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锐



语言文字之学与章太炎对中国政教的论述

王 锐

在章太炎一生的学术活动中，致力最多的当属语言文字之学，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时常“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并用。正如论者指出，“实则二语在太炎处通常混用，等而为一，用‘小学’者更为常见，‘语言文字’一般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使用。”参见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载《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页。这一论断甚有见地，本文所论章氏“语言文字之学”，即包含他对“小学”的看法，而非以后见之明刻意区分二者差异。他之所以被称为“清学殿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小学功底充分继承了清代朴学之传统。章氏晚年向弟子回忆自己的治学生涯，特别提及：

《说文》之学，稽古者不可不讲。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举中国语言文字之全，无一不应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堕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②章太炎《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载《章太炎演讲集》，章念驰编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版本下同。

章太炎说这段话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之心日益暴露，国难当头，他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强调语言文字与历史在中国政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后人能继承他的志愿，将此发扬光大。因此叙述之中，不无抑扬之处，实则他昔日讲学，从未忽视这一点。一九○六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强调“用国粹激动种性”，而国粹之最主要载体乃是历史，其中遂包含了语言文字。③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太炎演讲集》，第3、6页。他在进行革命工作同时设坛讲学，语言文字之学为主要讲授内容之一。周作人后来回忆当时场景：“先生（章太炎）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上册第277页。

然则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之学，在近代中国长期被局限在语言学发展史的论述之中。特别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急剧变化，以及学派之间的争斗纠缠，章氏小学由于其古雅的表述形式，受到新派人物的猛烈诟病。最具代表性者，傅斯年指出一九二○年代学界一大弊病即为“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具体言之，“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⑤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卷第5页。傅斯年在此专门点名批评章太炎，其实正是看重他的影响力，所以希望借此来擒贼先擒王，进而扫除太炎学派在学界的巨大势力，现实用意非常明显。参见桑兵《近代学术传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33页。他从学术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章太炎的小学成就。而另一方面，即便有心为章太炎翻案者，也是从他著作中寻找在语言学史上能与新说契合的因素，以此认定他其实不那么“落后”。或是认为他的语言学观点不无贡献，只是表达方式太不符合“科学”。实则这样依然落于趋新者流所设的话语窠之中。

章太炎自言：“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⑥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页。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阐释，由于出自朴学大家俞樾门下，青年时代在诂经精舍钻研经史训诂，因此充分继承了清代朴学的特色。在清代朴学的系统里，文字训诂被视为通经明道的基础。戴震指出：“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①戴震《六书论序》，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版本下同。“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②戴震《古经解钩沈序》，载《戴震集》，第192页。文字训诂的意义附属于经籍本身的重要性之中。而在章太炎那里，他面临的是近代中国政教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与挑战，以中国语言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中国学术与思想在世变面前日益受到西学的冲击，中国文字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不再是天经地义，而是成为时人质疑的对象之一。在这样的时势之下，以保存并光大国学为己任的章太炎，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已经不可能照搬清人治学旧章。他受到近代西方学说的启发，从中国政教的整体性出发，在对语言文字的定义、中国文字的特点等方面展开了新的诠释。“如何使汉语的发展规范化，使汉语发展为近代化的、真正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章太炎学术研究中费时最多、用力最勤的一个课题，也是他所致力的近代民族文化建设中所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③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3页。因此他的语言文字之学，绝非只局限于近代学科分类下的“语言学”范畴里展开讨论，而是和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流变与当前危机的认识及思考息息相关。所以他强调：“若夫理财正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④《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第7页。从这一面向进行分析，方能明晰为何章太炎视语言文字为中国的“国之特性”，以及由此出发，他如何阐释中国文字的特点。⑤王风先生曾讨论章太炎如何在语言文字之学中呈现他对历史与民族的思考，将章氏小学与其历史民族观合而观之，呈现出章太炎在清末学术工作的特色。参见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载《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12～53页。陕庆学姐在论述章太炎的文学观时，分析了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之学与他对中国国性的看法之关系。参见陕庆《以“文”立“国性”：论章太炎的“文学”、“国学”观及其时代性思想意义（1900-1910）》，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3年博士论文，第56～74页。这些研究，对笔者极具启发。

《国故论衡·小学略说》（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一、中国文字的近代危机

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他回溯历史，认为“距今二十年前（戊戌变法时代和它的前后），中国有人感觉到汉字的难识、难记、难写，不是一种适用的工具。”⑥钱玄同《汉字革命》，载《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卷第59页。近代随着西方势力大举进入中国，清政府一败再败，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纷至沓来，特别是当时的西方，坚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与中国数千年历史差异极大的政教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包括后来大举模仿西方的日本）诸国国力的巨大差距之下，中国士人在思索振衰起微之道时，开始一面了解吸收西方文明，一面全盘反思中国政教的弊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文字开始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在西方，中国政教曾经是被仰慕与歆羡的对象。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宫廷建筑、日用起居之物，时常能看到鲜明的“中国风”。而在思想领域，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早期启蒙哲人批判欧洲教会与政治制度的利器，中国文化被视为理性的代表，这一点在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的论著当中有很明显的体现。此外中国古代的经世之道也颇受法国重农学派之青睐。⑦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3～337页。然在启蒙运动前夕，思想界爆发了影响广泛的“古今之争”，崇今派主张屏弃古典知识，贬低古人思想，宣扬技术与理性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腊罗马文明遭到猛烈抨击，而中国更被视为学问上的童稚，中国形象渐渐以落后、专制、蒙昧出现于世人面前。①刘小枫《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载《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27～130页。作为政教体系之主要表达方式的语言，也因此倍受西哲的奚落。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飓风狂扫欧洲，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性”与“科学”，成为启蒙者们孜孜以求之物。面对这一情势，赫尔德高唱“文化民族主义”以为抗拒。他强调一国之民，深受历史与地理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学与风习，在这些领域里，体现着一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风格”，所以一国的历史、语言与民俗研究，应以挖掘“民族性”为旨归。②艾凯《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第34～38页。但在他看来，“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语发明了一个由八万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并且以六种或六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逊色，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而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基于此，他指出：

中国人的语言是一部道德词典，即一部谈论礼貌和修养的词典。不同的省市有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阶层的人和种类不同的书籍使用的语言也各有差异。因而人们花费大部分精力刻苦地学习语言，仅只为了掌握一门工具，而绝不考虑用这种工具做什么。汉语中的一切尽是些千篇一律的雕虫小技，说的内容很多，而用的因素很少。书写一个因素要用许多笔画，描述一件事物需要许多本书，那种一笔一划地书写他们文字的做法是何等的劳而无功！③赫尔德《中国》，载《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何兆武、柳卸林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166、170页。版本下同。

依他之见，中国文字不易掌握，让人劳心费神，并且地域不同、阶层各异，所用语言亦有差别，这与近代民族国家所向往的具备统一语言相距甚远。而在民族性方面，“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④同上，第170页。赫尔德极力鼓吹语言文字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而他对中国文字如是感观，可见其对中国评价之劣。

在黑格尔那里，人类历史是理性精神的发展，他一方面受到启蒙哲学的启示，另一方面蕴含极强的民族主义立场，认为日耳曼世界将是人类历史的高峰，在那里，“自由”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他的世界史叙述里，中国则被置于非常低下的层级。他如是评论中国文字：“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的，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犹有进者，“我们第一只要考究这种文字方式对于语言的影响，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因为我们‘口说的文字’之所以成熟到了明白清晰的地步，乃是由于每种单纯的声音都有寻出符号的必要，随后阅读了这种符号，我们便懂得清楚地发言。中国人在文字中缺少了这一种正字拼音的方法，不能使声音的订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言。”⑤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出于对西方文字的认知，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字无字母，因而不具备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所呈现的诸特色，于是遂成为中国衰败落后的表征。

近代中国士人接触西学，最初一个主要的媒介便是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后者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西学的同时，复以近代西方文明为标准，撰文评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启蒙运动前后西哲对于中国文字的论述，也通过来华传教士之笔，在中国渐渐传播开来。例如德籍传教士花之安的《自西徂东》，为十九世纪后期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中的代表作，曾颇流行于中国士人圈。其中他指出：“西国字音皆以新结列之话作原本，其实字多变，活字更多变。”因此“考其言语、文字、格式可以识其源流支派。其中有合数字而音成一字者，间有知其音而不解其义，则推宗于新结列话便可考订。又每字之原来如何用法，如何本旨，举可考其纤悉。与凡诗赋之音韵，平仄之高下，莫不历历详明，各有宗旨。”⑥花之安《自西徂东·同文要学》，载《万国公报文选》，李天纲编校，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81页。版本下同。相较之下，在字形音义方面，“中国又有纷繁错杂之憾”。这表现在“凡一字即有一音，今之字典音韵紊繁，有同一字而有读彼音，有读此音者”，致使“一字罗列数十音，音则殊而意则一，令人无所适从”。此外，“中国之音多缺，字亦多缺。翻译家每翻一字，有苦于华字无此意，不得已以他字代之，而顿失本意者。夫华字不过四万馀耳，而本体、变体，本意、变意，本音、变音，既无以穷其源而寻其据，则不无错讹也。或有音而无字足以达之，或有意而无字足以贴之，则不无缺略也。而欲持此以穷格致穷理之学，必不能深入精微。”总之，“中国之字半多苦人之具而无用者也”。①花之安《自西徂东·同文要学》，载《万国公报文选》，第80～81页。

花之安虽用中文著书，但对中文本身却评价极差。他认为中文无法翻译英文相关意涵，遂判定其本身深具缺陷，却不去思考是否因中西观念本身各具特色，故难彼此互译，与语言优劣无关。而他认为中文繁多庞杂无系统，不言自明之处，便是视西方语法为衡量世间各种语言的标准。这与近代西方语言学家以假设的“印欧语系”为基准，将其他语言进行分类，按照其进化程度定其高下的做法如出一辙，看似“客观”，实则皆为强烈的“西方中心论”之表现。②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52～255页。但在当时中国国势衰微的情形下，这一论断却受到忧时之士的认可。“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黄遵宪对此观点心有戚戚焉。他于是设想：

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810～811页。

黄遵宪希望未来中国文字能简易明白，创造更多符合时代需要的词汇，并让妇孺皆知，这背后显现的是他不满于中国当时广为士人所使用的文言，此外视语言文字为可变异改革之物，只要有助于实用与普及，采取何等形式并不重要。④黄遵宪的这番认识，除了他自言的受到西人启发之外，很可能与他作为清廷驻日官员，在日本观察到的文字改革经验相关。而近代日本宣扬“国学”者，也试图减弱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极力批判中文，以此凸显日文的“优势”。见王小林《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59～62页。虽然黄遵宪只是在其论述日本古今历史的著作里谈及，但他的这一观点，在清末却有十分广泛的认同度。出于向广大民众传播新知，不少士人在各地创办白话文报刊，以当地所熟悉的口语行文，如《安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皆是。正如在温州一代兴办各种新式事业的陈虬所言，“吾们中国在地球上面呢，当初也产过多少大圣贤、大豪杰，原算是头等富强的国度呢！只因吃了文字守旧的亏，遂不觉走到贫弱一路上来。”而在推广符合民众口语风格的文字之后，“数年之内，吾们黄种四百兆同胞没有一个不识字，国家自然没有不富强的。将来好在地球上仍做了第一等文明的国度，好不好么？”⑤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载《陈虬集》，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13、415页。

黄遵宪在戊戌前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时常向后者谈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在立言行事上对初出茅庐就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规劝有加，二人往还通信有十万言以上，是故梁氏颇受其影响。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5页。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期间，撰文鼓吹“新民”之道，言论主张风行一时。在这一思路下，他以近代西方，特别是英国社会文化为标准，探讨中国长期无“进步”、无“群治”的原因。其中他从语言文字方面入手，认为：

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此例差。列国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进也，则变而衍声。夫人类之语言，递相差异，经千数百年后，而必大远于其朔者，势使然也。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描绘之。此无可如何者也。⑦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台北：文景书局，2011年，第75页。

以此为标准，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字有三个缺点，首先，因为文与言分，所以新语言出现之后无新名词匹配，或者旧有名词无法表达新观念，导致新思想传播受到阻碍；其次，中国文言分离，行文用古文，致使一般民众难以掌握，非耗费许多精力不能掌握阅读与写作，这样许多士人困于寻章摘句之学，不去关注实用性学问；最后，形声字只需掌握数十个字母，即可阅读文字，中国文字为象形字，须多熟识数千个常用字，前者使平民大众皆可阅报纸、操笔札，后者之遗毒让中国士人苦学数十年而毫无裨益。总之，“我国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学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此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①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第75～76页。

梁启超所指责的中国文字之缺点，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字为标准，特别是所谓“文言合一”与象形字、形声字之区别，将当时中国识字率低下、新知传播不力等现象皆归罪于此。而在不少人看来，挽救之道，则需效仿代表着文明进步的西方文字。蔡元培希望未来的中国“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欢喜看，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从文字上养成思想，又从思想上发到实事。”②蔡元培《新年梦》，载《蔡元培全集》，高叔平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卷第241页。他在日记中具体写道：“名学者，语言文字之学也，凡人类之进化，系乎思想，而思想之进步，系乎语言。”所以，“语言者，接续思想之记号也，犹不足以垂之久远，于是有文字，则又语言之记号也。”关于中国文字，“秦汉以来，治文字不治语言，文字画一而语言不画一，于是语言与文学离，则识字之人少，无以促思想之进步矣，于是有志之士，为拼音新字，为白话报，为白话经解，思有以沟通之。然百里异言，又劳象译，所谓事倍而功半也。宜于初级学堂立官话一科，则拼音新字可行，而解经译报之属，可通于全国矣。”③《蔡元培日记》，王世儒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上册第159页。在这里，他已经设想舍弃汉语，另造新字。

如果说蔡元培还是在日记里透露关于汉字改革的激进设想，精通经史又向往“激烈”的刘师培则公开撰文鼓吹斯事。他指出中国文字点画繁多、语义含混、流衍纷乱，究其原因：

盖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西人之文字，有古文及本国文之分。古者希腊、拉丁文也，修古学者始习之，而本国之文，则无人不习。此识字者所由多也。若中国所习之文，以典雅为主，而世俗之语，直以浅陋斥之。④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载《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56页。依刘师培之见，中国的古文好似西方的希腊语及拉丁语，属于“古”语。在这里他忽略了文艺复兴以来各国民间语言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建立的紧密关系，后者正是要从以拉丁语为一统象征的教会统治之下独立，这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情势大相径庭。但他未顾及此，而是主张欲革中国文字之弊，需“用俗语”、“造新字”。特别是第二点，“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⑤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载《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第157页。刘师培不但坐而言，更起而行，在日本期间，他积极介绍十九世纪末期由波兰人发明的世界语（Esperanto），创办世界语讲习班，希望向中国学子广泛传播。清季在日本留学的钱玄同，时常在日记中记下自己去该班听课的情况。⑥《钱玄同日记》，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123～125页。在颇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刘师培看来，“有习惯之文字，有人为之文字。习惯之文字，犹法律家所谓不成文法典也；人为之文字，犹法律家所谓成文法典也。现今世界诸邦，文字各殊，均由古代之时，交通未启，人民不相往来。众族之民，各本其习惯之语言，创为文字，故其用仅适于一族；及用之他族，则不复适宜。惟人为之文字，则适于各族人民之用。故欲期世界之统一，不得不统一言文。欲期言文之统一，又不得不创人为之文字。所谓人为之文字者，即Esperanto是也。”他坚信只要通过宣传鼓吹，“嗣今而降，必为世界普行之语，则确然无疑”。⑦刘师培《Esperanto词例通释》，载《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下册第1010、1011页。

目睹清末大量域外思想学说进入中国，王国维认为：“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因此，“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⑧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卷第126、127页。而在当时思想主张激进的巴黎无政府主义者们看来，立新必先除旧，他们认为“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仅供国粹家好嚼甘蔗滓者之抱残守缺，以备异日作世界进化史者为材料之猎取。”⑨《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枬、王忍之编，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3卷第186页。版本下同。坚持对中国政教采取决然的否定态度。既然中国文字为中国政教的表现形式，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者已无继续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们满怀肯定地指出：“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矣。”①《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83页。如果说刘师培一度醉心于世界语，是因为向往无政府主义所刻画的“天下大同”的远景，那么在巴黎《新世纪》杂志的作者们看来，与近代西方文明相较，中国政教甚为低劣窳败，以至于前者的思想与价值难以用陈旧蹩脚的中文呈现出来，所以废除汉字，势在必行。就算中国人资质不佳，难以一步登天，掌握世界语，也应编造“中国新语”，作为权宜之计，渐将汉字弃用。

可见，近代中国文字所遭遇的危机，绝非仅是文字本身的良莠，而是体现了在西方势力的逼迫之下，中国政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文字备受质疑，乃是政教危机具体而微的表现。此乃章太炎展开语言文字之学论说的背景，他对斯学的阐释，很大程度上便是从维护中国政教价值的角度着手。

《社会学》（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

二、语言文字与民族性

语言文字为世人借以沟通表达自己观念想法的媒介，寰宇各国林立，语言彼此不同。在章太炎看来，“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②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菿汉三言》，虞云国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这一认识，与他当时对民族主义的宣扬息息相关。章太炎指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③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册第176页。版本下同。而关于如何界定“民族”，他坚持“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④同上。第4册第176页。强调一个民族的形成，乃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居于一地之人通过彼此的交流与了解，有了共通的群体意识，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因此形成民族，及至近代，遂以在延续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⑤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49页。在此前提之下，“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⑥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3页。本此见解，他视语言文字为中国政教的重要象征，在致力于“用国粹激动种性”之时，他强调：“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⑦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载《章太炎演讲集》，第9页。

关于作为“历史”之一的语言文字，一九○六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

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没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馀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①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太炎演讲集》，第6页。

章太炎在清末对社会学极为关注，与人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又翻译日人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在重订本《訄书》中，他征引或转述过的社会学理论甚夥，并一度非常仰慕积极引介社会学的严复，自认堪比“嵇康之遇孙登”。②章太炎《与夏曾佑》，载《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在这里，他认为文字与社会演进关系紧密，通过考察每一个汉字形体的变迁，可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推见事物建置的先后”。他在《官制索隐》一文里，通过考释相关文字的本义与衍生义，论述上古时代天子宫殿位于山中，便是在借分析文字推测古史。③章太炎《官制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第82～86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章太炎相似，刘师培在清末也颇热衷于通过文字演变证明“社会原理”。在《小学发微》一文里，他以文字繁简，窥测进化深浅，章太炎称赞此文“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并视刘氏为讨论斯学的同志。④章太炎《与刘光汉书》，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49页。不过在刘师培看来，产生于近代欧洲的社会学，“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援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迁变，穷会通之理，以证宇宙所同然”。因此，“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具体言之，“察文字所从之形，一也；穷文字得训之始，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伸之故，三也。三例既明，而中土文字，古谊毕呈，用以证明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此则中土学术之有益于世者也。”⑤师培（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3、35页。质言之，中国文字的价值，乃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中，考论前者流变之迹，是为了证明后者具有普世性，而非通过研究中国文字本身，能呈现出中国政教独特的价值。反观章太炎，他在一九○六年之后，开始反思西学是否具有普世性，认识到人文万象不同于自然，不能根据某地学说来评价、定义四海之内的历史与文化，否则不但削足适履，甚至造成媚外心理。⑥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37页。因此他虽然依旧借语言文字考证中国上古史事，但其出发点是证明中国政教独特的发展道路，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⑦这一思路下的典型代表作，便是《检论》中的《易论》。这在治学出发点上，已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刘师培截然不同。

在精通西学的严复看来，“夫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是故“居今日而言教育，使西学不足治，西史不足读，则亦已矣。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学，而为之始基”。更有甚者，“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⑧严复《〈英文汉诂〉巵言》，载《严复集》，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155、156页。在急于获取新知的状态下，他劝当时的有识之士应主动学习外语，所谓“公理”，置诸在清末的语境里，基本上也多指西方的思想学术。相形之下，中国语言文字的地位每下愈况。高凤谦指出，中国文字多为“美术之文字”，实用价值有限，长期浸淫其中，导致中国“人材消歇，百业不举”，欲救此弊，须扭转观念，提倡“应用之文字”，摆脱中国文字造成的“重文之风”。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1～13页。

针对这一风气，章太炎强调，中国语言文字展现本国民众独具的思想与情感，这一点任何他邦文字皆不能替代：

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⑩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演讲集》，第6～7页。

阅读本国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与阅读域外之作，在章太炎看来内心感觉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本国文字表达了本国特有的情感，乃民族性之呈现，借助绵延不绝的文字代代相传，能够引起后世之人的强烈共鸣。在讨论中国古代诗歌之时，章太炎认为上古诗歌“由其发扬意气，故感慨之士擅焉”。他强调只要发于至诚，为真情实感的流露，那么中国文字能表达广大民众的心声：

夫致命遂志，与金鼓之节相依。是故史传所记，文辞陵厉，精爽不沬者，若荆轲、项羽、李陵、魏武、刘琨之伦，非奇材剑客，则命世之将帅也。由商、周以讫六代，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余怒未渫，虽文儒弱妇，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贤材，言辞温厚，而蹈厉之气存焉。①《国故论衡·辨诗》，第88页。在章氏看来，上古时代中国犹有尚武之风，民多慷慨激昂之气，言为心声，因而诗歌多蹈厉奋发之气，这一点并无阶层之别，中国文字作为一种抒发民众情感的民族语言，在这里体现得至为明显。后代文辞衰微，一方面由于文字远离民众性情，辞气流于虚伪；另一方面由于小学窳劣，文字使用凌乱杂芜，这样才以一种毫无生气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与《新世纪》杂志诸人辩论中国不能使用万国新语时，章太炎对中文作为一种民族性语言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在鼓吹万国新语者看来，中国文字以象形字，较之西洋文字以字母为主，已属落伍，加之域外思想日新月异，中文沾染中国政教保守、落后的特点，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不能传递新思想。既然先进国家都已渐渐开始推广万国新语，那么作为文明后进的中国，更不能自外于此。针对这些论调，章太炎撰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回应。他指出，万国新语本以欧洲文字为标准，代表欧洲文明诸特征，而世界上犹有其他文明存焉，并非前者至高独尊。正所谓“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各国文字反应各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不能强制性的以某一地域的文字为标准来取消差异，整齐划一。至于识字率的高低，主要在于该国是否实行强迫教育，而非和语言文字本身的良莠有关，所以对待这一问题，不可如此鲁莽灭裂。②《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53～354页。

具体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章太炎强调它的形成与流变，古今一脉相承，其间的转折变化，皆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汉字的代代相传，象征着中国政教的延续与发展。因此他指出：

今世语言，本由古言转蜕，音声流衍，或有小殊，而词气皆如旧贯。今人读周、秦、两汉之书，惟通小学者，为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语异，声气渐差，故非式古训者，莫能理董，其词气固非有异也。魏、晋以降，略晓文学者，能读之矣。里言小说，但识俗字者，能读之矣。自宋以降，略识助字者，能读之矣。是无他，词气本同，故通晓为易耳。今若恣情变乱，以译万国新语则易，以读旧有之典籍则难。凡诸史传文辞，向日视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阂。语言之用，以译他国语为急耶？抑以解吾固有之书为急耶？彼将曰：“史传者，蒿里死人之遗事；文辞者，无益民用之浮言。虽悉弃捐可也。”不悟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耳，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改良社会哉？纵令先民典记，非资生之急务，契券簿录，为今人所必用者，亦可瞀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妇孺之间，纵未涉学，但略识千许字，则里言小说，犹可资以为乐。一从转变，将《水浒传》、《儒林外史》诸书，且难卒读，而欢愉自此丧，愤郁自此生矣！彼本意以汉文难了，故欲量为革更，及革更之，令读书者转难于昔，甚矣其果于崇拜欧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③同上，第367～368页。

章太炎坚持，语言文字的首要任务，在于能借助它来了解本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具有浩瀚丰富的典籍，此乃中国政教的结晶，正因为中文古今一脉相承，因而只要习小学、明训诂，即能阅读古书，将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只有在充分继承过去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才能开新创造。汉语不只为文人学士所独擅，而是传递并呈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喜怒哀乐，为日常生活中处处不可缺少之物。提倡万国新语者由于歆羡近代西方文明，遂东施效颦，急于在语言文字上模仿后者，而不顾中国文化共同体本身的传承与发展，甚至抱以鄙夷的态度，此乃本末倒置。

犹有进者，鼓吹万国新语者认为中国文字可以用前者翻译，且意涵清晰明确，在广泛推广之后，沟通与交流并无障碍。但在章太炎看来，中国特定的思想观念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实践之中，必须用中文方能清楚表达，难以与其他语言互译。对此，他说道：“杜尔斯兑氏言：中国‘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译。夫不能译者，非绝无拟议之词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浅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语以相比况，将何以宣达职志，条鬯性情？此盖悲一‘道’字而已，其用于屈伸取舍者，某宣教师亦为余言：汉语有独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举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捽，拥之在前曰抱，曳之自后曰拕，两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儋，并力同举曰台，独力引重曰扛，如是别名，则他国所无也。今自废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掍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①《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56～357页。本来中文具有复杂的词汇，代表不同的意涵，如若以万国新语替代，那么许多观念与行为将难以表达，反而会造成词汇的枯竭。不特此也，文学作品为民族情感的流露，中文的音韵特点，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节奏句度”，以此感人至深，引起共鸣。如果不顾及此，以其他语言翻译，则“本为谐韵，转之则无韵；本为双声，转之则异声；本以数音成语，转之则音节冗长，失其同律”，造成“杜绝文学，归于朴僿”的境地。②同上。第358页。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光绪三十四年《民报》第21号）

在这里，章太炎通过反驳鼓吹万国新语者的理由来阐释中国语言文字体现了中国的民族性。不过他的这些主张，并不能说服醉心于万国新语者。吴稚晖坚持认为“语言文字，止为理道之筌蹄，象数之符号”，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其并无民族性存焉。万国新语“根希腊、拉丁之雅，故详审参酌，始每字能删各国之不同，以定其精当之一”。正因为它象征着普世性的“公理”，消除世界各地的差异性，“潮流”所趋，中国人学习万国新语，“无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一若今之珍视英德法语”。反之，“中国人守其中国文，尤格格与世界不相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乃是“古世椎轮大辂、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蛮无统之古音”，所以章太炎强调的中文所代表的中国独特的观念与实践，在这里将显得无足轻重。如章氏所举的“道”字，在吴稚晖看来，“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故亦无需为之密求其意味”。③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载《吴稚晖先生全集》，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卷5第39～43页。

面对这番论调，章太炎复撰文申论。他警告鼓吹万国新语会导致“民无感怀邦族之心”，因为“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④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语言文字绝非仅为交流与沟通的工具，而是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具体言之，

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万物之受人宰制者，纵为科学所能齐。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社会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①《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在章太炎眼中，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任务为最大程度上的团结全体国民，“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②《〈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48页。以此抵御外辱，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挽救清末以来中国政教的危机。在此基础上，语言文字乃是维系全民情感与认同的重要纽带，它首先是为本国人所用，而非以外人是否感觉便利为前提。与他国交流的基础是先熟识本国语言文字，语言差异性不存在，也就取消了语言的主体，因为语言是主体自身的表达方式。③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1～52页。所以他强调：“一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语言文字“所以旃表国民之性情节族”。中国典籍用中文书写，代表中国数千年政教体系的精华，假若中文一旦被弃若粪土，“以冠带之民，拨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中国政教也将灰飞烟灭，“汉土人心故涣散”，甚至最终导致“臣妾于欧洲”。④《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章太炎在当时与吴稚晖关系极为不恰，他的凿凿之言，自然不能让后者信服。吴氏依然声称：“语文非一种，则吾人但择其有用而易能者用之斯可矣。奚必问其创自何人，行自何国，而轩轾之，徒为仓颉史籀作忠狗哉。”⑤吴稚晖《谬辟》，载《吴稚晖先生全集》，卷5第71页。而关于中国文字与民族国家建立之间的关系，章太炎在其他论著里进一步强调：

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诚有以。盖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⑥《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第8页。

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一方面需要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继承拥有数千年历史之久的中华政教。因此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遂凸显出来。由于具有统一的书写形式，中国各地民众能够有效地相互往来交流，这对维系国家统一助益极大。而文字中所表现的观念，更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共通之物，如此虽身处胡越，但宛若一家，避免了因言语不通而导致沟通隔阂，更有甚者，分裂之念于是焉出。章太炎苦心焦虑地阐释语言文字与中国政教紧密相连，其现实关怀即在于此。

三、语言文字缘起、转注与假借的意义

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回忆清末的治学经历：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东国佛藏易致，购得读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学音韵，遍览清世大师著撰，犹谓未至。久乃专读大徐原本，日繙数页，至十馀周。以《说解》正文比校，疑义冰释。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訄书》亦多所修治矣。⑦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前文谈到，章太炎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阐释，是从中国政教的整体角度展开的。那么，中国语言文字重要性的确立，就必须将其建立在一套较为完整的、言之成理的自身渊源流变原理基础之上。这是他目睹近代中国世变而产生的“忧患”之学，他所以感到清代朴学论著犹有未尽之处的原因也在于此。如此这般，方能更为系统性地凸显它作为民族性语言的独特性，回应近代以来源于西方对中文的种种不实的扭曲之论，真正做到“庶使夏声不堕”。⑧章太炎《国故论衡·正言论》，第44页。

在东京国学讲习会的讲稿中，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时，专门探讨语言的缘起，后来这一部分经过他修改之后，以《语言缘起说》为名，收入《国故论衡》一书之中。他指出：“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⑨《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第31页。语言的产生，是在接触到具体的实物之后，可见语言与社会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感受到具体的形象之后，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发展，随后便能用词语形容世间万物的属性。所以“太古草昧之世，其言语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⑩同上。进一步而言，“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触受之噩异者，动荡视听，眩惑荧魄，则必与之特异之名”。①《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第32页。人们对于事物的命名，与对后者的感观有关。若为非同寻常之物，因稀于一见，故备受关注，冠之以“特异之名”。反之，若“形体相似，耦俱无猜，目无异视，耳无异听，心无异感，则不能与之特异之名，故以发声命之则止”。②同上。章氏以古人对周边民族的命名为例，对于异种殊族，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不同，故因彼此隔阂而冠以恶名，后来借之泛称新的民族，名词的演变，见证了古代华夷交汇冲突的历史。职是之故，“语言之分，由触受顺违而起也”。③同上，第33页。

在《国故论衡》的《原名》篇里，章太炎复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语言中名词的起源。他借助荀子所说的“散名”，④荀子在晚周诸子当中，对“名”的缘起与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触及语言发展过程中固定性与稳定性的统一（参见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章太炎之“尊荀”，在从哲学角度讨论名词问题上，显现得尤为明显。指出名词“约定俗成则不易，可以期命万物者，惟散名为要，其他乃与法制推移”。在此前提之下，“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领纳之谓受，受非爱憎不箸；取像之谓想，想非呼召不征；造作之谓思，思非动变不形。”⑤《国故论衡·原名》，第118页。可见在他看来，作为主体实践的“受”，即感觉，是名词产生的第一步，然后再经由抽象思维的总结归纳，最终成为确定的概念。在这一系列过程里，“想随于受，名役于想”。⑥同上。而名词的意义在于保存人们经由各种活动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思想，“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无所仰于名矣。此名之所以存也”。⑦同上，第119页总之，依章太炎之见，“名”的产生与传承，和在具体空间内活动的人之实践与思考紧密相连。此外，在《检论》当中，收录了一篇《造字缘起说》，章太炎指出，世人相传的仓颉造字，实则在他之前，“民亦画地成形，自为徽契”，因此“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仓颉的功绩在于“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而仓颉之后，又经历许多次改良字体，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李斯又以秦文同之”，经过如是沿革，文字最终定型，于是“万民易察，百官得治”。⑧章太炎《检论·造字缘起说》，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95页。文字的产生，与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相伴，是不同时代人们共同智慧的结晶。

根据章太炎对语言文字缘起的论述，中国语言文字产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之下，⑨当然，这一空间的范围在不同时代大小不同，但主体并未经过大范围的变动迁徙。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通过思考，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用以描述周遭环境的符号系统，随着历史变迁，它记录并传承作为人们社会经验之结晶的思想观念，久经积累，形成独特的政教体系。中国文字的宝贵，即在于起到了文化载体的作用，若无此，则“所受者逝，其想亦逝”，中国政教体系宛如筑于沙上之塔，难以经受岁月的风霜。在中国古代，关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多将其归功于古圣先贤的制作，虽然也涉及后者作为实践主体在制作文字过程中“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⑩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3页。但由于古今异世，前人并未将其理论化，也没有与整个文化的产生与传承相结合。在近代中国政教遭受巨大危机的时刻，章太炎的这番阐释，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语言文字演生理论，论证了中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除了语言文字的起源方面，章太炎还试图总结文字的发展变化规律。在回顾自己治学心路时，他说道：“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馀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繇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緐，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⑪《自述学术次第》，载《菿汉三言》，第196页。在这里，他谈及自己在充分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古代“六书”当中的“转注”与“假借”，进行了新的阐释。

之所以如此，依笔者之见，与章太炎对文字繁简与世运兴衰的思考有关。他在戊戌年间与人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其中言及“辞气既备，人始得以言道意。大抵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国所以表四海者，其以此夫”。⑫曾广铨采译、章太炎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载《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章氏受此启发，特撰《订文》，收录于《訄书》当中。他指出：“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而假蹄迒以为文字。然则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则文以益繁，亦势自然也。”基于此，“国有政者，其伦脊必析，纲纪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晋，虽欲文之不孟晋，不可得也。国无政者，其出话不然，其为犹不远，官事民志，日以啙偷，虽欲文之不啙偷，不可得也”。①章太炎《訄书·订文》，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44页。以此为标准，章太炎考察中国历史上文字增减之变化。他认为上古之时，文字繁多，北宋以降，由于中国国势愈衰，文字数量大为减少，除去常用的数千字，其他上古所遗的文字“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因此，“以神州之广，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廑是，其庸得不澶漫掍殽，使政令逡巡以日废也？”章太炎呼吁：“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②同上。

随着章太炎进一步研究中国小学，他开始尝试从中国语言文字内部规律中寻找文字创造与衍生的法则，这样可以间接解答自己先前对文字多少与世运兴衰的关系之思考。在东京国学讲习会讲授语言文字之学时，章太炎认为“转注”与“假借”皆为“用字之法”。③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第6页。后来大概觉得所论未确，在《国故论衡》一书里，他又收录了《转注假借说》一文，专门讨论二者与文字繁衍的关系。在《说文解字叙》里，许慎认为：“转注者，建首一类，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后世对二者的阐释，形成了许多不同观点，彼此之间差异极大，甚至远离《说文》的本意。④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5～108页。而章太炎的解释则是：

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⑤《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第36页。

《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在他看来，转注与假借为文字产生之后，用以驾驭文字增减的两项原则。前者在同一词根上派生若干新词以表达新义，后者借用旧有的字或词来赋予新的意涵，不须再造新字。如此一来，“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⑥同上，第39页。与之相似，章太炎的《文始》一书，也正是以声韵分类，着眼于文字的孳乳，探寻汉字的演变规律。对于章氏转注假借理论的意义，他的再传弟子陆宗达曾言：

转注和假借，是又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汉字按照这个规律发展变化着，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假借而无转注，则一字多义、字同词异的现象就会大量存在，影响文字的使用、思想的交流；只有转注而无假借，则字数繁衍，毫无节制，又增加辨识、书写的困难。只有二者并行，此消彼长，才能使汉字字数长久保持相对的平衡。①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3页。

如此一来，关于文字多少与世运兴衰之间就不是如此简单的正比例关系。中国文字有一套控制文字增减的法则，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充分认识文字的发展与流变。

关于转注与假借的意义，章太炎晚年在苏州章氏国学会讲学时进一步展开说明。他指出：“转注云者，当兼声讲，不仅以形义言。所谓‘同意相受’者，义相近也。所谓‘建类一首’者，同一语原之谓也……造字之初，本各地同时并举，太史采集异文，各地兼收，欲通四方之语，故立转注一项。是可知转注之义，实与方言有关。”正因有此含义，是故“音虽不同，而有通转之理。《周礼·大行人》：‘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瞽不能书，审音则准。史者史官，职主记载。‘谕书名’者，汙、潢彼此不同，谕以通彼此之意也。‘听声音’者，听其异而知其同也。汪、汙、潢、湖，声虽不同，而有转变之理，说明其理，在先解声音耳。如此，则四方之语可晓。否则，逾一地、越一国，非徒音不相同，字亦不能识矣。六书之有转注，义即在此。”总之，“转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关键。使全国语言，彼此相喻，不统一而自统一，转注之功也”。②章太炎《小学略说（上）》，载《章太炎演讲集》，第464、466页。关于假借，章太炎认为“：假借之与转注，正如算术中之正负数。有转注，文字乃多；有假借，文字乃少。”在此基础之上，“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双声、叠韵之形容，皆‘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也。”其意义在于“有此三者，文字不必尽造，此文字之所以简而其用普也。要之《说文》只九千字，《仓颉篇》殆不过三千字，周、秦间文化已启，何以三千字已足？盖虽字仅三千，其用则不止三千，一字包多义，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③同上，第466～468页。

前文谈到，章太炎极力坚持中国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民族性语言，起到维系广土众民的大一统国家之稳定的作用。在这里，他对转注的阐释，便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有了转注，那么各地读音相似的字可以互相表达，使各地民众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前提。而假借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能让有限的汉字表达更多的意涵，这样有助于文化的普及。在这里，章太炎已不再执著于文字愈多，世道愈进，而是通过探索中国文字的衍生规律，展现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特点。正如论者所言，章太炎试图借助语言文字之学展开应对时代危机的路径，传统小学在他这里获得了方法论的意义，堪称以复古为创新。④陕庆《以“文”立“国性”：论章太炎的“文学”、“国学”观及其时代性思想意义（1900—1910）》，第59页。顺带一提的是，在章太炎曾经的革命同志与论学契友刘师培那里，转注与假借被视作造成中国文字“流弊”的祸首之一。前者致使中文意涵混淆重复，后者引申过度，本意尽失。在他看来，“西人之释文字者，皆用界说。界说者，所以限一字所涵之义也。”相比之下，中文由于没有类乎“西人”的“界说”，因此高下立判。⑤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载《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55～156页。很明显，他是在用近代西方语言学去衡量中国文字的造字规律，遇到方枘圆凿之处，便视作中文本身的缺点，这种思考方式虽与章太炎大相径庭，但反而更能凸显后者学说的特色与意义。

四、整齐方言之道

康有为在早年所撰的经世之作《教学通义》当中，曾探讨语言问题：“凡以言语为用，必有定名，天下同一，而后可行。孔子正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散名从诸夏之成俗曲期。后儒传学，名归于一，故知方言之书，非治国所宜有也。治者所以治不齐者，而使之齐也。具言达名，施行听受，使天下一齐，则周行九州莫不通晓。譬如今所谓正音，官话也。天下皆依于正音之名，而绝其方言，则莫不通矣。”⑥康有为《教学通义·言语》，载《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集第54页。版本下同。他称赞雍正年间在福建、广东一带设立正音馆以教授官话之举，堪称“王者整齐民风之政也”。⑦同上，第56页。后来康有为因戊戌之变出亡，周游世界各国，写下很多关于所到之处的历史与现状的论著。其中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奥地利之所以国力不及普鲁士，由于后者语言统一，“全德只有四种言语，今亦人人渐皆通普鲁士语矣”。他于是反思：“全地中，国至大、人至多而语言文字一致，历史、风俗、教化一致者，惟我中国为最矣。盖数千年大一统之效也。闽、广少异，不过音转。将来铁路通，学校皆教正音，不二十年更无少歧矣。”①《日耳曼沿革考》，《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57页。在康氏看来，整齐各地方言是国家走向统一富强的重要标志。

自从立志于排满革命之后，章太炎在政治立场与经学主张上与康有为宛若冰炭。但在方言问题上，康、章二人却有相似的看法。在重订本《訄书》当中，章太炎收录了《方言》一文，他讨论中国各地方言的变迁，认为“南音独进化完具”，因此“齐州之音，以夏、楚为正，与河卫绝殊”。在文字相同的基础上，“欲通其口语，当正以秦、蜀、楚、汉之声。然势不舍径而趣回曲，观于水地，异时夏口之铁道，南走广州，北走卢沟桥，东西本其中道也，即四乡皆午贯于是”。②《訄书·方言》（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04～207页。在这里，他强调荆楚一代口音为“正音”，与他对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强烈反感，以及视武昌为未来新政府的理想首都有关。

之后随着对中国语言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及借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家研究方言、统一国语的历史经验，章太炎不再简单地以某一地区语言作为标准，借此别良莠，摒弃其他地域方言。一九○六年他致信刘师培谈及语言问题：

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若山东人自称侉子，侉从夸声，本即华字。此可见古语相传，以国名为种名也。庐州鄙人谓都市居民为奤子，奤从大声，《说文》云：“大者，人也。”亦古语之流传也，比类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杨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③章太炎《丙午与刘光汉书》，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58页。

在章太炎看来，中国的“乡土异言”，其中包含了极多“古字古音”，整齐方言，统一语言，应充分考求方言，在此基础之上，方能“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他的这一看法，与时人对待方言的态度极不相同。前文谈到，近代中国语言文字面临极大危机。忧时之士认为由于中国方言的存在，“文字递演而愈艰深，即语言递演而愈歧异。古与今之俗谚不同，南与北之方音迥异。言学术者，治文字之不给，何暇复治语言。是故啁哳支离，听其自至。若闽之漳泉，粤之惠潮，浙之温处，皖之徽宁，口耳之治，难于谙悉。是以百方俗语，依声定字，足使名称乖乱，伦物混淆。此又因语言之失治，而灾及于文字。而文字之于四方，遂不可以律例施矣。”④张鹤龄《文弊篇》，载《晚清文选》，郑振铎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4页。而解决之道，或是像康有为那样鼓吹借助官方力量推广“正音”让方言消亡，或是一些地方士人根据地方方言发音尝试设计的新字新词，以此来向当地民众普及知识。如章太炎的好友宋恕，就以温州一带方言为基础，制作“宋平子新字”。⑤宋恕《宋平子新字》，载《宋恕集》，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第437～445页。

在晚清的民族主义语境里，时人认为“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共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⑥余一《民族主义论》，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载张枬、王忍之编，第1卷下册第487页。既如此，则语言文字必须根植于广大民众的历史记忆与传承之中。而所谓“正音”，正如古代的“雅言”一样，皆为统治者所居之地的语言，“讽诵《诗》、《书》，胪传典礼，则其言必一出于雅正”，⑦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载《章太炎演讲集》，第11页。此乃权力的象征，以此来推行于全国，将会使地方上的语言日渐消亡，在这一整合语言的过程中，民众将无任何发言权，任由政治权力的宰制。另一方面，以各地方言为标准造字造词，这固然有助于本地的启蒙教育，但行之日久，会进一步加深不同方言区之间的隔阂，本来就为人所诟病的方言，将愈发成为凝聚国民心理，构建具有统一语言的民族国家的障碍。

关于小学的研究方法，章太炎认为局限于字形与字义，不足以洞察语言文字之本。在他看来，“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⑧《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第9页。这一从音韵入手研究语言文字的观点，在他考索各地方言之时体现得至为明显。他的《新方言》一书，便是以精深的音韵学基础，揭示中国各地古今方言的流变。他总结相关文字在传世经传中与在不同地域里读音的异同，将中国各地方言变化的原因总结为六条规律：“一字二音，莫知其正”、“一语二字，声近相乱”、“就声为训，皮傅失根”、“馀音重语，迷误语根”、“音训互异，凌杂难晓”、“总别不同，假借相贸”。强调“明斯六例，经以音变，诸州国殊言诘诎者，虽未尽憭，傥得模略，足以聪听知原”。①《新方言序》，载《章太炎全集》，第7册第4～5页。关于撰写此书的意义，章太炎指出：

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敫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也。乃若儒先常语，如不中用、不了了诸文，虽亡古籍，其文义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为……不知其术，虽家人簟席间造次谈论，且弗能自证其故。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语言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②《新方言序》，载《章太炎全集》，第7册第4～5页。

依章氏之见，考索方言不在于去纠缠以为大多数人所常用的俗语，而应通过古籍与各地现存的方言互证，探寻存于各地方言之中的古语。他自言：“余少窥扬、许之学，好尚论古文，于方言未遑暇也。中更忧虑，悲文献之衰微，诸夏昆族之不宁壹，略紬殊语，征之古音，稍稍得其鳃理。”他呼吁读者：“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③《新方言序》，载《章太炎全集》，第7册第4～5页。在与钟正楙谈及董理方言的心路时，章太炎说此举乃是“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④章太炎《与钟正楙》，载《章太炎书信集》，第250页。章氏门生黄侃也称赞乃师此书“博诹代语，曲明声类，令古文隐义，悉得符验。于兹闾巷猥佌、文士不道之言，本之皆合于《说文》、《尔雅》。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将以同古今之臭味，济文辞之衰变，正书名之谬误，成天下之亹亹。”⑤黄侃《后序二》，载《章太炎全集》，第7册第150页。

章太炎的方言理论所凸显的一个重点即是，中国各地的方言，虽然发音歧异，但都留存了古代经籍中的字音，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风俗多样的共同体长期延续、统一的历史事实在语言文字上所刻下的印记。⑥陕庆《以“文”立“国性”：论章太炎的“文学”、“国学”观及其时代性思想意义（1900-1910）》，第72页。此外，若将方言视为地方民间文化的代表，如此紧密关系，也就证明了中国文明是上层与下层共同所塑造。“雅言”与“方言”绝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与之相似，正如论者所言，在文学史的论述上，章太炎将“夏音”与各地之音协调并兼，充分重视地方的文学资源，以不齐为齐，包罗于中国文化的谱系之内。⑦吉田薰《章太炎与“夏音”》，《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第62页。因此，既然各地方言含有如此丰厚的“古层”，那么作为民族国家重要任务之一的整齐各地方言就不只是官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殊方之语亦融入其中，使用各自方言的民众，他们也是未来中国产生统一语言的贡献者，这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不但使未来的统一语言更符合中国作为共同体长期延续、多元发展的历史基础，也能团结凝聚大多数使用这一语言的亿兆国民，“使国性不醨”。虽然按照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身在陇亩”者未必真读得懂行文古奥的《新方言》，且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让章太炎看不到近期能实践这一理论的可能性，但他立论之时，始终着眼于发掘民间语言因素。

章太炎方言理论的另一着眼点，便是回应近代以来呼声日盛的“文言合一”。当时日本人创建“汉字统一会”，张之洞、端方等人亦起而附和。章太炎批评：“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⑧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33页。同时他发布告白，向海内征求方言：

中国方言，传承自古，其间古文古义，含蕴甚多，而世人不知双声相转、叠韵互变之法，至有其语而不能举其字，通行文字，形体不过二千，其伏在殊言绝语中者，自昔无人过问。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说，实乃遏绝方言，以就陋儒之笔札，因讹就简，而妄人之汉字统一会作矣。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⑨章太炎《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上册第154页。

在近代抨击中国语言文字的人士那里，“文”与“言”相分离乃是中国文字的重要弊病。他们认为民众日常所说的话语与士大夫笔之于书者差异极大，这样造成文字难以普及，严重阻碍知识向民间传播。所谓“文言合一”，在许多人眼里即力图使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相吻合，而在更为激进者如《新世纪》作者群看来，真正的“文言合一”，应是跟随“时代潮流”，废除汉字，代以拼音文字，最终让全体中国人接受万国新语。

反观章太炎，他并不反对在未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施行“文言合一”，只是“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学日窳”。①《国故论衡·正言论》，第44页。在他看来，“文”与“言”的关系，绝非如是简单，许多经籍所言之故训，以变相的形式保留在各地方言之中，各地方言虽然发音不尽一致，但彼此语根并无差别。在这样的论述里，既尊重各地方言自身的特色，又维系了经籍与民间语言之间、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平等与统一，将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这与章太炎齐物哲学中的“不齐而齐”之理想若合符契。因此他强调：

故训衰微，留者可宝，此在南北，亦皆互有短长……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州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②《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56页。

在这里，“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其意义已不仅仅是整齐方言本身，更堪称传承历史文化，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重要助益。

《新方言》（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结语

正如姜义华老师所言，“中华文明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至少已经延续了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原生的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这一严峻的外部挑战又常常和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冲突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到了几千年来所从未遭遇过的最危险的关头”。③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中国的语言文字也遭受到了极大的危机，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之极为卑视，其论调通过来华传教士的渲染，影响到许多思考中国衰败之由的中国士人。一时间，各种批评中国语言文字，甚至主张废除汉字的言论甚嚣尘上，它俨然成为致使时局败坏的根源之一。

面对如斯情形，以保存并光大国学为己任的章太炎产生了极强的危机意识，他将语言文字视为维系中国政教体系的重要一环，语言文字之学已非如清代那样只是经学的附属，而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①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他强调语言文字与民族性息息相关，阅读本国作品，之所以能感人至深，正是由于用本国文字来书写。在与《新世纪》诸人辩论万国新语问题时，章氏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主张“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语言文字乃是维系全民情感与认同的重要纽带，它首先是为本国人所用，而非以外人是否感觉便利为前提。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一方面需要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继承拥有数千年历史之久的中华政教体系。因此，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遂凸显出来。由于具有统一的书写形式，中国各地民众能够有效的相互往来交流，这对维系国家统一助益极大。而文字中所表现的观念，更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共通之物，如此虽身处胡越，但宛若一家，避免了因言语不通而导致沟通隔阂。

此外，章太炎进一步探索中国语言文字形成与演变的特点，通过对语言文字缘起的论述，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于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之下，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通过思考，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用以描述周遭环境的符号系统，随着历史变迁，它记录并传承作为人们社会经验之结晶的观念，久经积累，形成独特的政教体系。中国文字的宝贵，即在于起到了文化载体的作用，若无此，则“所受者逝，其想亦逝”，中国政教体系宛如筑于沙上之塔，难以经受岁月的风霜。而对于“六书”当中的“转注”与“假借”，他认为此乃汉字特有的造字之法，可驾驭文字的繁简，有了转注，那么各地读音相似的字可以互相表达，使各地民众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前提。而假借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能让有限的汉字表达更多的意涵，这样有助于文化的普及。章氏先前曾坚信近代西方社会学所主张的文字多少关乎世运兴衰，但借助对转注与假借的阐释，章太炎已不再执著于文字愈多，世道愈进，而是通过探索中国文字的衍生规律，展现中国政教体系自身的发展特点。

在近代中国，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整齐方言、创造统一的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章太炎的方言理论所凸显的一个重点即是，中国各地的方言，虽然发音歧异，但都留存了古代经籍中的字音，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风俗多样的共同体长期延续、统一的历史事实在语言文字上所刻下的印记。此外，若将方言视为地方民间文化的代表，那么如此紧密关系，也就证明了中国历史是上层与下层共同所塑造。“雅言”与“方言”绝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对于“文言合一”，章太炎并不反对，但坚持必须在充分考察各地方言的基础之上才可践行。因为许多经籍所言之故训，以变相的形式保留在各地方言之中，各地方言虽然发音不尽一致，但彼此语根并无差别。在这样的论述里，既尊重各地方言自身的特色，又维系了经籍与民间语言之间、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平等与统一，将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文”与“言”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互有交融。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之学，着眼于中国政教的传承与发展，既非步武前人的饾饤之学，亦非同当时各种激烈主张亦步亦趋。他强调：“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②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09页。近百年来，中国人在追求“政教饬治”的道路中上下求索，但中国文字的命运，自清末始便遭受非议与攻击，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是形成一股声势不小的废除汉字，替以拼音文字的思潮，而参与其事者，竟是曾时常与章太炎一起讨论小学的钱玄同。章氏关于假借的理论，在他那里成为汉字走向拼音化的佐证，宣称“自从假借方法发生，固有的文字早已作为表音的记号”。③钱玄同《汉字革命》，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72页。这基本是对章太炎的小学理论截取一义，不顾其馀。及至一九三○年代，以改良社会自任的自由主义者，同样视中国文字“没有字母，没有拼音，没有文法”为导致中国落后“不进步”的原因之一。④王造时《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载《中国问题的分析·荒谬集》，章清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时至今日，类似于清末民初对中国文字的抨击之语，依然能从时流口中闻见一二，在教育观念上重英语、轻中文的现象更是愈发严重。由此可见，虽然经过百馀年，但章太炎“发展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⑤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9页。之理想仍旧值得今人继续努力。

约稿 冯庆 责编 周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