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琳

摘 要：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提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和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此外，她指出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同时扮演着描述客体和描述主体两种不同的角色。本文将解析伍尔夫笔下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小说中双重角色的境况与变迁，以及女性作家在20世纪该如何进行文学创作。

关键词：伍尔夫；女性；描述主体；描述客体；双性同体

《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内容是伍尔夫在英国纽纳姆学院和格顿学院所做的题为“妇女和小说”为主题的演讲。通过对女性创作的历史及现状的分析，伍尔夫指出女人应该有勇气有理智地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每年五百镑的收入，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女人才能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才能不怀胆怯和怨恨地进行创作，从而使被历史埋没了的诗情得以复活。本文正文的前两部分将分别解析女性作为描述客体和描述主体所受到的阻碍和约束，第三部分随即讨论女性作家在20世纪该如何进行文学创作。

一、女性——描述客体

女性在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经常扮演着描述客体的角色。然而，女性作为描述客体都没有得到真实的展现。当伍尔夫漫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时，她在历史书专区的书架上取下了最新的历史著作。她在这本史书中找到了“女性”这一词条，“殴打妻子”这几个字便映入了她的眼帘。书中记载道：“殴打妻子是男人们的一项广受认可的权利，不论地位高低，每个男人都会毫无愧疚之心地殴打自己的妻子。”[1]。历史记载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女性的详细描述。“历史很少提到‘她”。当伍尔夫转而去浏览这本书的章节标题时，她看到的是“庄园法庭”、“十字军东征”、“百年之战”、“无敌舰队”等属于男人的伟大事件。即使是一个姓伊丽莎白或玛丽的王后也只是被稍稍提及。历史记载中几乎没有关于女性的描述。伍尔夫指出，女性作为描述客体在历史中被无情地忽略，“十八世纪之前我们对女性的生活和遭遇一无所知”。[1]

古希腊神话中就有着对女性的详尽描写，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也从来不缺乏女性角色的存在。在神话和小说中，女性常常影响着整个国家和王室的命运。美女海伦引得希腊众英雄为她而战；麦克白夫人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贝基·夏普在男人的圈子里为所欲为；安娜·卡列尼娜个性鲜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在男性作家的笔下被刻画的栩栩如生。然而，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客体，这些女性只能在男性作家的小说中存在。在小说中，她们举足轻重，可以像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比男人更伟大。在历史和现实中，父母强制地给她套上了结婚戒指，从此她便成为了丈夫的奴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大多数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是单调的。女性作为描述客体仅被当作是男性角色的附庸，她们只在与男性的相互关系中存在。

由于传统和法律的约束，女性没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没有知识自由。在历史记载中，女性被认为在各方面都劣于男性，因此女性作为历史记载中的描述客体几乎被抹杀了存在。尽管在文学作品中男性作家给予了女性尊贵的地位，高尚的人格，丰富的内心活动，大多数作品也只是从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来塑造女性。伍尔夫指出，除了家庭生活，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着其他方面的广泛爱好和兴趣。女性作为描述客体在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的叙述和刻画都是不公正的，片面的，甚至扭曲的。

二、女性——描述主体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想象着莎士比亚有个天资聪颖的妹妹。她和哥哥一样迷恋戏剧。她站在剧院的门边说，我想演戏。男人们听罢讪笑起来，剧院经理更是捧腹大笑。女性作为描述主体，在文学创作中遭遇了重重阻碍。女性的行动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是到了伍尔夫的年代，女性仍然被禁止在路边游荡，禁止单独进入图书馆，禁止去教堂听颂歌。女性的生活仅仅被局限在室内，家庭生活即为女性生活的全部。因此，女性作为描述主体，生活范围狭窄，生活经历贫乏，缺少写作素材。女性作家作为描述主体甚至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全家人共用的客厅内，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的写作常常被其他人杂乱的谈话打断。同时，她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手稿藏起来不被人发现。长期的父权社会使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低于男性，而女性也认为自己写作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女性作家必须遵从社会传统，否则就会遭到驱逐。

女性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与男性不同。然而，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和盛行的是男性的价值观。例如，足球和运动是大事，而购物、追逐时尚却是鸡毛蒜皮的琐事。现实生活中的男性价值观转移到了小说中。一本关于战争的小说是重要的，而一本关于女人们的情感的书便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创作背景下，一部分女性作家谦虚谨慎地承认了男性价值观，另一部分愤怒地对男性价值观奋起反抗。但是，女性私人情感的掺入影响了作品的可信度。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便是如此。她们在本该冷静的时候满腔怒火，在本该刻画角色的时候却描述了自己的感受。女性作家内心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其太过于关注自己的性别而非自己小说家的身份，愤怒和仇恨对女性描述主体的角色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女性作家作为描述主体既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要勇于承认自身局限。此外，女性写作极度缺乏传统，写作工具匮乏，男性作家的写作模式和写作话语对女性的写作并无太多参考作用。因此，女性作家在摸索适合女性创作的模式中困难重重，这也是女性作为描述主体所面临的阻碍之一。

女性被法律剥夺了拥有财产的权利，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写作空间，缺少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素材。同时，女性的价值观被占有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影响，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抑或一位地遵从主流价值观，抑或极度反抗男性在文学作品中强加于女性的形象。然而，愤怒和怨恨损害了女性作品的公平性和可行度；同时，女性写作传统的缺乏也是造成女性作为描述客体在文学创作中举步维艰的重要因素。

三、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

早期社会将写作的女性视为疯女人，女性作家往往会将对现实待遇的愤怒和不满带入了小说中。此外，写作最初只属于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的女性，她们将写作当成一种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直到17世纪后期，阿芙拉·贝恩的出现才开创了女性靠写作谋生的先例。20世纪初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使得女性的生活范围大大地开阔，文学创作热情也空前高涨。女性作家得到了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然而，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文学界到处充斥着男性的传统，男性的情感，男性的话语，女性作家不仅生活经历有限，也缺乏“女性的句子”。正如Bathsheba在《远离尘嚣》中说道：“我有着女人的情感，却只有男人的语言”。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女性作家写作要有“女性的句子”和“双性同体”的头脑。男性作家的语言通常会扭曲女性角色真实的情感，因此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需要womens sentence来描述女性的心理。大多数情况下，女性作家在写作时抑或模仿男性语言，抑或将太多的性别成分带入小说中。正如Sandra M. Gilbert解释道，伍尔夫提出的“女性的句子”旨在“呼吁女性作家在写作时不被性别意识主宰和阻碍。只有当一位女性作家对自己的性别既不感到骄傲也不心生恐惧的时候，她才可以用女性的句子描述女性的内心和精神”[2]。然而，不少批评家认为伍尔夫“女性的句子”这一概念是荒谬的。Stephen Heath强调“本质上并没有什么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语言不能被性别决定”[3]。但 “女性的句子”并不是指“我说你听”，而是指男女作家要交流语言，交流想法，它需要的是一种交流和互动的意识。男性语言并不全是男性的，女性语言也不全是女性的，这些都是人类的语言。

“在人类的灵魂中寄居着两种力量：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种力量各主宰着一半大脑，而最佳状态则是这两种力量和谐共处，互相合作”[1]。这便是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的概念。作家尤其要有双性同体的头脑，最好的状态即是“man-womanly”或“woman-manly”。但是，由于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状态，不少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可能性。此外，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批评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的概念避免了她“与痛苦的女性特征正面对抗，也使她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和雄心”[4]。肖沃尔特认为“一间自己的屋子”并不是女性获得自由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撤退。而吕洪灵强调“双性同体”要求的是“性别无意识，性别无意识来自于性别意识，作家写作并非要否认性别意识，而是要处在一种性别无意识的状态，要超越性别意识”[5]。她认为伍尔夫“双性同体”的概念指的是“通过大脑中两种不同性别意识的交流和合作来确保作品的完整性和可信度” [5]。笔者认为，男性作家头脑中的女性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源于日常生活中与女性的朝夕相处和交流互动。如果女性作家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就可以安心写作，封闭的生活和缺乏与外界沟通却很难激发女性头脑中的女性意识，“双性同体”这一创作状态的可实现性和可行性还有待考证。

四、结论

女性作为写作客体在历史记载中被抹去了存在，而在文学作品中也被刻画的与残酷的现实境遇截然相反。作为写作主体，女性作家的声音往往会被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淹没，而其自身也可能因太过注重自己的性别而损害作品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在伍尔夫笔下，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意味着女性写作所需的写作空间和经济条件。此外，不论是女性作家还是男性作家都要有双性同体的头脑，只有在创作中让大脑中的男性成分和女性成分互相沟通才能公正客观地刻画角色。“双性同体”的思维要在日常生活的两性交往中逐步培养，如果女性作家有了一年五百镑的收入而无需外出工作，整天待在自己的屋子里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文学创作，她因此便使自己陷入了闭塞隐居的境地，恐怕很难会有“双性同体”的头脑，也无法达到伍尔夫理想中“woman-manly”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M]. London： Granada. 1983.

[2] Gilbert， Sandra M. & Gubar， Susa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Heath， Stephen. The Sexual Fix [M]. London： Macmillan. 1982.

[4] 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5]吕洪灵.情感与理性——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妇女写作观[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