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

金山岭

2016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东北边山里的长城徒步。虽然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山里的世界却像另一个气候带，比城里清冷许多。我们到达这段长城时是一个阴天下午，灰云密布，细雨将至，长城挺立在山顶和云层的夹缝间，威严又寂寥。

这段长城名为金山岭，建于明朝。明代是长城修建的鼎盛时期，从东到西共修了6300公里。金山岭长城所属的河北蓟镇段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完整的一部分。蓟镇段长城沿着燕山山脉构筑，东起山海关，经喜峰口、古北口、慕田峪，到居庸关东北的四海冶，全长660多公里。在沿边九镇中，蓟镇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从东、西、北三个方面拱卫着京城。其中号称京师西大门的居庸关距京城只有50多公里，有京城铁门之称的古北口距京城也只有100多公里。这段边墙是维系京城安危的重要屏障，因此修建时也格外用心。它被研究长城的学者认为是长城的“代表作”。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评价：“明长城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坚固、最雄伟的长城，而蓟镇段长城又是万里长城中最坚固、最完善的一段。”

金山岭长城用条石青砖垒砌而成。据说烧制这种特别的长城砖，需要两个月时间。日本电视台NHK拍摄长城纪录片时，专门找到了烧制这种城砖的砖窑，拍下了烧制过程：首先将土坯自然干燥一个月，然后在砖窑中烧制两周，再加入水蒸四天，成品的耐久性也就更高，再烧制四天后就完成了。在长城建造的极盛时期，这种城砖在一个工厂中每周平均要烧制50万块，带动了制砖业的高潮，据说砖厂多达数百座。一块长城青砖的大小是普通砖的四倍，有的甚至达到20公斤。厚实的砖块一层层累积起来，覆盖住土坯的城壁。2016年9月，我们到达金山岭这段长城时，它已经矗立在此数百年，城墙有多处残缺，城上走道坑洼不平，有的城楼垛口也已坍塌半壁，却依然在崇山峻岭间呈现出巍然壮观的气象。

这段长城修建于明洪武年间，但改建它的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明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北有蒙古，东有倭寇。16世纪后半期，在南方因为抗击海上倭寇而能力得到认可的戚继光，奉命前往北方戍边，担任蓟镇总兵官。看到京城以北山岭上的军事防卫设施后，这位名将的评价是：“缺乏厚度，容易攻溃，士兵于城墙上无可藏匿。若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他提出了一个改建长城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空心敌台的建设——那是一种形如垛口的堡垒，每隔不到百米就有一座，不仅可以监督警戒，瞭望城墙外的敌情，还可以让军团常驻。我们在金山岭长城段看到有的大型空心敌台分为几层，每道隔墙上都有瞭望窗口，既像迷宫，又能瞭望敌台外的情况。空心敌台中建有武器库、仓库、粮食库，平时有30到50名士兵驻扎于此。只要燃起烽火，就能迅速从这个敌台向下一个敌台示警。

经戚继光改建后的城墙生动地演绎了“防守亦是最好的进攻”。走在金山岭长城上，会发现有的路段特别狭窄，一堵堵2米多高、与长城走向垂直的短墙占据了主墙道的三分之二距离，墙上有网孔与射孔。短墙名为障墙，为这段地理位置重要的长城独有。这是戚继光的设计，其作用在于即便敌人攻上了长城，守城士兵还可据障墙战守周旋，阻止敌人冲上敌台。

戚继光对管辖范围内全长1500公里的长城进行了改造，建造了1017座空心敌台，还将作为太极拳根基的古武道加入到对守城士兵的军事训练中。因特制砖块而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墙，加上为讨伐倭寇而经过军事训练的士兵，看起来都城北京的防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固程度——这便是万里长城的最后完成版。不同地方的长城依山势伸入顶峰，再落入低谷，形态各有千秋。金山岭这里的山不算高但很密，山脉挤压在一起，迂回重叠，长城因厚实城砖和防卫架势呈现出无可撼动的力量感，又因为这样褶皱的山势，有了一种百转千回的精巧和柔美。

到金山岭的第二天早上，细雨微歇，太阳将出未出，城墙围拱的山间浮现出一层薄薄的云海，又是另一种气象。站在城墙上向两边望去，墙内的山间有高架桥和高速路的身影，车辆流线般川流其上，更远处则是北京城影影绰绰的烟尘。墙外的世界就沉静得多，除了近处一小片白墙红瓦的村舍，其余尽是深青色群山。青山之外，层层叠叠还是青山。

贸易之战

这城墙两边的世界曾经被学者拉铁摩尔认为代表着两种无法调和的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游牧文明的特点是移动性，移动性的极端是马上的战士。农耕文明则偏重于财富的累积，其极端是有水的平地中精耕的田地以及由此集聚而成的城市。但两种文明从来不是鲜明和绝对分离对立的。“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将长城造起来，边疆却从来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拉铁摩尔在《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中写道。长城筑造的边界是一个模糊或者说丰富的过渡地带，“它不但包含草原绿洲，还可以让森林民族以及草原民族互相渗透，它同时拥有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如果非要说长城内外的地区差异或者冲突，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通常的爆发点是贸易。

“草原自发的内部贸易较中原为少。”拉铁摩尔写道，“草原经济比定居社会的经济更重于自给自足，牲畜就可以提供食物、衣着、居住、燃料和运输。虽然没有内部贸易的经济必要性，但草原却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必要性。草原社会对中原地区贸易的需要，比定居农业社会对草原社会的贸易需要更高。”对普通百姓来说，漫漫长冬是塞外生活最严酷的考验，如果储藏的粮食不够，就不得不面对挨饿甚至死亡的危险。因为长城内的农耕地带有无限米粮，唯有打通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才能让长城外的生活不那么艰苦。每年冬季来临前，游牧民会来到戍边的兵营，请求汉地的士兵收购牛羊，一头牛换一担多的米或者豆子，有人带兽皮或者羊毛，换取草原并不出产的粮食。对草原上的贵族来说，贸易有另一层必要的意义——“因为草原社会里必需品分配的普及型，造成了必须用这个社会以外的奢侈品来区别贵族与平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但游牧社会的贸易请求，在当时并不被农耕社会的统治者接纳。中国农耕社会可以自给自足，与外族的交往和互通有无，被统治者认为毫无必要。到明朝嘉靖年间，明世宗多次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蒙古族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的请求。

俺答汗居住在距离紫禁城只有400公里的呼和浩特，他是成吉思汗以后率先筑墙建城的蒙古领袖，他的王宫也是仿造中原式样。明世宗拒绝贸易的一个结果是，这位对中原文化颇感兴趣也颇有进取心的蒙古首领几次出兵大举进攻明朝帝国的北边。但他的大动干戈与成吉思汗不同，他并不想征服中原，只是要获得通商互市的贸易权。

上、下图：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设计了金山岭长城的障墙，敌人攻上城墙后，士兵仍可据守周旋

这场战争也是明长城的起源。统理北方边防的官员翁万达建起了横贯东西的防卫体系九边堡，最西边的要塞就是嘉峪关。这座巍峨的边城至今保持完整，只有5000米的祁连山山峰高过它。传说当初的修建者计算精妙，完工之后只剩余一块砖头，如今仍放在塔楼一侧。

但这道城墙并不能阻止游牧民族对贸易的渴求。1549年3月，明朝大军再度对抗蒙古突袭，双方在长城下决战。这次蒙古大军受挫于城墙，但撤退前传口信给明朝守军，倘若不许通商互市，他仍要派军攻进北京。九边堡固然横贯东西，但长也成为它的弱点——这么长的边界，一定有一个可以利用的地方。1550年，蒙古军队从山间奇袭北京以北防卫虚弱的古北口，攻入北京城。

我们沿着金山岭长城徒步到了古北口，这段十来公里的路程中，有一段需要离开城墙，从山中上下绕一个大圈再返回长城。这段路程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北京北面群山中的危险。在城墙防卫体系尚不够严密的时代，群山看起来是天然屏障，实际也是敌人的掩体。山都不算高，但草木杂乱，高过人头，人行其中踪迹很容易隐藏。俺答汗的军队从这里意外发动奇袭，打开了进入北京城的门户。

蒙古军队卷土重来，为的仍然是贸易，俺答汗的退兵要求是皇帝在北方边界设立贸易站。明朝廷在通商议和与继续征战之间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更为安全，又不损伤王朝尊严的权宜之计——明朝政府在北疆开放了部分通商站，但隔年贸易站便陆续关闭了，代之以相当昂贵的代价，兴建或者改建最为坚固的明长城。据历史学家黄仁宇估算，明长城每修建1公里，花费约7700两白银。明代一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这样算来，明朝修建长城至少花费了4850多万两白银。

之所以就长城的历史讲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过程，便几乎不可能在长城沿线的旅行中理解这座城墙何以存在。走在金山岭和古北口之间的城墙上，看着古代的人们在虽然不算高但形势陡峭的山峰上，修建如此厚重的城砖建筑，不由得能体会到曾经两种文明之间的深深鸿沟——农耕社会对域外“土蛮”有多么强烈的恐惧和隔绝决心，才会在群山上一寸寸建起这么长的防卫设施;而城墙之外的游牧世界，对贸易有着多么强烈的需求，才会不远千里穿过崇山，一次次敲打长城的大门。

工业社会的领地

离开金山岭长城后，我们乘火车去往城墙以北的广袤塞外。从北京出发时还是暑热未消的盛夏尾声，列车奔驰一个晚上后，在清晨就驶入了秋天。车窗外是大片大片黄绿相间的农田，有时又换成大片大片微黄的草地，高高低低的山脉和弯弯曲曲的河流忽隐忽现其间。所有地面景物的上空，无一例外都是没有被高建筑物划破的天空，辽阔完整。点缀其间的房子，冒着烟囱的工厂、站台，看起来都静悄悄的样子，几乎没有人烟。

铁路是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这是长城内外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它反映了西方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即从商品贸易发展到国外资本的直接投资”。拉铁摩尔在书中写道。到今天，比铁路更为快捷丰富的路网早就覆盖了这里，一些新的资本和势力进入这里，它们大大改变了长城以北的经济格局。驱车行驶在陈巴尔虎旗草原上，绿草地看不到边际，常能看到矿厂的白烟弥漫上空。在兴安岭林区与草原交界的平地上，能看到大片翻开的黑土，那是林场从事的精耕农业。在从北京去海拉尔的火车上，和我们一个车厢的是两位来自江苏的投资者，他们因为没买到机票不得已才改乘火车。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赤峰，那里有他们公司投资的太阳能基地。

当年要用战争争取到贸易权的游牧民族，如今国际贸易的网络已经到了他们的家门口。雀巢公司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设立了分部，牧民们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参与奶品的世界贸易体系。但他们也同时承受着世界商业体系对这片土地资源的挤占，采矿，农业，太阳能这样的现代工业，还有旅游业……都借助道路的力量来到这里使用资源，这些产业还带来大量人口。虽然无法与长城内的城市相比，但呼伦贝尔地区的人口数量比以前已大大增加。从海拉尔通往满洲里的路边曾经有一个叫五间房的牧区，得名于这里最初只有五户牧民，但现在这里的白墙蓝底小平房已经增加到不止50间。传统游牧经济的移动性被削弱，甚至在很多地方消失了，因为没有可供移动游牧的草场资源了。

这些变化是连贯一体的，处在经济链条终端的游牧民们是所有变化的最终接受者。“游牧生活经常被外部观察者贬低为原始性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开发草原资源的颇有成效的经济专门化方式。”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写道。游牧经济退化后，羊会越来越多，因为“在生产同样产品的条件下，羊群更能适应贫瘠的牧场。绵羊和山羊，特别是山羊，它们尖锐的蹄子会踏坏草场，长期和过深的啃草也会破坏草场。于是表土层暴露出来，大风扬起沙尘，这样的结果常常被误以为是气候干燥造成的”。我们在长城以北牧区的旅行中，听到最多的话题就是牧民抱怨天干，说从2013年开始，一年比一年干燥。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某种比不下雨的天气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之中。

从一个旅游者的角度看，长城以北的广袤塞外风景依然绝美，走在路上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散发着远方的召唤和诱惑。每年7、8月份，这里的旅游业都会进入一个旺季，物价高到完全不讲理的程度，但长城内的人们仍然源源不断驱车千里来到这个和现代都市完全不同的，有完整天空、草原和森林的世界。但在牧民和猎民眼中看到的却不一样，他们能看到这里的草和去年相比的长短，草原上水泡子大小的变化，还有很多他们熟悉的细微的生活细节在消失。我们无从判断这种消失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少数民族的命运悲歌，但它让这片土地具有一种独特的时间感。

我们在长城以北的旅行中体会到了这种时间感——虽然不是以战争的方式，但一些东西在缓慢但确切地消失中。资本的进入改变了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也改变了这块土地上的移动性。曾经附着在原有经济结构上的生活方式，那些细节，和人的情感，都像兴安岭森林中经年累月掉落在地，积成厚厚软毯的松针一样——这种消逝因为自然环境的广阔美丽而更显伤感。

这似乎是现代世界发展的大势。“在今日世界中，这种部落面对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革命，由一个世界突然跳到——不是转变到——另一个全无联系的世界，要么牺牲掉，像美洲印第安民族一样受到一个历史不能与他们原有社会协调的文化的压迫而消失。”拉铁摩尔在书中写道。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告诉我们，如今长城以北已经不存在像农耕与游牧那样鲜明的结构性矛盾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和世界绝大部分人类能到达的地方一样，成为工业革命的一块普通领地。那长城现在标记的就是消失吗？就像NHK的纪录片最后提出的疑问：长城究竟算什么呢？在遥远攻防战的最后，留给世人的只有一座连绵不绝的巨大城墙吗？2016年9月的这个下午，我们在金山岭长城上徒步到一段已近完全坍塌的路段，城壁已几乎完全倒塌，残留的城基宛如一段破损的古道。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一位来自西宁的老人，他是一位普通工人，退休后想环游中国，于是从最西端的嘉峪关开始徒步长城，想要走完全程。冬天太冷的时候，就回到西宁家中，等到春暖花开时再上路，一路没有乘车，已经走了几年，终于走到长城的东边。远远看到他的背影，背着半人高的背包，在残缺的城基上缓慢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全白的头发在背包上闪现，其中蕴含的坚韧与力量感，和脚下的长城极为贴合，让人感动。坐在台阶上休息时，我们问他，如果想在中国旅游，有很多的方式和路线，为什么要选择徒步长城？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带着有些为难的表情嗫嚅着说：“还能走哪里呢？整个中国，能够横贯东西这么远的，不就只有长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