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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2016-07-08王亚楠

关键词:桃花扇源流

王亚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文艺论丛·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王亚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关键词:《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关于清代、民国间《桃花扇》版刻流传的详细情况、现存诸种刻本的详细内容以及诸种刻本间的相互关系,还未有专文进行详尽的梳理、研究和论述。而《桃花扇》的版刻流传情况作为《桃花扇》文本分析研究的基础,是极为重要的。笔者在本文中主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调查、寓目所得,对《桃花扇》现存多种清代和民国初年刻本的版式特征、基本内容、序跋附录、刊刻者和流传等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说明,在此基础上细致比较诸种刻本,寻绎和梳理各刻本间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和确定各刻本的价值和地位,努力为《桃花扇》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立下一个较为坚实的文献学基础。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孔尚任《本末》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1]19这是在北京流传的情况,大致是先有孔尚任写定、誊录的本子,而后为他人借抄,广泛传播。《本末》记载:“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1]19《桃花扇》的缮本传入内府,或经康熙御览,但从未在内廷排演过。孔尚任在《本末》中所记述的几次《桃花扇》的搬演所据的演出脚本也应该都是《桃花扇》的抄本。《本末》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北京一地,如其中说“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1]20;也包括京外的其他多个地方,如位于湖北西南边地的容美土司、山西真定,说明《桃花扇》的抄本也曾流传至这些地方。

一、《桃花扇》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还是最为接近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三易其稿”后定稿的《桃花扇》的本子。介安堂刻本刻印精良,误字极少,其中又有大量的包括眉批和出批的批语。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介安堂刻本《桃花扇》,原为马廉藏书。马廉手稿《不登大雅文库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凡二册)“第一箱戏曲”著录有“《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介安堂家刻本”,应即此本。[2]3691934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曾举行过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该馆并在开幕当日编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其中著录有“清康熙介安堂原刊本”《桃花扇传奇》二卷,共一函四册,也注明为马廉藏书,为北平图书馆向其商借展览。[3]42马廉,字隅卿,号平妖堂主人,人称雨窗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现代著名收藏家、专力于小说戏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版本学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教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马廉的藏书以明清小说戏曲刻本、抄本为主,故自署书斋曰“不登大雅之堂”,后因收得明刻本《三遂平妖传》,又称书斋为“平妖堂”,其藏书称“不登大雅文库”。马廉逝世后,“不登大雅之堂文库”的藏书于1937年2月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称为“马氏文库”。孙殿起《贩书偶记》对介安堂刻本《桃花扇》也有著录,具体作“《桃花扇传奇》二卷,阙里孔尚任撰,康熙间介安堂刊”。[4]559

金埴《不下带编》卷二载:“四方之购是书(按指《桃花扇》)者甚众,染刷无虚日。”[5]139其《巾箱说》中文字几乎全同的一则也有近似的记载:“今四方之购是书者,其家染刷无虚日。”[5]135所以,《不下带编》中所记应该也是指曲阜孔氏家族刻印《桃花扇》。两书所记均未说明具体年月,但金埴去世于乾隆五年(1740),《巾箱说》基本按时间先后纪事,末一则记事系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这说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桃花扇》的书版尚藏于孔尚任家中,也可能便是介安堂刻本的书版。但介安堂刻本《桃花扇》后世罕见。

二、《桃花扇》康熙间刻本及其翻刻本

如上所述,当时读者对于《桃花扇》刻本的需求很大,所以曲阜孔氏不断刷印。如此,便可能会有书坊主或者书贾为求射利,而就曲阜孔氏所刷印的刻本进行翻刻或重刻。

北京大学图书馆另藏有一种《桃花扇》的康熙间刻本,也原属马廉藏书。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第一箱戏曲”在介安堂家刻本下著录有别一种《桃花扇》,未著录版式和年代,可能就是此种刻本。[2]369此本共一函四册,无封面,无书名页,起首即是顾彩序文。此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板框高171毫米、宽136毫米。卷首和卷末的附录文字与介安堂刻本相同,目录分上下本,列于试一出前。但每册所收与介安堂刻本不同,其中第一册自试一出《先声》至第十出《修札》,第二册自第十一出《投辕》至闰二十出《闲话》,第三册自加二十一出《孤吟》至第三十出《归山》,第四册自第三十一出《草檄》至续四十出《余韵》。此本存在一个细微的缺陷,即第二出《传歌》文字完整不阙,“求老爷赏他二字”至“(问介)传”为22a,“的那套词曲”至“闲来翠馆调鹦鹉,懒”为22b,即版心所标页码为“二十二”。以下“去朱门看牡丹”至“‘美’字一板”应为23a,“‘奈’字一板”至“可喜令爱聪”应为23b,即版心所标页码应为“二十三”。但此本却将“二十三”误印为了“二十二”,于是出现了两个连续的“二十二”叶。其后一叶的版心无误,仍为“二十四”。这一失误并不影响读者阅读,但却可能导致了下面的错误。

《续修四库全书》第1776册影印收载有《桃花扇》,书首的版本来源说明表示所收是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刻本影印,原书板框高171毫米、宽272毫米。卷首顾彩序文的第一个半叶的末一列文字为今人硬笔手写补充,可能因为原书这一列文字漫漶。经笔者查核,《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收载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函八册本,此本也刻于康熙年间,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全书有圈点,无封面,无书名页。卷首依次为顾彩《序文》、《题辞》(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选、金埴等撰,以及金埴的《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小引》、《凡例》、《题纲》,卷末依次为《砌末》、《考据》、《本末》、《小识》、《跋语》(黄元治、刘中柱、李、陈四如、刘凡、叶藩等撰)和《后序》。全剧各出目录分上下本,列于《题纲》之后、剧作正文之前,末署“云亭山人编次”。此本中的出批皆为写刻。其中“玄”字避讳,而第四十出《入道》中“太仆寺丞申佳胤”的“胤”字未避讳,所以当刻于康熙年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也收录有《桃花扇》一种,列于第五函第二种,共四册。《古本戏曲丛刊》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也是上述国家图书馆所藏两函八册的康熙间刻本。此两函八册本中的第二出《传歌》阙失两个半叶,即22a/b,自“求老爷赏他二字”至“闲来翠馆调鹦鹉,懒”。阙叶的前一叶的版心标为“二十一”,后一叶为“二十二”,再后一叶为“二十四”。此处阙失的出现正可证明此种刻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间刻本的重刻本。如上所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间刻本由于版心页码的错误,出现了两个连续的“二十二”叶。刻印者在进行重刻时,误以为重复,于是抽去了没有错误、本为“二十二”的一叶,而保留了应为“二十三”、却误标为“二十二”的一叶,即自“去朱门看牡丹”至“‘美’字一板”的23a和自“‘奈’字一板”至“可喜令爱聪”的23b,导致了错误的发生。此外,《续修四库全书》和《古本戏曲丛刊》据以影印的国图所藏两函八册的重刻本还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剧作正文和眉批多有漫漶,无法辨识。第二,眉批较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介安堂刻本和康熙间刻本有删略。第十一出《投辕》原有眉批二十二条,重刻本只有十三条;第二十一出《媚座》全出原有眉批十八条,重刻本只有十条;第二十七出《逢舟》原有眉批二十条,翻刻本只有九条。第三,个别出的出批也有阙失,如第三十一出《草檄》共有两条总批,重刻本阙失第二条和第一条的部分文字,即“技亦显于武昌。梅村作《楚两生行》,有以也。”

三、《桃花扇》西园本及其重刻本

由《重刊〈桃花扇〉小引》可知,沈默、沈成垣父子是知道介安堂刻本的存在的,并且版片保藏于曲阜孔氏家中。介安堂刻本曾流传至江南,但数量不多,所以仍有不少读者通过借钞来阅读。乾隆五年(1740),沈默与程嗣立言及此事,儒雅好文、慷慨好义的程嗣立立即表示愿意资助刊刻。但不料同年冬天沈默去世,此事遂辍。沈成垣为完成其父遗志,在守丧期间,即继续进行刊刻。但所谓“一印万本”,自然是夸饰之语,而且《桃花扇》“流传宇内益广”,和它曾传入内廷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由于介安堂刻本和康熙间刻本流传很少,比较罕见,所以沈氏刻本问世后,大大满足了读者的需要。沈氏刻本的广泛流传和深受欢迎引起了书贾和书坊主的注意,于是大量翻刻和重刻,但急功近利,不重质量,偷工减料,妄加删略,以致于刻印粗劣,讹字连篇。这些沈氏刻本的翻刻本和重刻本,大多数的书名页与西园本的原本相同,但字体有差异。国家图书馆藏的一种重刻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刀法滞拙,讹字较多。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另一种沈氏刻本的重刻本,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书名页分三栏,文字为隶书,内容与西园本相同。此种重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页眉有横栏,眉批在栏内。另有一种沈氏刻本的翻刻本,将沈成垣《重刊〈桃花扇〉小引》篇末题署中的“沈成垣识于清芬堂”改为“沈成垣识于清芬书屋”。

四、《桃花扇》嘉庆间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种清刻本《桃花扇》,原为吴梅藏书。此本一函四册,无封面,书名页题“桃花扇传奇”,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卷首依次为顾彩《序文》、《凡例》、《小引》、《题辞》(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选、金埴等撰,以及金埴的《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卷末依次为《考据》、《砌抹》、《本末》、跋语(黄元治、刘中柱、李木冉、陈四如、刘凡和叶藩等撰)和吴穆所撰《后序》。上下卷目录分置于各卷之前。此本的特别之处在于阙失《纲领》,而在《题辞》后多出一篇写刻的侯方域的《李姬传》。《李姬传》后有吴梅手书《跋语》一则,谓:“余所藏《桃花扇》计有四本:一为西园,一为姚序本,一为李健父刻本,一即此本,为云亭原刻。卷首有壮悔《李香传》,各本皆无之。四种中以此为最佳。余游京师日,先得西园本,后见此书在宝华堂,遂以洋蚨数枚携归,与西园合璧。以较姚序本,直是天渊之别。健父新刻竟如土苴矣。近贵池刘氏刊本,汇各本之长,亦有可取处,惜未见此本也。戊午五月廿四日雷雨交作,小窗无事,记之如此。”[7]卷首“戊午”为1918年,王卫民《吴梅年谱》将吴梅作《〈桃花扇传奇〉跋》的时间定在1918年七月,则“五月廿四日”当为旧历,公历为7月2日。[8]吴梅所购的此种刻本并非“云亭原刻”,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的《吴梅戏曲题跋(下)》将其定为“清康熙刻本”,也是错误的。[9]此本实际刻印于嘉庆年间,因吴陈琰《题辞》末所署的“钱塘吴陈琰题”避讳作“钱塘吴陈玉题”,而“宁(作或)”字则未避讳。此本也存在个别讹误。另有一种嘉庆间刻本《桃花扇》,卷首也有《李姬传》,但位置在顾彩序文之后,书名页题“桃花扇传奇康□氏订秉虔氏书”。

五、《桃花扇》兰雪堂本

兰雪堂本即吴梅跋语中所谓的“李健父刻本”。李健父即李国松(1878-1949),字健父,号木公,一号斋,安徽合肥人,民国间藏书家,博雅好古,藏书数万卷。1940年前后,李国松因家道中落,靠典卖古书和字画度日,藏书归于震旦大学图书馆。

兰雪堂本初刻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初刻本扉页有牌记,题“光绪乙未年九秋兰雪堂重校刊”,版心上刻“桃花扇”和卷数,中部刻卷首或卷末附录文字的题名或每出出目,下刻“兰雪堂”。凡一函五册,第一册为卷首附录文字,首先是“兰雪堂重校刊《桃花扇传奇》总目”,其后为《兰雪堂乙未重刊本小序》:

《桃花扇》传奇,四卷,前人推许至矣。顾坊间递相翻印,讹谬几不堪寓目。今年夏,有以是书求沽者,虽散佚过半,实为云亭自刻原椠。友人见而悦之,怂恿重刊,以公诸世。爰搜集市肆诸足本,参考互订,追凉之暇日校数页。其序目、题辞诸篇之编次未当者,又复谬加厘正,别为一卷,冠于首。凡三月,而竟事,又阅月而梓成。呜呼!视博弈以犹贤,听新乐则不倦,知我笑我,亦任诸世之君子焉尔。[10]卷首

末署“光绪乙未重阳日兰雪堂主人漫识”,“兰雪堂主人”,即李国松。由《兰雪堂乙未重刊本小序》可知,兰雪堂初刻本《桃花扇》是根据多种刻本参订而成的。至于所谓的“云亭自刻原椠”是否属实,是兰雪堂本之前的何种刻本,则不得而知。《兰雪堂乙未重刊本小序》后分别为顾彩《序文》、《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纲领》、《目录》、《砌抹》、《题辞》和《后序》。其中《题辞》在金埴《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后新增侯铨题诗二首。兰雪堂初刻本卷首的《题辞》还包括六篇《跋语》,分别为黄元治、刘中柱、李木冉、陈四如、刘凡和叶藩等撰。后四册分四卷,为剧作正文,又分上下本,卷一卷二为上本,卷三卷四为下本。卷一自试一出至第九出,卷二自第十出至闰二十出,卷三自加二十一出至第二十九出,卷四自第三十出至续四十出。每卷首叶首行分别题“桃花扇传奇卷一上本”、“桃花扇传奇卷二上本”、“桃花扇传奇卷三下本”和“桃花扇传奇卷四下本”,各卷首叶第二行皆署“云亭山人编兰雪堂重校刊”。此外,兰雪堂初刻本还删去了《考据》中自“董阆石《莼乡赘笔》七条”至“王世德《崇祯遗录》”等文字,其后的“侯朝宗《壮悔堂集》十五篇”及各篇篇目也被删去。兰雪堂初刻本有眉批。李国松又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对初刻本进行了校改重刻,书名页题作“桃花扇传奇光绪乙未锓板丁未覆校修改”。“兰雪堂重校刊桃花扇传奇总目”首叶前的空白叶上钤有阴文图章一枚,题“合肥李国松健父所刻书”。卷首顾彩序文前保留了《兰雪堂乙未重刊本小序》。重刻本的版式与初刻本相同,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重刻本较初刻本,恢复了所删《考据》中的文字,但第十九出《和战》阙“副净持枪骂上”至“那个怕你”,共二十字,第四出《侦戏》阙出批。

六、《桃花扇》暖红室《汇刻传剧》本

《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暖红室”是其夫人傅春姗的室名。刘世珩辑校、刻印暖红室《汇刻传剧》的起因是他对于前人编刻的戏曲选本多不满意。他指出:“传奇杂剧向无汇为一刻者。《盛明杂剧》始见专集,所录不尽全套;臧晋叔《元人百种曲选》,雕镂甚工,颇有删节;毛子晋汲古阁《六十种曲》,虽是完书,并无绣像。”[11]卷首刘世珩心目中近于完美的戏曲刻本是快雨堂冰丝馆刻印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牡丹亭还魂记》,他评价此刻本“雠校既精,板式亦雅;增补绣像,从旧图重,绝工致,可为传奇刻本之冠”。[11]卷首可见刘世珩对于戏曲曲本的刻印,既注重文字内容的准确无误,又注重外观形式的精美雅致,其中他又最看重后者,追求图文并茂。刘世珩校刻《汇刻传剧》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据其为《小忽雷传奇》所作跋文,到宣统二年时,已“搜集元以来传奇三十种,汇刻行世”。[12]

刘世珩曾前后多次或亲自或组织校订《桃花扇》,列入暖红室《汇刻传剧》中;并且刘世珩对于《桃花扇》的校订是精益求精,至其去世时尚未校得一满意的本子。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选录诸种剧目的具体原因不同,选录、校刻《桃花扇》的原因是此剧“刻本虽多,苦无精”。[11]卷首

刘氏暖红室校刻《桃花扇》现今刊刻问世的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刘世珩作有《后序》,末署“上元甲寅月当头夕,枕雷居士识于海上楚园”。甲寅即1914年,此本当刻于本年。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有刘世珩所作《后序》。由《后序》可知,西园本《桃花扇》至民国初年也已较为少见。刘世珩刻印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是以西园本为底本进行校勘,以《九宫大成》校正曲牌、曲律和曲韵。《九宫大成》,即《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周祥钰、邹金生等辑,凡八十二卷,编定于乾隆十一年(1746),由内府刊刻。刘世珩曾在一封致缪荃孙的书札中,提及以《九宫大成》校勘《桃花扇》:

手教两承。……《桃花扇》以《九宫》校衬字。傅若无暇翻书,望交下。秋凉自校。杜诗归一手,但前交札记,非尽合例,长者酌之。复叩艺风老伯大人安。[13]

末署“八月十八日”。而缪荃孙癸丑年(1913)十月六日的日记载当天他撰写《贵池先哲遗书序》。[14]虽然《贵池先哲遗书》卷首未收录缪荃孙所作序文,其文集中也未见该篇序文,但可以确定“八月十八日”当是1913年的“八月十八日”,说明1913年夏秋间《桃花扇》尚在校勘中,而且刘世珩书札中所说的《桃花扇》是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傅若”,即邓傅若,名揖,无锡人,生平不详,1930年二月至八月间曾任无锡国专教授。[15]由上引书札可见,刘世珩自己也可能参与了《桃花扇》的校勘工作。

况周颐(1859-1926)也曾参与校勘暖红室《汇刻传剧》。刘世珩在《汇刻传剧自序》中提及的多位“复勘者”中的第一位便是“临桂况舍人夔生周颐”。[11]卷首况周颐还为《汇刻传剧》撰写了一篇长篇骈体序文和三首题词,载于《汇刻传剧》卷首。况周颐参与校勘暖红室《汇刻传剧》的时间大致在1913年至1914年重阳节前。他所校勘的曲本中包括《桃花扇》。《暖红室校刻传剧资料丛辑》中有况周颐致刘世珩的二十余封信札手稿,其中有三封涉及到《桃花扇》,其一云:

支款逾分,歉仄之至。今日勉强能在床上起坐,将未校毕之《传灯录》一册校毕,此书三函,已毕一函。便中饬人来寓取去。此上葱石先生。周颐卧书,十八日。再能稍久即校《桃花扇》。[16]

从第一封信札可看到况周颐校正包括《桃花扇》在内的《汇刻传剧》中诸种剧目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校正成果的自信。

1915年,刘世珩又组织重校、再订,成果为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三十种本《桃花扇》。此次的校订工作由吴梅、李详负责,书名改题为《增图校正〈桃花扇〉》。卷首附有吴梅作《校正识》和李详作《校定本跋》。吴梅《校正识》末署“乙卯季冬”,即1915年。李详《校定本跋》末署“丙辰三月”,即1916年,此本或当刊刻于此年。但此本为单行本,当时并未列入第二次集中刊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剧》中,所以《桃花扇》在其中是有目无书的。此本后来又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在1979年校定重刻。

后来刘世珩又于1923年在《增图校正〈桃花扇〉》的基础上重刻了《桃花扇》,吴梅的《校正识》和李详的《校定本跋》均被移置于书末,并新增了刘世珩作于1923年的《跋语》一篇和张美翊(1856-1924)所作《跋语》两篇。此本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有藏,原为傅惜华藏书。在此本刊刻之后,刘世珩仍未完全满意,又以此本为底本再加校订。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此本卷下的封面有刘世珩墨笔题写的校刻手记,如“修改过了”、“补字写就粘上”、“十、九号已另写成,重刻因加字推行”等。页眉多有“加线”、“加点”及批改字样,全书中还有不少挖补之处。

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并将《桃花扇》列为丛书正集的末一种,是有深意存于其中的。《汇刻传剧》卷首题辞中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第四首作:“传奇五十种眉分,荟蕞三朝绝妙文。扇底桃花无限恨,多情好事却输君。”[17]卷首第三句后自注云:“《汇刻传剧》以桃花扇终,先生别有怀抱。”[17]卷首冯煦在《〈汇刻传剧〉序》的文末也说:“予桑海余生,饰巾待尽,往往击高渐离之筑,碎汪元量之琴,其烦冤孤愤有可言,有不可言者。于葱石是编,时复遇之,爰举声音之道之发乎情通之政者以复葱石,葱石当知予别有怀抱也。”[18]卷首

参考文献:

[1]孔尚任.桃花扇·本末[A]//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M].济南:齐鲁书社,2004.

[2]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A]//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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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殿起录.贩书偶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金埴.不下带编·巾箱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沈成垣.重刊《桃花扇》小引[M].《桃花扇》海陵沈氏刻本.

[7]吴梅.《桃花扇》跋语[M].《桃花扇》嘉庆年间刻本.

[8]王卫民.吴梅年谱[A]//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9]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吴梅戏曲题跋(下)[J].文献,1982(4):89-90.

[10]李国松.兰雪堂乙未重刊本·小引[M].《桃花扇》兰雪堂初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

[11]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M].暖红室《汇刻传剧》,1915.

[12]刘世珩.《小忽雷传奇》跋[A]//戴胜兰,徐振贵校注.小忽雷传奇[M].济南:齐鲁书社,1988.

[13]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4]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5]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16]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J].文献,2005(1):208.

[17]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M].暖红室《汇刻传剧》,1915.

[18]冯煦.《汇刻传剧》序[M].暖红室《汇刻传剧》,1915.

(实习编辑:徐雯婷)

收稿日期:2016-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ZD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亚楠(1986-),男,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I207.37;G25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3-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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