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旋

摘要：八十年代，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稻谷遗存，随即中国学者展开了对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探讨。随着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曹柯平在1998年发表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存在研究及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认识》一文认为稻作农业的产生应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漫长过程，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开启了新时期稻作农业起源的新阶段，但也存在着向安强等人的反对之声。本文将以曹柯平的观点为基础对稻作农业的起源进行相关论证和探讨。

关键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农业起源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不同观点。然而，在众多观点中，有很多混淆了“原始农业起源”、“稻作农业起源”以及“稻谷的起源”三者的关系，甚至存在由于一个地区仅仅发现了比较多的野生稻，便将该地判断为原始稻作农业发源区的做法。在农业起源概念的界定问题上，曹柯平和向安强两位学者曾发表过不同意见，笔者将对二者的观点进行分析与评论。

曹柯平在文章中分析了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地层构造和文化遗存，进而提出了农业起源的假说，表达了两个观点：一、玉蟾岩、仙人洞遗址中虽发现大量的栽培稻，但此时并不能看做农业起源时期。二、淮河南岸是稻作农业发源地，并由此传播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两个观点，便是向安强的主要反驳对象。

第一个争论点，对于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向安强认为，它们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新物证。在此他引用了发掘者的表述来证明三个遗址的重要性，此后，又列举了严文明、安志敏等著名学者对三处遗址重要意义的评价，以求提供更多力证。

笔者认为，二人关于三处遗址在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位置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农业起源概念的讨论。曹柯平之所以将距今9000-8000年前后的贾湖算作早期农业的出现地，是因為他认为当农具与农耕技术均达到一定水平并形成体系，作物种植达到一定范围时才可称作是农业起源。玉蟾岩、仙人洞时期只能看做是农业起源的铺垫和发展期，直至贾湖时期，农业才真正起源。而向安强从农业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人手，认为栽培稻驯化的开始，便意味着农业的起源，所以认为曹柯平“莫名其妙地将其（玉蟾岩、吊桶环）排斥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物证之外，是毫无根据的；其淮河南岸（贾湖）古代居民率先发明早期稻作农业的新创见，亦是站不住脚的。”

虽如向安强所说，从农业学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栽培稻驯化的开始标志着稻作农业的起源。但在考古学界，关于农业起源概念的界定，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原始农业”、“稻作农业”以及“稻谷的出现”，何者才可算作判定农业起源的准则，仍没有达成共识。故笔者的看法是，曹、向二人的争论开始于不同的起点，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没有孰对孰错之分。若未来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判断标准有了明确的界定，那便可立见分晓了。

向安强反驳的第+观点是长江中下游（彭头山）的稻作农业是由淮河南岸（贾湖）传播而来。而其所持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淮河南岸的稻作农业是由长江中游的稻作文化北上影响与传播的结果。在此，他主要以两点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首先，曹柯平观点的年代依据有问题，他行文的年代为：河南舞阳贾湖距今8000-9000年左右，湖南澧县八十垱距今8000-7000年左右，这样，彭头山文化就比贾湖类型晚了1000年左右，使得传播年代成为可能。向安强在此列举了三篇探讨彭头山与贾湖类型年代问题的论文，来证明彭头山文化的年代与贾湖类型的年代相比是“相当或稍早”。此外，还指明彭头山文化公布的20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和贾湖类型公布的10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也表明二者处于同一历史时限。因此，向安强认为，曹柯平“不客观的、显具个人偏见的选择了适合自己观念的年代数据，混淆了彭头山文化与贾湖类型在年代上的早晚关系，结论无疑有失偏颇。”

而后，向安强认为，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其文化的生业主要是旱作农业，种植粟和黍，而在遗址中又出土稻米，故其地处粟稻混合区。他在此引用严文明和王星光关于粟稻混合区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如王星光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黄河和淮河之间，逐渐形成粟稻混合区”“粟稻混合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在此之后，向安强用数据比较了各个时期长江中游与黄淮地区史前稻作出土地点数量，长江中游皆胜于黄淮地区，以此证明长江中游是史前稻作的分布中心，年代又古老，当为稻作农业起源地。而黄淮地区史前粟稻混作农业中的水稻，是长江中游稻作文化北上影响的结果。

笔者认为，曹柯平在年代问题上却有疏忽大意之处，这是其硬伤。向安强所支持的稻粟混合区理论颇有道理，笔者虽不能完全赞同其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游的理论，但黄淮一代的稻作是由长江传人却值得认可。关于曹的理论，首先在年代问题上缺乏依据，再者黄淮地区稻作辐射力确实不如长江中游，故其观点不如“北上影响说”具有说服力。因此，笔者赞同向安强淮河南岸的稻作农业是长江中游传播而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