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华，张娇娇，杜声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华，张娇娇，杜声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纵向数据，可以分析出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呈现出“一高三低”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模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因素对家务劳动分配模式的影响不同，年龄、工作时间、调查时间对分配模式的影响较为显著。

关键词：在婚女性；家务劳动；分配模式；多层线性模型

一、引言

目前，几乎在全世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高于男性。因传统分工和角色规范的要求，从事家务劳动一直是女性的“分内事”，然而这个“分内事”只是社会所必需的却不是社会所承认的一种劳动分工形式[1]。传统社会中女性所承担的主要角色是家庭角色,女性的价值和功能要通过家庭来实现,女性被禁锢在家庭这个私密、狭窄的领域中[2]。

新中国成立后，在男女平等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提高，部分女性群体开始追求自身的发展，走出家门，步入社会。改革开放后，家务劳动逐渐商品化，夫妇可通过购买家政服务减轻家务负担。然而，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家务劳动始终是女性“分内事”的局面，夫权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依然认为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育子女是已婚女性的主要任务，从而忽略了女性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实际上，相关研究发现，婚姻对两性的时间分配具有相反的作用，它减少了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作时间，但是却降低了女性的工作时间，延长了其家务劳动时间[3]。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甚至为了家庭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家庭妇女”“全职太太”。

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职业妇女每天工作的平均时间为5.96小时，而家务劳动时间则高达5.01小时，分别比男性少1.33小时、多2.8小时。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85%以上的家庭中，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从承担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时间来看，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家务劳动负担沉重，会减少女性用于学习、交往、娱乐等方面的自由时间，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制约着女性综合素养的提高，不利于她们的终身发展。家务劳动分配不当，还会影响夫妻关系的和睦、家庭的稳定，又进一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

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反映着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因此对于家务劳动的研究也就尤为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家务劳动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家庭成员衣、食、住、行等用品的采购、加工、使用、整理，还包括侍奉照料老人、病人，生育、抚养及教育子女的劳动。即使两位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总时间相同，但由于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她们分配到每一项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也不会完全一样。那么，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有何特点？近些年来，这种分配模式有无明显变化？如果有，产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利用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纵向数据，本文将动态地分析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探讨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从而对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的相关状况进行更深入、细致的了解。

二、理论框架与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家务劳动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已有3种比较完善的理论：时间可用性理论、相对资源理论和性别角色观念理论。

(一)时间可用性理论

该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妇谁有更多时间去从事家务活动的合理性考虑而分配的[4]，用于市场劳动的相对时间决定了可能得到的工资，配偶双方各自的空闲时间就会按比例地分配于做家务活上，有着更多时间在家的一方就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如果夫妇双方在外工作的时间一样，他们就会完成相同数量的家务劳动。但是，关于妻子就业状况与男性家务劳动时间的研究却发现，女性的就业状况并不明显地影响两性间的家务劳动分工，妻子已就业的男性并没有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5]，也就是说，妻子有无职业以及妻子的职业类别并不会影响其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男性并不会因为妻子有工作而去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女性依然会是家庭中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工作时间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影响的实证分析中，部分学者认为，女性工作时间的长短影响着她们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6]，工作时间越长，家务劳动时间应该越短。这意味着，在从时间可用性理论考察家务劳动分工时，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测量指标即是妻子的工作时间。

(二)相对资源理论

按照相对资源理论，家务劳动是根据配偶双方各自的力量分配的[7]。“力量”指双方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对家庭收入所作的贡献，为家庭收入贡献得越多，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便会越高，分担的家务劳动也会相对较少。个人收入多寡与对家庭财产贡献的大小直接相关，根据相对资源理论，可以得出拥有高收入的配偶可以做更少的家务这一结论。有学者研究发现，已婚女性绝对收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地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但城乡有别，绝对收入的增加使城市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而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绝对收入的增加对减少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作用不明显[8]。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两性收入差异长期存在且一直以来都是未能解决的问题，女性收入相当于男性收入的70%～80%[9]，普遍低于男性，从而使大部分的女性群体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三)性别角色观念理论

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家务劳动是按照配偶双方各自从社会交往中所学会的对待性别问题的态度和价值观而分配的[10]。因此，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但又都认为家务劳动应由女性负责，这样的家庭仍会把耗时而又单调的家务劳动视为妻子所应承担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角色观念理论是对相对资源理论的一种补充。它解释了在当下社会，为什么有一些女性群体的个人收入与男性均等，甚至是超过男性，但依然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从这一理论来看，如果家庭中妻子与丈夫的收入差距较大，但配偶双方都有比较平等的性别意识，那么即使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力度远远小于丈夫，家务劳动的分配依然会比较公平。在研究性别角色观念对两性家务劳动的影响时，学者们发现对“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持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观点的男性会用更多时间从事家务，但对女性却没有显著影响[11]。可也有研究发现，若女性拥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她们的家务负担有较大减轻，且减轻幅度大于拥有性别平等观念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的幅度[3]。

根据目前的研究，性别意识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密切相关，那些具有较高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的人往往会有比较平等的性别观念意识。当然，这一结论也并非绝对。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等传统思想在我国民众的性别观念里根深蒂固，一些受教育程度高、个人收入多、职业声望高的男性也会有比较传统、守旧的性别观念。

由于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测量和操作化口径不一，使用的数据不同，未观察到的解释变量较多，依据理论将各种因素操作化后，其对家务劳动参与程度的作用并不完全与理论预期相符，影响方向相反或根本没有作用的情况并不鲜见[11]，但这并不否定3种理论对家务劳动分工差异解释的合理性。所以，时间可用性理论、相对资源理论和性别角色观念理论仍然为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纵向数据来分析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CHNS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其中有几年因为一些原因，调查的省份发生了变化，2011年的数据涵盖了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和重庆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内容涉及儿童、成人、家庭以及社区的相关内容。与横向数据相比较，纵向追踪数据能够详细地观察到个体动态性的变化特征，而不只是某一时期的现状，有助于了解个体家务劳动时间是否因时而异。

本文主要分析18～52岁在婚(不包括未婚、离婚、丧偶)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变化状况。

(二)研究方法

因变量：家务劳动时间。根据CHNS调查，在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主要分配到4个方面：“为家庭购买食品”“为家人做饭”“洗、熨衣服”以及“打扫房间”，以“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分钟)”作为衡量单位，家务劳动总时间则是这4个方面家务劳动时间之和。

自变量包括年龄、城乡、受教育年限、工作单位类型、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子女数、调查时间。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因变量分别为上述4个方面的家务劳动时间以及家务劳动总时间，纳入以上全部的自变量。

多层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它可以将因变量的变异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归之于寓于同一群体的个体差异(“群内变异”)；另一部分归之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体差异(“群间变异”)。通过分解变异，多层模型区分群体效果和个体效果，揭示群体与个体变量之间的关系[12]。在本研究中，因变量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异分成两层：第一层为个体，第二层为家庭。

无条件平均模型显示，在5个模型中，家庭层面的变异成分显著地不等于0，即因变量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化随家庭而异，故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是有意义的。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结果

20年间，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主要有以下变化(见图1)：

图1　1991～2011年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变化趋势图(单位：分钟/每天)

数据来源：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

(1)“为家人做饭”时间显著增加。从1991年每天不到6个小时，到2011年每天做饭近10个小时。由此可见，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占据了在婚女性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做饭上的时间占家务劳动总时间的近4/5。因此，“为家人做饭”这项家务劳动的时间决定家务劳动总时间的变化趋势。从图1来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为家人做饭”始终是广大在婚女性首要的家务劳动。

(2)“为家庭购买食品”“洗、熨衣服”“打扫房间”3项家务劳动时间微降，没有显著变化，基本维持在每天1个小时左右。与“为家人做饭”这项家务劳动比起来，在婚女性耗费在这3项上的时间并不多。

(二)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1～4的因变量分别是“为家庭购买食品”所花费的时间、“为家人做饭”所花费的时间、“洗、熨衣服”以及“打扫房间”所花费的时间，是为了检验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受哪些因素的显著影响，比较模型之间的差异。模型5的因变量为家务劳动总时间，是为了检验家务劳动时间在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所有模型均具有相同的自变量，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可比性(见表1)。

1.模型1显示，年龄、城乡、受教育年限与在婚女性耗费在“购买食品”上的家务劳动时间呈正相关。年龄越大，“购买食品”的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城市在婚女性“购买食品”的时间比农村在婚女性多半个小时/天，可能的解释是，在城市中购买食品要比在农村中方便，因为城市里每个小区附近都会有大型超市，这就为购买食品提供了简单、快捷的途径，城市女性可以经常光顾，购物甚至成为散步、休闲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农村却没有这种条件，所以农村在婚女性花费在“购买食品”上的家务劳动时间要比城市女性少。受教育程度虽然与“购买食品”的家务劳动时间呈正相关，但系数偏小，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花费在“购买食品”上的时间便会多1分钟。

工作单位类型、共同居住的子女数、月工资收入与“购买食品”的家务劳动时间呈负相关。

表1　1991～2011年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续表

注：*P<0.01,**P<0.05,***P<0.1

2.从模型2的分析结果来看，影响“为家人做饭”这项家务劳动时间的因素并不是很多。其中，年龄越大的在婚女性做饭的时间越少，年龄增加1岁，每天做饭的时间会少10分钟左右。受教育年限与“为家人做饭”的时间也呈正相关，教育水平的提高似乎并没有降低在婚女性做饭的时间。从时间维度来看，与1991年相比，2009、2011年在婚女性“为家人做饭”的时间反而有增无减，每天增加了3个多小时，增幅非常明显，并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城乡、工作单位、共同居住的孩子数、个人收入、工作时间对此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也许可以从侧面说明，不管是农村女性还是城市女性，不论她们的职业是什么、收入是多少、工作时间是长是短，均不会影响她们的“做饭”时间，也就是说，女性始终都未能摆脱“厨娘”的角色。

3.模型3显示，年龄依然显著地影响在婚女性“洗、熨衣服”的家务劳动时间，只不过年龄的影响程度不大，系数仅为0.57。某些工作单位类型，如“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小集体(如乡镇所属)”“大集体(县、市、省所属)”“私营、个体企业”显著地降低了在婚女性“洗、熨衣服”的家务劳动时间。同时，月工资收入越高的女性，“洗、熨衣服”的时间越少。调查年份的变化对“洗、熨衣服”这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最为显著，1993年以后，在婚女性“洗、熨衣服”的时间大大减少。这主要得益于家用电器的普及、干洗店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机器化、市场化大大减轻了女性群体“洗、熨衣服”等相关家务劳动的数量，从而缩短了此项家务劳动时间。

4.在婚女性花费在“打扫房间”上的家务劳动时间几乎不受太多因素的影响。虽然城乡、“私营、个体企业”的工作单位以及某些调查年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从具体系数来看，这些影响微乎其微，并不能说明这些因素在“打扫房间”这一项活动上对在婚女性有太大的影响。

5.从影响在婚女性群体家务劳动总时间的因素来看，在婚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并不明显。年龄的增加明显地减少了家务劳动总时间。城市女性家务劳动总时间要比农村女性多半个小时/天。实际上，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家务劳动仅涵盖了“为家庭购买食品”“为家人做饭”“洗、熨衣服”“打扫房间”4项活动，“在家看孩子”“照顾老人”“耕种”“养家禽”等指标未被测量，婚后农村女性花费在这些方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多，此类测量的遗漏可能会导致城市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比农村女性多的现象。工作单位类型并不显著地影响在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总时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职业妇女中有70.07%的人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在120分钟左右[13]。这说明，虽然职业女性在职场中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但无论何种工作类型，回归家庭后终究要演好“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虽然女性婚后依然有自己的职业，但她们不但未能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陷入了工作与家务的双重负担之中[14]。所以已婚在业女性的双重负担更重，角色冲突更为强烈[15]。在婚女性工作时间的延长会明显缩短家务劳动时间，工作时间每天增加1个小时，家务劳动总时间就会减少12分钟左右。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纵向数据，从“为家人购买食品”“为家人做饭”“洗、熨衣服”“打扫卫生”4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呈现出“一高三低”的特点，即“为家人做饭”的家务劳动时间偏高，而其他3项家务劳动时间较低。从时间维度来看，自1991年以后，我国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总时间在波动中上升，具体表现在“为家人做饭”时间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家务劳动总时间的上升，“为家人购买食品”“洗、熨衣服”“打扫卫生”的家务劳动时间略微减少，并未对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总时间产生较大影响。

2.多层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因素对家务劳动分配模式的影响不同。

年龄的增加延长了在婚女性花费在“购买食品”“洗、熨衣服”上的时间，但却减少了她们“为家人做饭”的时间，也缩短了家务劳动总时间。与农村相比，居住在城市的在婚女性“购买食品”“打扫房间”的时间要长，城市女性家务劳动的总时间也比农村女性长，可能是因为一些衡量农村女性家务劳动的关键变量未能纳入。受教育程度与女性耗费在“购买食品”“为家人做饭”上的时间呈正相关，教育在减轻女性家务劳动方面起的作用似乎并不是很大。

工作类型仅明显地减少在婚女性“为家庭购买食品”和“洗、熨衣服”的劳动时间，并未对其他两项劳动和家务劳动总时间产生显著影响，职业女性仍然难以达到职场和家庭的绝对平衡，处于“蜡烛两头烧”的困境[16]。工作时间能够显著减少在婚女性家务劳动的总时间，但对家务劳动的单项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在不考虑职业类别的情况下，工作时间绝对值的增加会缩短女性家务劳动的总时间。

在所有自变量中，年份对于家务劳动分配以及家务劳动总时间的影响最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婚女性为家庭“购买食品”“洗、熨衣服”的时间明显缩短，但“为家人做饭”“打扫房间”以及家务劳动总时间却明显增加。说明虽然部分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和商品化能够减轻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但仍然有一些家务劳动无法实现商品化，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减少女性家务劳动的总时间。

(二)讨论

每个人1天的时间都只有24小时。对于在婚女性来说，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家务劳动上，就意味着要割舍她们个人学习与发展、休闲的时间。如何有效地平衡时间，均衡工作、家务、学习、休闲，对每个女性来说都至关重要。家务劳动并非是女性的“天职”，因此，“男主外、女主内”的现实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但这一角色往往是被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固化到妇女身上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并非一朝一夕之举，需要社会、家庭与各类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文使用纵向追踪数据，在描述现象的变化趋势以及原因解释上，比横向研究更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家务劳动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家庭成员衣、食、住、行等用品的采购、加工、使用、整理，还包括侍奉照料老人、病人，生育、抚养及教育子女的劳动，因此，本研究仅从家务劳动的4个方面描述了在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的特点、变化趋势，仍有其他的相关变量没有考虑在本研究内，希望在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刘爽.对中国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状况的分析[J].人口学刊,1994,(2)：37-41.

[2]王纪芒.女性的角色变迁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3)：14-17.

[3]杨菊华.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1990～2010年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5)：3-12.

[4]England, Paula ，George Farkas.Households,EmploymentandGender:ASocial,Economic,andDemographicView[M].Hawthorne, NY: Aldine Publishing Co,1986.1-23.

[5]Goldscheider, Frances K.， Linda J. Waite.NewFamilies,NoFamilies? [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1-356.

[6]Shelton, Beth Anne.Women,Men,andTime:GenderDifferencesinPaidWork,Housework,andLeisure[M].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ress,1992.1-20.

[7]Brines, Julie.EconomicDependency,Gender,andtheDivisionofLaboratHom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100(3)：652-688.

[8]於嘉.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社会,2014,(2)：166-192.

[9]杨菊华.两性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8,(4)：10-19.

[10]Rank, Mark R.DeterminationsofConjugalInfluenceinWives’EmploymentDecisionMaking[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82,(3)：591-604.

[11]周旅军.中国城镇在业夫妻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发现[J].妇女研究论丛,2013,(9):90-101.

[12]杨菊华.多层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J].中国人口科学,2006,(3)：334-350.

[13]赵琦. 家务劳动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增刊)：13-14.

[14]杜学元，陈金华. 论家务劳动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及解决对策[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2)：35-37.

[15]杨玉静.城镇已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研究——基于时间利用的分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1)：40-46.

[16]李芬. 关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以家务劳动时间研究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1)：53-58.

(责任编辑鲁玉玲)

收稿日期：2016-06-25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6XNH094)

作者简介：高华(1989—)，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张娇娇(1989—)，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流动人口研究；杜声红(1990—)，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婚姻家庭与流动人口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5-0042-07

The Changing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omestic Labor Time of Married Women in China

GAO Hua，ZHANG Jiao-jiao,DU Sheng-ho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Longitudinal Data”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omestic labor tim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arried wome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ried women spend relatively much more time on “cook meals for the family” and less time on the other three aspects. This pattern hasn’t changed for the last decades.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shows that this pattern is influenced by age, working time and survey year.

Key words:married women；domestic labor；distribution format;multilevel linear model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