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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意义——走进工业4.0

2016-07-05胡志强

工会博览 2016年4期
关键词:制造业工业

□本刊记者 胡志强/文



讲述

中国的世界意义——走进工业4.0

□本刊记者 胡志强/文

2016年4月6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了《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要求对接《中国制造2025》。

同月底,美国爱捷仕“智能工厂”软件,在上海Nepcom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展上发布其最新的“智能工厂”R3版本,爱捷仕软件亚洲区总经理徐峥谊表示,“无论是工业4.0、亦或是中国制造2025都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热议的话题,而这其中的核心,便是数据交互,即数据的读取、记录、转播与回应。我们相信爱捷仕软件‘智能工厂’R3版本已经将这个理念变为现实,并将为您的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在德国,工业4.0的时代顾客个人定制化的摩托车,六小时之内就可以交货。

“工业4.0”,现在在中国很多人的眼里,依然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无论熟悉还是陌生,都不可怕,只是我们不能漠视它。因为,第一,2011年这个概念提出后3年的2014年,中国就由国家总理出面代表国家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德两国将开展“工业4.0”合作,该领域合作将成为中德未来产业合作的新方向;第二,“工业4.0”被预言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5000年华夏文明首次率先参与并主导的一次工业革命,其人类历史意义难以估量。

一个重要新闻

2016年4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引领中国制造升级,部署推进“互联网+流通”行动,促进降成本扩内需增就业。会议认为,坚持标准引领,建设制造强国,是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善供给、扩大需求,促进产品产业迈向中高端。

会议通过了《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要求对接《中国制造2025》,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实施工业基础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推动在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农业机械、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标准化实现新突破,并适应创新进展和市场需求及时更新标准,力争到2020年使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从目前的70%以上提高到90%以上。

会议专门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生产更多有创意、品质优、受群众欢迎的产品,坚决淘汰不达标产品,提振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支撑制造业提质增效、提升国际竞争力。”

务请注意,这次会议的诸多新闻看点中,还有一个:

会议指出,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是推动流通革命,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新经济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降本增效,拉动消费和就业。为此,一要突破信息基础设施和冷链运输滞后等“硬瓶颈”,打造智慧物流体系,发展物联网。二要破除营商环境“软制约”。三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分享经济成长。推动传统商业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支持企业依托互联网优化资源配置、开拓市场,引导降低实体店铺租金。

我们要读懂这个新闻。

什么是工业4.0

工业1.0是蒸汽机的发明;工业2.0是电力推动下大规模生产;工业3.0是由电子信息技术推动的自动化。

工业4.0是什么?

工业4.0,是工业智能化,是深层次的社会智能化,是市场需求价值链和工厂制造的智能化链接,简言之——“互联网+”渗透到各个领域之后,就是工业4·0。中国的发展已经和世界连为一体,随着工业4.0在世界的发展,我们基于互联网信息的生活,很快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没有逆转的可能。因为变化就要到来(甚或已经到来),我们必须马上了解什么是工业4.0。

“工业4.0”内含两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其重点研究的是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工业4.0时代,中小企业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会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

举个例子。

工业3.0时代,把消费品给到消费者的手中要经过固定的五步:一是原料、二是机械设备、三是工厂生产、四是运输、五是销售。这五大固定环节形成了一条“流水线”,缺一不可。在工业4.0时代,这五步会各自独立出来,变成五个会跳动的“模块”,而每一个模块都有自己的软件、传感器以及通信系统。这时,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五大模块会自己组合,把过去同一个生产线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模式,通过智能化生产,出许多种不同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独特需求。

以德国飞梭哈雷机车生产工厂为例。在工业3.0以前的时代,生产一台哈雷机车需要21天,因为它的生产过程是固定的、机械的。在工业4.0的时代,一位顾客早上9点钟下单,订购一个个性化的摩托车,五大模块会被同步激活,然后按照顾客需要的信息,它们自己找原料,自己找工厂重新包装重新组合,最后,在6小时之内把私人定制的摩托车交给客户。

这个过程除了因为信息整合发散而将生产由21天缩短为6小时之外,由于智能化,其更重大的进步是,生产成本下降40%。

还有更多的例子。

受制于工业化程度的限制,现在很多简单的工作用人来做是缺乏人性的,尤其在那些低端组装企业里。流水线上的年轻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个甚至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记者曾经到无锡的一个外资企业采访,严格的安检和身份审查之后,隔着车间的防尘玻璃,记者看到里面排排坐的年轻工人,表情木讷地在重复着几个机械的动作,内容简单、单调至极,而资方却苦于自动化生产线的缺乏不得不按照中国的法律,用越来越高的成本雇佣大量的年轻人从事那些本该机器人做的事情。在工业4·0的时候,机器人会被大量使用,其中还包括其非线性反应(可以理解为非规范设计与程序要求)动作去满足订制服务,这将大量地解决人力成本问题。

以汽车为例:用户在互联网端预定了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车子,厂商不仅可以接纳你的订制,而且,还会帮助你分析更科学的适应你自身需求的服务,为你设计更科学适用的独一无二的产品。订单下达后,数万个零部件就会按照需求完成一个订制目标,并在智能化的高精机械制造之后生产出来,交到客户手中。当然,这辆定制的私家车,生产时间也压缩了几十倍,又因为是高度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成本可能只是现在我们到4S店购车的一半而已。

今天,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服务机器人,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未富先老,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等社会问题已经很严峻地摆在面前。本世纪初叶,国人已经在担忧将来会出现四个老人两个孩儿(甚至八个老人两个孩儿)的养老难题,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问题,所以,基于个性化设计的服务机器人研发迫在眉睫。在工业4.0时代,这都不是问题。

工业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

工业4.0时代导致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中国制造2025》,大工匠归来

工业4.0(Industrie4.0),源于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是德国新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的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为推进相关研究项目,德国联邦政府投入了2亿欧元,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将“工业4.0”战略正式推出。据了解,西门子公司已经开始将这一概念引入其工业软件开发和生产控制系统。

工业4.0直接推动产生了《中国制造2025》。

进入21世纪,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首次没有错失先机。在德国版工业4.0计划推出后,很快它就成了拟议中的中国制造业顶层设计“中国制造2025”的既定方略。工业4.0正式出台仅一年后的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中德双方就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宣布两国将开展“工业4.0”合作。双方确定以中国担任2015年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合作伙伴国为契机,推进两国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合作。

没人否认这个事实——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是制造业,而打造一个怎样的制造业,直接制约着其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水平。

1949年后,中国的制造业并非全方位落后于世界,但关涉民生的制造业,因为时局和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万吨轮命题”,在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中国有人提议建造自己的万吨轮,刘少奇的观点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最终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造出了自己的“东风号万吨轮”,并在1960年下水,1965年交付使用。这艘万吨轮的建造成功,为今天中国成为远洋货轮制造业第一大国奠定了基础。我们姑且不论当时这个命题争论的历史原因及多重意义,单从制造业角度看,它功德无量。而从21世纪的今天来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更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我们的现实是,虽然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依然是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这正是2014年12月“中国制造2025”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时的国家和国际背景。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20天之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实现中国制造业升级,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5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

不仅参与,而且要主导以工业4.0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紧锣密鼓,只争朝夕。

2015年全国两会刚刚三个月后,李克强先后考察了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考察中李克强说,中国制造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中功不可没,但要看到,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总体还处于中低端水平。新形势下,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不仅在一般消费品领域,更要在技术含量高的重大装备等先进制造领域勇于争先。

2015年4月、7月和11月,李克强先后就经济形势召开了三次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在这三次座谈会上,钢铁、装备制造、物流等诸多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参会,“中国制造2025”成为李克强在每次座谈会上必提的话题。他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的根本靠改革创新。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创新主体,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抓住国家推出“中国制造2025”等契机,面向市场,贴近需求,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塑造能力。

但现在我们的孩子们愿意做工程师的越来越少,愿意做金融家的越来越多。

距离《中国制造2025》完成的最后时限还有9年时间,今天,中国制造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好东西依然很少,这满足不了定制化的工业4·0的需求。有人曾美言中国山寨制造现象为“山寨文化”,言外之意,盗亦有道,有意或无意地把“山寨”行为归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这是何等荒唐和不着调。翻看不长的现当代中国制造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正是在这样的潜意识(有时候甚至是显意识)下,“中国制造”开始萎靡,以至于在我们不多的业界精英之外,关于制造业的理念,在一些政府机构和制造业界中,“喜欢做大”成了主流观念,“做强”反而被人不齿。这和德国、日本这些制造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形成巨大的反差。

经济上一味追求体量大,本质上是制造业量的问题,不是质,它不能带来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进步,反而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这在今天的中国,教训累累,难以胜数。而将制造业做得大而强的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自有工业革命以来,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似乎都很专注,他们像是早就在等待一个信息时代的到来,以至于现在在中国参与和主导工业4.0时代的工业革命时,他们依然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互联网时代是非常适合中小企业生存路径大发展的时代。但简单回顾工业4.0在中国发起、推动的过程,我们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我们这里竟是源自人数不多的精英人群和国家领导人,作为社会生产力基础的普罗大众和每天都被发展问题困扰的中小企业,绝大多数到今天对这个问题还在“知与不知”的层面上徘徊,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现象,让人生怪——我们民族的创造力甚至对自己经济水平发展现状的“体感”,何时消失了?怎样消失的?这是工业4.0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我们大企业越来越多,但并非越来越好;是中国生产的马桶盖到了外国被中国人抢购,在国内买却总在担心质量没有保障种种现象的屡屡发生。

精细制造,定制生产与服务,在工业4.0时代需要更多有创意的人,需要有工匠精神的“大工匠”再世重生。可我们的社会需求却奇怪地消失了。

我们的点滴工业4.0体验

工业4.0下的工作平台,更个性化,很多的创客会更有发展空间,他们将在巨大的机械加工能力的支撑下为亿万消费者提供订制服务。以中国的“乐视”为例,尽管那远非严格意义上的工业4.0。

“乐视”没有电视机生产能力,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示范意义的“订制消费”范例。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向电视生产商订制“乐视电视”,再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乐视”的独特服务。尽管这种服务还远未做到依据每个个体的需求去实现,但“乐视”已经成为一个向制造业提出自己需求,要求订制服务的经济体,一个企业可以向制造业定制自己的产品,这和消费者个体提出定制服务已经没有质的区别。

现在,在互联网电商的影响下,我们的商品销售体系已经变得更柔性、人性,养活了难以计数的大、中、小电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体会最深的还是互联网电商对自己生活的巨大影响,这其中已经不乏创意服装、创意家居之类的订制服务。尽管更多的网购产品还没有做到个性化定制,但在互联网上尽可能“依我所愿”地选择商品,很像是消费者对工业4.0时代的一次预演。这其中,还包括高额实体店商环境下消费成本的价格回落——渠道和供应链成本的降低——基于工业3.0时代处于4.0时代初期的设计队伍大发展。

但无论是复合价值下的O2O还是B2B,它们都不是工业4.0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只是手段。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互联网的背后,最重要的依然是创意和制造。无论互联网如何发达,人类的发展基础仍然是第一产业的农业和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否则,互联网就是一头瘸腿驴。当马云们异常得意于自己互联网商业帝国的精彩时,他们也必须拜倒在格力空调老总董明珠们代表的当代中国制造业的门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目前制造业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各种成本叠加之后,其生产成本已经接近美国,很难设想美国不参与到推动工业4.0时代的发展中来,那么一旦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成本再下降40%,中国的危机必然会加大。今天,互联网的优势依然在美国,制造业优势在德国、日本等国。在德国,很少千亿级的大公司,他们更专注于精细制造,互联网上有很多介绍德、日等国精细制造惠及民生的视频资料,它们让人惊愕。当这种精细制造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互联网结合之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彻底实现就是“指日可待”。引言中,我们提到,美国爱捷仕“智能化工厂”软件一直就瞄准了中国,而且不是自今日始。他们的亚洲区总裁就说,自己已经到中国参加相关推介活动20年,公司早就瞄准了未来中国的市场需求,而他们的“智能化工厂”软件,正是工业4.0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可惜,我们几十年来并未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郎咸平说工业4.0在中国

再看一个现实。

2015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并表示“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这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世人看来,今天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产品风靡全球的现象本身,不可思议,如梦如幻。

从轮船、汽车、工厂装备到纽扣、吸管、笔芯,从原材料到制成品,从日常应用到国防军工,从奥运会到世界杯,“madeinchina”随处可见,中国产品遍布全球。有人预测,如果没有中国制造,国际市场上工业产品的价格可能会翻一番,而且还不一定能保证供应。6年前,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就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但被国人誉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提醒,中国制造业辉煌的背后是沉重的付出、畸形的结构和较低的回报——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资源消耗大,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而近几年制造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又在逐渐丧失。

“低端制造业,我们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现在竞争不过东南亚等国家;高端制造业,尽管发展很快,可跟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现在中国的工业处于中间地带,受到两头挤压。”全国政协委员、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的观点可以作为郎咸平观点的佐证,李毅中说,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行业和领域,像航天、高铁、核电等,但同时在某些领域还十分落后,比如还有完全依赖人工作业的小矿山、小作坊等。

“中国制造”在工业4.0到来的时候,依然面临的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我们今天的奇迹,本质上还姓“工业3.0”甚至2.0。

近几年,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热潮,发达国家纷纷抛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计划,希望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调整重获在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在国家层面推出“工业4.0”计划;日本开始实施“再兴战略”;韩国搞了“新增动力战略”,法国甚至也提出了“新工业法国”方案。在这个形势下,郎咸平警告国人,工业4.0在全球铺开后,以德国跟英国为例,他们的成本目前比我们高10%—20%左右,只要推动工业4.0,他们的成本将比我们中国低很多,那我们中国还有希望吗?我们现在已经不多的所谓“成本优势”,会立刻成为成本劣势。所以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要提升中国制造业,打造‘中国制造’的核心原因。”

德国制造工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工业之一,在全球制造装备领域拥有领头羊的地位,“工业4.0”被看作是提振德国制造业的有力催化剂,也被认为将是全球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科研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德国拥有强大的设备和车间制造工业,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也拥有很高的能力水平,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方面有很专业的技术,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德国在制造工程工业上的领军地位。在挖掘新型工业化的潜能方面,德国独一无二地开启工业4.0时代顺理成章,我们的差距巨大。

发达的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到来的基本前提,很显然,它是基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在不远的未来,厂商们将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框架建立包含其设备、仓储系统和工业产品的全球性网络。在制造业领域,CPS包含能够独立交换信息的小型智能机械、存储系统和高效的产品设备,它们能够独立地完成运作和互相控制。随着CPS的设备基础改进到涉及制造、工程、材料使用和供应链以及生命周期管理的工业工序,“智慧工厂”已经开始使用一种全新的途径来生产智能产品。

工业4.0下的智慧工厂让用户的个性定制化需求得以满足,意味着即使是一次性的产品也可以通过颇具收益的方式制造出来。在工业4.0中,对供应商而言,动态商业模式和工程流程使生产和交付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对于生产中断和故障可以灵活反应。现代工业制造在制造流程中已经能够提供端到端的透明化,以促进选择决策的制定。而工业4.0将会发掘出创造价值的新方法,开发出商业新模型。

工业4.0还将给新兴公司和小型投资者的发展带来契机,下游的服务也将从中受益。而在我们貌似很发达的电商市场中,遭人诟病的低端质量问题显然不在工业4.0时代的范畴之内。

工业4.0时代将着力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当今世界遇到的一些巨大挑战,如资源效率、城镇化和人才结构调整等。工业4.0能够持续带来覆盖整个价值网络的资源生产率和效率的增益,同时能够将人口结构变动和社会因素考虑在内,并设定合适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正是解决目前困扰我国发展诸多核心问题的有力抓手。

我们还面临着工业4.0的特征应该被执行的困难。如,横向集成需要通过价值网络;端到端的工程立体集成横跨整个价值链;垂直集成和网络化的制造系统,等等。

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工人失业

工业4.0革命袭来,一个现实的问题随即产生——传统的“工人”还有活路吗?

一个美国人通过自己前往宝马慕尼黑工厂和西门子工厂的亲身经历,介绍了自己对“工业4.0革命”的看法。在他看来,数字背景下的工业4.0革命虽然有可能让部分员工面临下岗危机,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技术性人才需求,而这些也是当今社会进步所不可逆转的趋势。

他的文章说,位于德国慕尼黑宝马旗舰工厂内的机器人拥有着独一无二的性格以及做事风格,这些机器人统一喷涂有黄色和黑色的喷漆,并会十分优雅的通过各种转动和动作高精度的完成自己所分配到的任务。一般来说,这些机器人工作的精度和可靠性是人力工人的20-50倍之间。

在宝马工厂内的机器人通常都是以“团队”为单位展开协作的,在车身和油漆车间内的机器人几乎已经完全取代了人力工人的作用。举例来说,当1号机器人臂将车身的一块钣金移动到装配线的同时,另外两台机器人已经在装配线处待命。一旦1号机器人臂将其安置到位并撤走自己的机器臂,另外两台机器人就会立刻将这一钣金牢牢焊接到车身中。而且,这些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车身零部件上无线射频识别标签的不同而分辨出具体的物品,并对此作出不同的动作。

在宝马的车身车间,他发现这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机械噪音,“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这些机器人正在彼此交谈的声音。”但它们的焊接工艺十分高超,可以达到接近百分之一毫米的超高精度。相比之下,宝马的喷漆车间则安静许多,在这个车间工作的机器人会套上保护工作服,并“手持”每秒可以高速旋转4万次的马达喷嘴来对车身进行均匀喷涂,喷涂的精度则可以达到十分之一毫米的超高精度。这些机器人的“手指”还会对喷出的油漆进行带电处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油漆更加贴合车身表面。在这儿,机器人可以根据车身标签,知道具体的车型以及要求上漆的颜色,在数秒钟内完成油漆更换以及灌装。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机器人无需休息,每天可以为宝马慕尼黑工厂生产出1000辆新车,且每一部都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定制化需求。在这个工厂中,车辆库存时间通常只有数小时,因此资源利用率也达到了最大化。

参观,让这个美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他说,的确,机器人在工作环境中同人力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而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人们也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机器人的出现究竟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的完成工作,还是意在彻底取代人类的作用?随着机器人变得越来越智能和灵活,它们是否会在未来逐渐取代一些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和职业?它们会逐渐具备像人类一样的思维能力,并最终展开反抗吗?”

他有和美国电动汽车厂商CEO埃隆-马斯克一样的忧虑,“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在这个忧虑下,他看到,德国的“工业4.0”已经让数字科技变得越来越廉价、高效,并开始逐渐渗透到更多的领域和创新、工程、生产、运输以及维护的各个角落中,比如,包括诸如3D打印这些新兴技术的出现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降低了许多服务和产品的价格,却也在同时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种类,而产品质量和价格在此前几乎是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的。他认为,今后除了生产线工人和办公室文职人员每天都在从事相同的工作外,包括高级技工、图书馆管理员、税务人员、会计以及一部分的律师每天在重复的很多工作,都极有可能在工业4.0时代被机器人所取代。此外,包括火车、卡车司机、飞机驾驶员、健康卫生技术人员,甚至是经济学家这些职业,也极有可能在未来感受到来自机器人的威胁。

但“与此同时,工业4.0时代背景下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全新的工作岗位,包括网页设计师、网站营销顾问、数字内容编辑、网站律师、智能应用开发者等,都是在2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名词,而这些都暂时是人工智能机器暂时还无法企及的领域。”他写道。

失业恐惧,实际上来源于依靠简单劳动生存群体的技术恐惧,失业恐惧一直与工业革命如影随形,相伴相生。

19世纪早期,纺织工人就曾由于害怕自己的饭碗不保而蓄意毁坏当时全新的自动纺织机和其他一些工厂设备,当时,这些人群被称为反对技术进步的“卢德派分子”。“卢德派分子”想要的就是世界停止进步,或者希望政府尽可能的限制新技术的出现以保障自己的相对安全。

这就有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动物精神”对人的影响。(“动物精神”是自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著名概念。他的基本出发点是,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动物精神”的实质是人类经济决策的非理性化,关注的是人们的生存信心,而决定信心的要素非常复杂,且对宏观经济的决策至关重要。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的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论文认为,科技进步可以使未来一片光明。而“从长远来看,人类可以在经济上解决稀缺问题,不必再为了生存而工作。但持有“动物精神”的人不能充分地理解这个观点。

凯恩斯预测,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全新的失业问题,但这一失业问题的出现又会让我们重新审视人力资源的更多用途所在。这就回到了工业4.0时代传统“工人”的活路问题上来了。第二次机器时代的机械自动化革命,就是在电脑和自动调节机器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这一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几乎无需人力干预的全自动生产环境,这一革命就引发了新的就业危机。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者很快便发现,由于人力成本的下降,市场对于某一产品的整体需求反而因为价格的降低而迎来了提高,而这一需求的旺盛增加了许多其他领域的就业需求。

我们将面临的现实是,工业4.0这一数字工业的革命,必然为市场带来了许多创新产品和服务,并让无数的创新企业家、工程师和经理人赚的盆满钵满。但仅就目前而言,我们还仅仅接触到了这一数字工业革命的皮毛,包括政府、公共设施、医疗和教育这些传统保守领域,尚未因此而受到冲击,可以预见,在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段内,那种“就业危机”不会大规模爆发。

但一个时期内不爆发不等于危机不存在,也不等于我们会做得很好,能够制止危机的爆发。

一个“巨大利好”的预期是,这次数字工业革命依然是人类选择环境与生存自适的契机。

人类因为没有帮手,所以自有文明始,就具有了不断自我更新的极大的自适应生存能力,其中就包括工业革命中全新工作岗位的不断涌现。具体来说,就是虽然机器开始接手越来越多的重复性工作,但同时也为市场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世界上总会有许多工作是机器无法胜任的,这些工作要求人们具备独立、创新,或者感性的特质。比如,在法庭上进行申诉、撰写诗歌、表演莎士比亚音乐剧、理发、种植花朵、烹饪这些都是机器人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无法胜任的工作。

这一点,在宝马汽车的慕尼黑工厂以及其他一些高科技工厂内都可见一斑。在那里,包括连线、设计、安装内饰和仪表盘这些工作目前依旧还是完全由人力完成,劳斯莱斯和宝马7系部分车型所使用的12缸引擎还是由技师手工组装的,只在简单一些的8缸引擎组装过程调用了不到20%的自动化组装技术,而标准4缸引擎的组装流程也仅仅使用到了50%的自动化技术。但即便是在一座标准的工业4.0工厂中,也仅有75%的流程是完全自动化的。有管理者说“这一比例有望在未来达到80%,但部分工作肯定将只能由人力完成。比如,一些产量非常小的产品或者非常精密的零部件,就目前而言显然还不适合完全交由自动化机器人来完成。”

西门子高管瑞秋尔说,他们并不是希望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让人力员工变得过时,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同时他们也将这些能够同人力员工协同工作的机器人称为“机器同事”。瑞秋尔强调,机器人相比人力员工拥有着更低的出错率,而这对于工厂自动化而言非常重要。可我们完全应该这样思考他的话——更多体现的是人文关怀,尤其当他自己也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他将来还会有一份新的工作,因为,从数据上来看,人力员工每展开1百万个操作就会出现500次的失误,而机器人的这一出错概率仅为每百万次11.5次失误。瑞秋尔表示,公司未来的目标是将这一出错率进一步降低至每百万次1.5次失误。

这里他说的还是机器。

所以,传统工人的失业问题仍需另辟蹊径来解决。我们需要的是信心,是在最大限度下克制“动物精神”之后的人类“自适化生存”的信心。

比如,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更宏观层面的服务业领域的拓展以及工资水平的大幅提高;因为生产成本的极大降低而带来的物价大幅下降,以及社会福利事业水平的大幅提高等。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差异

“工业4.0”由德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此前德国知识界对其讨论整整进行了10年。现在,中国版“工业4.0规划”也呼之欲出,但“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其一,中国正在大力提倡的数控技术体系,早已是德国工业生产体系的标配,两者在实践与水平上存在差距;二是两国推动这一工业变革的机构大体相当,都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规划;三是,因为生产力水平差异,中国的着力点目前在四个基础的增强: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基础产业基地。德国的着力点是一步走到了“强调智能化工厂和生产智能化”。这里区别是,中国正在强调制造业的互联网化发展,而德国强调的是,生产设备获得智能,制造业不做信息产业的附庸;四是,中国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工业4.0体系建立,德国已经在汽车行业大量采用了该体系进行生产。

经比较发现,《中国制造2025》目前还是一个目标性文件,缺少路径设计;而德国已经在强调标准的制定和建设服务型制造业,其实现路径已经显现。中德之间的差异还有,中国对信息技术的定位尚不清晰,暗藏先天性战略缺陷;德国虽然路径初显,但因为目标过高,导致实施难度极大,需要引导信息技术按照设计路径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作为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差异”恰恰告诉我们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它先天地给了我们一种难以替代、无以复加的人类使命感,这正是崛起的中国应有的担当。

作为推进中德“工业4.0”合作的具体举措,中德双方曾确定了负责双方开展该领域合作的牵头部门,决定建立中德“工业4.0”对话机制,欢迎两国企业在该领域开展自愿、平等的互利合作,支持两国企业集团及行业协会之间加强交流,并在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框架下着眼“工业4.0”开展更具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合作。

确定上述合作的同一天,李克强曾在德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第七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并发表题为《在开放中再续合作黄金季》的演讲。李克强说,中德关系日趋成熟,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在当前外界对中国对外开放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更加积极主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在区域上由东部沿海向内陆、沿边拓展,在产业上不仅高水平开放制造业,而且加快开放服务业,在途径上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营商环境更加规范、公平、透明的开放,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市场准入、政策支持、合法权益保障上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互惠、双赢多赢的开放,既造福本国也惠及世界。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各国一道建设开放公平的全球大市场。”李克强说。

李克强表示,中德合作只有升级版,没有终极版。双方加强创新合作,可以为两国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更好条件,通过互学互鉴,用智慧拆解难题,开启未来。

这是面对“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现实差距情况下的中国态度。

这个态度的落实,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联邦教研部将以加强此领域信息交流为目的建立的“工业4.0”对话,以及双方欢迎两国企业在该领域开展自愿、平等的互利合作。两国政府确定,将为双方合作提供更为有利的框架条件和政策支持。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工业4.0”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取决于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标准。为此,中德两国也确定了在标准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将“工业4.0”议题纳入到了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的工作范畴。这些合作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体现在关于工业4.0的合作部分。

首先,“工业4.0”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双方认为,该进程应由企业自行推进,两国政府应为企业参与该进程提供政策支持。

其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联邦教研部将以加强此领域信息交流为目的,建立“工业4.0”对话。双方欢迎两国企业在该领域开展自愿、平等的互利合作。加强两国企业集团及行业协会之间专业交流有利于深化合作。两国政府将为双方合作提供更为有利的框架条件和政策支持。

第三,“工业4.0”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取决于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标准。中德两国将在标准问题上紧密合作,并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双方将继续加强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框架下的现有合作,致力于开展更具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合作。双方一致决定更多关注未来领域,如电动汽车、高能效智慧能源控制/智慧家居、供水及污水处理。

第四,以中国担任2015年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合作伙伴国为契机,以公正、开放的贸易及产品竞争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合作。

“工业4.0”在中国

“产业集成”、自动化平台、物联网、自适应和简单便捷,是工业4.0时代的基本特征,目前在德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信息数据安全。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今天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汽车工业已经面临着工业4.0的挑战,其主要表现为,将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引进生产过程,中国的工业装备水平有很大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赵英在全球汽车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相应带动中国装备工业的发展,我们汽车工业巨大的产量是建立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装备的基础上的,今后工业4.0怎样磨合、协调,这是很大的问题。”

德国专家建议,中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相关的标准,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可以被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照搬使用。德国专家指出,德国的企业都是从小方面入手,比如可以在车间增加更多的生产线,目前,德国已经尝试在中国市场的相关领域寻找类似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需要逐步找出创新解决方案。

据德国专家介绍,在人员管理上德国的一个障碍是工会。德国工会非常强势,德国公司的员工因为受工会保护非常大,造成发生变革时,一旦员工抗拒改变,就要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培训和教育的工作。但中国的工会不是这样,中国的工会组织从未间断对职工劳动技能的超前培养,这构成了员工更容易接受变革的社会基础。

工业4.0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数据安全的问题,大公司对此更加敏感,当整个数据系统和架构不得不接入客户的数据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做两道以上防火墙,以确保数据的转入、导出等都尽可能地安全不被窃,中国肯定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工业4.0仍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中国很可能是全球工业4.0革命的最大试验场,因为,智能制造,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的主攻方向。大龙网中国总裁冯剑峰认为,中国制造业在不少领域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与此同时,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满足。要解决上述问题,一种是学习德国、美国的信息技术,优化国内的智能制造,精准化生产;另外一种办法是用智能数据的方法对接全球的中小企业和中国制造业,促进中国版本工业4.0的升级。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贺东东说,中国制造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可充分吸收欧洲、德国制造业的工艺,法国人设计的想象力和理念等。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说,制造业自动化设备水平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智能化的设备在生产当中被应用。“另外,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应用在整个生产管理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李东生说,通过导入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决策建议。TCL集团耗资250亿元在中国深圳建设了一家半导体显示面板工厂,其全员生产率达到了68万元/人,李东生认为,这家工厂已经形成了工业4.0的雏形,“达到了3.5”。但他也坦陈,中国大量的工厂还处于工业2.0阶段。

从工业2.0到3.5,再到4.0,中国制造还有多少路要走?

工业4.0、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中国的任务更加艰巨。在中国谈《中国制造2025》,既要涉及进行制造过程的提升,又要进行商业模式的转变;而德国的工业4.0已经开始进行制造过程与制造技术部分;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是对商业模式的转换着力更多,他们显然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不过,尽管焦点不同,不同国家的智能制造背后,可遵循的都是一个系统。在法国人查尔斯看来,这个系统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包括开放式创新、系统的连接性与数据化、以及新的流程等等。李东生说,按照德国的标准,TCL的彩电工厂、手机工厂能达到工业2.0,他分析说,“中国制造2025”有30年的周期,目标是整个中国的工业竞争能力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而这也只是中国工业能力转型升级的第一阶段,中国制造真正转型升级,中国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以后的路还是很长的”。还有中国企业家预测,若在中国实现工业4.0,可能整个演进的过程就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因为那“是一场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本质,是商业模式的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应该以此为目标,尽早作出部署。

“生产就是一种服务”,查尔斯强调。如果企业将生产作为服务来销售,就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递交服务,减少供应链的损耗。“未来的机会在于,你对客户要深度了解,设计出合适的商业模式,研发出合适的产品,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贺东东说,“沿着这条路走,你过去有赢的机会,将来也有赢的机会。”

中国已经有了首条工业4.0示范生产线。

代表最先进管理理念和软件的SAP,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花费近一年的时间,联合开发了中国首条工业4.0示范生产线,并在2015年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向外做了展示。在这条生产线上,从电商与微信入口直连到后端的软件定义生产线,从本地工互联网到跨洋云服务和大数据处理,工业4.0未来制造的形态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这条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在位于沈阳的中科院沈自所内,是一个8公尺×8公尺的模拟汽车生产车间,其中包括了诸多装置——五台机械臂、两台自动导引车、100台WIA-FA工业无线设备等。“消费者”可以通过基于SAP电子商务套件Hybris搭建的电商网站、手机用户端界面或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下订单,可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不同的“车型和车体颜色”。

《中国制造2025》开篇说:“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历史发展到此,我们绕不开、躲不过,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今天是一个更幸福生活的开始,有工业4.0在此,此言不会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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