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敖久丽

[摘 要] 电影中的“现实”并非单纯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再现，大多数是经过思想意识改编后通过电影的形式实现的情景构建。前30年，新中国的现实电影与之前的作品大不相同，其将悲情作为创作的美学风范，多以苦情的基调示人，并主要以歌颂辛勤的劳动人民为主，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新中国电影后30年，电影的现实叙事主题形式开始多样起来，在批判精神的回归、现实题材的拓展、纪录风格的呈现等方面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

[关键词] 题材电影；审美；现实叙事

“现实”作为一个与“历史”相对的概念，因为和电影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电影中所代表的文化含义也大不相同。对“现实”的改编和情景再现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则是中国电影对于现实主义风格的倡导和弘扬。

一、前30年的“苦难”叙事

农村题材是新中国电影前30年时间内对现实进行叙述的主要方式，大多数表现方式就是歌功颂德的赞歌，与之前的电影差别较大，之前电影的叙事基调就是悲情、落后和贫苦。不过，在我国近百年的电影历史上，农村题材的影片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纵观中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农村题材的影片是中国进行文化转型的标志。就好像《春蚕》象征着左翼力量的壮大，《白毛女》代表着新中国的成立，《槐树庄》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黄土地》标志着民主意识的苏醒，还有就是《被告山杠爷》代表着现代文化理念对中国的侵袭。这些作品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城市电影在那个时代会这么少，以及城市电影中呈现的“城市里的农村”所代表的文化内容是什么，所表现出的视觉风格呈什么样的走势。

新中国成立前30年所创作的农村题材电影十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假设我们将电影中的“现实”理解为真实情景的再现，那么电影中的农村形象并不完全正确，它是经过主流意识改编后呈现出的“现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实”，是为了歌颂当时的新社会和新政府。《枯木逢春》是一部将“现实”和“历史”整合了的电影，影片主题就是呈现新旧社会的差别，表达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美好。不仅如此，《枯木逢春》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导演在电影创作中融入了我国的古典诗画和传统戏剧。还有就是曾经获得多个大众百花奖奖项的电影《槐树庄》和《李双双》是那个时代农村电影的代表作。如果说《李双双》是以普通家庭为出发点，以农村轻喜剧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从而塑造出农民的代表形象，那么，《槐树庄》就是真实地再现了农村土地改革所经历的斗争历程，从而表现出中国农村所经历的翻天覆地般的变化，然后通过电影的形式来对一个时代进行真实的记录。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农村改革的故事。如果说这部电影是对历史的重现，那也不是十分准确，只能说它是经过意识加工了的影像产物。

中国电影中不敢直接对现实矛盾进行描写，只会对电影主题进行歌功颂德。在积极向上的大旋律下，农村电影往往会忽略农村的艰苦生活和落后环境。假如某部电影出现了一些不在主旋律之内的画面，那么这部电影就会遭到社会的攻击，就像电影《洞箫横吹》，电影中对农村改革中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还涉及了阶级矛盾主题，当时这部电影被社会各界批评得体无完肤。农村电影中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是需要被教育改造的存在，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符。电影《思想问题》讲述的就是知识分子被教育改造后快速成长的影片。电影《我们夫妇之间》讲述的就是存在阶级差别的夫妻在来到城市之后产生的一些问题，电影中矛盾的迸发、矛盾的解决说明不管是哪个阶级，最终的思想觉悟都是殊途同归的。但是这部电影因为表达出资产阶级和工农阶级平等的中心思想而受到强烈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响应国家的主旋律号召，电影中会着重塑造英雄的形象，同时渲染电影中的英雄氛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英雄的代表形象也各不相同，抗日战争时期，英雄形象就是在战场中浴血杀敌的战士形象；在内战时期，地下工作者就是英雄形象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朴实坚韧的平民形象就是新时期的英雄代表，就像电影《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老兵新传》等。

这个时期，在中国电影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幽默元素。电影中一个重要的类型就是喜剧电影，是比较受观众欢迎的电影形式。新中国早期的喜剧电影通常以讽刺封建思想为主，比如官僚主义、重男轻女等，在电影中宣传新的道德思想，让观众在笑声中了解知识道理。不过，因为电影创作者对艺术电影的了解不够全面，长期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喜剧电影在中国不受欢迎，纵观新中国电影历史，喜剧电影的遭遇令人感叹。

中国的喜剧电影可以分为歌颂喜剧和讽刺喜剧两个类型。讽刺喜剧是在1956年和1957年间出现的，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影有：1956年的《不拘小节的人》《新局长到来之前》，1957年的《球场风波》《未完成的喜剧》和《寻爱记》等，这些电影就是采用喜剧的形式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不过这些影片的遭遇却令人唏嘘，被当时的反右派活动波及，受到强烈的批判，打下了“丑化生活”的烙印。歌颂喜剧出现在1959年，比较有代表性的影片就是《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电影《五朵金花》表面上是以金花和阿鹏的爱情故事作为影片的故事主线，但实际上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的展现才是这部电影的主线。电影中设置了两个目击者，即音乐家和画家，让他们见证阿鹏寻找金花的过程，将几个错误的金花故事联系在一起。电影中音乐家和画家这两个角色的安排十分具有喜剧色彩。电影《今天我休息》中对主人公幽默性格的设置是导致喜剧故事发生的根本原因。电影中外力一直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主人公在约会途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导致他的约会一再推迟，引发了一连串的误会，不过，最终在电影结尾误会都一一解除了。电影看上去是一对青年男女相亲的故事，但通常情况下相亲应该出现的场景一个也没有，反而总是有一些其他毫不相关的事情在电影中一一呈现出来，这样电影的喜剧效果就凸显出来了。

二、后30年的“缤纷”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政治历史分期成为很多电影史著作对电影史进行分期的标准。虽然政治对电影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类型，电影史的发展拥有自身的规律以及特性。

在中国电影史上，1979年绝对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影片，比如《天云山传奇》《苦恼人的笑》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电影直面中国电影现实，显示出勇于承担批评的勇气，展示出时代的悲剧色彩，说明我们又再次拥有了现实主义精神，不仅如此，这些电影和之前的中国电影在电影叙事和形式上差别很大，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特质。

中国电影不只是对政治历史进行反思回顾，同时还将聚焦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说明当时的电影创作者十分有胆量、有担当。由徐谷明和郑洞天执导的电影《邻居》获得了当时的“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这部电影通过纪实的方式直接表现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这部电影的叙事聚焦于高校住房问题，即使是现在，这部电影所表达的现实意义仍不过时，值得探究。在当时的年代，高校改革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住房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高校生比较关注，社会其他成员也十分关注，解决问题过程中，各种社会缺陷相继出现，将各个阶级人物当时的心理矛盾都进行了一一的展示。电影《人到中年》的导演是孙羽和王启民，小说原著的作者是谌容，这部电影分别获得了“百花奖”和“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部电影会觉得这部影片没什么新意，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它涉及了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社会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在当时引发的反响非常大，影片表现出的哀而不伤的特点十分符合中国的审美，让人感动。演员潘虹在电影《人到中年》中饰演女主角陆文婷，当时她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三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在这之后，她又先后出演了电影《股疯》和《井》，再次因为这两部电影摘得了影后的桂冠，自此潘虹就被打上了忧郁气质女明星的标签。《人到中年》中陆文婷需要承受家庭和事业双方面的压力，需要扮演好妻子、妈妈和医生的三重身份，这导致了她矛盾性格的养成，这种矛盾的性格不仅体现在陆文婷身上，还表现在所有知识分子身上。

20世纪80年代延续了新中国电影前30年的创作策略，仍旧倾向于创作农村题材的影片，比如《咱们的牛百岁》《月亮湾的风波》《不该发生的故事》以及《喜盈门》等。不过，这些电影和之前的农村题材影片中简单的价值取向不同，它们的价值取向更加复杂多变。以《乡情》和《喜盈门》为代表的电影，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不同的，不过都对中国的道德规范进行了展示。这一类型的电影在视觉效果上都在不遗余力地渲染乡村生活的超然脱俗，不仅如此，影片的核心更是对“善”进行了详细的烘托，赞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后来出现的以《人生》和《乡音》为代表的电影，引起了电影界的轰动，当时许多电影界人士针对道德发展和历史进步、愚昧和文明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将伦理现象的复杂多变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野山》表面上展示出“换老婆”的故事主题，实质上电影导演思考的却是在历史浪潮下，人们的生活、生存、生产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带给人民的究竟是什么。

纪录是和现实叙事有关的一种纪实主义风格，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电影将纪实主义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电影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元素就是实景拍摄、长镜头、非科班演员拍摄、同期录音等。《秋菊打官司》是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在这部电影中，张艺谋导演大胆选择了非职业演员和职业演员合作的方式对这部电影进行演绎，同时将职业演员的表演作为纪实风格的一部分进行影片的编辑；《一个都不能少》整部电影起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不仅如此，这部电影中的角色名字就是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名字。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表演方法，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秋菊打官司》所呈现出来的表演风格都是一种“精心策划”出来的记录方式。不过，透过电影的纪录风格，你会发现在这个表象之下电影所蕴含的戏剧性。由宁瀛执导的制作规模不大、题材不够新颖的电影

《民警故事》和《找乐》因为所蕴含的独一无二的电影形态而受到了电影界的追捧，两部电影采用百分百的纪实风格进行拍摄，同时在电影形态上立足于纯正天然，这样的设置使得各个专家都在自省，思索“电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纯正电影的拍摄靠的不是高科技，也不是超高的制作费用，主要是电影人的内在素养，需要电影人用心关注生活点滴，关注现实社会，抱有人道主义精神。或许，所有人都认为拍摄写实主义风格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实景拍摄、长镜头、非科班演员拍摄、同期录音等，但是，这些元素对于电影的创作者来说，只是一些技巧，真正重要的是对现实的理解，这也说明为什么某些电影打着写实主义风格电影的幌子，但电影中却缺少现实精神和纪录精神的灵魂。

三、结 语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文化环境转向娱乐化的原因，某些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开始避免涉及真实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将这个问题归为电影的叙事策略或者商业策略。我国的“国产大片”之所以口碑和票房不可兼得，其中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并非一个简单的创作问题导致的。

[参考文献]

[1] 张宏森，张煜.关注时代回归现实——张宏森谈现实题材电影创作[J].当代电影，2008（06）.

[2] 饶曙光，毕晓瑜.中小成本电影的困境与策略——以现实题材影片为例[J].当代电影，2008（06）.

[3] 田卉群.在地图上寻找大地——浅析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困境与观念转型[J].当代电影，2008（06）.

[4] 李苒，张松滨.论当代民族现实题材电影的文化主体性与民族化[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05）.

[5] 樊振海.现实题材民族电影的文化解读[J].电影文学，2015（15）.

[作者简介] 许静（1982— ），女，河北承德人，艺术学硕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敖久丽（1973— ），女，蒙古族，河北平泉人，艺术学硕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