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话语气质”与“语言习性”<br/>——“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论纲

新的“话语气质”与“语言习性”
——“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论纲

2016-09-28王应平

文艺评论 2016年6期

○王应平

新的“话语气质”与“语言习性”
——“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论纲

○王应平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十七年”现代小说的修改再版工程可谓风动一时，影响深远。有学者借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类型范畴”说作阐释：“文学中的流行样式的迅速变换，每十年就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时期。”①也有学者从文学的界说上借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结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②还有学者从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考察原因，认为文学的特质及风行样式其实是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依势演化。以上诸多观点见仁见智，聚讼不一。事实上，从社会语境、意识形态等方面考察“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并不能完成其审美特质的深度合理诠释，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布尔迪厄的气质习性学说不失为一个切中肯綮的有益尝试。

一、话语场域中的气质转换

现代小说生存于纷繁复杂变换不定的大陆民国时段，从北洋军阀统治到国共合作与分离，从国民政府成立到停止国共内战的西安事变，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日军接受投降，从双十协定的签订到新中国宣告成立，现代文学作家一直置身于权力场的变化转换与渗透组合之中，建国前诸如租界、边区、军阀割据、大后方、小后方、敌占区等政治地理区域也给意识形态的整合统一带来困难，事实上，中华民国从未达到一个能与新中国政令高度统一相匹配的局面。在此语境下，民国时期现代文学主要受市场读者消费制约，作家靠版税生活，执政府对威胁其统治的所谓异己势力宣传物进行查封，对文学中源流绵长的普通市俗生活情趣与审美品位则任其自然发展，事实上，民国时期的通俗旧派文学与新文学颉颃互动，比翼齐飞。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大陆之前存在着几个权力场中心的事实，一个高度集权政令统一的国家诞生了。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新中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结构化和等级化的文学场域空间。几乎所有在建国前拥有进步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作家都被纳入组织化的单位中，他们或者进入中央、省市文联作协，或者进入高校、文化宣传、出版编辑等部门，每个人按照岗位级别领取薪金，这与民国时期作家主要受市场读者消费制约而靠版税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与组织体制建设同步的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圭臬的解放区文艺成为大陆文学场的唯一示范标准与参照，1948年至1950年间，新华书店出版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53种，它们都是1942年以后实践了讲话精神的创作成果，在当时取得了不凡的销量，在读者与作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那些处于非解放区权力场中心的其他场域文学，则因历史语境的限制，或明或隐存在着与讲话精神的隔膜与不合时宜，所以建国后现代文学作家往往按照新的文学场域要求来改写其旧作。

毋庸置疑，“十七年”现代小说的异动与新中国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这在学界已形成定论，但意识形态影响文学异动的策略及路径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事实上，“十七年”某种意义上是文学被重新定义的时代，文学的惯例被打破，新的场域与话语规则得以建构生长。福柯认为话语是浸润各种复杂关系的语言序列组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话语形式，一旦“话语在本身无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或者连续地产生出互相排斥的对象的话，那么，一种话语的形成得以确定了”③。细心比读卷帙浩繁的现代文学报纸期刊，我们发现1948年是话语转变的一个拐点，该年下半年诸多民间立场的印刷物一起出现了转向：描写工农大众题材的作品显著增多，在封面装帧及文本插画上也出现较多线条粗犷朴直的工农木刻群像。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一份综合性通俗文艺刊物《春秋》为例，在1948年底的5卷6期、6卷1期上分别发表徐中玉的《高尔基论典型问题》《高尔基论文学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等反映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评论，同期上也有《今日的好莱坞》《蒋经国的幕后人物》《杜月笙与财产税案》《恶夜》等迎合市场的通俗作品，两种互相排斥的对象出现在同一刊物上彰显了一种新的话语的诞生。事实上，这些在大都市营业的期刊报纸第一次正视工农主体地位的确立，背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民政府的失败不可避免，工农革命的胜利是大势所趋。正是在新中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一个有新性质和新组织的文学统一机构才有运作的可能，话语转换才有现实的土壤与动机。相比于民国时段文学注重市俗生活情趣与审美品位不同，“十七年”文学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在新的时代看来，社会历史的不同性质的交替，不仅意味着人民生活的进步和新生，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发展在阶级属性上的某种中断和面临的新的起点”④。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纲要》中说：“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所构成的结构……产生出习性，即持久的气质系统，这些已形成的结构会作为建构性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而发挥作用，即作为实践和表征的产生和结构化的原则而起作用。”⑤新中国以《讲话》为核心的同一的话语形成系统建构出“十七年”特有的话语气质，而这些气质显然能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学内容与样式。

二、语言习性的询唤

众所周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工农大众并未成为文学的主人，他们或许能成为文学的主角，但在并不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现实条件下，他们自己的创作大多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当然并不排除被某些文人及统治集团记录整理，但这些记录整理只是以旁观者身份来观察考量工农大众，他们从未真正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进入民国以来，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新文学知识分子以严肃的立场书写普通民众，但新文学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它在普通工农民众中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有的理论家批评新文艺形式是“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所以对于畸形发展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表现是不错的，然而拿来传达人民大众的说话、心理，就出了毛病”⑥。瞿秋白也认为：“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当然，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小说，以及俏皮的优雅的新式独幕剧……城市的贫民工人看的是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和影戏，如此之类的连环图画、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他们听得到的是茶馆里的说书，旷场上的猢狲戏、变戏法、西洋景……小唱宣卷。”⑦赵树理曾说“他将自己喜爱的新文学书刊推荐给农民朋友，把《阿Q正传》读给父亲听，可惜他们都不能接受，这使赵树理清醒地认识到以少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⑧所以赵树理开始文学创作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故事要老百姓听得懂。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工农大众在主流社会形态中并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他们或者被代言，或者以非主流形式在民间流传自己的文学。由于生活情趣、语言习惯、传统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普通工农民众对文学有自己的偏好与理解，他们往往并不认可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老舍曾说：“用字造句，一定要注意。像有些新字和句实在为大众所不懂的。例如：‘老舍的眼光投了一个弧形，心中起了微茫的伤感。’就连初中程度的学生恐怕也不见得十分了解。”⑨老舍在此不乏幽默地对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语言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何容在《怎样使文章下乡》中对如何使文学的语言通俗化曾作过生动描述，他说：“‘话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他们（大众）一看就对味儿；开首就来一句‘轰！轰！轰!……一阵猛烈的炮声’，字倒并不难认，只是叫乡下人一看，摸不着头脑，不愿意再往下看。在词句方面也是一样，开了仗就是开了仗，不必说‘开始了武装斗争’，等着敌人来了就狠狠地揍他，不必说‘期待着敌人的来临而予以重大打击’。”⑩

布尔迪厄认为语言习性是在特殊市场中学习说话的过程中获得的，它控制着人们对语言产品价值的预期。因为“连续地强化或者反驳系统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造成了对于语言的使用、对于不同使用和不同市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价值感。”⑪而一个人对语言产品的价值感也是他对自己在社会空间地位感的确认。“统治阶级的成员已经把占统治地位的规范纳入他们的语言习性中。”⑫与民国时段普通劳动大众被话语场域边缘化不同，新中国文学的场域标准其实是劳动民众（国家主人）话语趋同的审美价值判断，那些与民众隔膜的知识分子话语必须被转换。既然乾坤转换的政权更迭是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的衷心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那么只有继续强化为人民的艺术路线，才能夯实以工农大众为主人翁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基础。正是从确保战争胜利及政权建立的高度出发，郭沫若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界定新中国文艺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的文艺。这和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是文学服务主体的变化导致了文学语言习性的转轨，历史上并无先例的工农大众文学在政府主导下井然有序展开运作。首先是新规范的制定及示范，如果说《讲话》成为思想统一的圭臬，那么新中国“十七年”诸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劳动文艺丛书”“大众文艺丛书”“工农兵文艺丛书”等众多影响较大的丛书则是文本实践的样板；其次是政府加强了普通大众的文化扫盲教育，事实上针对新中国工农大众文化阅读水平整体较低的现实，《人民日报》多次刊文报道全国扫盲协会的成立及各地举办文化扫盲班的情况，国家级、省市级的出版社也专门出版通俗易懂的文化读物送到农村，在中央级媒体诸如《人民日报》上还出现了为生僻字注音及标明简明同音字以方便认读的情况。以1962年4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版的散文《春满珞珈山》为例，一千余字的散文注音多达 17处，诸如潋滟（liànyàn）、徜徉（chángyáng）、旖旎（yǐnǐ）、倥偬（kǒngzǒng）、帷幄（wéiwò）等词语均注音如上。为方便普通群众阅读，《人民日报》呼吁“文章应该口语化”，“写文章不能离开群众，不能离开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要熟悉群众，熟悉他们的口吻，熟悉他们常用的词汇，不能用绅士的眼光去看群众的语言，以为他们讲话都是粗俗、简单的。最好的话，一针见血的话，常常正是出在群众当中”⑬。以上诸多举措提议大大拉近了文艺与普通工农大众的距离，体现了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实践了文艺大众化的方向。

三、文本异动的策略选择

“十七年”现代小说的异动往往是出版社编辑与作家联手互动的结果，出于新文学介绍与研究的需要，新中国出版社遴选一批现代文学作家集出版，“艺术家与作家的许多实践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文学场本身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位置”⑭。显然，现代作家出版名单的确立受制于文学场之上的权力场的考量，“一开头在选材上就偏重于一般公认的革命、进步作家的著作，好像最早出的是沙汀、艾芜的小说选集，以及左联烈士和别的共产党员作家……如解放前在政治态度上对革命还有一定距离的作家，就非常花费斟酌了”⑮。

福柯在论述话语策略的形成时指出：“一个特定话语的形成，当它在一个新的话语群中被重新采用、安排和解析时……涉及一种在排斥和选择的可能性的原则中发生的变化。”⑯以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较早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集》为例，维护新中国革命斗争合法化的修改变化是小说异动的重点，而对其排斥面的国民党的贬损也是策略的必要选择。作家在《后记》中说：“这里的22篇小说，有好几篇我都作过适度的修改……经过修改，《磁力》的主题故事是明确些了，这里用不着多说了。”⑰《磁力》最初发表在1941年3月20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上，讲述了青年人投奔延安受阻的故事。主人公袁小奇受了同学黄俊的鼓动，从成都退学回家，打算弄到一笔路费就到延安去。不料黄俊的父亲（一名国民党的县级财政委员）大为恼怒，将儿子软禁起来，而且斥责袁小奇引诱自己的儿子到危险的地方去。袁小奇含辛茹苦的寡母也终日以泪洗面，劝诫自己的儿子不要上天入地瞎想，好好呆在家乡，她还请人帮忙为袁小奇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袁小奇痛恨在抗战时期，家乡人仍过着死气沉沉毫无光彩的生活，这时候黄俊的父亲到县里开会，黄俊暗中偷了家里的钱财给袁小奇，袁小奇终于如愿以偿地赶往延安，却不料在省城边境被人扣留下来。在1953年9月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集》中，作者在原文上修改达25处。一是使主题思想明确的“亮化美化”修改；一是使人物形象、情节符合故事发展需要的“合理化”修改。前者有8处，后者有17处。前者修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将原文中“千里遥远的地方”“那个辽远的目的地”改为“延安”（原文中并未出现“延安”字眼）。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革命青年不畏艰辛，满怀革命理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国民党则实施了重重障碍。但延安对于进步青年来说，当时就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磁场，小说的标题《磁力》就是象征此意。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延安”从国统区的禁忌成为有生命力的社会主导话语，读者消费心理也随时代而变。其次，小说异动还表现在拔高了主人公袁小奇的革命精神。通读原文，我们知道到延安去的设想最初是由黄俊提出来的，但作者在修改本中强调到延安去“是一种那么激动人的非常举动”，即袁小奇在主观上是向往革命的，不是被动为了同情同学才去了延安，后者显然使主人公的革命思想得到“强化”。最后，小说异动还修改了故事结局。原文结尾为“当他刚要过省界的时候，却又被人留难下来……”修改本为“他就逃向省城去了，再从那里正式开始他充满激动和希望的长途旅行。”前者的结局是失败，后者的结局则暗示为成功，这事实上是全文最大的修改。由于故事结局的改变，导致原文的叙述基调阴冷，修改本则显得乐观。“合理化”修改凡17处，分别涉及小学国文教员张琪、副联保主任、袁小奇及他的父母、黄俊等人。比如小说开篇中说小奇退学回家后遭到全街镇人的冷眼，只有小学教员张琪可以说说话。但没想到他也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而且尽管肺病吐血，却嗜抽烟如命，肮脏懒散，这个“肺痨病者”“抽烟过后他就当人在痰盂里撒尿”。修改本将这些讽刺意味浓厚的语句删去，使文本叙述更干净，其他修改也大都属于此类细节修饰之列。综上所述，“十七年”现代小说的异动在维护新中国革命斗争合法化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使故事更简洁明朗、通俗向上，虽然在提纯滤杂的过程中使小说复杂立体的人物塑造、含蓄反讽的艺术深度受到某种损害，但修改本显然更适合工农大众的阅读品位与欣赏口味。

话语策略的运用不仅体现在“排斥和选择的可能性”中，“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⑱往往也是策略选择必须考虑的因素。爱情与性是民国时段文学中司空见惯的话题和调味品，但在新中国崇尚劳动注重教化的时代语境中，性和爱情成为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敏感概念，许多作家对之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1956年10月人文社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选》为例，作者在《后记》中说：“除了太不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的风格。”⑲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发现老舍对小说的修改很大程度上是使语言精益求精，诸如增加助词、调整语序、提炼动词等等。属于删改“不干净”的地方不多，现略举一例以作说明。在小说《月牙儿》的第二十一节，作者作了一些删削。原文描写“我”在经济窘况中受到一个有钱浪荡公子的资助，他的体面和气欺骗了“我”，我“失去了自己，我和妈妈一样了”。原文为“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似乎正往叶尖花瓣上灌着白浆。什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后放出一些香味，像花蕊顶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像四外的花草似的，承受着春的透入；我没了自己，像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想起来自己，我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⑳。小说描写的实际是一次偷香窃玉的性爱过程，但遮遮掩掩的以暗喻的方式委婉写出。在修改本中，老舍将这些可能引起性幻想的语句全部删去，这些修改与新中国“十七年”政治社会的整体情势有关。1949年12月25日《文艺报》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黄色文化的末路——上海通讯》一文，指出解放前“整个上海都被黄色的‘毒氛’所弥漫”，其原因是受到敌人、反动派的支持。1955年7月22日，周恩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指出要对上述三类印刷传播品进行严肃处理。在一个新的话语建构时代，涉及男女两性的书写由建国前消费市场的宠儿变成“十七年”中的选择性禁忌，露骨的性爱描写往往成为反动人物的独有“特性”，工农大众的爱情婚姻总是与劳动生产建设紧密相连，当时流行的闻捷爱情诗即为楷范。这是当时国家提倡的社会新风尚的要求，也是时代文学生态在题材领域的具体表征。建国后紧跟时代步伐的老舍显然主动完成了作品的自我矫正。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对此作简单审美价值是非评判，因为文学服务的对象变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人民”“革命”“工农”“学习”等语汇成为主导的有生命力的社会语言后，现代文学的异动显然有其功能应用的合理性与塑造新国民的建设性。

“官方语言的正当性是通过反复灌输而铭刻在人的行动中的。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形成了某种语言上的习惯。”㉑而“对于一种语言规范的默认反过来有助于加强官方语言的正当性。它有助于在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之间保证一种最低水平的交流，这种交流是经济和符号生产的前提条件。”㉒“十七年”现代小说的出版即意味着官方与作家在话语上的共谋，而这种共谋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新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工农大众文学，这些现代文学作家并非简单被动接受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摄和支配，作为一群具有艺术自觉的群体，他们以文本异动的方式坚持了自己对于艺术创作的标准。这些现代文学作家在相对有限的话语空间中，根据读者阅读心理的变化及话语实践的形成规则，提纯革命意义的纯粹性，精炼时代精神的询唤意义，有效地打造和确立了文本流变的历史载体。

（作者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②[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③⑯⑱8[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知识考古学》[M]，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页，第72页，第78页。

④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⑤⑪⑫㉑㉒[英]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第51页，第52页，第18页，第39-40页。

⑥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A]，《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二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⑦史铁儿（瞿秋白）《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J]，《文学导报》，一卷五期（1931年9月28日）。

⑧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⑨老舍等《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J]，《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五期。

⑩何容《怎样使文章下乡》[J]，《抗到底》，第10期(1938年5月16日)。

⑬浦薇《文章应该口语化》[N]，《人民日报》，1959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