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茅草地》是著名作家韩少功早期的成名作之一，借用为题，实在是同样的情愫久久地咬着我的心。

他这篇小说发表时，正值我国农村田土下放、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当时，我们一家五口人除了分到几亩水田外，还分到院子西边一道山湾——俗名水井湾的地方。此前，这里是生产队的一大片荒地，是我们的放牛坪。

那时，大哥十七八岁，我十二三岁，妹妹七八岁，父母就带我们去水井湾除草开荒。花了一周多时间，荒草除完，父亲用我家那头老牛犁地，母亲则带我们用小锄头挖田边土角。

半个月后，茅草地模样大变，几块田土露出来了。又挖了一条几百米的小水沟，把上面的山塘水引过来，一起糊完田坎，几块湿漉漉的元水田（方言，意为“一直有水的田”）就做了出来。上面一点的斜土，成了后来的麦地、菜地。

开荒成功的那个夏夜，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凌晨，父亲就到镇上买回两斤肥肉和几节筒子骨。下午，三兄妹和父亲下地干活，母亲在家中做饭。傍晚，山风吹拂，月朗星稀，父亲把餐桌摆到院坝来，一家人吃了最丰盛也最开心的一餐饭。父亲盘算，开了这一处荒地，明年会增加一两千斤稻谷和小麦，白干饭和白面就够吃了。

那是中国农村激情燃烧的岁月，田土下放，也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千百年来历经饥饿的农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张力。从开荒之后的秋冬季种麦，到初春时的插秧，田边土角的种豆种菜，我们努力让那片曾经的茅草地按自己的期望承载种子的梦想。

那是父母第一次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一个耕种季下来，村里的农民就告别了几十年都想解决的饥饿。天天白米饭，不再是奢望。农民们感念政策，也感念身边这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荒了也许几百年的茅草地。

那时，农民们对土地表现出强烈的领地意识，那是他们的生命。两家相邻的土地，你多挖了我一锄泥巴，我多铲了你一铲土，说不定就会吵上一架。

土地，也是一场命运。很快，二十年过去，和大多数边远山区一样，社会转型的巨手轻而易举改变了乡村。当村里一茬茬青壮年农民远走他乡打工之后，哥嫂终于和父母吵了一架，出去打工了。父母还是继续经营着全部的土地，包括水井湾那片拓荒而来的田土。可是，父母毕竟不可阻挡地衰老了，不得不放弃离家稍远的水井湾，只耕种房前屋后的几块田土。前年母亲去世，年近八旬的父亲再也耕种不动了，我曾经含泪劝他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要守着老屋和那些开始撂荒的老土。

人和庄稼撤退，荒草就迅速地上来占领。牛牛草、巴茅杆、三月莓、老虎刺、马鞭草……疯狂地铺满水井湾，邻里间的田土边界日渐模糊，谁也说不清了。农民已经放弃了土地，水井湾又成了蛇虫鼠兔的乐园。今年端午节回老家看望父亲，精神依然健朗的父亲陪着我又去看了看那片土地，往事像过电影一般浮现在脑海。

我和父亲到这里不是为了自作多情地回望，而是母亲的坟茔就坐落在水井湾一块土边的高台上。母亲走后的每个春节，父亲都会带着我们铲干净坟上的杂草。夕陽西下，我和父亲穿行在杂草丛中。远看坟头，突然产生了幻觉——母亲正坐在那里，像多年前一样，干活累了就坐在树荫下，看着父亲和我劳作。

一阵山风吹来，各种杂草迎风而舞。茅草地又恢复了开垦前的模样，仿佛从来不曾改变。没有庄稼的土地，没有了母亲的土地，正在风中展开一圈圈绿油油的波浪。

郑劲松，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大学报》执行主编，曾获第二届孙犁散文奖，首届林非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永远的紫罗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