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饥饿游戏》三部曲在问世之后好评如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轰动。电影主创在原著的基础上用虚构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位于未来的世界，其背景是超现实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大量与现实和历史相关的元素，电影清晰地传达出了普通青少年电影所不具备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思考。因此，这一系列电影同样可以基于隐喻视角予以观照。文章从影片中的文化隐喻、传媒隐喻、政治隐喻三方面，以隐喻视角分析《饥饿游戏》三部曲的创作手法。

[关键词] 《饥饿游戏》；隐喻视角；文化隐喻；传媒隐喻；政治隐喻

从电影诞生起，隐喻就是其表意机制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电影语言学理论之中，电影语言可以被纳入语言学的框架之中进行考量。其中同样拥有“能指”与“所指”的符号体系，即使电影本身并不是一门完善的，能够进行双向沟通的语言。[1]但影像能够激发人的想象机制却是不可否认的，帕索里尼所提出的“电影，作为隐喻的艺术”[2]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换言之，电影中一般都可以被挖掘出或多或少的隐喻关系。《饥饿游戏》三部曲在问世之后好评如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轰动。电影主创在原著的基础上用虚构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位于未来的世界，其背景是超现实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大量与现实和历史相关的元素，电影清晰地传达出了普通青少年电影所不具备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思考。因此，这一系列电影同样可以基于隐喻视角予以观照。

一、《饥饿游戏》中的文化隐喻

《饥饿游戏》三部曲的影响之所以超越了近年来蜂起的一般青少年电影，除了其在形式上的观赏性以外，还与它的思想性，也即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如，其中带有明显的《荷马史诗》元素。作为西方当代文化的源头，《荷马史诗》之中的故事原型能够准确地唤醒西方观众的文化情结。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这些文化并未发生基因突变，而是在新的叙事之中闪耀着绚烂的光辉，《尤利西斯》等作品的问世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何《饥饿游戏》的背景被设置于未来，但是其叙事文本却具有一种带古典色彩的美感的原因。

在电影中，主人公凯特尼斯·伊芙迪恩以及皮塔等12至18岁的少男少女，被选为饥饿游戏的参赛者，其实质就是成为“贡品”，用以献祭给凯匹特人的政治机器。这也是《饥饿游戏》的故事主线，其原型便是《奥德赛》之中的克里特传说。克里特国王米诺斯是宙斯与欧罗巴之子，在海神波塞冬的报复下，他的妻子帕西法厄与公牛生下了半人半牛、以人肉为生的米诺陶罗斯，米诺陶罗斯也被米诺斯关入迷宫。结果因为米诺斯自己的一个儿子被雅典人杀死，宙斯给雅典降下瘟疫，雅典人不得不每年选送七男七女供奉米诺陶罗斯。直到自愿深入虎穴的王子忒休斯出现，在第三次献祭时进入迷宫杀死了米诺陶罗斯。凯特尼斯便是新一代的忒休斯，而爱上凯特尼斯，并以情侣的身份与她并肩作战的皮塔，则源于协助忒休斯除掉怪物的公主阿里阿德涅。而与为子复仇的米诺斯相对应的则是同样失去了儿子的帕纳姆总统斯诺。在这样的文本比对之中，即使是事先并没有看过原著者也能够大致猜测到电影的最终结局，即凯特尼斯必然在搏斗中存活并推翻斯诺的暴政。《饥饿游戏》的故事非常讨巧，其非常容易唤醒存在于人们心底的神话意识，从而对影片产生深刻的认同。

又如电影之中的“火”意象。在《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中，火的意象多次出现，象征了微弱但是最终将蔓延开来的反抗力量。如，凯特尼斯身穿战袍乘坐战车参与游行时，其造型是火红的嘲笑鸟，战车后也燃烧着熊熊火焰，点燃着人们的激情。当她换了白色礼服上电视的访谈节目时，随着她身体的转动，礼服下方又有火焰燃起，伴随着礼服的变化，凯特尼斯身上突然现出一对翅膀，似乎她成为一只浴火凤凰。这实际上是对《圣经·创世纪》之中上帝对邪恶之地降下大火，焚烧当地的罪恶这一典故的致敬。电影之中，带去这惩罚火焰的人便是凯特尼斯。

二、《饥饿游戏》中的传媒隐喻

传媒在现代社会之中体现着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传媒代表了话语权和群众的知情权，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权力的运作。[3]同时，由于操纵传媒力量与平民力量的不对等，庸众在传媒面前的虚弱以及对于某些引领大众娱乐潮流的节目的依赖也开始让人担忧。《饥饿游戏》原作者苏珊·柯林斯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灵感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受到的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启发，伴随真人秀一同出现在电视中的还有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这两件事物在电视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下为柯林斯所吸纳、整合，最终形成了创建一个“帕纳姆国”（Panem，又译作“施惠国”）的念头。

从柯林斯本人的言论中可以得知，整个三部曲之中的核心“饥饿游戏”在隐喻视角之中对应的便是大型真人秀节目。事实上，早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可以通过盛大而奢华的游戏与享受（如角斗士的生死相搏，大型浴池的泡澡等）提供给大众娱乐，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饥饿游戏》之中你死我活、毫无人性可言的搏杀，也与古罗马角斗士所参与的游戏不谋而合。被选中的24个少男少女对于自己的命运正如角斗士一般也是无从掌控的。凯特尼斯本人并非自愿被置于这样的竞争之中，她主动参赛的原因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希望自己挺身而出之后妹妹就可以逃过一劫。选手彼此之间也互不认识，无冤无仇，甚至还有可能在参赛过程之中产生真挚的友谊或爱情。如，在《饥饿游戏》第一部之中真心救治过凯特尼斯的黑人小女孩，又如对凯特尼斯萌生出感情，宁愿自己被她杀死的男孩皮塔等。但是在残酷的规则限定之下，他们最终只被允许有一个人活到最后。这也是在电影上映后被认为是“罗马斗兽场的现代翻版”的原因之一。这种隐喻性也使得《饥饿游戏》三部曲的思想性要远较一般讲述冒险、爱情的青少年电影深广的原因之一。

在帕纳姆国中，统治者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与人力每年举办饥饿游戏，从下辖的12个大区之中挑选少男少女们前来拼杀，其与古罗马斗兽的区别就在于在未来先进的技术支持下，主办方可以利用各种包装手段来使参赛选手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如让他们参加华丽的游行仪式等，而实际上对他们疯狂追捧之人只不过将他们视作玩物。主办方还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实时转播，甚至利用无孔不入的技术手段来干扰比赛进程，在比赛过程中即时掌握所谓的“民意”，再根据观众的口味来操控比赛，如只需在触摸屏上轻轻一点，就会有各种奇怪的野兽出来对参赛者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等等。这一点实际上对应着当前各类能掀起收视狂潮的真人秀节目所采取的各类刺激眼球的视觉策略，尽管在现实之中，这一类节目似乎并未给人们带来显性的伤害，但是其对于奇观的“伪造”，对于明星的“量身打造”等却是无可置疑的。在观众对此类节目的盲目追捧之中，体现出来的是当代人内心的高度空虚，甚至普通人也甘愿投身于真人秀之中。如在《饥饿游戏》中，凯特尼斯的妹妹也不幸被选中，原本应该沮丧的她第一反应却是整理自己的着装，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加得体和上镜。而她并非个例，第一区、第四区的人也都将参加饥饿游戏当成了一种值得夸耀之事。这些都隐喻了传媒对人心智的侵蚀。

可以说，“饥饿游戏”是原作者对当前消费时代“娱乐至死”风尚的反对，但当这一故事在盖瑞·罗斯、弗朗西斯·劳伦斯等电影人的努力下从书本走上银幕之后，在读图时代电影本身又成为“娱乐至死”潮流中的一朵浪花，这一现象正反映出了传媒力量的强大。

三、《饥饿游戏》中的政治隐喻

从《饥饿游戏》三部曲被认为是一系列“反乌托邦”电影就可以得知，四部电影中是具有政治隐喻的，电影中的许多细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英格兰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所撰写的《美丽新世界》等作品。电影中出现的种种悖谬之处，尽管有其夸张的一面，但实际上仍然与人类在历史上的诸多遭遇有关，只是因为电影的立足点依然在“青少年电影”上，因此在一些方面电影采取了留白。如看上去不切实际的大型技术系统，是如何为统治者所掌握，而就技术而言为何凯匹特与其他地区之间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摆脱《饥饿游戏》的“青少年电影”标签来分析电影中的政治表述。

帕纳姆国代表了一个并没有获得国民身份认同的区域，相对于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国家”而言，帕纳姆更接近于历史上纳粹建立的集中营，而参赛区域更是一个透明的全景监狱。[4]位于北美的帕纳姆本身就建立在废墟之上，换言之，旧有世界的秩序早已被打破。掌握了先进技术的统治者对于国民有着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所辖区域中曾经的13区人民因为奋起反抗而被屠戮殆尽，从剩下的12个区中遴选“贡品”的饥饿游戏也就此诞生。这一游戏在为凯匹特人提供狂欢的同时，对于12区民众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原本应该团结的12区人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互相厮杀。12区人不能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的生命对于凯匹特人来说是多余的，随时可以被清理掉。而凯特尼斯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在这种政治游戏面前是稚嫩的，她只是依靠自己的本能对帕纳姆的规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约定与皮塔双双自杀，结果倒逼凯匹特人临时改变比赛规则。她这一行为实际上表示了对整个统治秩序的新一轮破坏的开始，她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是对原本固若金汤的凯匹特生杀予夺之权的挑战。

主人公凯特尼斯所象征的则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出身于饱受政府压迫的普通劳苦大众。在电影中亦是如此，当政府以强权和集权的姿态存在时，国民被分裂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者便是居住在都城凯匹特的，对于饥饿游戏兴致勃勃的人，而后者便是12个区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凯特尼斯是具有代表性的，她的父亲是一名卑微的矿工，因为矿难而死；母亲则在打击之下心智失常，不具备劳动能力；而凯特尼斯还有一个幼小的妹妹，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凯特尼斯一个人的身上。由于体能和经济凋敝等因素的限制，凯特尼斯不得不靠打猎养家糊口。而在政府的规定之下，凯特尼斯的行为却是违法的，但迫于生存的压力凯特尼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偷猎，她也在打猎过程中练就了一手好箭法和坚毅的品格，为日后在饥饿游戏之中延长自己的生存奠定了基础。而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的是平等、自由与团结。因此在后来爆发的反抗战争中，已经化身为“嘲笑鸟”的凯特尼斯以及她所率领的各区民众无疑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们的心声就是摆脱残酷暴虐的统治阶级，赢回本应属于他们的平静生活。除了最后成功的凯特尼斯以外，还有一部分人则倒在了反抗的过程中，如被割去舌头的艾瓦克斯等。而在叛军之中也有与凯特尼斯为敌者，如科恩等人，这类人则不能被归于无政府主义者中，他们的意愿则是取代当前的政府，开始新一轮的强力统治。

从《饥饿游戏》三部曲中不难发现，富有意味的电影作品往往会包含具有丰富含义的隐喻，从而能在叙事之中隐藏更多晦涩的社会、历史乃至哲学问题。而基于隐喻的视角来解读这一类电影，也将使主创所设置的各层次的隐喻更为直观，能引发观众对电影更为深入和透彻的思考，更好地进入到主创拍摄电影时的文化、政治和当代生活语境之中。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理工大学人文基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SKGH2016-8）；河南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人文社科类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KJYB2015-25）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尼·布朗，郝大铮.电影符号学：克里斯蒂安·麦茨——当代西方电影理论讲座之二[J].电影艺术，1987（09）.

[2]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诗的电影[A].桑重，姜洪涛，译.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416.

[3] 张力. 权力·文本·消费——大众传媒的三维读解[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4.

[4] 蒋晓丽，王志华.娱乐至死·虚实互构·全景监狱——论《饥饿游戏》中传媒技术的文化影射[J].当代文坛，2014（03）.

[作者简介] 余阳（1983— ），男，河南陕县人，硕士，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