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阈下思潮与社会思潮的比较辨析、历史进程与当代规谏

2016-07-25施欣

决策与信息 2016年7期

施欣

[摘要] 思潮与社会思潮是人们共同心理基础得以形成与巩固的基本要素，亦是社会文化与政治观念的集中体现。就历史视阈考镜，思潮及社会思潮的辨析与探询、百年以来社会思潮的历史变迁和衍变脉络、社会思潮的当代反思与现实规谏等，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近代百年以来繁复勃兴的“思潮”和“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且始终保持着良好势头。

[关键词] 思潮；社会思潮；比较辨析；历史进程；现实规谏

[中图分类号] C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7-0065-12

一、思潮及社会思潮的辨析与探询

（一）关于思潮

1.思潮的主要定义

按照《辞海》的释义：“思潮，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综合反映一定阶级或某个阶层集体利益和要求的共同的思想倾向。”又，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思潮，意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全面体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情况及社会面貌而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趋向与价值潮流。”由此可见，所谓“思潮”就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演进嬗变着的思想发展趋向，也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大众心理、历史传统、文明程度及教育背景等综合因素广泛影响和深刻作用的集体思想。有鉴于此，它往往是趋于一致的指向与殊途同归的判断，及其由此汇聚而成的共同前进的“滚滚洪流”①。概括地说，其中（核）心是众人（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的融合、智慧的结晶与主张的共举；其内核，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又不断变化着的强大的普遍的社会力量。思潮，既是人们精神力量的来源，也是公众价值观、行动力的思想泉源。

可以看出，思潮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思维观念的范畴，并深入到公众生活与现实视野之中，是人类社会特殊的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发展程度和与大众共同心理息息相关、与人们思想状况和与知识水平密切相连，在国家面貌、民族精神、社会发展与公众生活中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厕身其间、担纲承传，内容丰富、不断演变，进而显示出强大的隐现的潜能与效力。当然，作为社会意识或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要素或组成要件，一种思想或某种思潮的产生与勃兴、平淡与归寂，其原因既是多方面的、多维度的、多重性的，也是深层次的、很复杂的一个融通与交集的过程，除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存、生产方式与社会存在外（即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思想或思潮的提出者、践行者、检验者、改进者、宣扬者与鼓吹者——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群体，其素质、心理、性格、气质乃至于情感、喜好等综合因素，都难免羼杂其间和置身其中，并且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思潮含义的深刻透视与基本论析

关于“思潮”的确切涵义与思辨的论述，一度执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与报界“牛耳”（后归隐书房、潜心学术）并被赞誉为“文坛巨匠”“新闻巨子”“研究任何学问都无法绕过”的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以来最早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与钻研的学者。而且，洞察力超凡、思辨力绝伦的梁启超对“思潮”有着其作为彼时知识精英的独到见解和精妙阐扬，带有维新改良烙印。

于1902年写就的《论时代思潮》一文中，梁启超就时代“思潮”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 1思潮，既关涉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也与国民心理及人文素质须臾不分。此外，他还剀切指出，“吾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高涨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与此项运动”[2] 55。梁氏的论说，站在哲人的高度深刻地揭橥了：某个时代的“思潮”一旦形成，就好比发布了一道“总动员令”一样，之后便如同“滚雪球”一般渐渐地拥有或具备了巨大无比、摧枯拉朽的影响力与作用力，由此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必将顺势而下、势如破竹。质言之，它必定与社会心理相结合后构成广泛的社会共鸣，并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牢牢占据大众的头脑或心理。梁启超先生对于“思潮”的特点、性质以及其与社会发展、大众利益、历史作用的关系有较深的识见。

值得一提的是，思潮的诞生与发展、超越与创新、多样与开放，和思想家们（尤其是代表一时之选的优秀思想家）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思潮的兴起与更替，离不开优秀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等等的鼓吹、宣传与揄扬。因而，研究思潮必须着眼于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家，而研究思想家同样也必然要依据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的历史条件或社会背景（特别是主流思潮对其思想判断与价值追求的影响与作用，如进化论思想）。唯有“将思想者的思想放置于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既指出它产生的深层次的条件、原因和动机，又揭示出它与其他思想、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复杂因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3] 4。在具体研究时我们应该做到：一方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要以思潮演化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4] 492。正如李泽厚先生所强调的那样，“不强调从总的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与意义；不深入解剖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实现时代思想所走过的具体深度”[5] 492。而真正正确的（也是惯常的）做法，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将两者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有效地合理地加以利用。毋庸置疑，单一不行、缺一亦绝不可。

3.思潮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个世纪以前，“思潮”纷呈、“学说”喷涌的局面与景致（若以今人的视角看待或回顾）虽然精彩绝伦，终归还是随着时光而流逝，随着岁月而荏苒，似乎早已成为了“明日黄花”“过眼云烟”。过去的一度盛行、风起云涌的思想“饕餮盛宴”或被众人所秉持、崇奉的种种“思想大潮”渐次衰微（在现实的聚光灯下显得并不那么合乎时宜），慢慢消逝并隐逸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昨天的“新闻”，已然变为了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也将会变成未来的“历史”。这是新闻事业发展、思潮更替兴衰，甚至社会前进、人类进步中带有普遍性与规律性的东西（新陈代谢、人事更替是不可逆转的前行轨迹），是无法抗拒与改变的社会运行规律与“路线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强调不能因此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诞泥淖。endprint

然而，我们的思想“先觉者”和“救国救民”的探路者们，以及“以天下为己任”汲汲于探取救亡图存真理的先辈们，在精神世界的探险和思想领域的探索（包含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确然留给我们一笔不容低估的厚实遗产与思想宝（智）库——其深远意义与巨大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挖的“财富”），永远不能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轻易抹杀。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不仅当代的诸多文化争论、思想分歧、政治方略都或多或少地重复着先前的声响，而且今日社会的诸多公共习尚和观念共识，究源竟委，都与近百余年的思潮运动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甚至可以找到源头”[6] 1的结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历史与现实均可相当肯定的一点。

总之，人类要达到真理的康庄大道，难免要经过一段荆棘丛生、痛苦不堪的路段，总要经历各种意见、观点的自由辩论甚至激烈争论。由于“近现代中国新旧杂陈，各种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文化背景、知识来源、教育经历、价值观念乃至精神气质并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各种思潮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激荡的格局”[7]。那么，对于向近现代化①迈进的旧中国来说，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救国救民、富强民主的治国方略，重建国民精神上的权威和信仰上的尊崇（如时下“国学热”的畅行），本非一朝一夕、一家一说可以奏效的，更非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的。

（二）关于社会思潮

1.社会思潮的基本概念

所谓“社会思潮”，有时简称“思潮”②，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人文环境、思想氛围以及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厚重民族文化沉淀、稳固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与之相应的系统的理论形态与学说框架，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共同倾向性的思想趋势。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及现象，并以一定的理论形态、言论方式作为先导或依归，反映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愿望和要求[8]。“社会思潮”即某些个人或群体、阶层或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舆论氛围之下，紧紧围绕着当时的社会重大问题或主要矛盾、集体抒发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和主张、观点和意愿的总和[9] 1。而某种“社会思潮”之所以普及与盛行，因之“常常包括或涵盖各种不同层面（阶层）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志心态，借以反映大众精神与公众诉求”①。循此，“社会思潮”常被视为“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集中反映与具体体现”，或被看成“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极为特殊与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组成部分”[10]。

再者，人们亦普遍认为，“社会思潮”是完整且系统的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与思辨方法，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11] 2。更准确地说，“社会思潮”是集中反映某个历史时期与社会阶段的大多数人，对于世界进步、社会前进、历史规律、国家观念、公民意识、法制理念及自身价值、自我实现的基本看法、普遍态度与一致想法，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好、回答好、解决好和处置好某个特定时期产生的急迫的社会现实难题与出现的不同的个人发展问题，以满足世人在社会实践中不同层次的需要[12]。因此，它往往是人们思维水平、理解方式、心理能力和文化程度的一种及时的反映与特殊的体征，尤在急遽社会变革和剧烈外来势力（如西方文明所及的思想观念、价值文化、社会主流）作用下，甚至可狂飙突进。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思潮”有或好或坏、或优或劣之分，也有或先进或落后、或进步或退步之别②，绝不可来者不拒、皆大欢喜，也不能不问良莠、一律排斥，任何“执其一端”的做法都是不可行的。“社会思潮”既不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会是贻误苍生的“混世魔王”，它必须历经一番实践的甄选与扬弃、民众的辨别与择采，而后才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孔子：《论语·述而》）。但凡那些反动落后、封建保守以及与社会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社会思潮”，其在某种情势或境遇下（落伍与封闭的属性暂时被隐藏遮蔽），虽然也会一度流（盛）行，但因其在本质上带有某些欺骗性与虚伪性，会严重地阻碍或延缓社会的进步，必定会被追求生活真谛的人民所杜绝与摒弃。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展、人民的开化和智识的扩充，被呼唤与肯定的必然是正确且先进的社会思潮。

2.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与性质

任何时候、任何阶段、任何状况之下，总要有一种或几种社会思潮在运行。而且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或言都有某种“社会思潮”的潜移默化与暗中助推。因此，“社会思潮”可谓意义不凡、价值与众不同。事实上，人们常说的“社会思潮”，既可以从自身变化（内部）发展起来、也可以通过外来渠道（绍介）扩大开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表现或主要特征集中为两个层面的形态：一是社会心理形态，即民众社会意识中共有的心理倾向；二是主流观念形态，即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理论与学说[13] 3。同时，学者陈亮还认为，“社会思潮”具有历史性、区域性、群体性、功利性和症候性等特征，并可以通过“心理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抓手”或者说两个“着力点”去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大众。

“社会思潮”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人文景观与现时境遇，是思想大众平台与舆论公共空间的特殊表现。概括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生发与怀有：既是努力顺应、积极迎合社会前进和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因循、缘由文化及思想的变化、迁延等情况应运而生。可以看出，“社会思潮”必须具备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主要基于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而产生或言催生出的迫切解决的内在需求；二是关键在于符合、顺应现实情形与客观规律并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形成裹挟大众的巨大潮流和惯性力量。

一言以蔽之，“社会思潮”尤其是“新式思潮”对社会秩序和大众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是社会运作的纽带和形成群众共识的粘合剂，其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中国近代以来，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潮门类繁多，主张各异，但都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思潮的政治色彩浓厚，各种思潮不仅反映不同阶级的意志，更反映相异的政治派别的需要”[14] 16。因而，唯有增强对“社会思潮”的预见与观测、把握与引导，才能有效地遏止不良倾向、扭转不良趋势，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和公共福祉的方向发展[15] 41。归根结底，“社会思潮不管其成败如何，也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大小，都从属于历史性的巨变，都与某些社会设计有关，因而可以视为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不同答卷”[6] 2。正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所以才促进了国民智力的提高与公民识见的升级。endprint

3.历史与实践是检验社会思潮的“终结者”

从整体上看，一种或几种“社会思潮”常常是相对宏观和涉及全局的，而某个政治派别或强势的个人，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故，因而很难予以准确全面、客观无私的评价与判断。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社会思潮”都必定要接受历史与实践的最终检验，正如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从短暂时间来看，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从长时间来看，历史理解的所得来自失败者。实践或历史的检验和判定却是终极的。”[16] 276

历史是一面镜子，实践是一把钥匙。它们犹如一盏探照灯，映射着各种“社会思潮”的闪光点与含金量；亦如一道X光线机，让所有带着欺骗性与虚伪性的“社会思潮”无所遁形。“在历史公正无私的大法官面前，各类不同的‘社会思潮不管怎样都不得不接受他极其严格的裁判”[14] 1，没有哪种“社会思潮”能够例外——哪怕它一度畅行无阻、风行无边并持续不断、延续至今。“历史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而且，要求得这一洞见，不能用全景式的扫描，不能用鸟瞰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就像拍特写镜头那样进行深入的检视。”[17] 导言其实，这种方法既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思想、文化、价值和“社会思潮”进行评价。

换言之，历史和实践是最后检验、判定与证明某种“社会思潮”正确与否、先进与否的“忠诚试金石”“无私大法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本标准和准确刻度”。也即是说，在经过了历史的淘汰和实践的检验之后，聪慧的广大人民会最终明智、理性地选择一种或数种（如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说、淘汰无政府主义学说）符合其内在要求与根本意愿的“社会思潮”用来指导社会改革与政治实践——因为，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与添油加薪。尤其是当今信息时代、民主社会，是一个“社会思潮”主流更加分散、派别更加多元、观念更新更加迅速的前所未有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间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必有自己主动的思考和分析、判断与选择”[18]。因而，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成为了一种必然。

二、近代百年以来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历史变迁和衍变脉络

（一）百年思潮的发展梗概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思潮一词就已经成为我国各类学术文献及研究论文中的高频词汇，在不少清季（洋务运动与立宪运动期间）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等的文章（包括评论、信函、甚至奏折）中均可见其踪影①，成为“龙墀扶醉贺中兴”[19] 866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助力器与晴雨表，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内部开明分子和有识之士，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不改变封建统治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以“中体西用”为圭臬进行“有限度”的自强御侮的内务尝试与统治转向，要求统治阶级转变统治策略，主动学习、引用和模仿西方的一些工具性、理性意义上或技术层面上的与时进步的改革思想（不涉及价值理性意义及终极的文化追求）。譬如，早期政论家王韬、思想家郑观应，以及政治家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在放下传统的“蛮夷观”、抛开固执的“夏夷之大防”去“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也不忘将学习与借鉴的目光投向西方列强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反思中国的落后现实，反省国民的麻木不仁，积极寻求摆脱被动挨打、落后壅蔽局面的方法与途径，以期中国人民能够即刻觉醒、中华民族可以迅速崛起，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9-09-03）。他们的大声疾呼与不懈努力，用以唤醒民众、造育新民和救亡图强、振兴民族，以及利于和谈（改变和谈中被动接受、毫无反抗的宿命）与便于“商战”（兴办本国实业抵御外国经济侵略，不至经济命脉为他人掌握），目的在于规避民族沦丧、神州陆沉的颓然趋势。

戊戌变法时期，由于甲午战争中的“泱泱天朝、华夏上国”“北洋舰队综合实力位居亚洲之首”却败于一衣带水、咫尺之隔的“蕞尔小邦”“倭奴之国”（日本历来被视为“岛国”“倭寇”，是博大而强势的中华文明的追随者、模仿者和中国各项政治制度、思想理念的学习者——“学生”），战斗之前的畏葸不前、盲目莽撞，战争之时的张皇失措、进退失据，战败之后的引颈就戮、束手就擒，致使国民“束手待缚如鸟在笼，俯首乞怜如鱼困陆，索重款而不敢辞，割全台而不敢问，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20] 182-183，从而被列强视为三流或等同于末位国家，甚或沦为与非、美等殖民地相同的政治地位，“昔日之盛名，化为乌有，不但日本之轻华，变敬畏为欺藐，即各国之与中国，久无衅隙，而群情之敬肆，亦复相去天渊”[21]，大国之耻无以复加、民族之辱情何以堪。倘若泄泄视之、掉以轻心，仍犹持此不变、守旧如故，则“数年之后，强邻环集，按图索骥，瓜剖豆析，虽有善者无从措手”[22]。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中华民族自我陶醉与自尊自大的幻想，彻底敲响了民族垂危和国家颓丧的警钟——国危矣、民弱矣。巨大的战争失败、强烈的心理落差与沉重的羞愧悲愤，造成“创钜痛深”“华夏陆沉”之忧患意识的普遍流行，在反思中反省、在追问中领悟，拉开了近现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的序幕。由此，在一批批先进中国人的催醒与震撼中、灌输与浸渍下国人的思想渐趋觉醒，四万万人组成的“东方睡狮”①由是撼动，知耻而后勇、一往而无前。民族主义意识与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被广泛传播与接受，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化国家的观念在传统“家国”意识的基础上有所糅合与升华。因此，言维新、倡变法、唤改良和引西学、鉴西方、图自强成为了一时之兴。

到了高举“科学”与“民主”大纛的“五四运动”时期（它既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表现，又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更是由新旧学之争、中西学之争构成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13] 33），“德先生”和“赛先生”②被认为是解救中国黑暗现状、挽救日亟民族危亡和改变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民众面貌所开出的一剂“良方”。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相当热忱地“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23]，并非常积极和认真地准备“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23]。就其实质而言，“五四运动”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被西学东渐所激活的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复兴运动，其全方位采借西学和变革传统的文化主张，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深刻历史主题，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6] 233。在“内争国权、外拒和约”“惩办卖国贼、收回我主权”的号召与倡议下，在“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前景）的终极思考或者说如何早日实现民主化和近代化的“母题”下，奏响近现代中国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高潮的序曲。自此，如“大飓风”“火山爆发”般的林林总总的各种“思潮”纷纷见诸报端，用以指导、谋划和引领中国社会及其人民去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此时“思潮”一词更多地被诸多言论家、理论家（如胡适、陈独秀等）甚至文学家所频繁使用与大力流传，进而逐步演进、聚合成为一种判断价值的“标杆”与观念的“尺度”，不仅为公众所广泛熟知与普遍使用[11] 2，而且还“华丽化身”为“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时髦用词，而频频亮相①。endprint

（二）社会思潮历史回顾及其意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诸多棘手的难题和巨大的挑战（传统价值体系与社会的解构、新的思想观念与信仰尚未建立），国家充满各种深度的危机（最根本目的还在于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和国家富强民主），而国民的思想长期处于懵懂的状态。在当时的特殊国情与时代背景下，近代化的不少政治团体（政党）纷起，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思想或国家构设的不断涌现，每个政治团体（政党）都试图把中国带入其所预想、策划的战略目标与未来蓝图之中。就这个层面看，“社会思潮”与政（党）派及其思想主张、利益诉求、路线方针等紧密相连、缠绕一起。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涌现出来的各种派别的‘社会思潮，往往是一个政治集团或独立党派的政治纲领、施政方针的公开宣导与外在表现，而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或纯以‘社会思潮面目示人、仅作为一种‘主义而存在的思潮几乎没有”[24] 14。

正是因为各种“社会思潮”（包括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与本国传统思潮的结合与共存、融合与共生，即将西方化与本土化紧密联系）的交织与互动，中国才能够在“短短百余年间，跟上世界行进的步伐”，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才能够“一扫龚自珍时代那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寂与落寞，林林总总的‘社会思潮喷涌而出，交错迭代，争持消涨，构成了空前绝后的独特文化景观”[6] 1。归根结底，历史迅猛向前推进、社会急遽变化和文化思想、经济社会等飙升的年代，必定是充裕的“社会思潮”与之并存共举之时。可想而知，剧变时代的“社会思潮”必定充足与丰裕、繁杂与多元而不至于寂寥。

由上可以清晰看出：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同西方文化的“舶来”与冲击有着极大的关系，后者也是近代中国之所以“社会思潮”勃发的外因。一方面，随着列强入侵加深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思想文化撞击，无疑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价值与学术权威的直接摧破；另一方面，在中西杂陈、新旧交替的近代中国，“独断论”价值体系被摧陷的结果，必定随之经历一个价值“相对论”的阶段。从实质上看，价值多元的状况可谓是种种“社会思潮”丛生的最佳土壤和营养剂①，各种“社会思潮”之所以在中国广为流布，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包括国家需求与民众心理）希冀从外来思想中找寻到符合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而随着列强入侵一并输入给中华民族的诸多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很好地找到了某些结（契）合点。

三、社会思潮的当代反思与现实规谏

揆诸既往，思索当下，考镜将来。当前的西方社会，尽管在物质与文明、理智与技能、政治与军事等方面均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呈现出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态势，绝然没有过去常说的“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态。恰如美国学者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世界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了一个物质财富匮乏基本得到解决的富裕型的后现代社会”[25] 59。但令人诧异的是，曾一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普遍地日益陷入不利的精神情势和“亚健康”状态，虚无与失落相生相伴：一方面是物质（技术）生活的极大丰富乃至于趋向奢靡，另一方面却是精神（信仰）生活的极大空虚乃至于萎靡不振。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守不住他们自己赖以寄托与依偎的“精神麦田”。然而，这一切却真实地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困顿与迷惘存在于人们心间（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信仰迷失、价值迷离和思想缺少、人文缺位造成的影响甚至被不少远见卓识又忧心忡忡的西方学者浩叹为“美国模式还能走多远？”亦被有识之士警示为“西方的没落”。

究其原因，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孤立主义、利我主义、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侵蚀与作用下，其普遍的“社会思潮”日益聚拢到“趋向毁损个人内心的安全、快乐、理智与爱的能力之基础，倾向于将人变成或趋同于机器”[26] 205的狭隘心理角落。基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文化衰微，西方世界的“没落”不是毫无征兆，亦非没有理由的。首先，它是社会思想的分散与凌乱的征兆，也是价值多元、难以统一的后续；其次，从深层次（面）大众的心理世界看，原先浸淫日深的文化权威的失落、精神主导的丧失是近代涌现众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因此，导致了“在一个社会思潮主流更加分散、主导不甚明显、派别更加多元，以及观念更新、思想变幻更加迅猛快速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间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必有自己主动的思考和分析、判断与选择”[18]。当今世界的不少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汤因比、池田大作）纷纷将改变现状和改良社会的目光投向“百年老店”——中国，重新打量与审视意蕴深邃、承传悠远中国传统文化（如各国孔子学院的兴建、国内国学的昌盛）的深刻内涵与思想魅力，并深以为然地指出：“解决现阶段困扰世界的各种棘手问题以及指示各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所在，还在于中国儒家学说及大乘佛教。”（汤因比语）细细品味，不无道理，言如黄钟大吕、声似振聋发聩。

作为世界“大家庭”重要且活跃的一员，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舞台上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袖当歌、持练当空，展现出一派大国的风范。同时，国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更为突出①。近年来，中西文化往来的程度与深度、广度与效度远超过去，而且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愈发紧密，不同文化之间（包括群体或个人）的冲突与激荡、对立与融合、分解与重构，甚至尖锐矛盾、强烈对抗的激烈化与不可调和性，也在日益凸显（如西方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加之，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与变化，使得人们一时之间目不暇接、无法辨识，但这些“社会思潮”都作用于国民的心理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精神面貌与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假使没有很好的分辨能力和较强的思维能力，很容易被一些泥沙俱下、良莠不分的“社会思潮”所沾染、玷污乃至腐朽、败坏。尤其是在金钱化、物质化的现实观照下，过分世俗化、过度娱乐化（甚至娱乐至死）、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涌现，造成对人文精神与历史传统的巨大冲击，传统价值被一些人所忽略、漠然至背离。其中，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诚信缺损、监督缺位等屡见不鲜，有些甚至导致对精神世界终极价值的严重削弱与对传统文化毁灭性的消解。endprint

正因为“社会思潮”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构成特定社会意识的主体，是利益共同体的思想倾向和利益诉求”[8]。显而易见，它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问题，任何时候国家和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思想建设。所以，我们既要有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精神与襟怀，去广博吸纳、为我所用；又要有覃思精研的态度与眼界，去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行文至此，笔者吁请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希冀国民维持清晰的思维，既会趋利避害、求同存异，又懂鉴衡既往、考察当今，防范杜绝不良思想观念或社会思潮带来不利因素与负面影响，知所趋从，明所抉择。

通过对思潮与社会思潮比较研判对历史程途与现实观照进行审察与检视，我们不难发现：从总体上或整体来看，各种各样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繁复勃兴的“思潮”和“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一直牢牢占据主流和占领主体地位，并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况、进取的面貌、奋发的劲头以及不断前行、持续上升的势头。这是令人可喜的，也是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底蕴所系与内核所在。就中国近代百年来的进化历程来看，各种主流思潮与社会思潮，大多数还是深叩时代主题、潜契人文精神、唤起民族意志的。特别是我国的“社会思潮”在新时期、新常态下，在举国追求“中国梦”的美好愿景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被赋予了新的涵养，从而更加富有了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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