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曙明

在2015年的第七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上，《黄湖谣》是唯一一部表现抗战题材的戏。当外界纪念的热潮一浪高似一浪，天安门前的大阅兵鼓起人们空前的爱国热情，各个电视台抗战剧连篇累牍的时候，这台戏的上演恰逢其时。一台小制作、并且由县级剧团演出的戏，能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可见戏曲的灵魂不在于“包装”，而在于其“精神”。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的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究竟要写些什么？实际上，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更清晰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塑造民族精神，立足民众，立足民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这实际上是我们当前戏曲创作的方向，也是其它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

我虽然演了十几年戏，但我知道艺无止境，每台戏里面都有我深沉的思考。在演《黄湖谣》时，我在网上早就得知：当日本人对我们的“钓鱼岛”虎视眈眈，对“南京大屠杀”矢口否认，将“侵略中国”说成是“东亚圣战”，对中国产品实行禁买和禁售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炎黄子孙”们却在日本刮起“抢购风”，甚至把人家的“马桶圈”都带回了。关键是，这些行为不仅没有让我们赢得人家的尊重，反而倍受看不起。

最近看史书，得知明朝的灭亡不是满清入关，是我们汉族同胞在“内耗”，清朝的没落，依然是我们的同胞在“内耗”。当太平天国和满清打得不可开交时，自然就引狼入室了。不管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八国联军入侵”，还是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当无数的仁人志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甘当“汉奸”。据报载，当“南京保卫战”打得火热时，却有人在城内为日本人当“内应”，为日本飞机轰炸指示目标。因此，我常常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能够小蛇吞象，发动侵华战争，难道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吗？毛主席早就讲过，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在于人。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对当时的中国现状十分了解，他们深知当时的中华民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人们没有凝聚力，没有精神支柱，缺少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反思抗战，就是要反思这样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重塑“中国梦”的用意，一个民族的弱小不仅是生产力的落后，一个民族的强大，也不单纯是现代装备的先进，它取决于人的精神，或者是民族的精神。

我演《黄湖谣》中的“母亲”，代表的是“宁死也不失节”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是以儿子为代表的“能活着哪怕失节”的价值观。前些年，西方的人文精神在我们文艺界也曾时兴过一阵，特别是在过分张扬和强调生命的宝贵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而忽略或者是混淆了人为什么活和怎样活的问题，甚至有人说，哪怕像狗一样，也得活着，这和方志敏烈士的“为人敞开的门紧闭着，为狗打开的门打开着，一个声音说，钻出来吧，给你自由”的答案完全不同，面对这个问题，方志敏的回答是坚定的，“不，我不需要这样的自由！”

面对这样的问题母亲也是这样的回答，“死，也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母亲的高尚和儿子的卑琐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黄湖谣》中的母亲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她敢爱，敢恨，爱得坚定，爱得忠贞，她敢恨，恨得彻底，恨得分明。在国仇家恨面前，在民族大义和儿女私情面前，她深明大义，表现了崇高的民族和爱国意识。这一点，在第六场戏中又集中表现。

在长达10多分钟的唱腔中，我充分地调动着黄梅戏的唱腔元素，把对丈夫的追思和深情，对沦为汉奸走狗的儿子的愤怒和谴责，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诅咒，以及报仇雪恨的决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都恨娘养儿不教留遗患/忘了祖训丢了气节无耻投敌。

都恨日本佬把我民族欺/滥杀平民无恶不作践踏我土地。

都恨国人不和内战不止/都恨官不保民民不自立。

害我儿花未开时把命丧日未红时命归西。

秀秀啊，你有冤你有仇你的冤仇比黄湖深，

为娘我发誓为你伸为你报不伸不报遭雷劈。

先杀孽子再杀寇/杀尽民族贼来国家敌。

待到血债把血还/为娘我九泉之下陪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