，只有沿着河流往下走才可能走出森林。”

路哥把采下来的榛蘑放在家里晾干，再卖给当地山货庄，后者继而再卖给游客。路哥说以前山里根本没有人采山货，只有他们林场的人自己采，如今旅游带动了山货庄的生意，山货的价格也一路飙升。“现在哪里的人都进长白山的林子里来采，不过我们对自己的林场最熟悉，没人能比我们采得多。”

“靠着长白山，只要你勤快，就肯定饿不死，因为这个山本身是富有的，你上山无论采什么都可以挣钱。”路哥每年先到山上采天麻、木耳、牛毛广、猪苓，然后是榛蘑和冬蘑，爬上十几二十几米高的红松树上打松子。

在冬天降雪之前，还有一拨“放山”，就是几个人一起组队挖人参，当地人管它叫“棒槌”。按路哥的说法，“放山”一般最好四五个人一个小队，人多了就乱了。一行人要在山里走一个星期半个月，背着吃的喝的东西，在山上住。所有人撒网状在树林里共同前进，每人各执一根木棍，在树干上敲击以相互提醒对方的位置，其中一名作为“把头”指挥队伍的整体前进方向。如果队伍中的其中一人发现了人参露出来的叶子，便会“喊山”，让队伍中的其他成员向他靠拢。“放山”人还会沿路辨认树干上的“兆头”。民国时期老“放山”人挖到人参后，会在附近的红松树树干上用刀砍出一块印记，称为“兆头”，其标明在此处挖到过几颗几品叶的人参，还有一些会刻上“来自哪个省的人在此发财”的字。按照“放山”人的说法，曾经挖到过高质量人参的地方更容易挖出新人参。后人路过“兆头”，都会取整块桦树皮点燃在“兆头”的树干上烟熏一下，称为“洗脸”，既有祭拜之意，也可以烟熏以防止树干腐蚀，更加保留“兆头”服务于后人，可谓古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的人都不讲究了，很多人在没有人参的地方砍出新的‘兆头，故意误导其他‘放山的人。”路哥自己最高曾经挖到过五六千块钱的人参，他知道有人挖一颗参卖过几万块钱，“挖一颗参一年的生活就够了”。

过了采人参的季节，长白山便进入了冬季。往日禁伐之前，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伐木的季节，因为此时“木头紧”，容易采伐，而森林中的土地也被冻住，运木材的卡车不会陷车，那时是林业局工人最忙的时候。路哥骑摩托车进山采蘑菇的小道，就是当年基台作业拉木头的车辙。而今每年秋冬两季成了防火期，管护队轮流值班。“这就是林场。”是路哥反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想表达的是林场内外的生活完全不同。

生态冲突

无论是曾经唐为渤海国粟末靺鞨，还是金、元、名的女真人，还是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满族人，都在充分地利用长白山的自然资源。而今，二道白河的林业局工人和村民们依旧如此。但除了开发和旅游建设，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除了周边的八大林场外，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原因。

朴正吉就是既生活在长白山，却又有别于“跑山”和旅游的另一类人，他是长白山科学研究院野生动物专家。在二道白河见到朴正吉时，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三名当地警察围着他的电脑，正在调出闪存上的录像和照片，让他辨认昨晚在保护区里拍摄到的熊照片。“肩胛骨很突出，是棕熊的特点，黑熊的话这个地方的毛特别长。这熊一米二长，五六岁的样子。”朴正吉一边分析道，一边拿个小瓶留下了一些警察送来的熊的毛发。

其中一名警察带着摄像机，告诉我们：“想采访一下朴老师，为管委会宣传宣传。”朴正吉很害羞，不愿意说。“没什么说的，我们现在的研究进度还远远不够，甚至连长白山熊数量都无法确定，对物种、对当地环境的研究更是还有很多需要去做，楼下的人也都可以说这些。”他说道。

朴正吉去年就退休了，今年又被返聘回来。他的办公室很空，除了两个书桌，只有一副羽毛球拍子和一双带泥的高帮登山鞋放在门边。送走了三位警察，朴正吉不紧不慢脱下脚上的低帮鞋，换上了那双带泥的高帮登山鞋，出门带我穿过长白山科学研究院的后院，跨过一条小河，就进入了长白山保护区的原始森林里。“人们觉得长白山很大，但其实真正保护起来的原始森林也就这么一小块，总共20公顷。”头前带路的朴正吉回头向我说道。

我身处其中的这片原始森林也是红松阔叶混交林，给人一种极其饱满的感觉。看着并不像热带雨林那样茂盛，高耸的松树与桦树下，地面很开阔，灌木少，且长得不高，地上厚重的落叶层层堆积。这种空旷，给人的是另一种饱满感。

进入森林，就像进入了深绿色的油画。后调微微有一点落叶腐烂的味道，只能听到鸟叫和树叶沙沙作响。自然保护区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落木倒木一片，躺倒的树干树枝交错，上面苔藓包裹，早已和草甸融为一体。一套完整的自然体系安静地在这里。

朴正吉告诉我，这种针阔混交原始森林因为上方枝叶茂密，使得地面上没有阳光直射，并不会有那么多灌木生长，这也就使地面上空地多，野生动物也愿意走没有灌木的地方。只有次生林才会出现很多灌木，因为灌木太多，野生动物也很少去。“野生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愿意走比较好走的地方。”野生动物与原始森林之间的关系，也是他1977年至今40多年来在长白山科学研究院所研究的课题。一年接近200天都在长白山上，按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研究，春天研究两栖类、鸟类和鼠类，冬天根据雪地上的脚印研究熊、鹿等大型动物。

朴正吉对这片原始森林太熟悉了，40多年他始终走这条道。他可以随意指给我看，这是野猪的脚印，那里是松鼠叼过来的松塔，这片红松幼苗是松鼠在地里埋松子储存食物后长出来的。“现在这里建设的水电站数量很多，我们这个小范围内就差不多有20多个。河坝就更多了，河坝建成之后，对鱼类的生存非常不利。鱼类数量的减少接着会影响吃鱼的水獭和中华秋沙鸭的生存。”朴正吉指着水电站建的小引水渠告诉我，这种凹形引水渠因为两侧高耸的沿岸与水面存在落差，诸如狍子、松鼠不小心落入水中后不会顺流向下游，而是一直从落水的地点向岸边爬，但落差太高爬不上去，最终会被活活累死在引水渠里。

曾在长白山二道白河居住多年的作家胡东林在长春家中写作。他的桌前摆着长白山棕熊幼熊标本

虽然如今外人必须持有出入证才能进入自然保护区，但朴正吉告诉我认识路的当地人还是随便进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里的红松树面临根部腐烂，树干变成空心的问题。”朴正吉站在一棵布满伤痕的红松树前对我说，“当地人打松子都是穿着带金属脚钉的鞋从树干上向上爬，金属脚钉严重刺穿了红松树干，让很多松汁从树干流出，我们推测这种人为的松汁流出使得整棵红松树的营养输送能力和养分平衡被打破了，抗旱能力下降，才会导致红松的逐渐死亡。当地人打松子，100斤能挣2000多块钱，能挣钱谁不干。然而全球温带森林也就仅剩下三处了，一处在欧洲，一处在北美，另一处就是长白山。”

他近年来一直在研究植物种子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栖息地决定了野生动物的食物，像周边林场因为砍伐而出现的次生林，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就非常不好。”朴正吉说道，“比如我之前研究的蒙古栎这种树，因为产量高而曾经在长白山被大量砍伐，蒙古栎产生的坚果类种子也随之在一些区域消失，一些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便因此离开。和蒙古栎关联的野生动物种类很多，我们自己研究的就有20多种，像兽类、鸟类很多都是吃蒙古栎种子，熊秋天也会大量吃这类种子，以增加自身脂肪的积累，为冬眠做准备。”

人为的危害还有很多，近几年被放生到长白山保护区的外来物种梅花鹿带来了新的传染病，大批野猪患上了乌肝病死亡。保护区周边农民们养的狗因为犬吠，而使得野生动物的活动半径进一步减小。从2007年，他还开始研究自然保护区附近道路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保护区周边的省二级道尽管已经设置了限速摄像头，但很多车还是超速驾驶，致使很多过路的野生鸟类、蛇、两栖和爬行类动物被撞死。

如今朴正吉的儿子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局工作，儿媳妇在警察局，都没有离开二道白河。朴正吉现在觉得做单一的物种研究没有太大意思，他说：“我就是想通过与别人合作，从宏观角度，分析人类活动对原始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影响。”野外调查40多年，朴正吉见过无数次熊，距离最近的一次他和熊只相差十几米。当时他顺着车辙路在走，一头棕熊正好要穿过车辙路，在路边碰到他，熊被吓得掉头就跑。“那熊特别大，一跑起来地都振动得咚咚响。”

新中国刚成立时二道接近30户人家，几乎都是猎户，种些地自给自足，原来主要以春秋上山采山货，冬天打猎取貂皮为生，家家都有双管猎枪。“那时山上狍子、野猪、鹿，到处都是。供销社收皮子，所以有人打猎。”70年代，国家林业局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开发狩猎队，那时候只有个别野生动物物种存在禁猎，连熊都可以随便猎杀。朴正吉有个朋友是当时森林警卫队的，从1970至1975年，这位朋友一个人就打死了百十来头熊。1985到1990年的5年时间，马鹿、鹿鞭、鹿尾都开始值钱了，从别的地方农村来了一些猎手，把马鹿打死以后，将值钱的东西拿走，整头鹿就扔山上不要了。“那时候想吃肉，你到山上去，听着乌鸦叫就能找到一头死鹿，割个腿回来就行，打猎多到那种程度。但是，几年时间这马鹿就快打绝了，目标大太好打，再说那时候几乎都是快枪。”刘茂泉的一名林场同事回忆道，随后全国禁猎便开始了。“派出所从猎户那里把枪收了回去，放在大锅炉里头给烧了。但偷猎的人还是有，利益越大越有人冒险。熊掌、熊胆、狮子皮，确实都是好东西，我们当地有专门贩卖这些的人。”

胡东林就是最早一批混迹于长白山盗猎者之中的人。身为作家，从2005到2012年，他搬到二道白河居住，为了收集写作素材，认识了当地盗猎分子的头目之一老孙。当地盗猎的有30人左右，有10人老了，另外20人还在继续干。这20人里有七八人每年打一两只熊。据胡东林所知，从2005到2012年底，保护区内外打死了87头。老孙在当地枪法最准，一生打死50多头熊，而老孙能当上头目的原因是他有优质的销售关系。他有4个打猎的师傅，下面有40多个徒弟，每个人打猎打熊得到的熊掌、打鹿得到的鹿茸，都卖不出好价钱，只有从他这里卖，才能卖出高价。就这样胡东林和老孙在山上混了很久。

2012年长白山出现了5头熊被猎杀的事件。盗猎分子很懂熊的作息规律，熊冬眠6月，6个月不吃不喝靠去年的脂肪运转。熊冬眠完很饿，在长白山最高地方的红松林还留有食物。盗猎分子就在那里放上炸弹，外面裹上臭鱼，引诱熊去吃。熊引爆炸弹，胡东林多年观察的一头母熊和它的三个幼崽全都被炸死了，盗猎者砍掌、取胆、挖心、去肉、扒皮。炸熊的盗猎者并不是老孙这伙人，但老孙把情况第一时间告诉胡东林。胡东林爬上山，到了猎杀熊的地点，用手机拍了照片后放到了网上。

事后由于众多媒体的压力，当地公安局对长白山保护区内的盗猎活动进行了严打，很多盗猎者被抓，公安局对老孙也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管。然而一次老孙上山打野猪，被公安局的红外摄像头拍了下来，他因持有半自动武器而被判了两年监禁，直到今年10月刑满出狱。而胡东林在2012年得了脑梗，在长春卧床半年，再没回过长白山。虽然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但胡东林依然担心老孙在监狱里听了太多关于自己的坏话，出狱之后，不再认他这个朋友。“长白山是整个中国以及东北亚的生命线，它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气候调节功能保证了东北的粮食产量和环境平衡。但现在这里最大的冲突就是开发代替保护，开发的呼声太高，保护的呼声太小。”胡东林很无奈。

然而人类对长白山自然资源的破坏不止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一次长达7年的捡风倒木，一次捡松子破坏，都对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虽然现在这些活动都已经停止，但长白山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从古至今依旧是关东人民生活的核心。

（参考书目：《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关纪新著;《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陈跃著;《长白山生态文化探析》，张连伟、童琪著。感谢实习生郑亚博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