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同

我的父亲

袁树同

父亲的诗词集终于整理完成并付印成册了。遵照家乡文化届及父亲生前几位老诗友之命，要我为这本诗词集写序。对此，我深感难当此任。一是我对古体诗词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说；二是我长年求学、从军在外，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较少，很难更深层次地了解父亲。因此，只能粗浅地、表象地谈一谈这本诗词集和我的父亲。

我们家世代居住在盱眙县莲塘村，在当地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其品行、家风及家业颇受家乡人的尊敬。但到了父亲出生的20年代，由于社会原因，家道日渐衰落。尽管如此，我们家仍然保持了书香门第的良好习惯和家风。父亲三岁时丧母，八岁时丧父，其兄弟六人仅靠大伯父一人抚养。大伯父宝琮是个治学严谨、颇有才气的教育者。当时由于家道贫寒，大伯父没有让父亲上过正规学校，只在家中教其认字读书、练琴习字。然父亲天资聪颖，八、九岁时便能操琴泼墨，十二、三岁时便会吟诗作词，深得当时人们的喜爱和尊重。但父亲生不逢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无常，内乱外侵，民不聊生。为求生计和学业，少年的父亲便经常随大伯父颠沛流离，往返于故土与他乡之间，尝尽人间酸甜苦辣。然而，无尽的战乱和动荡的社会，使本已失去父母的父亲，又相继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其他兄弟五人。从此，父亲便在大伯母、二伯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尽管如此，父亲并没有因家庭不幸而意志消沉，而是系国家、民族安危于心中，十六岁便投笔从戎，参军抗日，与全国有志青年一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表现了一个进步青年应有的觉悟和追求，以及大无畏的豪迈精神。这些从父亲所作的《送友人从军歌》《过大云山》《黄桥之战》等诗中可见一斑。退伍还乡后，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创建了家乡莲塘小学，是该校第一任校长，为家乡的文教事业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时年仅21岁。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大内战风暴即将来临，解放区人心动荡，个别人已逃往国统区，我独坚信共产党必胜”（父亲诗中语）。在这样的时候，父亲写下了《大风行》，抒发了坚信党、坚信党的胜利的赤胆忠心。因此，在当地党组织北撤时，他没有留下，而是坚定不移地随党组织一起北上。

在1949年7月，父亲考上了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鲁中南军区文工团工作。通过这几年大学和部队军旅生涯的学习和锻炼，父亲的政治信念、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这一期间的诗作如《华东军大》《南京总统府》《雨花台烈士陵园》《登泰山》等，都表明了父亲对革命胜利的喜悦和要继续为国为民刻苦学习、再立新功的鸿鹄之志。然而，就在父亲欲施展抱负的时候，突然被众所周知的社会原因遣返回乡，当时正是中国各项政治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这次“莫须有”的遣返，给父亲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的转折，也为后来在文革中的遭难埋下了祸根。直到文革结束前，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生活上，都历尽艰辛和磨难，尤其是“高帽遮颜过市井，横牌挂颈压须眉”的非人虐待和“两肩常负经年债，四壁空无隔宿粮”的艰难生活，使父亲甚至产生了轻生之念。但父亲毕竟是让人尊敬的，坎坷的经历、多难的人生，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即使在“政难家贫”的逆境中，他也没有气馁、消沉，而是以“冷眼看世界，热血写春秋”的气慨和热情，努力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赢得了家乡人民和政府的高度好评和广泛尊重。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祖国重又获得新生。父亲也是如此，劫后余生的他，重又精神振奋，青春焕发。“冬去余威空踪迹，春回活力遍人间”“喝退残冬苏众困，千红万紫斗芳菲”“三中决策随心喜，四化蓝图着意摹”“二十七年风雨息，复驱老马再扬鞭”等诗句，充分表明了父亲当时重获新生的喜悦心情和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以及愿为之“再扬鞭”的奉献精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使父亲喜不胜喜，豪情满怀，创作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这一段时期的诗词作品明显增多，内容也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如诗作品《都梁新貌》《改革开放大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发表》《百年梦圆》等，词作品如《念奴娇·二十六届奥运会》《永遇乐·园丁颂》《满江红·纪念党诞生七十五周年》《沁园春·观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等等，每一首诗都是一曲时代的颂歌，每一首词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也说明他老人家这一阶段的心情是格外的好。

父亲虽然一生坎坷，历尽艰辛，但值得欣慰的是，他遇到了我的母亲，一位坚强、勤劳、善良的伟大女性，有了我们这些追求上进、不辱门风的儿女，从而使他的后半生，尤其是晚年过得幸福而愉快，特别是儿女们真挚的疼爱孝顺之举，更使老人家感到万分宽慰和满足。

父亲治家极严，但从不打骂我们。人都说慈母严父，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几个做儿女的从没有受过父亲的打骂，即使做错了什么事情，父亲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行说服教育，那份爱心至今仍让我们感动，在这本诗集里有许多诗词体现了他那博大的父爱。

父亲一生品行端正，为人正直，不追名逐利，不附炎趋势，也要求我们要始终如此。比如，在我入伍时给我写的几首诗中，足见他的品德和严格。特别在我当年应征入伍临行前夕送我的一首诗，至今仍在激励我，诗中写到：“儿今新入伍，明日赴征途。海阔天地宽，前路易分殊。苟不慎行之，悔之将如何？临行书数语，儿当铭肺腑。儿本贫家子，所学当记取。公正与廉明，清白不可污。从戎志宜坚，毋忘勤与苦。政治是航向，勤读马列书。革命人生观，树立须牢固。身体是本钱，锻炼莫畏苦。文武兼备之，为人民服务。军营是学校，革命大熔炉。服从与团结，军纪莫含糊。举止应谦让，骄横须戒除。青松挺且秀，得之霜雪露。芙蓉香且洁，出自污泥土。英雄唯本色，旷大乃丈夫。莫作儿女态，庸俗一腐儒。人民子弟兵，鱼水情想濡。铮铮钢铁汉，干诚当自许。毋负党国望，毋负亲朋许。谆谆所示言，一一牢记取。其言虽常谈，其心亦良苦。愿儿力行之，耀国且光祖。”每每读此诗，便会增添无比的正气与豪气。多年来，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我们始终坚持正直做人，勤奋做事，不沾染任何恶习，努力追求上进。所以，我们整个家庭在家乡是有一定美誉的。

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在诗词歌赋、音乐等方面，造诣更深，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作品。听老一辈人说，父亲在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写下的许多作品都很有感染力，在当时颇有影响。但由于战乱和奔波，许多作品丢失难寻，甚为可惜。到了晚年后，生活相对平稳、愉快，他的感慨更多，诗词创作热情更高，从这本诗集中可以看出，父亲晚年的作品占相当大的比例。

父亲亦是一个学习十分勤奋、务实的人，真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父亲晚年以后，生活条件和环境好了，也没有家庭和精神上的压力，因而更加注重学习了。每天除了有规律的锻炼身体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外，大部分时间就是看书、写作，有时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即使在他患肺癌到了晚期时，仍没有放弃学习，常常带病坐在桌前看书、写作。为此，经常受到母亲的“数落”。父亲对学习的态度是十分务实、认真的，每学习新的内容，必定要刨根求底，弄个明白，在明白中再思考、再总结。有时遇到动情的感慨，或有了好的灵感诗句，即使在吃饭或休息中，也会立即丢下饭碗、放弃休息，随时记录下来。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许多小纸片、旧本子等，上面都写满了父亲即兴记下的诗句、典故和感慨。那种对学习的专注、认真和热爱，让我非常感动。

我对古体诗词没有更多研究，不敢妄加评说。但我感到，古体诗词通过历代诗人词家的探索和创作实践，构成了自己独有的格律和风格。它短小精悍，格律分明，有广泛的群众性、高雅的艺术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是这样，父亲做诗向来十分严谨，既注重诗的格律的严肃性，又注重诗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同时，始终以诗人的眼睛看世界，身边的平凡小事都能引起他深刻的思考，每一篇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有情而就，象自己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不是为看的，而是踏在地上的一串音符。其中有人生的咏叹，有战斗的歌吟，有爱憎的倾吐，有追求的衷诉，有正义的呼唤，有时代的赞颂，努力抒发真情实感，把喜怒哀乐于时代脉博紧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父亲诗词的另一风格就是大众化。古体诗词原起于民间，原起于百姓，她本来就是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把人的情感、愿望和寄托融于言简意赅的词句之中。而那些深邃难懂、玄密雕凿的古典、古体诗词，则很难为普通群众所接受。因此，父亲很注意把握“文”和“白”的关系，在创作中努力做到真实而生动，明白而有味。一字传神便是诗，一语道破也是诗，一韵可吟还是诗，一形可掬更是诗。在选题、造句、用字上，也就是题材和语言上，都设法让普通人读懂或意会。该高雅的高雅，该通俗的通俗，该形象的形象，该抽象的抽象，该含蓄的含蓄，该直言的直言，“文”“白”结合，雅俗共赏，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诗的动人魅力。

总的感到，父亲这本诗词集，语言清新、明快、隽永、凝炼，既具有诗的艺术魅力，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还有不少妙语警句。其中的一些小序，既叙事、又抒情，象短小精悍的散文诗，起到了引人入诗的作用，读来既脍炙人口，有艺术享受，又能从中受益，帮助修正人生航向。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并向关心、支持和为父亲诗词集整理付印付出辛勤劳动的部队首长、江苏省及盱眙县文化界和父亲生前的诗友、前辈们，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