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杜甫热”与当下诗歌的审美选择

○罗振亚

李白与杜甫本是唐诗史上并峙的两座高峰，难分高下。可是后人却不时非要对其加以辨别，而且多在观点上判若云泥，或“抑李扬杜”，或“扬李抑杜”，很少“李杜并尊”。就是杜甫诗歌自身，也时而被嘲笑为“村夫子”所为，时而被抬举为“诗史”。其实，文学创作形态从来都是魏紫姚黄，色调纷呈，而不像拳击比赛，总要见个胜负输赢不可，正如“长河落日”同“大漠孤烟”不能互相取代一样，“豪放飘逸”和“沉郁顿挫”彼此间更无法决断伯仲，对创作上的各种风格与美不宜硬性地去比较；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诗人的作品中，必然有一些相对恒定的精神、艺术质素，它们不论何时何地总能唤起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感觉。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推衍，李白始终是那个李白，杜甫也一直是那个杜甫，他们似乎谁也不应该在接受者那里饱尝命运从天上到地下的几经沉浮的戏弄，互相间也不会遭逢非扬即抑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折磨；只是唐代以来的文学历史证明，事实有时却完全相反。我以为，这种文化现象绝非仅仅是让人断定李白、杜甫的诗品孰高孰低，杜甫诗歌哪好哪坏那样简单，它的背后恐怕既隐含着不同时代阐释者们各自微妙的心理动因，更暗合或者说折射着其时社会审美趣尚、诗歌潮流的脉动信息。

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红色”氛围的感染和革命、浪漫激情的鼓动，李白其人其诗都相对更符合当代诗坛的想象和审美规范，所以行情曾经一路看涨，这种状态即便到了朦胧诗的黄金时期仍然余续绵延。可是当历史迈进20世纪90年代的门槛，情况却在悄然发生着耐人寻味的变化，那就是和许多诗人向西方诗歌大师们朝拜并行不悖，古典诗人杜甫在新诗场域中开始倍受推崇，读者和写作者对他热爱的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李白。诗人们纷纷瞩目杜甫，将其作为书写资源，萧开愚、周瑟瑟分别用长诗、组诗《向杜甫致敬》，黄灿然、梁晓明、廖伟裳、西川、洪烛等诗人则不约而同地以《杜甫》为题，同这位唐代诗人做跨时空的精神对话，至于通过文本镶嵌或题材选择的方式书写杜甫的作者、作品更是难以数计。并且，在与杜甫的多元交流中，有些诗人能够以杜甫为镜，反观、省思自我与整个诗坛的风气，“这时再回过头来重读杜甫这样的中国古典诗人，我也再一次感到了20世纪的无知、轻狂和野蛮。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沉痛、仁爱和悲怆来感应这样的生命，就如同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上还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造化之功一样”①。王家新先生很有代表性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持续至今的“杜甫热”突起的缘由。一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观念的规约下，贴近日常生活，从普通事物中挖掘诗意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尤其是新世纪接连发生的SARS、雪灾、海啸、地震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和人心的事件的强刺激，越发从灵魂层面触动了诗人们蛰伏在心底的悲悯意识和伦理担当情怀，促使他们开始在创作中思考诗歌到底如何“及物”，并尝试着重新协调诗歌与现实的关联。另一方面，“杜甫热”也可谓对上世纪80年代诗歌倾向定点反拨的结果。承继又反叛朦胧诗的上世纪80年代诗歌，在将诗从意识形态层面剥离为独立性存在这一点上是功不可没的，但它或者在神性、哲思、想象区域高蹈，以为排除了“非”诗的社会因素就拥有了美和纯粹，“圣词”充盈，或者是沉湎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探寻的“大词”之中，极力扣合时代脉搏，视境阔达，而实际上都从本质上构成了对日常存在和本真现实的致命悬置，抽离了人间烟火气息，缺少沉实和厚重的力量，教训同样深刻。处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坛与杜甫遇合顺理成章，他那些切入时代良知、“此在”感强烈的诗歌，自然会引发诗人们的共鸣，成为许多写作者参照、对比、仿效的对象。那么，杜甫与杜甫诗歌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当下诗歌有所“激活”和“照亮”呢？

首先，杜甫诗歌关注现时现事的“当代性”品格，是对当下诗坛的深度唤醒。说到古典诗歌，胡适以为“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②，鲁迅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先贤的学术指认依旧准确，令人信服，他们虽然出发点和结论都不尽相同，却都看到了迥异于李白那些云端感强烈、与人生关涉不深的诗，杜甫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深刻的当代性”，洞穿了问题的本质和精髓。的确，和其他文本比较，主要凭借内视点和想象力支撑的诗歌，一般情况下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但诗之纯粹也存在着一个合理的限度，过于超拔脱俗地走“仙人”路线，和人、人类相隔膜，就只能说是自身迷津。杜甫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同于李白仿若在人群之上、之外的“天上”写诗，而是置身地面，在人群之内、之中用生命歌唱，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人物、事件写进诗歌，是以事与史入诗的“诗史”。如“三吏”“三别”直面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民间疾苦，《自京赴奉先咏怀》凸显了“酒肉臭”与“冻死骨”矛盾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怪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状绘出初闻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时，和妻子欣喜若狂的情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人漂泊异乡，从家务事起，却指向着江山社稷，饱含一腔忧国忧民之情。

杜甫诗歌对下层苦难的凝眸，对草根命运的抚摸，堪称质感鲜活的“及物”写作，它“以时事入诗”的深入当代的个性特质，和诗人敢于担当的主体人格启发，敦促着当代诗人在创作中开始自觉地重建诗歌和现实的对话关系，他们着力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等平凡的对象世界发现、捕捉诗意，少数个体甚至以行动化的方式，贴近、切入时代和人生的中心。如“去年地震中震坏的钟楼，表面尚完好，内部已损毁，/指针永远停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但在每天下午/途经它的时刻的钟表/会突然成为和它一样的钟表/一瞬间/疼痛从它内部起身去教中国所有的指针走路”（胡弦《钟楼》）。避开地震诗歌“井喷状态”的冷静思索，使起笔于钟楼和时针的观察，宣显着人类的大爱，它是诗人人性的深入担当，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疼痛神经和记忆。有些直接从日常生活空间长出的诗，就更接地气，更具当代感，像由重庆公益组织编织义工为给高寒地区儿童增添衣物事件，引动了诗人辽阔的想象，“打开所有的窗子所有的门/把你接进来，十二月的阳光……我要把十二月的阳光打成捆，/装进大卡车。我要跟随十二月的阳光，/翻山越岭，去看望我留在大山深处的孩子”（傅天琳《十二月的阳光》）。编织手套、围巾、帽子的动作和祝愿里，淌动着人间纯净的母爱和美好，它让人读后眼睛酸涩，顿感世界纯净而温暖。至于叶延滨或许无意间推出的《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堪称直领杜甫以议论入诗精髓的“问题诗”。“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曾经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使一支笔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判和拷问力量，直指着现代文明病的症候所在。和杜甫诗歌精神有着内在应和，当下诗人们将日常生活与情趣作为精神资源的当代性品质加强，自然避免了纯诗和神性写作的凌空蹈虚，恢复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性，密切了与社会、读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诗歌在文学中最初的尊严，这恐怕也是近些年诗歌重新回温的一个重要逻辑支点。并且，诗人们没有径直复制、照搬主客观现实，被其粘滞，而是纷纷以不同的视点、话语与想象方式，注意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转换，使之获得某种精神提升或智慧启示，有着相对高远的精神指向。

其次，杜甫当年在技巧上融叙事于抒情的“叙事”尝试，被晋升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的一个显辞。谈及“杜甫热”，西渡凭着诗人心灵之间的契合与感知，判定“杜诗的‘诗史’性质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为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经典性的榜样”④，尽管观照的对象之间跨越千余年，可这种断言仍是比较精准的。必须承认，诗歌的空灵飞翔姿态是小说、戏剧乃至散文等其他文体难以企及的，但是诗歌对“此在”经验的占有、对复杂问题的处理方面的局限性，又都使它远不如其他的叙事文类那样宽裕从容。关于这一点，早在唐代的杜甫先生就有所觉察，并在实践中努力尝试着合理吸收叙事性文学的技巧，以事态抒情的方式规避诗歌文体的先天不足。像他的《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写了一段乱世佳人的心理流程，其间有被丈夫遗弃后幽居空谷的苦难遭遇的状绘，有自身守护贞洁的内心世界的披露，出身良家却流落山野、丈夫轻薄迎娶年轻女人的叙述，见到合欢朝开夜合、鸳鸯成双成对而起的对无情郎的怨怼的心理事态，婢女去市上变卖首饰和“我”用藤萝修补茅屋漏洞等细节，信手摘花却无心插戴鬓间、只能望着柏叶沉思的动作，使诗抒情写意，更叙事写人，而在抒情中叙事的方式自然加大了文本的容量，推出了相对完整的“故事”空间。不但篇幅相对长的文本有一定的叙事长度，就连八行的小诗《恨别》，实际上也都是靠一系列的叙事因子连缀而成，“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离别、漂泊、剑外孤寂、独立念远等动作、细节以及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子的有机分布，把流落他乡的诗人对自己亲人的思念系怀、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心理抒发得立体质感，充沛的复合情绪和盎然的诗性叙事融会，达成了共赢效应。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诗歌向普通人的现实日常生活俯就，诗人愈发意识到生活原本是叙述式的，对它最老实的处理方式不是虚拟阐释，而是叙述与描述，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前的抒情诗一个显豁的弊端，就是无法恰适地包容常人当下和历史的境遇，而届面对浑然流转的诗人内心和外在世界的20世纪90年代，仅仅依靠象征、意象、隐喻等现代主义的技巧，自然更会陷入传达的无力状态。于是，向杜甫的叙事做法学习成为很多诗人的共识，他们大量将叙事手法引入文本，使叙述成为接通世界和诗歌的基本方式，有时甚至要在诗歌中“讲出一个故事来”⑤，东北的张曙光差不多完全在用陈述句式写诗，北大的臧棣直接以《燕园纪事》作为诗集的名字，伊沙《一个小公务员的情感变化》、孙文波《在西安的士兵生涯》、肖开愚《北站》、臧棣《未名湖》、王家新《瓦雷金诺叙事曲》、刘春《一个名叫刘浪的女孩》等以叙述支撑文本空间的作品铺天盖地地涌现出来，一时间，“叙述”晋升诗歌界的一个显辞，新世纪后这种意识更自觉地内化为许多诗歌的艺术血肉。如黄明祥的《佯动》就有种立体倾向和一定的叙述长度、动态感，“要不了多久，会有穿着皮毛一体的/时髦女郎烫绵羊一样的发型/她会拉开精致的羊皮包/拉开银白色的拉链/从羊齿中取出一张人民币/日子，选个黄道吉日吧”。大量虚拟、想象因子织就的文本，把诗歌以往的词意象置换成了句意象、细节意象，人物、性格、场景俱有，动作、心理、对话兼出，显示了诗人对复杂生活对象处理的能力之强，而幽默、反讽的调式又浓化了诗歌的生活气，后现代味道十足。又如马累的《五一桥》，“我对它的记忆仅仅来自童年/那时候，每天从桥上走过/或者趴在水泥栏杆上/看落日中的河床和宁静、认命的羊群/那时候，还有公社/我牵着弟弟的手快乐地迎接/每一个革命的白天/我甚至在栏杆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想和桥下的泥草一起不朽/但一切很快就消逝了……”它以“五一桥”为触媒和抒情机缘点，切入乡土底层人生的生命形式与情感旋律，在更高层次上逼近了乡土文化的实质。它以作者爱与沉思的意绪张力为主轴，联络和五一桥相关的具象和具事，使诗被演绎成一段流动的过程，有一定的叙事性，那里有“哑巴结婚”饱含“泪水”的喜悦，也不乏诗人个体和现实、历史遭遇时的心理痛感和反思，“记忆”“公社”“不朽”“消逝”等语汇的介入，就曲现了曾经的历史荒谬和思想的简单，为诗增添了沧桑之感，生活气十足的具象和具事使情思的传达获得了沉实的依托。即便是写“大诗歌”的梁平，在诗里同样讲究叙述节奏的张弛舒缓，通过白描手法凸显细节，《邻居娟娟》中“摇晃的灯光，摇晃的酒瓶，/摇晃的人影摇晃的夜，/摇晃的酒店，/摇晃的床”，仅仅一个“摇晃”的细节，就足以道出娟娟的妓女职业、处境与内心的苦涩。从诗人们的“叙事”实践与效能不难看出，诗人们介入具体的人事和当下的生存现实带来的对话、叙述、细节的准确与否的讲究，事态、场面、动作等叙事性文学因素的融入，确实使向来主情的诗歌获得了一定的情境化、事件化品质，拓宽了诗歌自身的情绪容量和宽度，好在诗人的情绪渗透和生活认知压着阵脚，使诗歌仍保持住了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叙事的，但更是诗性的。

再次，杜甫的诗歌艺术态度对当下诗人有着隐性却深刻的内在启悟。诗是什么？自古至今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人只把它当做挣钱、养家和出名的工具，而有人却将之作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栖居方式。作为存在型的诗人，许多优秀的古典诗人和那些技艺型诗人的最大差别，就是没有把诗歌仅仅视为技巧的博弈，而是将诗歌作为自己灵魂与情感的寄托。这些诗人中的佼佼者之一杜甫，一生与缪斯不离左右，其作品被誉为通民心、接地气的“诗史”，实际上更是他心灵的载体，他的成功在于以对诗歌的虔敬之心，打通了个人和社会、历史之间的通道；至于他对被视为诗歌的由来、归宿和最终物化形态，历朝历代诗人均高度关注的语言的锤炼，更堪称千古佳话和永恒的典范。且不说《自京赴奉先咏怀》对“酒肉臭”与“冻死骨”的对比炼意，凝聚着诗人对阶级、阶层差异的几多观察与思考，几多愤懑与不平；单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一诗中的动词、数量词运用，就令人击节，诗人炼字炼意的功夫可见一斑。一个“垂”字、一个“涌”字的点醒刺激，使三四句诗意顿活，奇绝贴切得无法更易；而结句的数量词“一”字一出，就将诗人置身于天地间孤寂飘零的形象和情怀，传达得特殊又到位。平凡普通的语汇，一经诗人的诗化处理即魅力四溢，妙不可言，确有“惊人”的效果。杜甫这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呕心沥血的苦吟追求，看上去只是一种炼字炼意的方法，实则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是诗人对诗歌的虔敬之心在语言层面的外化。

论及现代诗和古典诗的艺术形态，郑敏有一个厚古薄今的说法，断言现代诗“在情感的浓缩和意境的高度上很难与古典诗词相比”⑥，其言外之意也在批评新诗人对诗歌及诗歌锤炼传统的轻薄。这种状况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观，究其原因一方面和许多诗人拒绝“非诗”因素叨扰、矢志于艺术本体的打造有关，一方面也不无“杜甫热”中苦吟精神和方法的影响和覆盖因素的作用。像郑敏、西川、王小妮、翟永明、朵渔等诗人就能够淡然于经济大潮和红尘翻卷之外，平静地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究，自成一脉风景，像李琦至今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种习惯，即总是先洗净双手，然后再端坐桌前，享受写诗的安详和圣洁，以至于每写完一首诗都有像大病一场的感觉。为什么？说穿了是他们这些诗坛的优秀分子，真正把写诗、读诗、评诗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当作了生命的一种栖居方式，诗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宗教，所以他们逐字逐句，一丝不苟，生怕因为自己一点点的草率和粗俗而怠慢、玷污了诗神。等到杜甫先生的苦吟精神在当下诗坛则有更大面积的回响。如牛庆国的《杏花我们的村花》就已走出形象的粘连，获得形而上的旨趣，“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情人/当翻山越岭的唢呐/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丢开花儿叫杏儿了/酸酸甜甜的日子/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杏花你还好吗/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我真怕嗑出一口的苦来”。那杏花哪里还只是杏花，而分明成了西北妖娆而苦命的女性命运的象征，一个动词“嗑”字的运用，质感形象，更强化了命运苦涩的程度之深。再如江非的《时间简史》一反常规，以倒叙方式写农民工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诗人用烧出了生命原味儿的口语，切入乡土生命与情感的悲凉旋律，形式上高度吻合表现对象的个性同时，诗人对文本内涵的提纯和锤炼也不宣自明。诗人们在承继杜甫苦吟艺术态度和精神方面的努力，自然敦促诗歌愈加精致凝练，诗味浓郁，也提高了文本的耐咀嚼力。

“杜甫热”对当下诗歌的启悟是一种综合性辐射，像杜甫诗歌“沉郁顿挫”整体风格统摄下的多元化，像杜甫诗歌抒情主体人格的建构等，对当下诗歌都不无正面的影响和引发。可惜，客观地看，“杜甫热”对当下诗歌的覆盖面和覆盖程度还是有限的，并且在接受杜甫的过程中，很多诗人也并未完全领受到杜甫诗歌的精髓，所以在承继上有所偏离。或则及物了，却缺少杜甫自觉沟通个体和群体、家与国、自我与时代的能力，没有必要的精神和意义提升，被琐屑淹没了；或则只图了叙事的便捷和涵容力，而不去做使叙事诗性化的努力，造成不少诗歌成为散漫啰嗦的代名词，事态有了，诗性却没了；或则把诗坛演绎成了实验的场所，在一些人“苦吟”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在游戏、发泄、玩儿诗歌。正如很多人以为新诗和西方诗歌关系密切而和传统诗歌相去甚远的误区需要消除一样，这些写作者有悖于“杜甫热”精神实质、阻碍新诗繁荣的创作现象，更值得诗歌界深入地反思和遏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王家新《读几位当代诗人》[J]，《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②胡适《白话文学史》[A]，《胡适文集》第8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③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N]，《文艺报》，1956年第20号。

④西渡《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J]，《诗探索》，1998年第2辑。

⑤王家新《讲出一个故事来》[N]，《为您服务报》，1995年8月31日。

⑥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