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平

新世纪生态小说叙事的理论悖反与文学困境

○金春平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当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一直是重要的文学命题。从中国的远古神话，到新世纪的生态文学，从西方的奥林匹斯山神话，到欧美当代的自然文学，人与大自然如何相处始终是作家们关注、书写和思考的对象。由于世界文明版图内时代、地域、民族等的差异，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包括认知态度、审美态度、功利态度等，经历了多样化的历史变迁。在文学当中，自然或者作为人类活动的实指性背景空间，或者作为与人类生命本能相异的客体象征，抑或是作为净化人类精神空间的寓意载体，很长时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处于或盲目对抗、或盲目顺从的二元境地。20世纪末以来，西方生态主义哲学在全球掀起的热波，预示着生态文明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潮，与之相呼应的生态文学就是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的艺术产物。在中国文学界，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反映生态伦理、思考生态文明的报告文学，并孕育了生态叙事类小说的勃兴，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共存”的文明发展差序格局，生态小说叙事的价值理论基点呈现出混乱和悖反的状态，从而使生态文学的价值输出难以全面和整体地进入文化引领的制高点，最终制约和影响着生态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生态小说的叙事语境及其价值裂隙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发展之后，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普遍危机，“Ecology”率先由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提出和界定，沿着海克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思考的方向，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阿伦·奈斯、纳什、罗尔斯顿、迈克尔·麦克洛斯、多布森、辛格、雷根、史怀泽、詹姆斯·奥康纳等，分别在“环境中心”“动物解放”“生命中心”等维度，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认识论方面不断进行着理论探索，人地关系的自然哲学也走向了深入和革新。最终，“生态中心论”将主体权利的认同拓展到自然客体和人类文化的极限，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最高的理想状态。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并非自然生态系统的等级金字塔顶端，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性环节，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不是奴役和被奴役、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应该是生态平等的民主状态。人类应该反省人与自然之间的“等级合法性”，重新以生态文化视野对宇宙万物的存在给予道德关怀，而自然界的环境危机，都应归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错位和实践谬误，因此，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其根源正在于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生态整体利益的分裂，在于人类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异化。生态哲学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反思与构建，生态文学则是生态哲学理念的艺术化呈现，其功能也就集中于以形象化的图示，进行生态危机预警、生态伦理生成、生态理想建构和生态恶化救赎等方面。①当然，以工业文明的整体解构，形塑整体生态系统利益的道德伦理是生态文学的灵魂，但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主体角色重构，才是生态文学中“人性”内涵的重新演绎。

西方生态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是经过了物质现代化高度发达之后的哲学反思，其文化指向是强烈地质疑人类高度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是对未来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模态构建。但是必须要看到，“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一方面标榜人与自然万物生命权利的平等，但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转换，因为生命中心主义的话语权、界定者和评价者始终是人类，最终的受益者还是人类，也就是说，衡量生态文化哲学思潮的实践效果，还是以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和良性发展为标准，这是“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的一个内在价值悖论。另一方面，生命中心主义和整体生命观，按其所谓的人与万物是平等的逻辑前提可以推论，既然人和一切动物的生命是平等的，都是生态链的一个环节，人类应善待一切动物，动物也应该善待人类；当人类处于生物循环链的需要必须侵害别的动物以保证生物链的正常运行之时，动物也有权力在其需要之时侵犯人类的安全和生命，于是可以得出“人类可以杀害动物”和“动物也可以杀害人类”的荒谬结论！因此，“生命中心主义”某种意义上将人类降格为与动物同类层次的生物物种，抹杀了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本质属性，这是“生命中心主义”和“整体生命观”的又一个内在价值悖论。

正因为生态学是建立在对“初级工业文明发展”反思的基础上的价值范式，初级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终让人类深受其苦，因此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话题才进入公众视野。而“生命中心主义”或“整体生命观”，暗藏着静止的、自足的、内循环的“不发展”倾向，甚至可以解读为为了维持自然界的整体生命，“回到简单技术时代，斩断资本主义自我强化的增长链条以抑制增长……由此对现代化进程予以否定”②。而“不发展的生态观”最终会导致人类文明和社会历史的停滞不前，正因如此，我更认同生态和谐论的另一种主张——“可持续发展”。它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并界定为：“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和条件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环境社会学者还提出了与其接近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他们主张“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的以及激进的构建主义主张”，“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 industrializ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③。“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④通过调整人类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生活实践行为，创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生态文学的价值基础：第一，当前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失衡，并非是工业化发展的错误，而是源于工业化的初级状态所造就，生态的失衡迫使进一步发展更合理的工业、科技和经济增长方式，并以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兼容性为原则，来取代旧式的唯物质论发展模式。第二，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是人类现代化的错误，而是源于人类发展的理性的偏颇，是现代性的发展还不充分、走向歧途所致。人的本能、欲望、贪婪等人性本色在改造自然、获取资本、推进文明的同时，也的确推进了物质感官的解放，即感性现代性，这是第一层面的现代性；但是当感官现代性获得了充分发展，陷入放纵和狂妄之时，人性已经进入了“恶”的范畴，第二层面的现代性，即理性现代性并未能即时奏效，于是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是生态和谐失衡的人性成因。因此，生态文学应该以“新启蒙”为价值基石，承担起对“自由人性”处于“物的奴役”的批判、启蒙和解放，构建物质现代性之后的“新理性精神”，在超越元启蒙理性精神只调节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的范畴之外，应将人与自然、人与未来、人与宇宙之间的理性关系纳入其中，此价值理论基点应成为当前生态小说的文化使命。

反观中国当前的生态文学，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凸显大写的“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兼及人文主义的质疑和否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以“人”的发现为主题，“人”的独立价值和主体地位得到确立，“文学”是“人学”的理论逐步构建，人文话语形成了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话语精髓。但是，这里的人文话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专制对“人”压抑抹杀的矫正，是对国民人格萎缩和孱弱的反拨。即使是启蒙话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以对人的生命、自由与尊严的强调为旨归，这被视为重建完美人性的理想方向和模式。因此，现代文学对“人”的张扬，是实现物质现代化和理性现代化的前提，是启蒙文化使命的第一步。但是，当前的生态环境失衡和恶化，生态论者归结为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破坏了传统道家的“天人合一”，并认为现代性对“人”的凸显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祸首。我们认为，当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是现代性凸显“人”的价值的罪过，恰恰是“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或“启蒙的未完成性”所造成的。传统启蒙知识分子在借用欧美国家的现代理性观照人性之时，人性本身的复杂和多面，包括其中的非合理非健康非自然的部分，在“人”的口号的呼喊之下，也一并被肯定和接纳，这其中有借用摧枯拉朽的激情之势重建中国文学精神的战略思考，但其潜在的后世影响也逐渐显露，因此，当前时代不是要放弃启蒙、解构启蒙，而是需要二次启蒙、重申理性，开展“新启蒙”的文化实践，新启蒙的视域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审视人性的多维性，张扬理性、节制、健康的人性。

另一方面，当前生态文学存在对西方生态中心理论的生硬模仿和原貌照搬的情况，忽略了中国现实的本土性和复杂性。此论者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生态危机是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驱使，正是因为工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实践，对自然的“征服”“利用”“奴役”得到了极力张扬和凸显，“人”成为了自然万物的价值审判者和话语权威者，大自然丧失了与人的生态民主的话语对等；在现代都市空间的消费主义浸淫下，人又陷入了对“物”的追求和放纵的狂欢，大自然成为游离于人性话语体系之外的满足人类日益膨胀心理需求的客体资源，扮演着人类附庸的角色，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性、自足性、合法性存在，从未获得过主体独立，而只是科技工具论和文学修饰论的符号系统。西方生态学理论恰是对人类中心论的颠覆和反叛，是对生态整体利益的修正和构建，它意图唤起人们对人与其他自然物种的生存权利的民主平等意识，将人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而非主体环节，并沿此路径认定这应是解决中国当前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的有效主导话语。我完全赞同当前生态文学作家的这种生态整体利益立场：人并非地球上的唯一物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人类对自我的思考，应置于自然万物、自然生态的大宇宙观当中进行，提倡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的新型价值理念。但是，当前的生态文学作家站在普世化立场的同时，也使生态文学创作的思想格局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向，这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即未能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的并时共存”的语境出发，审视其中的矛盾、悖论和复杂。尤其是对于后发地带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他们出于生态环境的巨大反差和本土感受，深知经济发展以生态破坏为巨大代价的历史惨痛，从集体情感反感“先发展再治理”的现代模式；另一方面，前现代向现代文明的前行，是全球现代化的主流，也是处于前现代地区民众的集体心理诉求。但是当前的许多生态书写，普遍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之后的西方生态理论为基础，进而出现简单化的价值判断，最终使生态文学叙事与本土社会现实出现叙事隔阂。因此，生态文学创作要从中国本土与西方国家在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差异视域出发，反思社会发展历史，预警人类生态危机，并对人类的文化系统偏颇进行深刻批判；同时也要对隐藏在“生命中心主义”理论的慈善表象下的反人性、反人类的文学立场给予澄清，对其中的巨大价值悖论进行廓清。中国生态文学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以及由之衍伸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和谐观”理论为基石，因为社会需要发展是无疑和必须的，关键在于如何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涉及到整体社会发展模式的世界性难题。生态小说家首要的是担负起人性批判者和生态预警者的职责，这就需要生态作家具备生态发展的深厚社会理论学养；另一方面，生态小说家，还有着生态社会学家所不具备的文学家的角色属性，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创新、深刻、经典应是生态作家的最终使命，也就是说文学对于人性的审视、书写、洞察和拷问，是生态作家不应放弃的母题，因为生态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学”——“人学”。

生态小说叙事的类型生成和文学困境

虽然中国文学界目前还未大量出现上述界定的经典生态文学作品，但以“生态”问题为题材的小说却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且首发于中国边地小说。边地是对远离经济中心和都市带中心的广大西部地区，以“荒野”和“乡土”为主的地域统称。原生态的自然风物、自然崇拜类宗教的兴盛、顺天而生的游牧文化景观，整体呈现出的是远离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世外桃源，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大地相依相生，边地生态小说就是对原生态世界的艺术反映，隐含着与中东部地区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面貌。但随着现代化的蔓延，边地的自然原生和人性本真正陷入“异化”乃至“扭曲”的境地，与中东部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相比，边地自然生态的破坏在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更加触目惊心，“诗意”的逝去其实是人与自然的断裂，是精神家园的丧失、文化记忆的丧失，因此边地生态小说作家率先将“生态变迁”作为重要的抒写主题。但在试图借用西方生态理念的立论基础，从更为宽广的世界性视域整理边地小说的生态叙事和创作类型的同时，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尴尬界定：中国边地生态小说既有着对人性欲望的启蒙批判，又有着对生命平等的生态建构，它超越了道统遮蔽下的文化蒙昧，又有着“生命中心论”下对人的主体的隐蔽言说，它们对物质现代性表达着转型诉求，又对现代性的物欲后果保留着否定的警惕，是一种介于现代性话语和生命话语夹缝中的“准生态小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悖反认知，生态文学普遍存在自我矛盾和自我纠葛的文学困境，但这种困境也使“准生态小说”由于内在的裂隙更具包容性，并开始了对“人与自然不和谐”根源的追溯——对人性、政治和文化的理性批判。

“自然之神”的陨落是边地生态小说的重要主题。生态主义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是对“人”的启蒙的反叛，对人性异化的“启蒙”，因此，面对草原沙化、河流枯竭、动物灭绝等自然灾害，边地生态小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类与自然价值关系的错位，即人类发展中心论。但生态作家也明显意识到生态整体利益在边地现实语境中的某种“超前性误读”，当西部民众在物质匮乏的生存线上挣扎，当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还在与大自然上演着生死角斗的时候，奢谈本应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具备实践条件的生态利益维护，某种意义上是对前现代的捍卫和现代性的拒绝，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批判人类对自然的讨伐和征服的同时，又陷入了对人的物质现代性诉求的否定，生存困境的悲剧性成为边地生态作家难以厘清的文化难题。

唐达天的《沙尘暴》描写了红沙窝村农民从上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为了建设家乡而破坏自然，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枯竭之后不断的兴修水利、打井抗旱等违反科学规律的沙化治理方式，使原本贫瘠的土地日益恶化，也让昙花一现的农村兴旺走向整体的破碎，进而探索着农民的生存发展和自然的生态环保的抉择出路。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由猎人身份到生态保护者身份的转换，遭到了久已习惯打猎为生的牧民的误解和忌恨，以顽强的毅力和隐忍坚持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身份转变之后的生活困顿。郭雪波《沙狐》中的大胡子迫于荒凉的生存而捕猎，但捕猎只能带来草原生态的破坏；《桔红色的沙月亮》中贫穷的人群为了生存而破坏沙漠脆弱的生态系统……边地生态作家以深厚的生态情怀，书写着人与自然关系对立下的生态破坏，挖掘着这种自我毁灭局面的人性之“恶”的成因，但又辅之以底层立场的同情和关切，最终呈现出的是“生态保护和底层生存”相矛盾的文学困境。

“万物有灵”同样是边地小说生态叙事的文学理想表征。现代性将人从封建伦理、政治权威、神性宗教和消费物役中解救出来，人的个体性得以呈现之后，“人”却成为人之神，信仰坍塌、灵魂躁动、心灵沦陷，现代人迷失了自己，也失去了人与自然的精神关联；“文明”之人获得了理性的权力，却丧失了敬畏之心。西部地区自然崇拜类宗教的盛行，感染着闯入者和本土者的文化心理，演化为他们观照万物的思维方式，在人与大地的一体和人与社会的隔绝中，“孤独”成为身处其间的心理体验，而宗教的庄重和肃穆也让自然界的河流山川、飞禽走兽，乃至一切静物都普泽神性之光。正因为有自然宗教的复魅，人之神重新回归到万物生命的系统当中，人类开始了重新的自我反省，进而审视着人的不足、寻觅着人的未来，也探讨着人的存在的意义。当然，这种现代性的祛魅并非文化的倒退，而是对现代性话语的文化簪越，超越世俗现代性的心灵之乡之后剔除了污垢杂质，并呈现出诗意的美感。在红柯、乌热尔图、郭阿利、姜戎、刘亮程等的作品中，马、鹿、羊、狼、牛、驴、鱼，乃至太阳、天空、大地、一棵树、一株草，都闪耀着神性的光芒，它们惠泽着人类，引领人类走出精神的迷津，人与万物之间彼此交流，万物予人以心灵启迪，它们是人的日常生活伴侣，更是人的精神寄托，人与物之间的幽冥之语，满溢着自然生命的高贵，就连对待死亡，都充满了圣洁和安详。正如红柯所说：“新疆的风土就是这样的独特，湖泊与戈壁、玫瑰与戈壁、葡萄园与戈壁、青草绿树与戈壁近在咫尺，地狱与天堂相连，没有任何过渡，上帝就这样把它们硬接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了人间罕见的浪漫情怀。”⑤此外，在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郭雪波的《锡林河的女神》、阿来的《格拉长大》、李宁武的《落雁》等作品中，人与自然之神之间的心灵暗示与生命启悟，奏响的是人与万物、人与生灵的和谐乐曲，人性的狂妄、精神的压抑、世俗的喧嚣，在万物之神的集体召唤之下，一切都被收纳到“本”与“真”的秩序状态，并因此呈现出对人与自然复归、人与大地亲近、人对非自然主体的物欲、政治、都市等反叛的“浪漫主义”主义特质，“在浪漫主义运动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倾向：推崇人类生存的原始状态，认为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语言和人性的淳纯朴”⑥。“所有浪漫主义诗人都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把自然看作类似于人而不是原子的组合——一个不脱离审美价值的自然”⑦，这是宗教神性对理性现代性的反叛，也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一种诗意诉求。当然，在他们的小说中，自然与人类不是处于平等的位置，而是高于人类，其潜在参照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否定，是对现代性对人的压抑的诗意化反抗，是借助于万物有灵论的宗教神秘主义精神，将文学笔触聚焦于人的精神感受和心灵质地，更具文学的美学气质而非生态伦理思考。因此这类诗意家园的背后不能忽略的是，这种前现代的人对自然的敬畏立场，同时蕴藏着“放弃发展”“回归原始”的叙事企图，存在着将自然神圣化的神秘主义倾向，这显然是有违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立场，也是诗意自然生态的一种文学困境表征。

“大地之母”的膜拜也是边地小说生态意识的别样显现。“大地”文学意象的构建，是边地生态作家认为逼近人性本真和生命本质的方式和渠道，具有实指和隐喻的双重功能。“大地”是乡土民众得以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土地、农业、粮食、生命、繁衍，彼此间构成了衍生与连带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自然的土地与人的生命的内在关联，这使“土地”成为民众最为珍视的生命机体；同时，“大地”崇拜从文化上代表着原始而静谧的生活方式，即前现代生活方式：这里没有现代文明孕育的人性异化，没有后现代文明熏染下的生存困境，而是充满了健康、原始、激情、活力、淳朴乃至高尚的生命姿态和精神状态。因此，“大地”所代表的前现代文明与工业机器为代表的现代、后现代文明相比，具有精神抚慰和人性矫正的“世外桃源”的暗示和参照意义，其美学资源与文学思考在当下的城市喧嚣中可以提供复归人性的文化能量。但是仍然要看到，大地崇拜情结，同样隐藏着对前现代文明简单生活的倾心，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敌视，甚至有退守游牧和农耕文明的“反现代”诉求。在当前的生态文学创作中，大地崇拜情结更多地停留于对人性异化的矫正，对精神无根的寻觅，从人性生态的诗意呈现，间接实现着人对大地和大自然“支配”关系的颠覆和重构。郭雪波、迟子建、阿来、董立勃、杨志军、红柯都将“绝域产生大美”的生命感悟作为创作源泉，将绝域大地当作漂泊灵魂和躁动心灵的精神家园与生命归宿。海力布将大草原看作牧民和羊群的生命之母（《乌尔禾》）；军旅营长将阿尔泰平原视为其灵魂居所（《金色的阿尔泰》），云灯喇嘛（《沙葬》）、老双阳（《大漠魂》）、老铁子父子（《狐啸》）、老沙头（《沙狐》）等对大地的崇拜，都是呼唤人性和灵魂的回归，已上升和内化为生命信仰和宗教虔诚。对大地的崇拜是表象，其实质在于对人性和人文生态的拯救，唯有文化系统和人文生态的拯救，才是自然生态拯救的根本理路。因此，边地生态作家对大地及其孕育的万物的崇拜，就具有了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救赎的双重意义，显示出生态叙事文化理念内涵的深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多义生发的可能，进而铸就着珍视生命气质的内在高贵；也在人与大地的生命相依和精神内应中，人类找到了久违的“诗意家园”，在此岸与世俗的超越当中，体悟到了“天人合一”的至高之美，传达着生态文学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诉求和艺术追寻。

生态小说叙事的文学价值构建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生态小说的本质为文学，它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对文学经验的丰富、对文学叙事的开拓、对文学美学的创造，应该是衡量生态文学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尽管当前生态文学存在着理论基石自相悖反的世界性难题，但是不能否认新世纪之交的生态文学叙事，以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立场，在人性洞察和审美经验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开拓和构建意义，参与和形塑着新世纪的文学格局。

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叙事，将自“五四”以来所确立的文学现代性的“人的文学主题”进行了拓延，自然物象作为与人相异的客体，重新回到现代人的审美感知范畴，并以“主体”的角色成为叙事演绎的动力话语。这是对中国古典自然风景诗的历史续接，包含着对东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呼应，也是以“新启蒙”的姿态，构建着“自然理性”的现代性。古典诗歌中的自然物象，是以“景”的方式传达人的“情”的丰富内涵，“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由此，王国维将人对自然的审美境界分为“宏阔”和“优美”二重境界。无论是曹操、李白等的山水诗，还是陶渊明、孟浩然等的田园诗，人的主体性都掩藏在自然的审美情境当中，并在人语和景语的对话中，传达出抒情主体丰韵的心语。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当中，“人”的凸显成为时代共名，人脱离了与自然的审美对话，更多的转向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叙事结构，建构起了人与自然的工具话语。从鲁迅的乡土寓言类小说到十七年的农村革命题材文学，尽管有京派文学重张乡土古典美学规范，但自然总体上是作为工具性角色而辅助存在，并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后。文化寻根思潮之下的边地生态叙事，更多延续着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的不断分化和发展，自然被作为原始的文化根性和传统文化的隐喻，在新时期文学中开始进入文学场域并大规模地占据叙事空间。黄河、长江、草原、高山、森林、高原、雪山、沙漠等，既是社会政治的叛逆，也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作为叙事主体，自然或者作为与人的对立客体，或者作为人的顺承客体，开始具备了凸显大写之“人”并凌驾于人的社会性、政治性、日常性之上的上帝之威。于是，在杨志军、唐栋等的作品当中，高原、雪山与人的生存的压迫，是为了凸显人性伟力的无限性；而在张承志、红柯等的作品中，大河、草原与人的精神的相通，是为了凸显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他们构成了崇高、雄壮、宏伟的美学境界，承接了古典文学自然抒情传统被政治化语境所压抑的“风景美学”，“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都是神话创造者和象征主义者。他们的实践必须通过他们试图给予世界的一种只有诗人才能领略的神话解释来理解”⑧；而在郭雪波、阿来等的作品中，人则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份子，自然万物生灵具有与人同等的生态权力，自然之景与人之景的“物物”观照，正是对古代“天人合一”的“优美”境界的继承，并将对自然的审美情境升华为万物生命的理性观照，从而实现了自然在艺术系统中工具性辅助角色的超越，上升为文学空间中人性话语的并列存在主体，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意美学”，由此，边地生态小说实现了自然主体的确立，打捞起了曾一度被压抑被潜隐的中国自然审美的二重境界。

新世纪边地生态小说叙事，让一度失落的自然主体重新复魅，构建着“大生命意识”的文学伦理倾向。启蒙所指之“蒙昧”囊括着古今中外一切反普世、反文明、反人性的文化系统。西方启蒙运动将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神性当中解救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将人从反人性、反生命的封建纲常伦理当中解放出来，新时期以来的二次启蒙将人从政治神话的蒙蔽中拯救出来，历次的启蒙运动，力图凸显的是“人”，也应该继续沿着“人文话语”走向对人本身的存在的反思和生命永恒的审视。但是，由于中国文学总是与民族解放、政治运动纠葛在一起，五四启蒙和新时期启蒙让位于硝烟的战争和消费的战争，“人”被启蒙之后的何去何从反而成为被放逐的话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化语境当中，与启蒙现代性相伴而生的是对感官现代性即物质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同步诉求，理性精神在乡土中国并未走向政治、文化、社会的制度化建设，而是首先开启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转型。于是理性精神就体现为对人作为“万物灵长”的“神化”，并用一系列的社会历史实践证明着这一价值哲学的正确性，表现在历史生活中，就是对游牧文化等前现代文明的彻底否定，以期建构理性权威的合法性；表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就是对人性话语的强势凸显，人成为社会历史的万能主宰；表现在自然生活领域，就是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把握和规律操控。新世纪边地生态小说，祛除了理性意识形态的一切外在客体的笼罩、束缚和压制，只从“生命”视域审视人的存在，去探究自然人性的“原始性”“健康性”，与“生命自由”相违背的政治实践、社会变革、历史迷障、人性质素，都被赋予了寓言化的恶魔性色彩。边地生态小说的生命范畴，也延扩至整个宇宙的“大生命”领域，一切动物、植物、山川、河流乃至静物，都被视为是“生命”的载体，人的生命只是其中的一员，其话语动机是源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根于人类生存危机的生态构建的价值检讨和“弥补”，但也因为前现代的“物质现代性诉求”和启蒙现代性的“后现代解构”的内在矛盾，他们在“生命和谐”的哲学层面，寻得了话语间隙的折中。因此，新世纪边地生态作家的生态理念未必能上升到“生态整体理念”的指向高度，但却从自然的荒野、游牧的原始，导引出了“狭隘的理性主义”对人的心灵、情感和精神遮蔽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充满了悲情和孤独的苦难意识。在当前文学创作普遍的“精神狭隘，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深远的人类关怀”的语境当中，⑨边地生态小说在万物生命的彼此象征、感悟、启迪当中，完成了对人类生命孤芳自赏的超越，具备了更高远的生态利益的宽广视野，它将生命的道德关怀与伦理观照由狭隘的人类推广到了“自然之神”，某种意义上，它是狭隘的理性精神走向反思和深入的一种表征，是理性的契约精神由意识形态层面走向精神和生命领域的一种生态民主现代性，这种“新启蒙”理性，由个体、理性的文化诉求，走向了生命、自由层面的存在肌理，昭示出人类应捍卫对自然的敬畏、关爱和尊重的宇宙法则。

新世纪边地小说的生态叙事，构建着“批判”与“肯定”的双重文学经验，它包蕴着当前消费主义浸润下人性异化的拯救企图，也内含着生存诗意的正面宣示，是以生态民主的“文化后现代”对“物质现代性”的解构式疗治。现代理性在人类哲学的历史认知中，在于其以无可辩驳的实践效果和胜利战果一次次证明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欲望是人类进步的两个伟大动力。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就会停止不前”的社会真理。⑩罗素所倡导的“认识”与“改造”的理性双翼，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制约，二者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它们是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前行。但是，人类却在“改造”一翼一路高歌，在改造社会、改造历史、尤其是改造自然的镜像当中，不断检验着人的理性精神的伟大，人的存在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的自我欣赏；也在一次次改造胜利的图景中，人的“认知”理性精神未能同步奏效甚至彻底缺位，直接孕育了在改造实践中，人的欲望和贪婪的激发和放纵，于是感官享受、消费主义、文化等级逐步成型，“在带来国人感官解放和物质享受的同时，‘人’却最终滑向了信仰扭曲的‘心灵渊薮’和精神景观的‘家园荒原’”⑪。从社会生活到心灵境地，欲望符号到处充斥，精神信仰被物质信仰取代、心灵宁静被欲望心魔摧残、精神的诗意生活被身体的消费刺激吞噬。世纪之交以来在后现代艺术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之时，新世纪边地生态小说却以中国式的“前现代”途径和后现代哲学，“批判”着消费欲望氤氲下人的存在意义。尤为可贵的是，由于文学性批判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强大经验和价值惯性，新世纪边地生态小说，在以前现代的自然崇拜和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对现代性的人类沙文主义、自然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价值批判的同时，还以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心灵和谐、自然诗意、浪漫情怀的诗意魅力，建构着“肯定性”的美学价值，重新挖掘着被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所掩埋的真、善、美、尊严、敬畏、尊严、本真、纯真、阔达、英雄、豪迈……这些高贵的人类品质，与当下卑微、庸常、苟安的人的生存姿态和生命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图示化“对比批判”，也宣告着“人如何诗意生存”的一种探索式答案，尽管不无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但那久违的文学浪漫主义精神、风景画的诗意描写也终于大规模回归到了文学。新世纪边地生态小说的价值旨归，直指人类在理性精神实践中的歧途，以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为“改造世界的欲望”敲响了预警之声，对理性精神当中“认识世界”一翼的重新彰显和凸显，这是对既有理性认识局限性的突破和否定之否定的升华，是对当下人性症候、文化症候、社会症候的疗救，呼唤着健康人性的回归，即“生态平衡、人心平衡、文化平衡和社会平衡为最终的理想目标”⑫，这种“新启蒙”所指向的“理性精神”的深化，是后现代性在人与自然系统关系中的生态民主构建，并以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对游牧和乡土文明的文化质素进行打捞，形构着当下工业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日益狭隘的未来路径，完成着人性异化救赎的文学性构想和启示。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②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③See U.Simonis,“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the Strategic Element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1,no.121,1989,pp.347-361.G.Spaargaren and A.P.J.Mol,“Sociology，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s a Theory of Social Change,”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vol.5,1992,pp.323-344.

④潘岳《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J]，《经济》，2006年第7期。

⑤红柯《敬畏苍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⑥王先霈，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⑦⑧[美]勒内·韦勒克著《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概念》[A]，《批评的概念》[M]，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第183页。

⑨贺仲明《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缺失——对当前文学的一种审视》[J]，《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

⑩[英]罗素《罗素谈人的理性》[M]，天津：石磊编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

⑪金春平《个体化时代的文化拯救与诗意信仰》[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⑫于京一《边缘的意义》[J]，《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1611）；江苏省2014年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1401002C）；山西省2014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240）；山西省2015年科技厅软科学基金项目（201504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