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高校师生信任新变化*

2016-09-23李阳杰

高教探索 2016年2期

李阳杰

自媒体时代高校师生信任新变化*

李阳杰

高校师生信任关乎教育场域的和谐稳定，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从外部社会的角度触动着教育系统内的师生信任。该研究从“屏蔽文化”、“多元文化”、“三喻文化”三个角度“解构”当前高校师生信任的新变化，并试图从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重构”，即避免主观的价值判断，将之理解为对于现实的“复制”和“延伸”以及适应时代的过程，多方面措施并举促使“新变化”转换成为“新提升”。

自媒体；师生信任；新变化；解构；重构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化的社会”[1]，从“关系社交”到“内容社交”[2]，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自媒体用户粘度的日益增强对于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社会信任之“质变”尤为明显。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信任究竟趋向何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剖析了当时信任体系，即以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3]彭泗清则预言尽管当时社会仍以特殊信任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制度信任已成为重要趋势。[4]本世纪以来，郑也夫在《信任论》中指出社会信任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传统社会依赖于特殊信任，而现代社会更注重制度信任。[5]而董才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强化社会外在制度的有效供给是解决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本途径”[6]。吉登斯也表达了类似的推测，他认为“人对系统的信任”将取代微观层面的人际信任。[7]可见，学界普遍将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因此，教育场域内的师生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必须将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相结合。石艳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将教育场域的信任划分为“教育系统信任”和“教育场域内的人际信任”，“信任的对象不仅存在于行动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个体背后的社会系统之中”[8]。林春波则认为目前有关师生信任的研究多将心理学作为切入点，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的作用，“毕竟信任问题是社会问题”[9]。同时，“媒介即隐喻”，自媒体以隐蔽的方式催生着社会的变迁，从外部社会的角度触动着教育系统信任，实质上也深刻地影响着微观层面的师生人际信任。

那么，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又将如何作用于师生信任？李晓培就自媒体时代“育人”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媒体时代“技术理性”捆绑自由意识，言论“无度”的伦理危机，以及“权威”的消解等都将产生“文化育人”范式的深层危机。[10]然而，目前学界对于自媒体时代的研究多限于领域内部的探讨或是将自媒体与价值观关联，暂时缺少对于师生信任的关注，且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价值判断。因此，本文对自媒体时代的师生信任新变化进行“解构”与“重构”，在维系教育场域和谐稳定的同时，亦有利于巩固和提升社会信任。

一、现象之“解构”

“师生信任危机”的研究数量逐渐增加，类似带有价值判断的研究是否意味着“危机”真的降临，而自媒体时代的特性又是否会“动摇”高校师生之间的信任，对此，惟有通过对于“人”的调研，以“解构”的方式才能全面挖掘现象中蕴含的本质。

(一) “屏蔽”文化：“区隔”与“融合”

“屏蔽”原意为阻挡、遮蔽，自媒体领域中的“屏蔽”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在“全民发声”的时代中，个体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较为自由地发布信息，而发布对象可以是有选择性的。同时，“群文化”作为自媒体社交功能中的重要环节，由于群内的“分化”，产生“群中群”、“群外群”等现象。“屏蔽”场域中存在“主体”和“客体”之分，但在该场域的外部可能存在第三方因素对于场域内部的平衡产生影响，例如“客体”发现只有第三方可见“主体”的信息。而这种场域内部的不平衡是否会直接动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任，取决于“客体”对于“屏蔽”文化本质的认知。见图1。

图1　“屏蔽”和信任

高校中的教师与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关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这也是研究“屏蔽”现象的现实基点。基于调研结果可知，高校教师的“分享”意识普遍较强，在“屏蔽”学生的内容中也多涉及个人隐私，而与学生本身并无关联，“群外建群”的现象更是少见；与之相异的是，学生针对教师的“屏蔽”行为更为普遍，动机则是规避教师的约束以及内容的代际差异，而“屏蔽”内容中不乏娱乐、情感等个人话题，甚至部分也会涉及对于教师的评价，而“撇开”教师另外建群的现象亦是存在，教师所在的群往往相对“沉默”，而另建的群却异常“活跃”。当然，两者对于“被屏蔽”均表达了失望的态度，相较而言教师则表现出相对的包容。而这种失望的情绪会否波及双方之间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屏蔽”本质的洞察与理解。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类新生事物和现象“迸发”。自媒体平台附带的“屏蔽”功能以新生事物的姿态在形式上似乎冲击着人际交往的伦理规范，但实质上却是事物更替速度加快、适应困难所形成的暂时性“区隔”。随着认识的加深，人们也将逐渐意识到所谓的“屏蔽”不过是现实中人际交流模式的“复制”与“延伸”，最终形成“区隔”与“融合”并行的常态。

那么，如何理解所谓的“复制”和“延伸”呢？就“复制”而言，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会根据谈话的内容选择谈话的对象，这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亦是维护个人隐私的需要，同理，“屏蔽”功能设置的初衷源于用户的“选择性”需求，是符合角色伦理的内在深层心理需要。相反，若完全地不设任何屏障，就如同现实生活中将所有信息开诚布公地分享，显然有悖常理，而现实生活中亦是存在类似于影响“屏蔽”场域平衡的第三方因素介入的可能性，例如间接通过他人获悉本该知道的事件。现实场域中身份群体之间的隔阂是正常的存在，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交叉空间，“区隔”和“融合”并不是对立的，“复制”即意味着“屏蔽”的本质也有相似的内涵。就“延伸”而论，现实中往往是以“关系社交”为主，而自媒体中的社交方式则倾向于以关系为纽带的“内容社交”，教师与学生所关注的内容既有所交叉又有所区分。因此某些“区分”信息就成为“屏蔽”的主要内容，而“交叉”信息则成为共享内容，“网络媒介既能够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产生排斥和疏离感”[11]，这也体现出“区隔”与“融合”最终将走向并行的趋势。见图2。

图2　“屏蔽”与“内容社交”

因此，高校师生应充分把握现实与“屏蔽”两个维度的共通性，认识到人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于文化差异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需要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文化的变革，并且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若能形成这种意识，有助于其理解“屏蔽”的本质，将“屏蔽”理解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私领域”具有针对性的对话，从而规避“屏蔽”可能涉及的信任问题。

(二) “多元”文化：“真实”与“超真实”

当前社会“多元”文化形态并存，然而，主导文化注重整体利益，大众文化关注世俗生活，精英文化重视个体发展，文化形态多样性的背后隐含着价值取向的分立，自媒体的出现为“多元”、“分立”的文化提供了传播的平台，但“信谁”、“信什么”等“真实”需求也逐渐变得迫切。而这种需求基于两种具体的表现：其一，自媒体平台信息发布者的“动机”和“价值判断”会影响信息内容的客观性，而传统媒体的多重审核机制则可以降低主观性；其二，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由于传播者的“加工”而“失真”。而这些信息中不乏涉及高校师生的最新消息和评论，加之公众对于负性信息的偏好，“恶化”师生形象的信息难以遏制，有可能会波及两者之间的信任。

从实际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学生在浏览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时，除非该信息与自身价值观有明显冲突会适当质疑之外，一般会选择完全或者部分接受其中的内容，而高校教师则相对较为理性，不会因此轻易动摇对于周边学生的信任，但不排除会影响到对于不熟知学生的看法。高校师生均不否认自媒体环境中的信息蕴含着选择与动机，但依旧完全或者部分接受这类信息，这和“超真实”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超真实”作为西方理论界后现代转向的产物，是对现代性所追求的“真实”观念的消解，“是真实的更真实”[12]。“超真实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日常意识和本能欲望”[13]，当下的现实本质就是“超真实”的，而自媒体中的信息亦使人们沉浸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主体沉溺于自媒体对“类像”的再生产而逐渐失去理性批判的精神，不再为所谓的“真”与“假”所困扰，“答案就是答案，不再可能有任何疑问，有的只是与答案对应的问题的生成”[14]，从而忽略信息中潜在的价值选择与发布动机等因素，加之高校学生价值判断呈现主观性的特点[15]，未能对“恶化”师生形象的信息进行有效地甄别，进而对高校师生信任形成冲击。因此，“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中必须破除“眼见为实”的迷信，提升高校师生的媒介素养，学会透过现象追问本质，接受信息中最“纯粹”的部分，从而形成对高校师生的合理认知、规避潜在的信任危机。见图3。

图3　“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

(三) “三喻”文化：“系统化”与“碎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将真实反映人类发展变迁的传递文化类型分为三类，即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后喻文化”、同辈之间学习的“并喻文化”和长辈向晚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合称“三喻文化”，而概念的提出与美国二战后社会的巨大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美国的年轻人由于未曾体验过前辈所经历的历史磨砺，而前辈也并不比自身更熟知当前的社会，因此晚辈只是根据自身的经历或者模仿同伴中的楷模去创造生活模式，而拒绝接受父辈的“传喻”，即可视作“后喻文化的失效、并喻文化的失衡以及前喻文化的召唤”[16]。与当时的美国类似，自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亦是深切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全民发声”的特点使年轻一代也逐渐开始掌握时代的“话语权”，他们凭借着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和较强的适应能力，逐渐形成所谓的“青年文化”，“并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呈现出增强的态势,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后喻文化”受到冲击。

基于现实层面分析，自媒体时代“青年文化”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影响到高校课堂中教师所传授知识的信度。自媒体平台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以及具有符合受众心理的呈现形式等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益于高校学生主动拓宽知识面，实质上也是创造着“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教师所传授的“系统化”知识也不再是永恒的“权威”。此外，高校学生中“低头族”的比例迅速增加，自媒体占用了学生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原本“系统化”的安排被“碎片化”的模式所替代，例如上课时学生在自媒体平台上聊天、发布状态，教师亦是对于学生的自控能力产生质疑。

图4　“碎片化”和“系统化”

实质上，“碎片化”的知识结构和生活模式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产物，是对“后喻文化”中教师中心地位的“分解”：“碎片化”的知识体系虽存在着缺乏系统性的弊端，却有助于冲破“系统化”带来的局限与束缚；“碎片化”的生活模式虽影响正常的教学与生活秩序，却是培养学生主体性的体现(见图4)。因此，在充满“碎片化”的自媒体时代，高校教师应在教学形式上作出调整，适当在教学中引入自媒体的内容，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关注与认同，促使其信任和吸收教师所传授的系统化知识中的合理部分。当然也要避免教学中“泛自媒体”的倾向，避免过于注重形式符号而忽视内容本质的趋势。同时，教师也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尊重学生所提出的不同观点，信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重视学生群体中的同伴文化。而学生也应在保证思想独立性的基础上信任教师，控制好自媒体与现实生活的平衡。

二、“重构”之探索

自媒体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影响着高校师生信任的发展变化，若欲“重构”高校师生信任的新变化，须从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 “认知”之“新常态”

诚然，“屏蔽”现象、“超真实”环境和“碎片化”模式作为自媒体时代中的重要因素，或影响着高校师生之间的信任。需要明确的是，“影响”既有可能是消极的，也有可能是积极的，不能简单地作出类似于“师生信任危机”的价值判断。师生之间的“屏蔽”看似设置沟通的“屏障”，但若刻意分享不利于巩固双方信任的信息，例如学生公开对某教师的不满情绪，师生信任显然会因此受到冲击，从该角度分析，“屏蔽”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类似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超真实”环境让师生“沉浸”在含有价值判断和动机的信息世界中，某些刻意恶化师生形象的信息有可能对高校师生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超真实”环境中也存在着对师生形象的正面“刻画”，能巩固和提升师生信任；“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将“分解”教师所传授知识的“信度”，“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分解”教师对学生自控能力的信任，但换个角度分析，若“碎片化”的知识内容能佐证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与观念，而学生又能较好地融入与适应“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反倒能使“分解”转化为“提升”。

既然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可取，那又应该如何“认知”高校师生信任的新变化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变化实质上是对于现实的复制和延伸。“屏蔽”本质上是现实中人际交流模式的“复制”和“延伸”，已在前文中有所论及；“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在信息主观加工层面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传播媒介有着相似之处，即不可避免地带有传播者的主观选择和判断，甚至与信息接收者的主观认知加工密不可分，而自媒体时代“全民发声”的特点，“主观性”的色彩则更为浓郁；“碎片化”的特征与现实中“前(并)喻文化”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联，“前(并)喻文化”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教师中心地位，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而这与“碎片化”的“分解”实质“不谋而合”。

因此，新变化既已发生，如何“认知”就成为“重中之重”，“认知”之“新常态”将新变化理解为对于现实的复制和延伸，无疑有助于厘清新变化的本质和巩固高校师生之间的信任。此外，“认知”从“常态”到“新常态”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该过程伴随着对时代变迁的适应，暂时的认知“区隔”将最终转化为“融合”的“新常态”。

(二) “实践”之“新举措”

“认知”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实践”亦须围绕自媒体时代的背景，针对“新变化”提出有效的“新举措”。

首先，在高校师生理解“屏蔽”本质之前，需要师生之间加强线下的互动，通过增加现实生活中的交流，逐渐减少线上“屏蔽”行为。面对面传播是人际传播中最为直接的形式，师生面对面交流时，彼此的表情、动作、情绪等因素都能感染对方，更具有亲和感。调研结果也显示，多数高校师生更倾向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自媒体只能作为辅助沟通的途径。因此，加强线下互动有益于拓展高校师生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寻求更多的共同话题，同时线下的交流会“迁移”到线上，这对缓解“屏蔽”现象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让高校师生“沉浸”其中，若设置“点信”功能，对信息发布者开展信用评级，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刻意“恶化”师生形象信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自媒体平台上信息多数情况下只能被“点赞”，忽略了信息潜藏的价值判断和发布动机，“点信”功能和信用评级正是对“忽略”的补充。“点信”是用户对信息客观程度的主观判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被“点信”较多的信息并非必定是绝对客观或接近客观，这只能作为评价信息客观性的参考依据。同时，自媒体平台利用系统实时监测的结果以及用户举报的情况，对某些信息发布者的不客观言论进行及时的修正和删除，并就监测结果和举报情况对信息发布者开展信用评级，评级结果将关系到发布者生活的诸多层面，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最后，高校教师要在保证所传授知识系统性的基础上，适当在形式上引入自媒体中的适切因素，另外，自媒体平台有责任提醒大学生合理利用时间，防止其过度沉溺。调研结果显示，高校课堂教学中引入自媒体中的适切因素，并非完全出于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多数出于满足学生对形式的需要，而学生对形式的兴趣将会转化为对课堂知识内容的关注。因此，在引入方式上，一方面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将自媒体中的适切内容加入到课程当中，尤其是导入部分，切忌内容和形式主次颠倒，避免过度呈现自媒体中的无关信息；另一方面，高校教师通过自媒体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有助于提升课堂内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例如课前先发文字或图片让学生预习，课堂中再进行深入讲解。此外，自媒体平台可以对高校学生的登陆时间进行统计，对过分沉溺的学生应给予提醒，这既有利于学生处理好自媒体和现实生活的平衡，对提升师生信任亦是有益。

[1][8]石艳.“共同生存”何以可能?——教育场域中信任问题的社会学审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25(2):14，17.

[2]周源源.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社交的特征分析及引导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9):131.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5:26.

[4]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J].社会学研究,1999(2):64.

[5]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77.

[6]董才生.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倾向的制度分析[J].长白学刊,2004(2):41-42.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130.

[9]林春波.教育领域内信任问题研究的现状及评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4):3.

[10]李晓培.“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J].高教探索,2015(3):23-24.

[11]蒋建国.网络族群：自我认同、身份区隔与亚文化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13(2):99.

[12][13][14]戴阿宝.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J].外国文学,2004(3):43.

[15]郑洋.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的发展及培育[J].甘肃社会科学,2015(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