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娇　何爱平

摘要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别剖析了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在污染问题中的行为选择，解释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污染转移所导致的利益悖论，并对悖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进而提出城乡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城乡污染转移表面上看是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的限制，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环境利益；乡镇企业和污染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加快了城乡污染转移；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区域利益所采取的重城市轻乡村战略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助力。事实上，城乡污染转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转移到农村的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进而损害城乡人力资本，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扩大城乡差距，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有悖于环境的公平。认为：经济主体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城乡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监管缺位是造成污染转移悖论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对策建议：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整合城乡，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

关键词 城乡污染转移；利益悖论；对策研究；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8-005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09

环境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是农村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1]。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加速了要素流动，也加快了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向农村的转移，使农村从“贫穷的富饶”走向“富饶的贫穷”[2]。国内外关于污染转移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和省际之间由商业贸易和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转移[3-8]，关于城乡之间的污染转移研究相对较少[1-2，10-11]。一些学者认为污染转移的主要原因是环境的公共性和外部性[9-1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是污染转移的前提条件[1，11]。李耀芳认为污染转移包括污染源和污染物质转移两种，环境标准以及废物处理的能力和成本是污染转移的重要原因[12]。污染转移符合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的原则，却有明显的非道德性和不可持续性，会造成重复落后的现象[1，13]。本文认为城乡之间的污染转移是城市和农村各级经济主体为实现物质利益和环境利益而进行利益角逐和行为选择的结果，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分析范式对污染转移中的各级经济主体进行分析才能正本清源，寻求农村污染的治理之道，彻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通过剖析城乡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行为选择来阐释污染在城乡之间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研究城乡污染转移所带来的利益悖论以及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城乡污染转移问题的政策建议。

1 城乡污染转移中的利益格局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家庭、企业和政府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中内含了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分析城乡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寻求解决方案的首要前提。

1.1 家庭的利益诉求

首先，信息不对称使农户对污染的认知度不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远落后于城市，有限的知识存量使农户无力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预测未来，认为现在比未来更重要。“近视效应”使农户更关注短期境况的改善，愿意为少量的经济补偿牺牲环境权益，污染的危害由于滞后性的特点被忽略了。而城市居民作为消费者，环境质量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对污染企业的容忍度较低。农户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和经营者，除个人消费利益之外，还追求经济效益，环境质量和经济效益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户无力精确分析污染转移的长期影响且基于自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对环境质量重要性的认知低于城市居民，再加上企业为实现经济利益常常弱化其污染程度，信息不对称使得污染的“欺骗性转移”在城乡家庭的理性选择下顺利成章。

其次，经济水平落后决定了农户对环境利益的需求度较低。“污染转移根源于经济梯度的存在”[6]，经济发展差距是造成城乡环境不公的主要原因[15]，城市享受更多改革红利，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农村。统计数据显示，近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超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两倍。环境质量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需求也随之提高，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环境需求排在发展之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基础差异决定了对环境质量的不同需求程度。在此背景下，即使个别的先进农户或村干部认识到“青山绿山”的重要，依然会优先选择“金山银山”，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需求结构差异体现在环境标准的差异上，污染自发的从环境的高标准域流向低标准域的过程[6]，即是污染转移的过程。因此，即使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城市和农村对环境需求层次的差异依然会导致污染在城乡之间的“交易性转移”。

最后，城市居民在政策影响力上的优势为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三废向农村蔓延铺平了道路。城乡居民政策影响力的不对等是资源不能平等配置的重要原因。城市的信息流动速度快、成本低，居民更易获得，且城市居民有较高的知识存量和政治参与度，对信息的分析相对比较准确，反馈也更加及时。因此，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更强的影响力。即使农村居民有足够的信息和环境质量的需求，在城市和农村的博弈中，城市依然可以通过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将农村变成生活垃圾的堆放地和工业垃圾的填埋场。因此，在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称信息条件下城市居民依然可以通过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实现垃圾和污染的“强制性转移”。

1.2 企业的利益诉求

首先，乡镇工业是城乡之间污染的一次大转移。企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由于历史经济的原因我国乡镇企业大多从事传统工业，通过高耗能高投入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粗放的生产方式给农村经济带来严重污染。全国乡镇工业主要污染行业污染源的第二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工业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中一半以上源自于乡镇企业，分别在全国排放总量中占67.5%、88.7%。乡镇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也占到全国总量的21%，比初次调查增加12个百分点，且乡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污染物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比例逐渐上升[16]。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乡镇工业的市场竞争力日渐下降，企业为保证自身经济利益更不愿意承担污染治理的高额成本。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决定了污染治理的高成本，资金和技术缺位更加剧了乡镇企业的污染治理难度，且乡镇企业地处偏僻，农户环保意识欠缺，环境维权渠道狭窄，对乡镇企业污染状况的监管不足，因此乡镇工业的污染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导致农村环境状况恶化的最突出原因[11]。 乡镇工业把生产的清洁产品输送到城市，而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却留在了农村，从而形成了“污染下乡，产品进城”的局面，造成城乡之间隐形的污染转移。

其次，三高企业的生产基地向农村迁移加速了城乡污染转移的进程。污染企业多通过控制成本来实现经济利益，污染迁移就是地区环境经济成本差异诱导的一种表现。农村相对较低的治污成本、劳动力成本和日渐下降的交通成本是吸引污染企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主要动力。第一，农村较低的环保标准降低了企业的治污成本。城市对环境质量的高要求反映为环保的高标准，较高的环境标准挤出了污染企业。长期落后的农村期待发展，对产业的迫切需求使其不能准确估计环境价值，排污标准相对较低。城市和农村治污成本的差别诱使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第二，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能减少企业的要素成本。根据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计算，农村依然有八百多万的剩余劳动力，其供给价格远低于城市，为转移到农村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供了空间。第三，农村日渐完善的交通条件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农村交通条件日渐改善，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转移成本和运输成本。对于低端加工业来说，生产材料的供应地就在农村，企业下乡压缩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可见，对于高污染、低端加工业来说，将生产场地转移到农村有利于其经济利益的实现。污染企业的下乡过程必然直接带动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剧农村生态环境压力。

1.3 政府的利益诉求

首先，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内含了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地方政府为短期有效的实现当地的区域利益，多采取重城市轻乡村的发展战略。城市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和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农村发展落后且环境破坏相对较轻，将污染直接转移到农村地区，表面上看不仅解决了迫切需要改善的城市环境问题还减轻了亟待提高的农村经济压力。实际上，这种只关注短期效益的行为十分令人担忧，农村限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污染相对较低，但并非污染承载能力强。农村经济结构单一、产业链短，再生产过程对水源、空气等自然条件依赖性更高，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更强，污染转移之后的危害更严重也更深远。

其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速了污染转移的进程。政治竞赛要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更具有时效性，城市人口产业分布集中，环境治理的难度较低，短期效果更加显著，地方政府必然优先选择城市作为环境治理的着力点。城乡环境治理的优先次序和不同力度体现在污染监管的差异上，“城乡之间污染监管差异带来的城乡工业经济成本势差，是污染转移的一个永恒动力”[6]。另外，政府内部的部门竞争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渠道，高污染低利润企业在新的市场竞争中理应退出市场。然而“谁家的孩子都不愿被抱走”，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制约了污染企业的

市场退出。高污染企业多为资源或劳动密集型，对高成本且有外部性的清洁技术研发工作缺少积极性，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不能有效治污只能迅速移污。

最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了城乡污染转移。中央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的公众利益，为体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加强监管等方式营造了高环保标准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区域利益最大化，基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对于中央政府的决策“选择性执行”，农村地区经济落后，难于监督和管理，更容易被选择性忽略。何况，政府并非都是一心一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代表政府实行管理职能的政治家和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下的寻租行为会导致政府失灵。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将生态环境纳入政绩考核，部分城市甚至采取严厉的生态一票否决制，政府官员为实现任期内的政绩必须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中寻找平衡。关停污染企业必然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政府官员为保证个人政绩支持污染企业搬迁，既解决了地区生产总值减少的风险，又实现了城市居民的环境利益，促进了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

2 城乡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

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看似是政府、企业和城市以及农村居民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然而个体最优并非集体最优。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破坏了农村长期发展的潜力，加剧了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违背了区域和代际之间的环境公平。

2.1 竭泽而渔，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

污染转移到农村危害农业生产，有悖于农村长期经济发展。“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7]，农业不仅生产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产品，而且是最大的人工生态系统，是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污染治理能力较低，转移到农村的城市生活垃圾主要通过焚烧和填埋两种方式处理，或污染大气，或污染土壤，都会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比其他任何生产过程都更加亲密，自然资源污染将给农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没有农业发展的支撑，农村经济就像大树没有了根基，汽车失去了动力，长期必然会走向衰竭。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农业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农业生产的健康有序进行是工业和服务业顺利生产的基础和保障。“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农业生产受损，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资料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最终危及整个经济系统。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是牺牲农业

基础换取城市环境质量，就是牺牲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能力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经济增长，这种竭泽而渔、釜底抽薪的发展方式既不符合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也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污染向农村转移损害城乡人力资本，不利于经济升级，有悖于城乡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保障，污染下乡破坏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危害农户身体素质，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再生产质量。同时，污染转移还会威胁城镇居民身体健康。民以食为天，食物作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其源头产地就在农村。污染转移搞坏了农村的土壤和水源，有害物质通过农产品的生产流入食品市场，随着食品流通进行扩散，最终危及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见，污染转移到农村会

破坏城乡居民的身体素质，损害城乡人力资本，制约长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污染企业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只是将农村作为次级的工业加工场，是传统生产方式的扩散，落后的生产效率根本不能和城市企业形成有效竞争，不利于组织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反，作为城市夕阳产业最后的栖息地，乡镇企业和转移到农村的污染企业将清洁技术弃之不用，只是通过寻求更低的内在环境成本获得利润，也有悖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利于经济结构升级，是经济社会的一种倒退。

2.2 以邻为壑，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

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的环境剥削，有悖于城乡一体化建设。高污染企业生产方式落后，在市场竞争中大多已经无利可图，转移到农村之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环境成本苟延残喘，挤占了农村生产要素，浪费了农村经济资源，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污染治理能力落后，而农村企业职工大多离土不离乡，其生产区与生活区距离较近甚至合二为一，卫生防护几乎为零，农民只能暴露在污染中直面污染，全国目前仍然有近三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18]。因此，同等排污强度的情况下，污染转移到农村之后的危害更大。“污染下乡，其后果是社会生产的外部环境成本转嫁到农村居民头上，从而城市节省了一笔必要开支。农村不仅仅是城市的政治殖民地、经济殖民地，还是城市的环境殖民地”[19]。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就是用农村的高污染成本来取代城市的低污染成本，在没有降低污染强度的情况下变相加重了污染的危害，是牺牲农村利益换取城市生活环境，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

污染转移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引发农村生态危机，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污染下乡”的另一面是“绿化进城”，城市为改善环境质量，一边叫停重大污染企业，一边通过“大树进城”、“草皮进城”等绿化资源的索取抢夺农村生态资源。绿化进城本身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了提高进城大树的成活率，大树一般要先进行“断头去枝”和“斩根除须”的处理之后变成“断头树”或“骨架树”，移植后经过几年的严格护理才能恢复原有的树冠。而移植后又有很多由于气候土壤不适应死亡或失去自我生长能力，生态价值严重流失。草地和大树等绿化资源能储水保土防风固沙，在农村有重大的生态价值。这些大树和草皮的培养中已经消耗了大量农村资源，移植后破坏了原有生态结构和农村物质能量的循环，造成农村资源退化。绿地进城给农村带来严重的生态损失，降低农村的污染承载能力，是牺牲农村的绿水青山换取城市的蓝天白云，加剧了污染危害。绿化资源的流失使农村生态愈加脆弱，更无力抵抗环境污染，“污染下乡”和“绿化进城”的双重作用导致农村生态危机。污染转移和资源掠夺加剧了城乡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

2.3 厚此薄彼，有悖于城乡环境公平

城市污染转移到农村是城市对农村环境容量的剥夺，有悖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环境公平。污染转移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环境平等权的侵害和环境容量的剥夺[6]。“污染下乡”就是利用农村的环境容量承载城市污染，违背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环保原则和谁破坏谁付费的生态补偿机制，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使城市逃脱了治理污染的责任，而农村承担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成本，是城市对农村的环境剥削。城市享受发展的利益，农村承担发展的成本，这是落后的代价，然而城市的优先发展正是基于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农村如此落后正是城市能如此先进的原因”。污染转移是企业将污染成本转移给农户，城市将发展成本转移给农村，导致先进者更先进，落后者更落后，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经济资源的浪费，拉大城乡差距，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是城市人对农村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是企业对农户环境利益的掠夺，有悖于区域之间的环境公平。

污染转移是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主权的侵害，有悖于环境代际公平。自然环境长期参与财富的创造，却没有参与价值分配，资源消耗得不到及时补偿，长期必然走向枯竭，制约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农户只看到城乡污染转移过程中少量的环境补偿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弱视甚至无视后代人发展的前提和能力，经济决策时对后代人的利益考虑不足导致农村环境贴现率长期较低。农户更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环境利益是加剧农村生态破坏、造成环境监督缺位的重要原因，生态可持续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污染转移对农村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降低后代人的环境质量和发展经济的能力，践踏资源环境的代际公平。污染转移是牺牲后代人的环境权益换取当代人的经济利益，是现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利益的剥削，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代际公平。

3 城乡污染转移利益悖论的深层原因

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是牺牲农村环境以净化城市空间，牺牲农业生产基础以扩大工业发展平台，从而导致了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不符合协调统一、互利共享的发展理念。厘清城乡污染转移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必要步骤。

3.1 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矛盾

城乡经济主体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是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原始动力。城市和乡村长期均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以期实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协调统一。而短期中，城乡家庭基于自身不同生存现实做出相对更为迫切的选择。农户落后的经济现实决定其更偏好于经济利益，而城市饱受污染之苦，则更偏好于环境利益，城乡家庭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偏离导致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企业环境行为是评价其长期价值的重要因素，企业在长期发展中为保证经济效益必然会约束排污行为。然而，由于环境危害的滞后性，短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大，因此企业在短期中更关注经济利益的实现，忽视高污染高排放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背离是企业危害环境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官员长期均希望最大化社会福利，以提升个人声望、争取更多权利。而短期则是积累政治资本、争取晋升机会，更关注任期内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缺少对地方发展的长期规划，漠视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转移到农村后的长期影响。综上所述，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官员长期和短期的利益矛盾是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原始动力。

3.2 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相冲突

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是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根本原因。整体上看，环境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是城乡发展的共同目标，环境利益的实现要求各区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环境治理成本。局部的看，经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各区域在发展中存在竞争关系，城市的产业技术和政策影响力优势使其在公共投资和绿色产业的竞争中更胜一筹，吸纳了更多的资本和优势产业，使农村在新的环境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导致农村环境治理资本和低碳环保产业的双短缺。同时基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劣势和人口压力，城市通过污染下乡和绿化进城等方式占有农村环境资源，削弱了农村原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因此，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城乡之间存在利益之争，城市对农村的环境持续掠夺加剧农村生态退化，危害农业生产和城乡人力资本，从而造成全社会的利益损失。城市和农村的区域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加剧了城乡竞争，是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根本原因。

3.3 制度供给不足和监管缺位

农村地区长期制度供给不足和监管缺位是城乡污染转移的重要原因。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致使农产品价格被长期压低，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发展，这种制度倾斜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长期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从而造成城乡家庭在经济基础上的巨大落差。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城市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明显享有优势，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人力资本长期落后，造成城乡经济主体在政策影响力量上的悬殊。政绩考核机制不科学促进了城乡污染转移，现有考核体系只关注管辖区内整体生态环境，对城乡之间、中心区与边缘地之间的环境差异关注不够，不能保证环境公平。农村地区的制度监管长期缺位，环境政策在城乡的执行标准截然不同，城市的三高企业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和治污成本，同样高污染的乡镇企业却无人问津逍遥法外，这变相鼓励了污染企业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城乡之间出现经济落差，使污染看似成为农村的合理“需求”，而制度监管缺位使城市给农村提供了污染“供给”，因此制度因素是造成城乡污染转移的重要原因。

4 政策建议

城乡污染转移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目标下个体选择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却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基于对污染转移深层原因的挖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实现城乡污染的协同治理。

（1）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城乡污染协同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建设中要对短期与长期利益进行统筹安排，保障环境代际公平。首先，转变观念，构建长效持续的环境利益观。强化媒体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危害成为社会共识，培育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并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指导城乡经济建设。其次，促进企业信息公开，及时公布企业排污数据，逐步消除环境影响的滞后效应，使企业在发展中同时关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促进企业向低碳环保转型。再次，建立政绩考核的追评机制，对地方官员离任后的长期生态效应进行评估，并给予生态奖励或生态追责，从而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减少地方经济建设中只为追求短期效果的面子工程。

（2）城乡整合，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整合城乡区域利益，确保整体利益和各区域利益的目标一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利用职业培训提高农户的劳动力质量，逐步抬高农户的劳动力价格，同时通过再教育提高农户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能力，促进城乡信息流通，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其次，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建设。增加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逐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使农户有能力参与政策制定，提高农户的政策影响力。再次，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培育农村产业，使农业与工业产业上互补，农民与市民待遇上平等，农村与城市政策上一致，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改善农户需求结构。

（3）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制度规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边界，城乡污染的协同治理离不开制度约束。首先，加强制度建设，规范企业转移行为。建立健全企业转移制度，对向农村转移的企业进行严格审查，保证生产转移的同时治污设备和技术同步转移。其次，完善乡镇企业的排污制度。扩大对乡镇企业治污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完善乡镇企业排污的制度规范，发挥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降低乡镇企业的治污成本。再次，加强制度创新，以制度红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积极推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生态农业管理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制度创新，通过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进行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

（4）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制度的落实需要监督和管理，全方位、多手段的对城乡污染行为进行监督，是提高制度执行效率的必要措施。首先，消除城乡环境监管势差，确保环境制度的执行效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信息流通，地方政府还可组织专门的监督小组，对乡镇企业不定期抽查，提高农村环境制度的执行力度，逐步消除城乡环境监管势差。其次，发动公众参与，提高监管水平。明确农户监督和举报的权利，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对乡镇企业的排污监督，构建公众监督和政府监督为一体的监督和管理模式，提高监管水平。再次，创新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利用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等新兴科技创新监管手段，结合传统媒体监督，促进违法排污行为曝光的及时性和广泛性，提高城乡污染的监管效率。

（5）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城乡污染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污染过量，发展生态技术从源头上实现污染绝对量的减少，是解决污染转移的有效途径。首先，研发清洁生产技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力度，通过技术升级实现

废物的无害化处理，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排放的绝对量。其次，积极推进城乡生态产业园区建设，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建立生态产业园区，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园区内企业相互协作，通过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共享与交换，实现生产废弃物的资源化转变。再次，搭建技术交流平台。鼓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加速清洁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实现城乡企业清洁生产的普遍化和一般化。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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