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卫

镜子·镜像·照镜人
——再论当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陈 卫

诗歌是否要与现实发生关联，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它常常不幸地被当作一个问题，而且貌似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好似一位路人，时时扯着写诗与读诗的人问：诗歌是否要反映现实？也好比，一个照镜人对着镜子提问：镜子，你看到了什么？

2013年，我在《星星》发表过一篇短文《诗歌一定要反映现实吗？》，文中谈到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我认为现实的内涵非常广泛，“现实应包括公众世界中有关道德、伦理、政治、经济、建设等各项事务，也涵盖个人生活，如亲情、爱情、友情以及生存境况等”。可是人们常常把现实理解成单一的政治，因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需求而存在。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关联政治的诗歌写作必有禁区。诗歌取材应该是广泛的，它既能反映大众生活中的政治，也可以表现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对诗歌这种追求艺术创新的文类而言，应该还允许实验性诗歌存在，以探索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为旨归。诗歌既向外，也就可以向内，充分挖掘内宇宙，那里可能是一个富有深度的虚构世界、变形的现实，同样充满着喜怒哀乐的人类情绪。现实进入诗歌往往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写实性的，社会事件的写入；二是隐射性的，叙事性诗歌中，现实成为隐喻；三是升华性的，这类诗歌与诗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有关。

再次触及这个问题，本文准备对比两个时间段的中国当代诗歌，1959-1960年与2013-2014年的诗歌，直接从当代诗歌的现实写作去辨析：中国当代诗歌如何反映现实？是否反映现实的诗歌就一定是好诗？

一

以1959年发表在《诗刊》《星星》《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官方重要刊物的部分诗歌为例，将这些诗歌题目来一个相对集中的集合，大致可以看到当时的写作基本情况：

（一）诗歌文体

1.赞歌、颂歌：《雪兆丰年》（郭小川）《太阳的亲人》（沙鸥）《边防军情歌》（韩笑）《颂迎春诗会》《列宁颂》《颂歌》（田间）《风暴颂》（阮章竞）《心爱的柴达木》（李季）《欢呼红色宇宙火箭》《十年颂歌》（贺敬之）《祖国十年颂》（萧三）《群英会颂》（刘岚山）《革命干劲颂》（未央）《北京日出》（郭煌）《美酒献亲人》（吴琪拉达）《钢都颂》（阮章竞）《狂欢之歌》（纳·赛音朝克图）《凯歌》（严辰）《三门峡的歌》（禾波，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12）《流沙河之歌》（康朗英，作家出版社1959，11）《桦林曲》（王书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2）《颂歌》（贾芝，孙剑冰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12）《祖国颂》(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10)。

2.战歌：《英雄战歌》（田间，作家出版社，1959，5）《斗争到底》（李长庸）《全世界怒火燃烧》（傅仇）《斥混淆是非者》（袁水拍）《杜勒斯的梦呓》（沙鸥）《战鼓咚咚》（韩笑）《阵前号令》（欧外鸥）。

3.民歌：《唱个山歌闹新春》（文莽彦）《百鸟衣》（韦其麟）《锦绣山河换新装》（民歌）《花园公社诗抄》（河北省怀来县花园人民公社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3）《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杂志出版社，1959，9）《幸福更上一层楼》（民歌）。

（二）人物形象

1.毛泽东是这个时期诗歌的主人公形象：《我站在毛主席身旁》（李志龙）《披毡献给毛主席》（民歌）《傣家歌唱毛主席》（民歌）《毛主席在都江堰》（傅仇）等。

2.英雄：《将军三部曲》之二《雾中》（郭小川）《革命烈士诗抄》（萧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4）《英雄战歌》（田间，作家出版社，1959，5）《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作家出版社，1959，6）等。

3.工农兵群像：《三弦战士》（戈壁舟）《边关诗草》（韩北屏）《和平的长城》（韩北屏）《老猎手》（严辰）《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李季，作家出版社1959，6）；《北京工人诗百首》（北京出版社，1959，1）《东海水兵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战士诗抄》（中国人民解放军0979部队政治部编，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1959，5）《寄自海防前线的诗》（李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9，8）《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1）《最前沿的战士》（张结，作家出版社，1959，12）《渔女》（萌芽编辑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1）《钢城的诗》（中共武汉钢铁公司委员会宣传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12）等。

（三）事件

《欢呼红色宇宙火箭》（贺敬之）《胜利属于你们，刚果兄弟》（柳河）《战鼓咚咚》（韩笑）《阵前号令》（鸥外鸥）《边关诗草》（韩北屏）《复仇的火焰》（闻捷，作家出版社，1959，8）《时代纪事》（李瑛，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5）《放声歌唱》（贺敬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祖国颂》（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10）等。

（四）日常生活

《蓝天下，大雪原》（张天民）《赛马会上》（张克）《涛上电焊》（吴烟痕）《造船谣》（宁宇）《跳起“牦牛舞”》（唐大同）《迎接我们自己的节日》（韩忆萍）《公社纪事》（严辰）《望星空》（郭小川）《乡村的早晨》（芦萍，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11）《东方升起朝霞》（芦芒，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2）《展翅高飞》（雁翼，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2）《在生活的海洋里》（顾工，春风出版社，1959，12）《骆驼集》（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9，12）等。

从三方面材料的大致归纳，可以看到1959年的诗歌基本上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而那时的状况可用一句话概括：全国人民（工农兵）围绕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保家卫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类现实主义诗歌就是用诗歌的体式表现对现实、主要是展示对政治事件的态度。

贺敬之为那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1961年他出版了诗集《放声歌唱》，集中的每首诗都针对社会事件，有的放矢地写。如表达对延安生活和革命纪念的《回延安》《又回南泥湾》，表达对祖国建设展望的《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对国家表示热爱的《伟大的祖国》《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写当代人物的《向秀丽》《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表达国际友谊的《地中海呵，我们心中的海》《胜利和我们在一起》。

完成于1959年的《十年颂歌》，是贺敬之为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而写的时事诗，不妨以此诗为例，了解那个特殊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典型写作方式。

诗歌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从1949年10月1日“开天辟地”以来新中国建立的情形。然而诗人并没有采用史家的叙事方式，用客观态度描写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再剖析事件每一个步骤对历史所生发的作用。诗人和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是主观性写作，而且由意识形态引导，所以他或歌颂，或批判，客观不是诗人诗作要表现的特点。这首诗的形式采用了楼梯体，情绪夸张，气势宏大。诗人不曾对一件事仔细交代历史背景，而是表达充满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他不是要考证每一事件的发生原因，而是要替人民、国家，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的政治态度。在这首相当于历史纲要的诗中，政治性显然是第一位，抒情性是第二位。抒情纯粹是为了渲染诗中的立场和态度。除了对历史事件的勾勒，诗人大量的笔力放在抒情上，抒情并非含蓄，而是宣泄、歌颂、鼓动：

让我们高声歌唱吧——

千声、万声！

让我们大声朗诵吧——

千遍、万遍！

呵，我的英明的伟大的党！

毛主席呵，我们共和国的灿烂的太阳！

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歌声？！

脚下的一小片尘沙怎么能遮住你明亮的天空？！

自从有战争，中国的诗歌常常被赋予与匕首、刀枪同样的功能。所以，人们不会注意匕首、刀枪的款式，只是观看，这个匕首、刀枪是否起到了战斗的作用。

1960年的诗歌热情在中国大地更加高涨，各行各业都有诗选出版。如北京出版社编的《光辉颂——北京工人诗歌选》，里面收录的是李学鳌的《光荣啊，我的工厂！》、韩忆萍的《公社十月满春风》、方孜行的《竞赛浪卷红十月》等17位工人的诗作。诗歌写作强调职业身份，也是那个时期的症像。1960年3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李岳南的评论，他评论的不是诗歌的水准，而是诗歌内容所表现的现实性：“……这些作品使我仿佛看到了社会主义的骏马飞奔，仿佛听到了大跃进的金鼓在齐鸣。工人歌手的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这就赋予他们的长歌短颂以浓厚的生活战斗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他们在进行业余创作的时候，又能够掌握语言的鲜明性和形象性，就像善于掌握生产工具一样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唱出了最强音的凯歌！”由作者到读者，从诗歌本身，到评论，我们都可以瞥见那个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歌所表现出的作用，即它的功能：战争中的匕首，建设中的劳动工具，它始终不是独立的艺术，而应分属到服务性行业中。然而，我们可以大胆地问：这些诗歌如果它的价值如评论者所赞，那么为什么它没有流传到现在？原因何在？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现实的诗就是好诗？

二

《2013-2014中国新诗年鉴》是诗人杨克多年来持续主编的诗歌年鉴中的最新一部。这部年鉴的编排按诗歌的传播来源，除卷一来自编者所在地广东，其他的诗篇按网络、文学期刊、民刊诗选等进行编排。虽然当下传播的交叉，使这种区分变得相对模糊，但看得出他尽力想从多视角选取诗歌，那么这其中有多少是反映现实的？从哪些方面反映现实？艺术成就如何？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不同的是，此期诗歌标题广泛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在标题上显得阳刚、激情、态度明确，新世纪“新诗年”鉴中的诗题，呈现出文艺青年的风格。不妨做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把来自民刊的诗题串成一段文字，从标题了解一下当下诗歌的现实与非现实：多年后我回忆起这幕场景协会(臧棣)，你可以跳过这首诗（余孝忠），蓝得令人心碎的夜晚（谈雅丽），登鹳雀楼远眺（大解）白鹭邻居（阿西）、雨燕（哑默），这些来自乡下的鸟们（李寂荡）；彗星（廖伟棠）、街区（张尔）、瞎子（草树）、蓝衣人（张永伟）；诸神（朱巧玲）、城邦（育邦）；山区阴雨天气里的铁塔（刘频）、梦中树（于坚）；鱼（吴盐），鲸鱼（阎安）；青花瓷，秋天（李成恩）。初秋我闻到了战争的气味（黄梵），在柘木汇看见两张硕大的船木椅子（伤水）、衣服下的豹子（冰儿）、萨福的小乳房（赵思运），此刻，我的雨水倾城（中岛）。旅馆（安的夜游园）读旧信，想起一位早逝的女孩（翟永明），玛丽娜在深夜写诗（池凌云），读波德莱尔（黄浩）。有些面孔，是死者的面孔（李淑敏），雾霾到来，和她们无关（赵卫峰）。

熟悉中国当代诗坛的读者知道，这些作者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活跃的写作者。从题目中可一见，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题相对集中的诗歌相较，诗歌题材自由多样，有象征性地描写物与人，有来自传说，有来自西方文化资源，也有中国本土资源。他们有没有聚焦于国家、国际大事件？哪一首写了现实，哪一首又完全离开了现实？

这个小窗口给我们提供了当下诗歌的写作现状：当下诗人对于大事件并不太投入自己的热情（官方刊物《诗刊》有例外）。究其因，也许跟当下新闻的透明度有关。有的报道，已由记者传播到网络和各大媒体，诗人再去唠叨，便是狗尾续貂。还有一些不透明的报道，诗人无从下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资源重新洗牌，各种身份按照经济地位重新排位，诗歌写作者整体有一种失落感，他们从中心走向边缘。由此，诗歌远离政治、远离生活，也成为正常的现象。

实际上，这个时期除了特权者，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处在社会的边缘，这些人当中，如果经历各种生活，还没有将诗歌忘怀，那么足以说明，诗歌在他的生命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它不是匕首，不是劳动工具，而是心灵的慰藉之所，他们更相信海德格尔所言：“诗意地栖居。”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心态，好比退休的公务员，从重要的岗位退休后，养花种草、写字聊天，诗歌移情，怡情。

在这部年鉴中，只有一首诗的名字明确显示写的是社会事件，孙海涛的《马航失联名单——MH370失联第八日》，现全诗引用如下：

生活的水面平静过一段日子

上帝就会给我们扔个物件，造个谜

这一次，他派来了美国造MH370

整个世界都为之睁大了眼睛

尤其是，黄皮肤的中国

因为失踪人名单早已公布天下：

无非就是：赵某、王某、张某、李某……

百家姓里，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个姓氏

动用了各国先进的高科技，甚至

动用了多年不见的巫师

但巫师也说不清楚

像唯心与唯物争论了这么多年

也一直未分高下

像我们一直在抗议、严重抗议，也有很多年了

还是没有抗议出什么名堂

生活再混乱，赵王张李，周陈丁杨……

这些姓氏还是清晰的

沿着血脉传承

从老祖宗的神龛上走下来

——为他们点名

老祖宗却哭不出来，只能在天上

和我们一起默默祈祷

像飘散的烟，那些祈祷声越来越微弱

再过些日子，这份名单，这些名字

即将挂成历史永久的悬案

也将慢慢蒙上灰尘，不再被念叨，不再有人

喊他们回去喝茶、吃饭

当下描写现实的诗篇，这种类型的写作相对较多，这首诗比较具有典型性，无论选材还是写作中呈现的问题。首先，诗歌选取了众所周知的社会事件；其次，表达作者对事件的认识。而一首反映现实的诗歌在于，它是否通过对现实的描写，写出了事件悲壮、深刻或值得令人深思的一面。和平时代的写作，给诗人们带来更多的平和，甚至慵懒。在这首诗中，我们看不出情绪的涨伏，作者的理性过强，将抒情控制在有限的文字中，缺少一种激发读者心绪的描写，诗歌相对显得无力。

当下反映现实的诗歌，不可否认，喊口号的没有了，然而激情的、批判性的文字也少了。追求优雅，或者突出了诗性，但是缺少震撼力，无法打动人心。这成为当下诗歌写作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可能影响到诗歌在公众当中的公信力。如何使当下诗人主动关注现实？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但不是诗人个体的事情，社会普遍地对世事的倦怠终将导致诗人精神的倦怠。

再如年鉴中的另一首，与我们日常中谈到的生态环境相关，《雾霾到来，和她们无关》中的一二节：

她退出她们，恍若隔世

继续藏身于大而空的灰暗笼子

捕捉反光的意识

有时她会回望从前，一月的中间

小叔叔，小兔子，梦境得寸进尺

童话中，死去活来的人，因为爱

他们有着旧城墙般幽雅的脸

诗歌的意象精致，情绪和缓，忆旧气息较浓，有熟练的技巧。但是，对社会问题不曾正面触及，似乎是诗人出于对诗性的保护而有意为之的。读这首诗的读者，如果观看过柴静的电视片《穹顶之下》，会觉得诗歌是一堆苍白无力的文字。

三

对比两个时期的有关现实的诗歌，我们已经看到诗歌出现的问题：做工具之用还是为娱情的存在？既然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环境中出现了不同的潮流，那么诗歌与现实是否还有第三种存在的方式？

大事件的全民性写作，几乎都是有关现实的写作，1958年大跃进中的民歌运动，出版了《红旗歌谣》，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可是至今，有多少杰作，多少诗人留在读者的心中？再次，借助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大事件中的全民写作，再提一下诗歌如何与现实关联，才能产生让读者能够记住的好诗。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全民写诗的一个高潮。其中有两首诗一夜之间传播。一首诗是《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为地震死去的孩子们而作》，这首诗没有作者署名，从副标题可见，它是一首传播爱的诗歌。诗歌以母亲的口吻，对孩子温柔地叙说，如第一节：

孩子，

快抓住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诗歌用了简单的口语，在生死关头的严肃时刻，表达了特别的母爱。孩子已经踏上了前往天堂的路，诗歌中却是母亲诉说，试图淡化死神降临时的严肃、恐怖，通过母亲这一带来安全感的形象，把踏上死亡之路描述成上学的场景：母亲用日常送孩子上学的轻松口吻，交代孩子，使孩子在母亲的安慰中释放惊慌的感受而获得安全感。

妈妈，我怕

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诗歌的第二节为孩子对妈妈的诉说。表达孩子对灾难发生的恐惧，对失去母爱的担忧。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模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第三节为母亲对孩子的一种安慰，如果太较劲诗歌是否写得真实，就失去对诗歌所要传达意图的判断。诗歌借母亲之口，让众人不要太恐惧死亡，而是要相信死亡之后还会有更美好的日子。给死亡者以安慰，给目睹死亡的人宽心。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灵鸡汤。但是，在特殊时候，它的确能减缓人们的心灵危机。诗歌在这时候的用途是，从心理干预现实危机。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我们一起走！

如果较真，死了的人不可能复活，孩子不可能回头安慰母亲。这首诗是带有温情性质的童话写作，美好柔情，不可否认，它起到一种麻醉药的作用。但是，从写作者传达出来的情感，我们会看到，诗歌传播的是爱的主题。后面的三节替死者代言，通过死者之口，安慰留在世上丧失亲人的人，要勇敢地活下去，继续传播爱的力量。诗歌为什么容易在民众中传播，因为我们的生活中缺少这类关怀文字，当灾难到来时，人们除了恐慌还是恐慌。这首传播爱的诗，在这时候就替代心理医生，起到缓和恐惧之用。在毁灭的日子里，只有爱，才能承担修复残缺的部分。

朵渔的地震诗歌是另一种风格，他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灾难的同情，也不隐瞒现实的残酷，现实并非鲜花与爱开满的芳草地。他的出语是严厉的，带有道德感，如《今夜，写诗是轻浮的……》：

今夜，大地轻摇，石头

离开了山坡，莽原敞开了伤口……

半个亚洲眩晕，半个亚洲

找不到悲愤的理由

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

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

是轻浮的，在伟大的废墟旁

论功行赏的将军

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

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

伸出的小手，水泥，水泥是轻浮的

赤裸的水泥，掩盖了她美丽的脸

啊，轻浮……请不要在他的头上

动土，不要在她的骨头上钉钉子

不要用他的书包盛碎片！不要

把她美丽的脚踝截下！！

请将他的断臂还给他，将他的父母

还给他，请将她的孩子还给她，还有

她的羞涩……请掏空她耳中的雨水

让她安静地离去……

丢弃的器官是轻浮的，还有那大地上的

苍蝇，墓边的哭泣是轻浮的，包括

因悲伤而激发的善意，想想

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

是多么的轻贱！

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

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

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

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

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

是轻浮的！啊，轻浮，轻浮的医院

轻浮的祖母，轻浮的

正在分娩的孕妇，轻浮的

护士小姐手中的花

三十层的高楼，轻浮如薄云

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5.12夜草，13日改，14日改，15日改）

从作者留下的写作时间，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地震发生后写的，而且四日之内，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诗人一定为某些事情弄得心绪不宁，必须一吐为快。八年过去，今天再读这首诗，我们仿佛还能回到诗歌现场，看到倒塌的房子，出来处理事故现场的县长，播音员的悲痛的声音，等等。何谓轻浮？诗歌隐藏了诗人对于生命的“沉重”的反思。人来到世界，一瞬间就因为这些水泥、这些劣质的建筑而丧失了珍贵的，一去不来的生命，或成为残疾。诗歌敏锐地抓住当灾情发生时，人们虽然关注救灾，但是很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却转向了救灾者的报道。人们忽略了灾难带来的难以估算的物质与精神的损失，而为了一时的名利，在公众面前进行表演。诗歌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不仅批判了社会、官僚、媒体人，也对写诗的自己，广大的诗人群体，进行了反思与批评。轻浮的人生与死亡的重量，形成诗歌情绪的张力，让我们读过，感触到紧促的呼吸。朵渔曾为此诗写过一篇随笔《为什么普遍这么差》，谈诗人写作与社会事件的关系，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即使你不关注社会，你本身也带有了社会性。”之所以有的人把诗歌写得差，在于人们不能认识到“诗歌的美学伦理与道德承担不是相互凌驾与否认，二者的平衡端赖于诗人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对语言的应和与创造”。在“地震时刻”，“浅唱低吟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蒙昧的”。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写得差，就不要以道德承担来遮羞；如果你只字不写，可能是出于对诗歌美学的敬畏，也可能只是你的发声器官一时出了问题。无论如何，写与不写，都不应作为一种道德评判。而普遍写得那么差，才是诗人们应该被问责的”①。这种质疑，仍然可以用于今天的诗人。诗歌不是不能写社会，不能写道德。写得差的原因，是诗人本身的问题。

汶川大地震之后，出版了不少诗歌选，到底又有多少能为今天的人们记住？不少的诗歌在它被印出来时就停止流传了。为了核对这两首诗在当时是否有很大影响，我特别查阅了上海作家赵丽宏主编的《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抄》。这部诗集出版于2008年5月，显然为急就章式的出版。前一首诗歌收入了作为后面扉页的题诗，而后一首没有录入。翻看书籍目录，基本都是表达对受灾者的同情、励志等，表达温情。批判性的诗篇不合时宜吗？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表现现实的诗篇不是没有，它是否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它是否直抵人性。

由此可见，上世纪50年代诗歌中所反映的现实，是工农兵的生活，是歌颂，是政治表态。诗歌中呈现的现实，是经过粉饰的，为时代所需要的现实，不完全真实的现实。当下的诗歌，随便翻开一首，虽有关现实，可大多数被描写的现实私人化，不为大众普遍接受。

一个面对现实的诗人，他能够做什么？在公众面前，他该怎样去出任大众所期待的角色。

对诗歌写作者而言，反映现实问题，就意味着他必须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无论道德、学识，还是政治态度、立场。具体而言，他应该是个道德模范，有高超的学识，能替国家、民族发言的诗人。这样的超人会不会出现？

当代诗歌与现实就像一对亲人闹矛盾，他们缠绕不清，又分别不了。从大陆的诗歌发展的阶段，大概有三次：一次是诗人们自动进入现实写作。这个跟共和国的建立有关，文艺成为政治的一部分。第二次是疏离现实。发生在朦胧诗时期。因为人们能够表达的都是虚假现实，诗人们渴望用另外的方式来暗示真实的现实。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口语诗的出现，用日常性语言拉近诗歌与民众、与现实的距离。但是，这些缠绕最后都没能解决这个千古一问，万人同问。

我个人认为，针对目前诗歌对现实写作的浅尝辄止，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鼓励行业性和地方性写作，或许能够激活当代诗歌的写作内容。由于近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思想界相对解放、宽容，掌握诗歌技巧并非为难事，进入诗歌写作的各行各业人士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条件更好，发掘生活各个侧面，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内部，来自基层的写作会远远超过五六十年代诗人们下基层的创作。那时候着重于建设社会主义，诗歌作为鼓动的工具，写作的方向和姿态基本固定，只有仰望、歌颂。而现在的行业写作，可以有平视、低头、沉思。作为一个职业者和作为一位诗人，或是人的各种感受都可以入诗。我所知道的，文联、作协的诗人是通过采风的方式，了解民俗风情，然后写下观光的诗，真正来自本土的诗人，他的诗可能会带有更多的泥土的气息。就像流水线上通过模具制造精致的瓷瓶可能打动你，而用手工捏制出来的泥瓶，它更值得从每个角度仔细打量。

诗歌的好坏不是一定关联现实，而是诗歌的真挚情感必须打动人心。就像一个舞者的舞姿，一个歌唱者的音符让观众与听众难忘。好的诗歌也许一首，或者一句，就可以进入到读者的内心，由此停留，难忘终生：终于遇上了！

所以，当照镜人立在镜子前，不是去问镜子：你看到了什么？而是照镜子人问镜中的自己：你感受到了什么？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朵渔《说什么都还太早》[J]，《名作欣赏》，2011年2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