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杰，庞　鹏



从遵义会议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
——以制度形成的“偶发性”与“必然性”为视角

杨杰1，庞鹏2

（1.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重庆400041；2.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部，重庆400041）

〔摘要〕从具体的历史情景来看，“系列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一定的“偶发性”。而从遵义会议前多数人的顾全大局，到遵义会议上民主氛围的形成，以及遵义会议后正确军事、组织路线贯彻的历史进路来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又具有“必然性”。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的现阶段，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不仅可为实现民族复兴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而且可以丰富民族复兴的具体实现方式。

〔关键词〕遵义会议；民主集中制；民族复兴；偶发性；必然性

庞鹏（1990-），男，山西孝义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部2014级硕士研究生。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战略转移途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它不仅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其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我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在贵州调研时所讲，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政府的治理方式都面临着转型的严峻考验，认真研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遵义会议中得以确立的偶发性与必然性，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传承、应用和创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偶发性”系列遵义会议的召开

时间回溯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开始在党内占居领导地位。同年9月至遵义会议前，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思想上迷信本本主义和苏联经验，独断党内事务；在军事上，求助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军事顾问李德，片面推行所谓的“堡垒战”和“阵地战”。从1933年10月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奋战，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经过“血战湘江”、夺取遵义等一系列战役之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全体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本文中将其称之为狭义的遵义会议。

如果仅仅停留于微观层面，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通过一次会议，全体党内人士就意识到了思想战略的失误，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共识。但是，“促使人们采取具体行动的更多的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对遥远未来予以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1〕。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出于领导层固执坚持的内在心理和军事斗争险恶的外部环境，中央显然很难在会议之前就进行有效的舆情搜集、分组讨论和会务筹备，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和政治共识基础。同时，对于长期处于迁移行进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队伍来说，会议之后也要进行书面决定的起草、通过、落实执行等，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否得到实际贯彻仍然具有很大的疑问。所以，狭义的遵义会议，只不过是我们党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次尝试和实践，并不能说明该原则就此已经在我们党内牢固地确立了下来。作为一个历史学概念，“遵义会议”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发性”，或者说，如果历史再戏剧一点，其完全有可能变成诸如“猴场会议”、“扎西会议”之类的称谓，而这并不妨碍“此次会议”对于我党的转折性意义和之后产生的深远影响。

鉴于此，对于遵义会议的理解，我们不妨抛开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分析，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作总体上的利害权衡。与狭义的“遵义会议”相对应，笔者在此将研究视角扩展到诸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样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重要会议，即“系列遵义会议”（见表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系列遵义会议”的召开，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成为我党在实践中所遵循的组织惯例和基本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不仅指导我们党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军事方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引领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表一　“系列遵义会议”简介

二、“必然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

“系列遵义会议”的提出，目的是将遵义会议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进行必要的延伸，而非对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进行颠覆性界定。所以，为了便于区分，一般意义上的遵义会议还是特指1935年1月15日到17日的狭义概念。虽然民主集中原则在1927年第三次党章修正案中就已经确定，但是我们回顾“遵义会议前─遵义会议中─遵义会议后”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在“偶发性”“系列遵义会议”的背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党的真正确立和实践应用，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一）遵义会议前，多数人的顾全大局

与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相比，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和指导思想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数领导同志和红军指战员意识到，这些改变已经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和红军的斗争经验。在1934年12 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针对“放弃与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的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周恩来、王稼祥等人都支持这一建议。作为一线军事指挥员的刘伯承后来也曾回忆到：“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2〕就连博古本人也在1943年回忆时讲到：“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3〕以上表明，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多数领导同志和红军指战员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央决策战略的失误，他们不仅在顾全大局的条件下进行了执行与抵制，而且适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舆论支持。今天来看，他们的这种坚韧不屈、敢于担当的个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于当时即将召开的转折型会议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遵义会议上，民主氛围的形成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在长达三天的会议讨论中，参会人员对红军前期的斗争进行了总结，并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推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二是指定洛浦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决策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决心的最后负责者。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所谓四条决定，其实只有第一条即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为实质性内容，第二条“指定洛浦同志起草决议……”，实际上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才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三条“常委中再进行分工”也是在“苟坝会议”上才完成的；第四条取消“三人团”则在“猴场会议”召开时就已经形成。那么，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在会议开始后，博古首先作了“主报告”（主要内容为对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极力辩护），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即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战略和指挥上的失误作了自我批判）；然后，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和博古的报告进行了客观分析和严厉批判；再次，张闻天作了“批判报告”支持毛泽东的看法。这样，会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报告”和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接下来，刘少奇、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许多同志都进行了发言。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4〕同时，会议上也有反对毛泽东的声音，凯丰同志刚开始为博古的“左”倾主义进行辩护，后来被说服，但是会议结束时仍然反对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5〕。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共识是政治谈判和妥协的基础，遵义会议最终形成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战略和指挥的政治共识。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大讨论，到场的许多同志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样，发言讨论之“多”与决定之“少”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反映了当时民主氛围之浓厚。而“民主最大的教训，是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决定来承认，积极地参与实施，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6〕。如此来看，在当时情势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正确立、适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站在历史的视角来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反而逐步扮演了遵义会议的“主角”，这或许在遵义会议开始的那一刻就具有了必然性。

（三）遵义会议后，正确军事、组织路线的贯彻

早在1935年3月10日召开“苟坝会议”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和红军前敌指挥就“是否要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这使得毛泽东和党中央意识到，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可能也是片面的，而只讲民主又会造成决策效率低下、贻误战机，所以必须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集中决策机制，这就是我党的民主集中制。通过遵义会议，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集中决策机制。此后，在政治上，中共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成熟发展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7〕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好的制度，才解决了在战争时期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组织人事问题和军事领导问题，逐步形成了稳定的领导核心，使得我们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如果遵义会议的决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那么它也许也会成为沧海一粟，而被历史所湮没。历史证明，在国家和民族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党的七大、党的八大以及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系列遵义会议”，无一不是在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因取得巨大功绩而彪炳史册的。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表一中仅作了概括性列举，而并未完全列出1935年以后的“所有的遵义会议”。或许，遵义会议的参与者们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彼时的所为会成为日后效仿遵循的先例。但不容质疑的是，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及随后“系列遵义会议”的召开，民主集中制原则最终被全党认识、确立和运用，必然性地成为党引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的根本组织原则。

三、“坚定性”民族复兴理想的树立

理想，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社会与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8〕。所以，我们的民族复兴不仅需要而且要牢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营造了民族复兴的环境氛围

经过遵义会议，我党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战略上，红军由消极逃跑转变为积极主动；组织上，由依靠共产国际指导转变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思想上，由“左”倾军事路线指挥转变为毛泽东思想领导。所以，史学界通常也将遵义会议视为中共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站在民族复兴高度来看，遵义会议铸就了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支队伍、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怀揣着理想，一心为民而百折不挠。太平天国运动，追求建立“有钱同花、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其领导者最终难免沦为封建帝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组织涣散，导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民党立志北伐、扫除军阀，后来自身却沦为“新军阀”。而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召开“瓦窑堡会议”，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又适时地召开了党的“七大”，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和平主张；即使在十年“文革”之后，也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及时的反思、总结，转变工作重心，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民族复兴而行动的结果，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全体人民智慧迸发、奋发努力的结晶。可以说，我们党在诸多历史转折时期所作出的英明决策，都得益于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们畅所欲言、群策群力的良好环境氛围。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丰富了民族复兴的实现方式

民主集中制原则，既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又是由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刘少奇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9〕。我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征就是党和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此处“民主”的本质是人民民主，所以其内容和形式也是多样性的（即包括党内民主、政治民主、协商民主等）；“集中”则主要体现为党的领导。同时，二者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10〕。

从近代一些西方大国崛起的经验来看，他们都将自身的制度完善视为关键因素。在我国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因民主遭受践踏而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濒临崩溃的深刻教训，在当今全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途中，更应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国家富强的途径，而民主集中制原则本身则为民族复兴的实现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把握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质内涵与初衷，更要立足于现实，对其形式进行必要的探索、创新与规范。

〔参考文献〕

〔1〕大卫·休谟.人性论：下〔M〕.郑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51.

〔2〕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6.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3.

〔4〕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43.

〔5〕刘金田.遵义会议亲历者的评述〔J〕.党的文献，2015（1）：82-88.

〔6〕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导言.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

〔8〕习近平.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1）.

〔9〕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58.

〔10〕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毛泽东邓小平论党的民主集中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2.

责任编辑冯耀明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6）03-0039-04

〔收稿日期〕201远-04-20

〔作者简介〕杨杰（1964原），男，重庆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