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维新



曲艺·电视·笑

文|徐维新

在谈及曲艺（相声）与电视的关系和现状时，姜昆先生6年前在上海曾说过：“ 电视的确曾让相声如日中天，但它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把我们老祖宗100年的积累消耗精光。无数好的段子被送上电视，但很快就被消化完了，输出的东西多，输入的东西少，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干涸的状态。”将相声作为“快餐”进行消费的观点，可谓入木三分；指谪电视催生曲艺创作“今天写，明天排，后天上电视，大后天就被扔”，也十分精当和准确。不过，说如此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将“老祖宗100年的积累消耗精光”，未免有些夸大。

姜昆先生站在保护传承曲艺的立场，批评有些电视败坏了曲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应该引起我们曲艺人的重视。然而，还想做些补充：站在保护传承曲艺的立场，这么多年来，对于有些曲艺人见利忘义，不守岗位，在电视里或粗制滥造，或颠覆传统而败坏曲艺的现象，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确切地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曲艺”是指滑稽搞笑类的曲艺，例如相声、二人转、独脚戏、小热昏之类在全国有影响的说唱。按曲艺体裁和演出现场效果来分，似有叙事或抒情、唱曲、滑稽搞笑等几大类，即便那些正剧式内容演绎的曲艺，也往往要穿插和安排“包袱”或“噱头”，或加演一些让人笑得欢畅的小段、书帽、开篇。那是曲艺本身的一种趋笑性，因为毕竟笑比哭好。从美学的层面上讲，曲艺倾向喜剧性，滑稽搞笑类曲艺更具强烈的喜剧性。

这十多年来，荧屏里有些从滑稽搞笑类曲艺“出身”的曲艺人很活跃，也许他们的曲艺基本功并不高明，因此在电视媒体里较少演绎他们本行的节目，却较多地担任“主持人”、嘉宾主持或“搞笑栏目”的“主打”。这些曲艺人在电视媒体里真正展示曲艺本体艺术的不多，而较多的是在各种“新”的岗位上作所谓的“搞笑”；在一些搞笑的栏目里做一些并非是曲艺的表演；甚至在各类购物广告中也会来一段似乎是“搞笑”的、忸怩作态的献技。

按理说，当文化进入市场以后，曲艺人要跳槽，想挪个地方更好地体现自身的价值，原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大凡受到诟病，受到舆论批评粗俗、低俗，乃至利用电视这个大众传媒冲击道德底线、颠覆历史的，也较多是这样一类“曲艺人”。他们在“新”的形式或“新”的岗位上，把“前辈”曾经使用但早已被人唾弃的“脏哏”、“臭哏”、“伦理哏”和“生理缺陷哏”重新拾起，不时穿插“儿子孙子”、“谁家老婆”、带色调侃、“性”趣多多等引逗。于是乎，社会舆论就指责那些滑稽搞笑类的曲艺人低俗！其实，那些滑稽搞笑类的曲艺人一旦进入电视，大多已经改行，他们出演或参与主持，已完全脱离了原先的曲艺的职业身份，他们“表演”和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形态和形式，因此，笼统地说是滑稽搞笑类曲艺人在电视里搞粗俗、低俗，实在有些冤枉。不过对于曲艺而言，社会影响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曾经是曲艺人或者有的还兼为曲艺人，他们把原本的低俗表演带进了“新”的形式，所以尽管他们已经“改行”，观众还是误以为他们是在表演滑稽搞笑类的曲艺，实在是败坏了曲艺的名声。

上海有个曲艺老艺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滑稽演员大批涌向电台时，曾经尖刻地讽刺过：一只狗在电台里叫上一个月也会出名的！这种“狗叫效应”按在时下有些青年曲艺演员“涌入”电视媒体的心态上，未必完全准确和妥贴，但是因为电视的诱惑，那些背离曲艺岗位，企图以出镜多而扬名的人，确实大有人在。为此“创造条件”的电视媒体也极力鼓吹这种“效应”，推波助澜。通过电视鼓吹搞笑便可一夜成名，这种违反科学的引导，这种利欲熏心的误导，令人惊诧！

对于曲艺人的“胜利大逃亡”，有人觉得这是曲艺依托电视“重振旗鼓”，也有人说这是电视让曲艺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是这样吗？曲艺人离开应该坚守的岗位，偃旗息鼓了何来“重整”？躯干没有了空添翅膀，如何“飞翔”？曲艺队伍被涣散被瓦解，曲艺的传承重任谁来担当？

这几年，某些地区的电视搞笑也许走入了瓶颈，黔驴技穷，搞起了所谓的南北“穿越”和“交流”，他们对全国搞笑的一些明星来了个统筹，安排北方与南方的滑稽搞笑类曲艺人“合作”，过度消费一些传统经典节目，对一些优秀的保留曲目粗制滥造地采取“今天排，明天上电视，后天就扔掉”的手段，蚕食、曲解、颠覆名家的保留曲目。还有的是无情地肢解经典，截取经典里最精彩的一段作为他们“创新”的表演。这哪里是消耗“老祖宗100年的积累”？“老祖宗”地下有知要悲痛万分了！

这几年，电视导向在对于“笑”究竟有何种社会意义，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颠覆。上海的某个电视台有个全国范围搞笑选秀栏目，且不说很多参选者不会“秀”笑，导师们也讲不出如何搞笑，只听听“导师”对参赛者的评价，就让人对“为什么好笑”坠入云里雾里了。这个栏目在碰到确实有些“好笑”的选手或表演时，导师往往情不自禁大声地赞扬说：“无聊，无聊，太无聊了！”——被赞扬“无聊”的都是导师认为搞笑的好手；被称赞“太无聊”的同时，导师都会亮灯通过！能搞笑的是“无聊”？“笑”都是“无聊”？“笑”的社会效果是“实在太无聊”？不知道这些导师是如何理解汉语“无聊”一词的意思的？对于他们认可的“笑果”是如何界定的？汉语“无聊”究竟代表什么意思？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电视对“笑”的作用似乎在越走越远，之前在“全国首档明星喜剧竞赛真人秀”的栏目里，出现了有人故意恶搞的现象，其实是很不可取的。这种低俗的“笑”引起了社会的强烈的不满和谴责。

凡此种种，不禁让人重提“笑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我们需要怎样的笑”这样一些问题了。

笑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在曲艺界讨论过多次的一个题目。不过“百家争鸣”，众说纷纭：有说“笑”是手段的，有说“笑”是目的的，有说“笑”有时是手段有时是目的的，也有说“笑”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

“笑”有生理的，更有心理的。我们在美学或艺术范围讨论的笑，主要应该是心理的。属于心理范畴的笑，是人类特有的，它的产生必定伴随着一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必定伴随着人类的审美情趣。换言之，人们在爆发笑的一瞬间，必定有一个“结论”同行。当我的兄弟姐妹或亲人不小心踩了香蕉皮而摔了一跤时，我们只会担心、痛苦，决不会去“笑”。我们应该帮助残疾人，同情他们生理上的痛苦，所以我们绝不应该丑化和取笑他们的残疾。我们懂得脏话、下流话是丑的、不文明的、不道德的，所以绝不应该用它来招笑……造笑者和发笑者对于同一个“笑料”，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审美眼光！造笑者还应承担起引导真善美的责任！笑是轻松的，但“笑”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业。曲艺人应该在“逗笑”时引导高尚的情操，引发健康的正能量。

其实，曲艺的老祖宗早就把“笑”作为“手段”，相声的艺术“手段”开宗明义就是“说、学、逗、唱”。当然，手段和目的原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人说笑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那是相声人依照相声的特点和规律，以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观点去观察生活后，运用语言，经过生动的表演，来产生笑声。这是说“笑”因为是与“结论”（价值观）同行，所以是目的和手段统一的产物。姜昆先生2006年曾对“笑”（包袱）是手段，有个很好的阐述，我们应该重视。他说：“‘包袱’是手段，不只是目的，给人健康向上的精神愉悦和思想启迪的价值追求不能丢。面对前辈大师早已扬弃却又不时沉渣泛起的‘脏哏’、‘臭哏’、‘伦理哏’和‘生理缺陷哏’，我们不能含糊迁就。不能把丑当成美，更不能把艺术上的倒退看成是继承传统。相声的终级价值与真正感人的美学力量，并非为笑而笑的‘生硬胳肢’与媚俗迎合，而是形式活泼但思想严肃、语言轻松而立意深沉的审美探求与智慧运作。我们的从业人员必须明白并坚持这些正确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标准。”看来，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曲艺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年轻的曲艺人，进行“笑”的审美教育！

（作者：上海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朱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