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文芳



《吕氏春秋》的贤人观

□ 曾文芳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后文简称《吕》），是战国末期秦文化代表作，由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百家学派传人共同编撰而成。它融综创新了诸子学说理论，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和《六论》三个部分，围绕修身理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管理目标，形成了一个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共存、系统而包容的独立文化理论体系。

在这个集腋成裘、取众出一的理论体系中，有关人才思想著述甚丰。《吕》书分别从贤人作用、知贤方法、贤人标准、任贤察贤等角度进行论述，最后统归到“君臣和谐”的政治管理目标上。理论内容丰富，综合了多家思想而独具特色，对后世影响巨大，也给今天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和管理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贤人作用与知贤方法

（一）贤人作用

人类的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莫过于人才。因此，一切竞争的核心和关键都是人才的竞争。在战乱频仍、列国争强的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非常活跃，养士之风和“客卿制度”盛行。儒、墨、道、法、兵等诸家在理论建构中，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才理念。

《吕》书的出炉是在战国末诸侯国即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最后阶段，列国要在生死存亡的较量中取得优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寻求和使用贤才。作为“七雄”中最强者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不惜重金招揽六国人才、八方宾客，并明显突破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养士为己用”的传统思路，成功地集合了百家学说智慧，修撰出百科全书《吕氏春秋》。这部书不是吕不韦的个人前途规划，而是秦国一统天下、安邦定国之需要，立意高远，对国家用贤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吕》书中有《期贤》、《知士》、《求人》等近30余篇是集中表述“用贤”思想的，几乎占总篇幅的五分之一。此外，在其他篇目中散见大量“用贤”辞论，这种情况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可谓独一无二，可见用力之深。

《吕》认为人才是国家兴亡、君王功名的关键，得人才者兴盛，失人才者衰亡，只有实施贤人政治，国家才可长治久安。如：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先识》）

身定、 国安、 天下治， 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

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 不可不务求此人也。《士节》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本味》）

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期贤》）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谨听》）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知度》）

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赞能》）

从这些例举中，《吕》书高度推崇圣贤之人，视其为定国安邦之栋梁可窥一斑。

（二）知贤方法

《吕》书认为治世尚贤，乱世去贤。要成为治世，君主须有高尚的品德，才能真正懂得和做到唯贤是举。而贤才虽然作用巨大，却并不易得到，所谓“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观世》），怎么办呢？

用贤的前提是要知贤，善于识才。一要有能相才的伯乐。伯乐的出现是知贤的前提条件，君王身边需要一批伯乐，《赞能》云：“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知士》亦曰：“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二不能对贤才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用十全十美的标准去苛求贤人必然很难，“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用众》）。选择人才，要取其所长，《举难》云：“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先王知务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再加之贤才还有能力、品质、性格等多类型的差异，好比“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不二》），豪士们个性差异显著，要懂得多角度、多层次来把握其优点，充分发挥人才优势，“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分职》），这样才可能获得、使用和留住贤才。三要能具备礼贤下士的谦卑姿态。杰出才华的贤人一般比较清高孤僻，统治者一定要谦卑低调、屈尊下士，不惜“极卑极贱，极远极劳”（《求人》）地多方搜寻，“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谨听》）四要做到客观公正，去除个人偏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往往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偏颇，“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去宥》），“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观表》），决不能从个人立场出发而错将人才当庸才，甚至将“奴才”当人才。《疑似》指出：“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一旦把庸才当贤人委以重任，必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把“奴才”当人才，则更可能导致国家败亡，百姓受难，贻害无穷。

二、贤人标准与任贤策略

（一）贤人标准

什么是人才？这是人才理论最核心的论题。《辞海》解释“人才”是“有才识学问、德才兼备的人”。我们今天常指那些具有创造性与贡献性、具有某方面超乎常人能力的个人。《吕》书关于贤人的标准有如下论述：

首先，贤才应是内圣外王之人，必须关注个体人格修养。《吕》书关于“内圣”的意蕴大致有德与智两方面，德的方面包括：在精神修养上谋求与天道合一、忠直节义、反朴归真的道德精神；在修行实践中则要擅于推行“外王”的各种管理治术，尽职尽责。《分职》云：“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赞能》沈尹称赞孙叔敖云：“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书中还引述了很多实例来证明贤人有着高尚的人格特征，如《诚廉》篇讲述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等。

其次，贤才要心怀正直，敢于犯颜谏争。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君王高高在上，往往“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 劝谏者若一语不慎，极可能招致杀身灭族之灾。然而，治国安邦，君王必须要听谏，“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谨听》）。所以，真正的贤才要有节义情操，“非贤者孰肯犯危”（《直谏》），敢于冒死劝谏。

第三，贤才要胸怀博大，积极举荐人才。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贤才一定能够吸引和汇聚更多的贤才，通过他们的无私举荐，君王身边可群英荟萃、群贤毕至。《吕》书列举了很多历史典故来证明举荐人才的贤人德高望重，如《去私》等篇列举祁黄羊推荐仇人解狐和亲儿子祁午的深谋大虑，鲍叔牙举荐管仲的清风亮节等。

第四，贤才既要高瞻远瞩，又能把握细节。他们不会因为位尊权重而肆意妄为、无所节制，造成“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慎小》）的不堪局面；也不会因小失大，以满足个人私欲来丧失全局；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善于察微杜渐、触类旁通，所谓“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察今》），这样的贤才方可大用。

第五，贤才决策总是游刃有余、深谙变通之道。一般说来，贤人施政必有严格遵循的行事法则，“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察今》），行事有所依据，通过一套科学的管理规则、规范系统来有序地治理国家。但同时，他们又不会拘泥僵化，懂得审时度势，善于将这些规则和规范因时势变化做合理的调整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调整时，往往能敏锐地把握恰当的时机，因为“天不再兴，时不久留”，“圣人之所贵唯时也”（《首时》）。

（二）任贤策略

人如无欲，则不可用。《吕》书重视人的欲望，提出要善于利用贤才的欲望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或者许以富贵，“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怀宠》）。当然，它主张的是适度的人欲论，“审顺其天而以行欲”（《为欲》），所谓“顺天”即顺应自然，顺其人性。欲望是适度的，不是为所欲为、强作妄为，应合乎身心健康，否则过强的欲望往往会导致人的行为失去理智，反而事与愿违。

用人不疑，充分信赖。集聚了真正的贤才，即放手使用，不要干预过多。《知度》云：“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即便是仇人内亲皆当如此，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去私》）。因此，任人唯贤必须要做到充分信任他们，“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贵信》）。

用人要有公心和爱心。贤才不但有匡国才能，更有济世之心，使用他们的上司也要有公心和爱心，公则赢天下。《贵公》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书以齐桓公为例，说齐桓公大胆使用仇人管仲为相成功做了春秋霸主，但最后却因为偏爱宠臣，“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却落得凄惨下场。《去私》篇也举例说：“尧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来说明君王的公心在用人上至关重要。

用人要集聚智慧、博采众长。因为任何贤才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各有所专，“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举难》）。知道这个道理后，用人时就懂得聚集不同的贤才，使其充分发挥所长，“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知度》），做到众智汇集，才能成就大业。

用人须正名审分、各司其职。《吕》书强调“名分”的重要性，认为君王一定要为贤人建立施才平台，通过设立百官，架构机制，提供权威公开的平台给贤人，使其可以长期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并在有效的人才进退机制中保持职、权的始终相符。它认为，“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审分》）国家政治透明，人才机制合理，君王也才能管理有序、不必亲劳忧苦，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三、贤人监察与君臣和谐

（一）贤人监察

在人才管理中，科学地监管人才是保证政治管理有序施行的关键。如何能够确保贤人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终保持清明的政治人格和积极有为呢？这就需要制定一整套合理、细致的人才考察方法，所谓“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察微》）。《吕》书综合了各家观点，尤其是儒家孔子和道家庄子的人才考察观，结合秦国的用人实践，经过深入的思考和总结，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的察人方法。

所谓八观，即“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论人》），从八个角度全面地考察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所谓六验，“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从六种情绪反映来判断一个人的修养操守。何谓六戚？为父、母、兄、弟、妻、子，即从处理与父母、兄弟、妻子的人伦关系上考察这个人是否严格自律、遵守伦理规范。何谓四隐？为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即从处理与熟人、同乡、邻居的关系上看这个人能否做到贵公去私，不结党营私。《吕》书认为通过这些考察方法的综合运用，足以明辨贤与不肖之人，“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论人》）。再针对性地予以适宜的赏罚手段，就可以确保贤人的监察环境清明，促进贤才政治长期通畅，“凡使贤不肖异：使不肖以赏罚，使贤以义。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义，审赏罚，然后贤不肖尽为用矣”（《知分》）。

《吕》书所提出的这种多管齐下的人才考察方法，围绕着治天下的政治目标，专注于建构一个合理持续的人才管理机制，不但为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方法，也为后世推崇与运用。如诸葛亮的察人七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将苑》），就源自《吕》书的“八验”法，成为我国古代人才理论的宝贵财富。

（二）君臣和谐

归根结底，《吕》书贤人理论的建树，其终极目标是为了构建一个君臣和谐的政治管理局面，其臣要死义尽忠、敢言善言，其君则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君臣之间有着和谐的良性互动。如何能够达到呢？《吕》书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所提出的“天地人”政治和谐构架体系的实现路径是深思熟虑而多方面共为的，君臣之道为其一。

在《吕》书看来，为君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道家所谓“太上，不知有之”（《道德经》17章），君王最可贵的品质在于能够静虚自持以待，因用臣下而不自劳，即“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士节》）。在国家统治秩序中，只有有了君王的“无为”，才能造就“贤人”的积极可为，“为者，臣道也”（《任数》）。动静之间，二者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就可以顺利建构起来，天人一体的政治体系才能自上而下得以和谐构架，从明君，到贤臣，下及百姓，体现出为政宽和、行德施惠、百姓安宁、邦交和平的理想关系。

《吕》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我们今天来重新爬梳和整理，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有益的思考。审视它的贤人理论，虽然并非集中于单独的篇章，而是散见于各章节之中，但因兼容了儒、墨、道、法、兵等多家思想之精粹，且顺应了当时国家统一和发展的主流文化之需求，把这些分散的观点抽取出来，重新进行分析和概括，就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贤人政治观，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仍有为今天的政治改革、制度完善提供借鉴、重新汲取的必要。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陕西省委党校，邮编7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