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尼泊尔特约记者　陈剑扬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特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内，只有先生一人在尼泊尔，想联系先生，发现通讯已经中断了。在我到尼泊尔与先生汇合之前，先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余震，从一开始的每次报平安，到后来我问起才说地震了，甚至我问，他都懒得提地震了。但是当我到尼之后，真真切切地感受了8次余震，在平原非地震带长大的我一方面被地震之频繁震撼，一方面被当地人的安之若素惊呆。

今年5月24日，一次4.2级的浅源余震，震中距离记者站只有15公里，记者站里的吊灯疯狂摆动，我刚想站起来就感觉头晕站不稳，冲到卧室叫醒先生，先生睡眼惺忪地咕哝了一句“还不睡啊”，翻身又睡着了。

由于震中距离加德满都大约80公里，而且加德满都的房子多为二到三层的框架结构，加之房屋彼此紧密相邻，所以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加德满都的朋友家里损失都不是很大。他们谈起那次大地震以及之后的余震，也都是用一种云淡风轻的语气。怪不得我觉得先生身上越来越多的苦中作乐和安之若素，原来是受到尼泊尔文化的影响。

自从到了尼泊尔，我发现大家已经把每次余震从通电话报平安，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尼泊尔人这种与地震共处的乐观态度让我也很受感染。

然而，大地震并不只有轻松的一面，它仍有“创口”未愈合。今年3月23日，我路过博达临时聚居点，发现那里仍然到处是援建的帐篷，居住着大量因房屋受损而无处安居的灾民。距离大地震快一年的时间了，他们仍然住在帐篷里，别说新房子，连什么时候能住上加固的旧房子都不知道。这样的临时聚居点很多，这些聚居点大多卫生条件极差，没有上下水，极易传播疾病。我心中暗想，如果在中国，一年时间足够一座崭新的县城拔地而起了，绝无可能还让群众住在帐篷里。

尼泊尔人永远不疾不徐、永远不吵不闹、永远安之若素，从帐篷里走出来的一家家人，脸上除了因缺水而脏兮兮之外，竟然是淡然的微笑，他们去附近的神庙虔诚地祈祷。我问当地朋友，是信仰的力量让你们抚平伤痛的吗？当地朋友反而问我，你在加德满都见过的地震损毁最严重的建筑在哪里？我想了一下，是加德满都杜巴广场的王宫，一年了仍没有修缮，还是一堆地震废墟。当地朋友笑笑说，你看国王的房子还不如我家呢，我为什么要苦恼？每天在杜巴广场的废墟旁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只是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像往常一样去圣池打水、像往常一样生活、像往常一样去拜神。

9月18日，尼泊尔又一次经历了3.6级有感余震，这次是先生问我，你感觉到地震了吗？我茫然道：“没有啊。”先生说，你看咱家的地震报警器——吊灯。好吧，可能我也越来越像一个老尼泊尔人了。就像历史文物学家阿尼尔·奇特拉卡所说的：“在瑞士，你们能拥有无数的名牌手表，而在尼泊尔，我们有的是时间。”时间，让尼泊尔人成了尼泊尔人，也悄然改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