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整理/王 澜

晋商：缔造东方华尔街

综合整理/王 澜

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世界有两条街在金融界非常出名，一条是美国纽约的华尔街，另一条就是平遥这条长200多米，宽5.1米的青石板路。在几百年前这条被誉为“东方华尔街”的青石板路，曾是中国的金融心脏，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

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金融界，两条街非常出名，一条是纽约华尔街，一条是被誉为“东方华尔街”的平遥青石板路。

平遥古城不算大，抓一把瓜子，能从街头嗑到街尾，就是这样一座不大的古城，在200多年前，却控制着帝国的经济命脉，甚至有人把这里比作“东方的华尔街”。

票商经济：钱给了晋商再次崛起的机会

坐落在平遥城西大街上的日昌升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也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机构。

清代中叶，由于物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票号，也称票庄、汇兑庄。日升昌原来是家颜料行，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

从颜料行到票号华丽转型的直接推动者，是被誉为票号之父的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平遥城当学徒做买卖时，被“西裕成”颜料铺二少爷李大全看中，请到铺里工作，不久便调到北京。

由于晋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终结帐，需要往老家捎钱。当雷履泰在北京颜料店任掌柜时，经常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开始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商人们感觉此法比镖局起镖运现款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道光三年（1823年），雷履泰与东家共商创设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担任总经理职务。

伴随票号的诞生，凭借一张纸一个票和一套严密的密码法，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两地的银两不需要搬运了，既安全又便利，“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

和日升昌票号有竞争关系的蔚泰厚是平遥的第二家票号，这个票号的出现和雷履泰也有密切的关系。雷履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协理（副经理）为毛鸿翙。蔚泰厚原是侯氏开办的绸缎店，与日升昌票号中间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氏眼见日升昌由颜料庄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十分眼红，但苦于无人能够经营票号。恰巧这时日升昌毛鸿翙与雷履泰闹意见，侯氏就趁机把毛氏拉了过来。

道光十四年（1834）蔚泰厚正式改组为票号，由毛鸿翙任总经理。毛经理一心与日升昌决一雌雄，锐意经营，使票号业务蒸蒸日上。而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1850年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山西票号渐渐控制全国京饷和协饷的运输权，垄断了全国的白银汇兑市场，继“盐”之后，任借“钱”晋商实现了再次崛起。

两权分离：董事长、总经理在票号时代就分立

清朝道光年间，晋商凭借票号业迈向了事业的顶峰。而它独特的产权结构对中国近代金融业影响很大。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

在日升昌时期，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

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掏银子和选掌柜。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舅爷”、“姑爷”、“少爷”这“三爷”进票号的规矩。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以及之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东家非常重视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就等着亏血本。

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

身股制：让山西千年不出一个文状元

当时山西人择业的顺序是“一进票号，二进衙门为吏，三读书考科举”。在清代，山西没有出过一个文状元，连进士也远远低于其他省份。这并不是因为山西没人才，而是人才都进了票号，不走科举入仕之路。

独具特色的股身制，让进票号成为能与县官竞争的职业。

晋商票号实行股份制，东家所出的资本称为“银股”或“财股”，拥有银股者作为东家是票号的所有者。经营者所拥有的是“身股”，又称“劳股”或“人力股”。这种股不用出钱，由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贡献、工作态度等给予。通常一股分为10厘，当员工工作一定年限，薪金达到70两银子时就可以开始享有身股，最低从l厘开始，最高可达到10厘。

身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股份，仅是一种分红权。也就是说，人在身股在，人离开票号，身股自动取消。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

按身股制，票号的员工能分到多少钱呢？据资料记载，在每个账期（4年）内，每厘身股高者可达到1700两银子，低者也有200-300两银子，正常情况在1000两银子左右。这样，大掌柜有10厘身股，每4年可分1万两银子，各地分号掌柜及中层管理人员身股在5-6厘，亦可分5000-6000两银子。

当时一个县官（七品）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为每年1050两银子，4年才4200两，而票号分号掌柜的收入仅仅分红一项就超过了县官，还不包括每年的免费供给与薪金。可见丰厚的待遇让进票号比考状元更有吸引力。

当时山西人不以有什么功名表示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以在票号有多少身股表示社会身份和地位。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事实上，身股制这种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的机制还让票商严格的管理得以实施并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

山西票商主要聚集在平遥、太古、祁县三县。在票商最兴旺的时候，全国有大型票号51家，平遥22家，太古7家，祁县12家，太原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开。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山西人当时已经控制全国的金融业。晋商曾经凭借盐实现了第一次崛起，而凭借钱又实现第二次崛起，缔造出东方的华尔街。

责任编辑/蓝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