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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母亲去照相

2016-06-29童庆炳

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 2016年17期
关键词:豆豉画像笑容

童庆炳,(1936—2015),福建连城人,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文艺学理论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培养出大批学者、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编者

母亲来过北京两次。一次在1963年,一次在1981年。第二次来北京时,原说好起码要住一年的,但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啦。她对我说:“我整日这样吃喝,却没有人给我说话,这不是让我坐禁闭吗?”拗不过她,在决定返回故乡前,我问她还有什么心愿?她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我想要—个会画的人照我的样子给我画一张像。”

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她身后的“位置”问题。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不过我给她的建议是去照一张相,然后放大。她很愉快地就同意了。

几天后,我爱人把放大的近两尺见方的大照片取回来了,照片好极了,用光很有层次,构图恰到好处,母亲的脸绽开了微微的笑,像那含苞的花,看起来比现实的她年轻多了,而驼背更照不出来。我跟我爱人想,母亲定会满意。

母亲戴上眼镜,看着,开始还露出满脸的笑容,突然她收起了笑容,问我们:“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我吓了一跳,看完大笑起来,说:“妈,这是艺术性的处理,照相师照这张相片时有一个角度,你懂透视的方法吧?喏,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我也只有一只耳朵……”

母亲说:“什么‘豆豉不‘豆豉的,我不懂!反正我要两只耳朵!”

我叹着气:“是透视,不是什么‘豆豉……”

母亲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只说:“少了一只耳朵,不好!我的那些孙子们,孙子的孙子们,要是问:我的这位奶奶为什么少一只耳朵?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母亲既然把问题上升到“丢人”的高度,那就必须重照。我爱人带她去找照相师,照相师哈哈大笑,态度极好,根本不要我们的钱就给重照了一张,并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放心吧,这一回是有两只耳朵的。”我们给照片配上了一个镜框,她临离开北京时说,这回从北京带回去的东西中,最让她满意的就是这张照片了。

此后,我在讲美学理论过程中,有时就把母亲照相的故事加进讲课内容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母亲缺少“透视”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

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们也会心地笑。但是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是对的。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

母亲诚然不懂什么“透视原理”,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深知那张照片将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画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画像融为一体。

(摘自《旧梦与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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