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牡丹亭》结构主义叙事学解读

陈兰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 要：运用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分别从角色模式、叙事程序和符号矩阵三个层面分析《牡丹亭》，可知其是借助叙事角色结构关系的变化，以离合型叙事模式建构故事，进而表现作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主题的。以此为出发点，能更好地厘清作品的至情理念，及其以封建礼法为出路的自由感情的局限性。

关键词：牡丹亭；角色模式；叙事模式；符号矩阵

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理论，探讨了文本叙事的表现层、中介层和内在层。其表现层指在义素上的角色模式。［1］（P160）格雷马斯区分出三组对立的角色：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这三组对立角色，可以统筹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和变体，即任何一个人物和变体都可担当这三种角色之一种或几种。其中介层则指叙事程序。格雷马斯提出了叙事程序的两个公式，认为通过分析叙事程序，可以推理出故事整体的叙事模式。其内在层则指叙事文本结构的深层模式。格雷马斯引入符号矩阵，将列维·施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大为四元对立模式，并认为四元对立模式之间的关系为逻辑的对立、矛盾与蕴含等。运用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叙事程序和符号矩阵等理论分析《牡丹亭》，可以更好地见出文本的人物关系结构、故事叙事模式及其故事意义的建构与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文本的深层含义及其局限性。

一、角色模式

格雷马斯指出，叙事文本关注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主体在追求客体时，会存在某些引发或支撑其行为的人或力量，此即发送者，而最终得到客体的人则为接受者；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主体或得到一些人与力量的帮助，或受其阻扰，此分别为辅助者和反对者；客体处于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而主体又有其反对者和辅助者。［2］（P48）以此理论反观《牡丹亭》，我们发现，在其第一出至第三出中，所有事件均围绕杜丽娘而展开，因此，杜丽娘是行动的发起者即主体，而柳梦梅则一直是杜丽娘所思所想者，故相较杜丽娘而言，柳梦梅始终处于客体地位。在《牡丹亭》第一出至第三出中，以杜丽娘作为行动主体时的叙述脉络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师从陈最良；其二，因读《诗经·关雎》，杜丽娘游园伤春；其三，游园归来，杜丽娘于梦中与书生幽会；其四，杜丽娘日夜思念书生，一病不起，弥留之际，要求母亲将她葬在梅树下，并嘱托丫环春香将其自画像藏于太湖石底；其五，杜丽娘向判官诉说死因，魂游阳世，追寻柳梦梅；其六，杜丽娘魂游梅花庵，与柳梦梅再度幽会；其七，杜丽娘还魂，与柳梦梅结为夫妇，前往临安；其八，杜丽娘遇到母亲；其九，杜丽娘得知柳梦梅高中状元，父亲高升；其十，在皇帝的支持下，杜丽娘终于与柳梦梅成婚。具体而言，《牡丹亭》第一出至第三出的故事情节，是由杜丽娘的行动和感情来推动的。也就是说，杜丽娘是这一部分故事的主体。面对春色的美好易逝，杜丽娘深感闺阁寂寞，由此引发出对自身不得纵情以致青春被耽搁的叹息。其天性中的爱好天然，使其成为发送者，而柳梦梅则代表着其所渴求的自由的爱情和婚姻。在杜丽娘（主体）追求柳梦梅（客体）的过程中，传统观念始终阻碍着两人（杜丽娘因思念柳梦梅而成疾，甄氏劝说杜宝给女儿寻一个佳婿，但杜宝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不允可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婚事，致使杜丽娘魂归枉死城），因此，传统观念及其维护者是杜丽娘行动的反对者。在重重阻扰中，春香、石道姑和判官等人，以各种方式协助杜丽娘（春香帮杜丽娘藏画于太湖石底，判官让杜丽娘以游魂之身重返阳间，石道姑帮柳梦梅掘坟开棺），使主客体能够再续前缘，因此，这些人就是主体的辅助者。

杜丽娘病逝还魂之后，故事并没有结束。在人鬼幽媾和梦中相会时，柳梦梅和杜丽娘虽是自由的，但在现实中，其感情与行为并不符合封建礼法，因此，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感情需要寻找到一条合法的出路。为此，杜丽娘要柳梦梅去求取功名，以获得杜宝的认可，成就门当户对的婚姻。因此，在剧本的第四出和第五出中，柳梦梅就转而成为故事的主体。《牡丹亭》第四出与第五出以柳梦梅为主体的叙述脉络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柳梦梅父母早丧，科考三场，场场高中；其二，柳梦梅在柳树下读书睡着，梦中遇见杜丽娘；其三，三年后，柳梦梅赴京赶考，被陈最良所救，并在梅花庵拾得杜丽娘画像；其四，柳梦梅与杜丽娘鬼魂相会；其五，柳梦梅与石道姑商议，掘坟开棺，使杜丽娘复活；其六，柳梦梅赶考并高中状元；其七，柳梦梅受杜丽娘嘱托，寻找丈人杜宝；其八，柳梦梅前往淮扬，搭救岳丈，闯太平宴拜见岳丈被抓；其九，柳梦梅被岳丈认定为劫坟贼而遭拷打；其十，柳梦梅被前来寻找状元郎的苗舜宾所救；其十一，柳梦梅在朝堂上与岳丈对峙，最后奉旨成婚，成为翰林院学士。具体而言，在《牡丹亭》第四出至第五出中，杜丽娘是柳梦梅行动的发送者，柳梦梅要完成的是杜丽娘的心愿，而作为封建礼法维护者与受益者的杜宝，则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爱情的坚定的反对者。最终，剧作家让皇帝来消解杜宝与柳梦梅、杜丽娘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藉此消除封建礼法与反封建观念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在角色模式下，《牡丹亭》的故事脉络清晰地显现出来，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性格也得到了相应的梳理：与柳梦梅相较，作为发送者的杜丽娘更具有反抗精神，而柳梦梅则更多地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尽管他也是具有力量的行动主体。

二、叙事程序与叙事模式

在厘清人物的角色模式之后，可以通过确定故事的叙事程序，进而推理故事的叙事模式。格雷马斯将叙事程序表述为：NP=F［S1→（S2∩OV）］和NP=F［S1→（S2∪OV）］。其中，F代表函数关系，S1代表动作主体，S2代表状态主体，O代表客体，V代表客体所具有或被赋予的价值，［］代表对动作的陈述，（）代表对状态的陈述，→代表动作的函数，∩是合作的运作关系，∪是析取的运作关系。［3］以此分析《牡丹亭》，我们发现，其主要包含两个叙事程序。其一，以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梅花庵成婚为结束点。这一叙事程序可以概括为NP1=F［S1→（S2∩OV）］，即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S1的杜丽娘，以爱好天然的品性追求柳梦梅。作为客体O的柳梦梅，其价值V正是其所代表的一种随性的爱与欲。在这一叙事程序中，杜丽娘以生命为代价，实现了其美好愿望。这是一个合作的运作关系。其二，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婚姻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一叙事程序可以概括为NP2=F［S1→（S2∩OV）］。在这一叙事程序中，作为主体S1的柳梦梅要获得代表封建礼法制度的岳丈的认可，最终，其愿望得到实现。这也是一种合作的运作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提炼出《牡丹亭》故事的叙事模式——离合型组合模式，即叙述人物的离别聚合。其故事脉络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柳梦梅与杜丽娘互不认识；其二，在花神的帮助下，两人得以在梦中相会；其三，梦醒后，两人再难相见，生死相隔；其四，两人突破阻碍，人鬼交欢；其五，开棺还魂，两人成婚；其六，皇帝的一道旨意，使两人的婚姻得到社会认可。具体而言，一开始，杜丽娘和柳梦梅并不认识。这属于原初的分离状态。之后，杜丽娘游园伤春，在花神制造的梦境中与柳梦梅相会。这是魂与魂的相聚，是非现实意义上的聚合，因为梦是短暂而虚妄的，而梦醒后的分离则是必然的。故事的转机就在于杜丽娘的死亡。在判官的帮助下，死去的杜丽娘得以与柳梦梅再续前缘，从而实现了人与鬼之间的相聚。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束缚，当判官得知两人乃姻缘天定，决心帮助杜丽娘后，其与柳梦梅的欢爱就变得合理合法了，而柳梦梅开棺，让杜丽娘起死回生，则实现了二者人与人之间的相聚；但此时这一姻缘并没有得到封建礼法的认可，为此，柳梦梅必须求取功名，凭借皇帝的旨意让两人的婚姻得到社会认可，才能最终实现其社会意义上的聚合。这种非现实意义上的离合关系，使得一个反传统的故事，最终得以在传统视域下完满结局。这正是故事的高妙之处。离与合贯彻故事始终，使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离合悲欢中，人物的情感充满了巨大的张力。藉此，剧本完好地阐释了其“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至情理念。

三、符号矩阵

通过分析文本的角色模式和叙事模式，我们便可以得到文本的符号矩阵，从而更进一步地探知文本深层意义上的结构。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讨论了解释文本的矩阵模式。他认为，一个意义S必然存在着一个对立面¯S，因此，任何一个故事义素S1，都会存在着其对立面即S2；相对而言，其又有各自矛盾的对立项，即¯S1和¯S2。［4］（P141）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牡丹亭》的符号矩阵图，见图1。

图1 《牡丹亭》符号矩阵

在上图中，S1所代表的追求至情的杜丽娘和柳梦梅，与代表封建礼法维护者的S2（杜宝、陈最良）之间，形成了对抗关系；其中，杜宝与柳梦梅之间的关系最为对立。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客体——杜丽娘。杜丽娘是柳梦梅的追求对象，而杜宝则要极力维护杜丽娘的传统女子形象；柳梦梅追求至情，杜宝则捍卫礼法，彼此互不相容，矛盾张力极大。从这一意义上说，S1和S2之间的关系，也是个人情感追求与社会意志对抗的关系。¯S1所代表的苗舜宾、韩子才等人，既不是封建礼法的维护者，也并不追求至情的理念；但是，在整个故事中，这几人对促成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团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苗舜宾资助柳梦梅，并在杜宝拷打柳梦梅时救出了他。而¯S2则代表了成全杜丽娘、柳梦梅者，即春香、判官、石道姑等人。他们成全了柳梦梅和杜丽娘之间的感情。而文本的关键人物皇帝，虽在传统意义上是封建礼法的维护者，但在文本中，他既是杜丽娘与柳梦梅姻缘的支持者，又是封建礼法的维护者，承担了多重功能。最终，文本借助皇帝赐婚，为至情贴上了合于封建礼法的标签，最终使杜丽娘与柳梦梅的至情合法化了。

综上所述，运用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对《牡丹亭》进行角色模式、叙事程序和符号矩阵分析，可以厘清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探知文本的叙事模式及其意义：在《牡丹亭》中，故事借助主体转换以及离合型组合叙事模式，既凸显了杜丽娘追求至情的坚定意志，也展现了柳梦梅对至情的向往与追求；所不同的是，在柳梦梅这里，功名成为其实现爱情合法化的工具。不仅如此，上述分析更能揭示出文本的深层含义与局限性：符号矩阵揭示出，这一故事的深层结构在于个人意志对封建礼法的反叛，即个体通过努力，实现了其追求至情的目标；而文本的局限性则在于反抗的被消解——个人意志最终被社会意志所束缚。换言之，当其被贴上合法化标签（主体对至情追求的合法化）的同时，即意味着其对抗性的被消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抗仍然是对封建礼法的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程小娟.圣经叙事艺术探索［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2］（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下册）［C］.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陈红霞，王琼.《灶神之妻》的结构主义叙事学阐释［J］.宜宾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4］（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C］.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文献标识码：分类号：I207.3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6）03—0014—03

收稿日期：2016-01-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1YWW06）

作者简介：陈兰（1991—），女，广东兴宁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