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兴邦　周葵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关键词 城镇化；环保行为；进城农民；环保知识；环境态度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8-0070-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11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4年54.77%。但城镇化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确保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李佐军和盛三化认为城镇化带来生活废水排放、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巨大环境破坏的隐忧[1]。而根据中国的《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内容，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以中国2014年城镇化率54.77%的水平计算，要实现这个目标，到2020年，约有7 000万农村人口进城市生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转移，他们的生产、生活、消费必将对能源消费和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而本研究将主要研究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这个问题的积极意义为以下： 一是多数研究都认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对环境保护产生较大的压力，但本研究从迁移者微观环保行为改善的角度来研究城镇化对环境的改善效应。即本文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改善农村迁移人口的环保行为，而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程度对于降低城镇化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城镇化对于促进环境保护的正向效应。二是当前我国的农村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考虑到部分农村迁移人口未来返乡就业或生活的可能，回流人口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提升可能对于改善农村环境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其环保行为对农村环境的改善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而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为以下：一是相比留守在农村的居民，进城的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表现出了更优的环保行为，验证两者的差异有助于分析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按参与频率的差异，本研究将CGSS（2013）数据中居民10类环保行为的表现加总为居民的个人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并作为被解释变量。然后将其对农民进城与否的虚拟解释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回归就可得到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的环保行为的影响。不过，考虑到样本选择性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即那些选择进城生活的农民可能有着更高的环保素养，因此进城的农民本身就有较好的环保行为。为了消除内生性，本研究采用了倾向值匹配方法对实证分析框架进行了修正。二是验证了城镇化对不同环保行为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实证考察了CGSS（2013）问卷中进城农民和农村留守居民涉及的10个环保行为参与频率的差异。Stern对环保行为分类为公共领域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非激进环境行为，个人环保行为和组织环保行为[2]。本研究按照Stern的分类分别验证了城镇化对10个环保行为的影响大小差异。三是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机制：一是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知识的提升进而影响其环保行为。二是城镇化改善了进城农民的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的环保行为。

1 文献综述和影响机制初析

1.1 文献综述

1.1.1 人口迁移与环保行为

国内研究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少。国外有一些学者研究的角度和本文类似，他们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研究了迁移者与迁入地居民的环保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Hunter发现迁移者的环境行为与本地居民并没有差异[3]。Brechin和Kempton认为迁移者的环保行为会逐渐向本地居民靠拢[4]。Max J. Pfeffer和J. Mayone Stycos认为迁移者和可以通过积极融入本地社会和接触本地居民学习到更多环境知识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5]。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迁移者的环保行为对环境的影响，Wolch 和Zhang认为迁移者对待迁入地的环境态度将显著影响当地的环境[6]。Inglehart认为来自于较贫穷地区的移民者倾向表现出更为负面的环保行为，这对环境保护无疑是不利的[7]。不过，一些学者却持反对意见，Ng认为迁移者对迁入地环境的影响程度并不如对经济、政治结构和宗教信仰那么大[8]。Kidd和Lee认为美国的迁移人口的环保行为更优，这是因为环境因素是选择迁移的重要原因，所以选择迁移的移民本身的环境素养就更高，因此不必过分担心迁移者行为对环境的影响[9]。

1.1.2 环保行为影响要素

除了本文所研究的城镇化对于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国内外还有较多学者从居民的性别、年龄、居住地、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等角度来关注环保行为的差异。Brent采用美国公众环保行为数据，发现性别差异显著影响环保行为，女性更易采取环保行为且年纪较长的女性的环保行为更优[10]。Stern等发现女性的环保意识更强，并且更加有动机参与更多环保活动[11]。王风采用陕西省公众环保行为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环保行为，性别差异显著影响环保行为，女性比男性更易采取环保行为。而年龄、收入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不显著[12]。Lee发现已婚女性且子女年龄较小的居民绿色消费的环保行为比较明显[13]。 Barr发现环境价值观将有利于居民的更重环保行为，尤其是影响居民的减量化环保行为[14]。Chan和Lau发现消费者的环保知识将显著影响居民的绿色购买环保行为[15]。劳可夫和王露露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环保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环保行为[16]。

1.2 影响机制初析

1.2.1 城镇化与环保知识

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第一个机制是通过环保知识的改善，即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城市生活后，获取更多的环保知识进而改善环保行为，而较多的文献发现环保知识的提升有助于改善环保行为。Hayes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环境相关的知识改善了人们日常环保行为[17]。王凤发现环保知识对于公共环保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

而城镇化改善环保知识的渠道可能来自于以下：首先是城市有更多与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接触的渠道，Chan认为公众对于媒体的使用将有助于增加环境知识[18]。Stamm等认为公众最先是通过媒体才了解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等环境知识，并进而注意自己的环境行为[19]。二是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改善了农民的环保知识，由于城镇居民在环保知识的信息优势，Banerjee和Bikhchandani研究表明只要行为人从被观察人得到的信息比自己的信息丰富一点点，他就会选择向被观察人的学习[20]。因此，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交往中可能学习到更多环保知识，比如垃圾的可回收属性，废弃电池的处置对环境的破坏，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会造成水污染等等，这些环保知识的获得都可能改善自身环保行为。

1.2.2 城镇化与环境态度

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第二个机制是通过进城农民环境态度的改善，即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城市生活后通过更广泛的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等方式改善了自身的环境态度进而影响环保行为。目前有较多研究都验证了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显著影响。Barr认为有更好环境态度的居民环保行为更优[14]。Khalil等采用伊朗德黑兰1 200名调查者环保行为调查数据，发现环境态度将显著影响居民环保行为[21]。国外对于环境态度的测量有较多的方法，Grob从环境意识，环境哲学观和环境情感三个维度来衡量居民的环境价值观[22]。Stern将环境态度归为三个变量：环境信念，环境行为自身规范和环境[2]。总之，之前的相关的文献将环境态度主要可归为：环境意识、环境关注、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等。本研究将从环境重要性认知和环境关注两个维度验证环境态度是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

2 数据和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开展的中国总和社会调查（CGSS），该项目以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各个省份抽样，2013年共有11 483家庭样本数据，其中每个家庭随机采取1人，调查问卷涵盖了年龄，教育背景，工作，户籍，婚姻状况，个人收入，以及环保态度、环保知识和环保行为等与本研究相关的信息。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村户籍人口进城生活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只选用了户籍为农村的人口作为样本，在删除缺失值后，本研究共获得5 416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

2.2.1 被解释变量：环保行为综合得分

本研究的第一个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正如上文所阐述，这是由CGSS（2013）问卷中10个环保行为参与量表加总得到的一个变量。这10个问题分别为：“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为环境保护捐款”，“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资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且该环保行为量表的alpha系数为0.765，说明该量表有着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于是本研究这10种环保行为的参与情况加总为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以综合反映受访者日常环保行为表现。而按照参与频繁，本研究将回答为“经常”参与某个环保行为的受访者赋值为2，而回答“偶尔”参与某个环保行为的赋值为1，回答“从不”参加的赋值为0，然后将十项环保行为得分取均值得到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

2.2.2 被解释变量：10类环保行为参与频率

除了采用居民环保行为综合得分来验证城镇化对居民环保行为表现的影响外，本研究还采用了Probit模型验证CGSS（2013）调查问卷中进城农民和农村留守居民在10个环保行为的参与频率差异以检验城镇化对进城农民各类环保行为影响。如受访者回答“经常参与”某类环保行为，则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受访者回答为“偶尔参与”和“从不参与”某类环保行为，则被解释变量取0值。前者代表居民参与某个环保行为的频率较为频繁，而后者代表居民参与频率不高。

如上文阐述，Stern将环境行为分为四类：公共领域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非激进环境行为，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和组织环保行为。较多学者采用了Stern的分类研究不同类别环保行为差异，结合本文调查问卷情况，本研究也采用了Stern的分类方法来验证城镇化对10种不同环保行为的影响，按照Stern的分类标准，本研究把“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五类环保行为划分为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把“为环境保护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和“资费养护树林或绿地”划分为公共领域非激进的环保行为，而把“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划分到公共领域激进的环保行为。

2.2.3 主要解释变量：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进入城市生活的虚拟变量

本研究中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进入城市生活的虚拟变量。因此，本研究定义进城农民为户籍不在本地，但目前在城市生活和居住的农村户籍居民。而定义留守农民为户籍在本地且在农村生活的居民。在CGSS（2013）数据中，我们通过匹配居民地类型和进城生活经历来得到进城农民的样本。居民按照其居住地可分为“市/县城的中心地区”，“市/县区的边缘地区”，“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和“/市/县城区意外的镇”和“农村”。回答前四类代表目前生活在城镇，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到在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样本。而CGSS（2013）调查数据有一个关于人口迁移的问题的设计：“您是哪一年来到本地（本区/县/县级市）居住的”。我们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得到农村户籍居民的进城经历。于是通过这两个问题的筛选，我们得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的样本。然后我们将目前在城镇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赋值为1，而留守的农村户籍居民赋值为0。

2.2.4 其他解释变量

为研究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居民所在地区分为东、中、西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11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10个省级行政区。同时，本文还引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以分析其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居民的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40岁、40-50岁和50岁以上以分析不同年龄段人环保行为的差异。其他一些影响环保行为的控制变量中，为了分析教育程度对于环保行为的影响，我们将公众最高教育程度分为小学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国外一些研究认为个人的收入对于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个人的收入对数来控制收入对环保行为的影响。

2.2.5 描述性统计

在做实证分析之前，本研究对主要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的描述性统计简单描述了各个变量的数学特征。表1显示在被解释变量中，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的均值为0.415分，居民经常参与“垃圾分类投放”的概率为7.88%，经常“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的概率为3.8%，经常“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带购物袋”概率为30.8%，经常“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的概率为42.6%，经常“为环境保护捐款”占0.9%，经常“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占7.2%，“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占2%，经常“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占1.4%，经常“资费养护树林或绿地”占4.2%，经常“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的概率占1%。

解释变量中，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分别占30.9%和69.1%。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分别占26.9%，42.7%和30.4%，女性和男性分别占比49.3%和50.7%，未婚和已婚的分别占比8.42%和91.6%，年龄为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的分别占比17.6%，18.4%，23.4%和40.7%，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分别占50.5%，35.9%，9.46%和4.3%。居民人均收入对数为10.01。

3 实证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本研究将分别验证城镇化对居民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和各类环保行为参与频率的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性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还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农村户籍是否选择进入城市生活的选择性误差进行了修正。

3.1 城镇化对居民环保行为综合得分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采用简单的0ls回归验证城镇化对居民综合环保行为得分的影响，如上文所阐述，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居民环保行为综合得分是一个由10个环保行为表现加权得到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综合反映了居民日常环保行为表现。而主要的解释变量是为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进入城市生活的虚拟变量，其中参照组为留守农民，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对数、婚姻状况、年龄等，其中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来自东部地区，性别为男性，年龄30岁以下，已婚的居民为参照组，表2为具体的回归结果。

第一列只列出了城镇化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城农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比留守农民高0.114分，第二列继续加入所在地区、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控制变量，进城农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仍然比后者高0.081 8分，第三列加入了教育背景，双方环保行为综合得分的差距下降为0.062 6分，最后加入收入因素后，进城农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比留守农民高0.515分。另外，中部地区的农村户籍居民的总分环保行为得分比东部地区的平均低0.053 8分，而西部地区农村户籍居民环保行为综合得分与东部地区的差异不显著。已婚的农村户籍居民的综合环保行为得分比未婚农村户籍居民高0.033 7分，30岁以下居民比50岁以上居民综合行为更优，而30-39岁居民，40-49岁居民和30岁以下居民的综合环保行为差异不显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了农村户籍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户籍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分别比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的农村户籍居民高0.233分，0.160分和0.070 5分。收入程度显著影响了农村户籍居民的综合环保行为得分，收入每增加1%，农村户籍居民环保综合行为得分就提高0.49%。

3.2 倾向值匹配和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

考虑到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农村户籍居民选择进入城市和不进入城市之间存在选择性误差，即可能存在

教育程度更高、环保意识更强的农村户籍居民更倾向进入城市生活。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具体的步骤如下：首先，根据哪些可观测的个人特征，估计出每个农村户籍居民的进入城市生活的概率，得到其倾向得分P（X），然后寻找与进城农民倾向得分最接近的留守的农村户籍居民，然后比较两组之间环保行为的差异。得到在城市生活对农村户籍居民环保行为综合得分的平均影响效应（ATT），如下式：

其中D=1代表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而D=0代表留守的农村户籍居民。behavior1代表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behavior0代表在留守农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在倾向值匹配满足一些条件之后，于是我们可用[E（behavior0）|D=0，P（X）]来代替[E（behavior0）|D=1，P（X）]，因此本文采用的公式为如下：

倾向值匹配一般常用邻近匹配和半径匹配，邻近匹配是指对于某一个进城的农村户籍居民A，找出与其倾向值得分最接近的没有进城的农民B匹配，而半径匹配是以A的倾向值为中心，以某个数值为半径，在这个范围内所有没有进入城市的个体与A匹配。相互比较后然后得到ATT结果。最终得到的结果见表3。

表3的结果显示，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后进城的农村户籍居民和留守农村户籍居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差距仍然较为显著，但两者之间环保行为综合得分的差异有所下降。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进城农民与留守农民的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差距为0.048 3分。这个结果与之前0ls回归的0.051 5分有一定下降。而半径匹配与邻近匹配的结果类似，两者之间环保行为综合得分差距为0.047 9分。因此倾向值匹配的结果仍然显示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性，这说明进入城市生活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

3.3 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各类环保行为参与频率差异验证

为了验证城镇化对各类环保行为参与频繁的影响，本研究还采用Probit回归对CGSS（2013）数据中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10个环保行为的参与频率差异进行了验证。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反映各类环保行为参与是否频繁的0-1离散变量。

表4结果汇报了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各类环保行为参与频率的差异。按照Stern对于环保行为的分类，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于居民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的影响较

大，而对于居民公共领域激进环保行为和非激进环保行

为影响则较小。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中，进城农民经常垃圾分类的概率比留守农民高7.4%，经常讨论环保问题的比留守农民高3.82%，经常采购物品经常自带购物袋或购物篮的概率比留守农民高8.04%，经常对塑料包装重复利用的概率比留守高5.63%。对比公共领域激进环保行为，进城的农村户籍居民经常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的概率与留守在农村的居民参与的差距不显著。而在公共非激进环境行为上，进城农民积极为环境保护捐款的概率只比留守农民高0.9%，经常资费养护树林和绿地的概率只比留守农民高1.44%，而两者在经常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和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的概率并无显著差异。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私人领域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而对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影响较小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进城农民自身没有较好的融入城市。由于对居住所在城市的身份认同感较低，因此他们并不关心所在城市的环境问题，所以并不愿意积极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之中。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并没有为进城农民提供良好的环境领域公共事务参与渠道和机制。一些进城农民可能愿意积极参与到所在城市环保社团的活动，也愿意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的公共政策制定，但城市并没有为进城农民提供合适的参与渠道或者提供的渠道比本地城市居民少，因此进城农民整体的参与度就较低，因此，结果显示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的公共环保行为领域差异较小或不显著。

3.4 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机制的初步经验证据

3.4.1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知识的影响

前文分析了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第一个机制是通过进城农民的环保知识的改善进而提升其环保行为，在这一部分本研究将首先验证这种中间机制。CGSS（2013）数据中设计了一个包括10个项目的环保知识量表，本研究将CGSS（2013）数据10个环保知识问题的回答正确与否加权为一个居民的环保知识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果某个环保知识问题回答正确则赋值为1，如果答错或许不知道答案则赋值为0。加总后得到一个均值为4.696，标准差2.862的反映环保知识综合得分的变量，然后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进入城市生活的虚拟变量和其他被解释变量回归，而其它解释变量处理与上文一致。表5为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进城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环保知识综合得分比留守的农村户籍居民高0.526分，这说明城镇化的确改善了进城居民的环保知识进而影响居民环保行为，因此第一种影响机制得到初步验证。

3.4.2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境态度影响

如上文所述，本研究将从环境问题重要性认知和环境关注两个维度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差异。首先，CGSS（2013）数据中，有一个公众对当今社会急需解决11个问

题的排序的问题，这11个问题包括“贫富问题”，“失

业问题”，“人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本研究设计了一个环境重要性认知变量，如受访者认为“环境问题”应列为前三位优先解决，则该变量取值为1，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对于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知。而剩下的取值为0。然后将环境重要性认知变量对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进入城市生活的虚拟变量和其他被解释变量回归，其他解释变量与上文处理方式一致。而表6汇报的回归结果显示进城农民把“环境问题”列为前三位优先应解决的概率比留守农民高2.78%，这说明了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提升了进城农民的环境重要性认知。另外在CGSS（2013）数据中，有一个对当地环境状况关注的问题：“以下各类环境问题在您所在地区您是否知道”，其中包括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十二类污染问题，如果受访者回答“知道”某一个环境污染问题则赋值为1.如果受访者“不知道”某一个环境污染问题的则赋值为0.加总12个问题后我们得到一个均值为8.1，标准差为3.95的环境关注综合得分的变量，将该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农村户籍居民是否进入城市生活的虚拟变量和其他被解释变量回归。同样表6的结果显示，进城农民的环境关注水平高于留守的农民，两者环境关注得分差距约为0.269 1，这说明进入城市生活增加了农村户籍居民的环境关注水平。

4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与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来验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为了消除样本选择性偏误，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

题进行了修正，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主要有以下：①本研究发现进城生活的农村户籍的居民的和留守农民在环保行为的差距是显著的，进城农民表现出更优的环保行为，为了消除内生性，本研究采取了倾向值匹配的方法修正选择性误差。实证结果仍然支持上述结论，这验证了城镇化对于促进进城农民环保行为改善的积极效应。②对CGSS（2013）数据中10个环保行为分别考察，本研究发现城镇化对进城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影响较大，而对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影响则相对较小。③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采用CGSS（2013）数据进行了初步经验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城市生活后获得了更多了环保知识进而改善了自身的环保行为，二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城市生活后改善了自身的环境态度进而提升了环保行为。④通过对其他各个环保行为影响要素回归发现，教育、收入和婚姻状况程度都会影响农村户籍居民的环保行为且教育程度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不过，不同年龄，性别的农村户籍居民的环保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本研究结论主要包含了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是较多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关注了城镇化对资源和环境的负向影响，而本研究发现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提升是显著的，而居民的环保行为改变将对城市环境压力的降低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城市化对环境压力的政策评估也应动态考察居民环保行为提升对环境改善的影响。另外，本研究认为应不断提升城市载体对于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影响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比如政府可以通过社区垃圾分类规范，政府单位节能示范，个人环保行为的奖惩制度建立等影响公众环保行为。大众媒体可以通过环境信息曝光和环保知识宣传等来影响居民环保行为，而社会团体可以积极组织各类的公共环保活动来提升公众环境关注进而影响居民环保行为。最后，本研究认为进城农民城市融入不足和公共环境领域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影响进城农民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升进城农民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参与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身份认同以增加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注度，也要不断健全城市的公共环境领域参与机制，让进城农民可以更有效的参与城市公共领域环保事务。

不过，由于数据和理论假设框架局限等原因，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一是本文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来分析城镇化对于农村户籍居民环保行为的改善，但由于数据的局限，CGSS（2013）问卷中并没有农民进城之前环保行为的数据，尽管本文采用了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进行了修正，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本研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设计中如何更加准确的设计调查问卷使研究可以有效对比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城市前和进入城市后的环保行为差异，这样将更有助于分析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的第二个不足是研究只初步验证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一是通过提高进城农民环保知识影响其环保行为，而另一个是通过改善环境态度影响其环境行为。但本研究并没有进一步细化验证媒体环境信息接触，与城市居民交往等微观机制对于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这主要与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设计有关，一是媒体接触的问题设计只包括公众总体对各个媒体使用频率的情况，而没有与媒体环境信息接触频率等更加细分的问题。二是问卷中没有与本地城市居民互动的问题设计，因此也无法探讨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互动这一微观机制对两者间环境信息互动，环保知识分享和环保行为学习的影响。因此，如何在下一步研究中进一步细化分析媒体环境信息获得，与城市居民的环境互动等微观机制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是需要改进的方向，而这有助于提出更加针对性的公共环境政策。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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