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细 珠

台湾光复初期许寿裳若干史实考释*

李 细 珠

摘要：台湾光复之初，许寿裳受命赴台创设台湾省编译馆，从事文化重建工作。二二八事件之后，许寿裳向陈仪提出辞呈，深感“心力若瘁”。其实，对于许寿裳而言，主持编译馆，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份理想的职业。但是，由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工作的艰辛和因宣传鲁迅思想而遭受的精神压力，以及复杂的人事关系，使许寿裳身心俱疲。关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与其说文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今后在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

关键词：台湾光复； 许寿裳； 台湾省编译馆； 文化重建； 二二八事件

许寿裳在台湾光复初期受命赴台创设台湾省编译馆，从事文化重建工作，一年多以后便在台遇难，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献给了台湾。关于台湾光复及光复初期社会文化变迁，学界多有研究*一般研究可参见褚静涛:《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杨彦杰主编：《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与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在有关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的研究中，许寿裳与台湾省编译馆又是研究的重点课题，关于陈仪与许寿裳的传记及专题研究均有所涉及*关于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的系统研究，可参见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年。关于许寿裳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一般论述，可参见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钟小安：《许寿裳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王小平：《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这方面较重要的论文还有：王小平：《略论许寿裳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活动》，《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8年第2期；邓孔昭：《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蔡登山：《许寿裳在台湾(1946—1948)——读许寿裳日记、书信》，《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夏季号；杨彦杰：《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2—194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杨彦杰：《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与台湾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基本的史实大致是清楚的，但并非题无剩义，而且有些看法也不无分歧。本文拟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就许寿裳在台湾的生活史及台湾省编译馆的人事关系与文化重建工作的意义等问题，略做拾遗补缺的辨正与考释，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一、从许寿裳一份辞呈说起

1947年4月24日，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递上一份辞职书，内容如下：

裳自去秋奉命筹办省编译馆，至今瞬垂十月。初以交通阻滞，约聘国内专家学者，远道难于骤致，致工作一时未能展开，常深焦虑。今春以还，规模粗备，各项进行，略具端倪，私幸免于陨越。唯是心力若瘁，竟患失眠之症，每感体弱不胜劳剧。经医诊治，谓须长期休养，方能恢复健康，以为怅憾。因念本省编译工作，为钧座教化设施之基，关系綦重，非病躯所能任，诚恐长此勉强支撑，公私两误。为此拟恳赐准辞去省编译馆馆长职务，藉暂退休，一面钧座早日另简贤能接替，俾业务益趋进展。迫切陈情，仰祈监察，无任屏营待命之至。*《许寿裳致陈仪签呈》(1947年4月24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

许寿裳到台不及一年，苦心创设台湾省编译馆，刚刚步入正轨，不意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政局大变，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陈仪出任省政府主席。就在这个时候，许寿裳向陈仪提出辞呈，但陈仪并没有接受。据许寿裳日记，4月22日，“中央社消息，台省主席系魏道明”。23日，“报上载魏主席昨已通过……下午至公署访公洽”。24日，“以辞呈面交公洽，不肯受”*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肖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1940—1948》，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5页。。许寿裳在得知魏道明将接替陈仪之后，向陈仪提出辞职，似还与陈仪有过当面商议，很是令人费解。

许寿裳赴台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完全是因为同乡好友陈仪的关系。陈仪自身难保，许寿裳与编译馆何去何从便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就在许寿裳提出辞职的当天，陈仪也致电南京台湾银行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撤销后改组为省政府之交替办法三条：“(一)改组时一切政务业务均照常进行，凡长官公署权利义务均由省政府继承，一切未了事宜亦由省政府续办不使中断；(二)长官公署三十六年度预算由省政府继续沿用，如有机构业务上之变更，由省政府办理追加追减；(三)改组时由长官公署各处会局室及附属机构迳各分层移交，由省政府有关之各厅处会局室及附属机构迳各分层直接接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电请南京台湾银行转呈行政院改组之交替办法》(1947年4月24日)，薛月顺编：《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三)》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488页。陈仪大概希望编译馆能继续存留，即使要撤销，也得留待省政府处理。

既如此，许寿裳为什么还要提出辞呈呢？限于史料，无法知道许寿裳与陈仪面谈的内容以及他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许寿裳向陈仪提出辞职的主要理由是身心健康问题。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在论及编译馆被裁撤时，惋惜的同时多关注其工作成就，而极少注意许寿裳苦心经营的心路历程。

许寿裳何以“心力若瘁”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二、许寿裳赴台原因补正

抗战胜利后，年逾花甲的许寿裳，作为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已经随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开始正常工作，为什么还要到台湾闯荡呢？一般的解释不外如下三点：一是战后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文化重建，需要有留日背景及熟悉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人才；二是许寿裳与陈仪深厚的同乡、同学与挚友关系；三是许寿裳与南京政治空气不合，希望利用台湾的安定环境，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计划*参见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第88页。。当然，这些都是合适的理由。但还有一点也许更重要，却往往被论者所忽视，如果从生活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当时许寿裳需要一份更好的工作——既有事业上的追求，更有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从许寿裳接到陈仪邀约后的短暂犹疑与慎重权衡可以看出。

据许寿裳日记，1946年5月2日，他在南京接到陈仪从台湾发来的密电。3日，通过在行政院任职的侄子许世璿译出，得知是邀约赴台主持编译机构事。4日，许寿裳致函好友李季谷、谢似颜商议此事，谓：“弟意能游光复后之台湾，非不甚愿，惟所云拟设机构，既未悉其详情，弟个人复有种种牵掣，而以经济困难为第一，踌躇莫决，用特密函奉商于老友，能为借箸代筹否？倘弟毅然担任，兄肯惠然前往见助否？其先决条件为何？”*《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致李季谷、谢似颜》，彭小妍、施淑、杨儒宾、北冈正子、黄英哲编校：《许寿裳书简集》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年，第476页。5日，许寿裳与侄子许世璿商议复陈仪电文、信稿。6日，发出电报和快信。电报表示“极愿遵命往台”。信函则详细询问有关事项：“所云拟设机构，如何编制？工作范围如何？是否隶于省府抑属教处？经费月支若干？统乞赐示。又弟之待遇，并求示及。”关于“待遇”，又特别说明：“弟不事生产素无积储。抗战前寄寓嘉兴，自廿六年冬上海撤守，嘉兴随即沦陷，敝寓被烧化为焦土，衣服书籍荡然无存。现在考选委员会服务，月薪六百六十，特公费八千，总计月不过十六万余，入不敷出，家累甚重，苦于无法维持。倘蒙垂念清寒，薪津较优于今，俾无内顾之忧，不胜盼祷。临行前有无安家费？交通工具等等，应向何处接洽？治装及旅费共计若干？统求先行详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致陈仪(公洽)》，《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480—481页。8日，许寿裳致信在北平教书的长子许世瑛称：“陈公洽老伯来密电，邀我往台主持编译，我复电及复函询其详情，及个人待遇，俟得复如编制合式，薪津较优，则拟去试办，否则辞谢，此时务望你暂守秘密，勿使任何人知之，得复后无论拟去与否，再行告知(闻该处待遇并不优，以致已往者纷纷归来，惟不知究竟如何)。”*《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致许世瑛(诗英)》，《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460页。9日，在接到谢似颜回信后，许寿裳立刻回复道：“弟于此事不能不三思而行。因彼方来电太简，弟已于六日复电并复函……弟在此间之月薪数亦告知之，又询有无安家费、治装费及旅费共计若干，凡此琐琐，函中不能不提，必须彼方详复以后，方可决定行止。届时如决意去，则第二次复信中尚须商明同行者之人数及其待遇，方敢前往，否则难免有进退维谷之惧。弟闻去年前往之人，颇有闻薪薄而却回者，亦有固已允之，津贴忽而取消，不能不归者。前车之鉴，焉可不慎之于先耶？想兄亦以为然。”*《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致谢似颜》，《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488页。

从以上不厌其烦征引各函看来，许寿裳确实在为“经济困难”而纠结。可以说，“待遇”问题是他决定行止最关键的问题。5月25日，许寿裳收到陈仪13日发自台湾的长信。陈仪详细说明了在台湾设立直隶于行政长官公署的编译馆的目的、任务及意义，关于许氏“待遇”问题，具体答复如下：“兄的待遇，每月台币七千二百九十三元，合国币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九十元(一比三十)。住宅可供给。如眷属住在内地不能来台，得加支食宿津贴每月国币五万元。由沪来台时，发安家费国币五万元，旅费实报实销。交通工具，可到上海五马路外滩招商局长官公署通讯处接洽。我已电告他们，乘飞机乘船均可。”*《陈仪致许寿裳信》(1946年5月13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5页。这个答复，应该说，许寿裳还是满意的。27日，他给陈仪发航空快信，表示：“计画的远大，指示的周详，惟有感佩。编译馆事繁责重，弟虽自知力薄，不敢不勉效驽骀。现拟俟百年先生(现正请假返乡)返京后，和他一谈，大约六月十日前可返沪，即搭机飞台聆教。又这事以求才为先，所以拟先邀专家二三人相助为理，余或可就地取材。名单容面呈，俟核定后，即行电邀。承示住宅可供给，甚好，家眷拟随后往台，并以奉闻。”*《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致陈仪(公洽)》，《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06页。当天，许寿裳还致信袁珂、程柏如、马禩光、谢似颜等人，邀约赴台，或请代为物色编译人才*致袁珂(圣时)、程柏如、马禩光(孝焱)、谢似颜各函，参见《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499、503、505、508页。。次日，许寿裳又致函彭百川，“托查示国立编译馆组织及工作”*《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4页。。他已经在为筹建台湾省编译馆做准备。

尽管如此，但当时许寿裳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就职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而是抱着去看一看的心情准备赴台一行。6月3日，他给长子许世瑛信中说：“我须至台一视情形，再定去留。因近知该地物价亦涨，则经济人才势必大受影响，个人生活亦当大感困难矣，奈何！”*《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致许世瑛(诗英)》，《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478页。当天，他致信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上海的通讯处，请为代订15日以后的飞机票位*《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通讯处》，《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11页。。第二天，又致函供职单位考试院考选委员会陈大齐(百年)委员长，拟请事假3个星期，谓：“上月初得公洽兄电，略云……裳正踌躇未决，近又续函来催促。为友谊上，不得不短期请假，飞台一行。惟只拟勾留十余日，即当设法摆脱，回京销假。用特专函，恳请准许事假三星期，无任企祷。”*《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致陈大齐(百年)》，《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18页。可见，许寿裳去台之前并没有破釜沉舟，而是预留了退路，他最担心的还是经济生活问题。

直到6月25日飞抵台湾后，许寿裳才决意留台任职。促使他下定决心的重要因素，是他非常看重台湾环境优美和物价低廉这样的生活条件。他在邀约好友谢似颜来台时说：“编译馆房屋日内可以拨定，惟人手太少，工作未能展开，渴望大驾速临，如大旱之望云霓。台北风景优美，物价较沪为廉(米十二元一斤，日内可落至十元，猪肉八十二元，鸡蛋五元，煤炭仅沪十一。房屋易得，惟煮饭工人，无论男女最好带一人来)。季谷力劝弟全眷迁台，弟亦以两地开销太不经济，已嘱内子准备，如能与嫂夫人同行，尤幸。兄清恙已全愈否？行期若在何日？极盼覆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谢似颜》，《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29页。他还要长子世瑛夫妇来台，已请担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的好友李季谷帮忙，谓：“我廿五来台，一是安好。此间风景优美，气候亦宜人，物价较沪稍廉，房屋公家供给，季谷先生力劝我全家来台。你们事，季谷表示甚善，已决定聘瑛儿为副教授(教授则资格甚高，必须已在他校任教授有年者)，聘书及乘机或船证明书，由师院迳寄。立诚来亦必有事，季谷先生允负全责。”*《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致许世瑛(诗英)、郭立诚》，《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486页。7月16日，许寿裳致信原单位考试院考选委员会陈大齐委员长，正式递呈辞职书*《一九四六年七月辞职书》，《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32页。按：编者原署一九四六年六月，据许寿裳当年7月16日日记改正，参见《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80页。。

许寿裳之所以留台任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著名教育家、文化名人，他无疑非常认可编译馆的事业，曾谓：“此项职务是有意义的，故虽自知力薄，不敢不勉竭驽骀。”*《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致谢似颜》，《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20页。但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又不得不考虑实际生活条件。许寿裳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不仅自己毫无忌讳地向老友陈仪探询任职“待遇”问题，而且在为编译馆物色人才时也是非常实诚地以“条件较优”劝说友人赴台。其致章微颖(锐初)函最为直白典型，云：“月薪台币490元，依规定加成之倍数为6550.5元，以三十乘之，即合法币之数，数虽不丰，然因左列条件较优，即此数等于内地之一倍。(一)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是一个新的地方。(二)住宅易得，可以不须房租。(三)物价安定，米类、薪炭、水电、果物均甚廉，生活较内地为适。(四)台币汇入内地，依官价为1∶30。”*《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致章微颖(锐初)》，《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39页。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因而不得不考虑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现实生活问题，并且推己及人。实际上，对于许寿裳来说，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份理想的职业。只有这样看，才能更确切地理解许寿裳赴台时的犹疑和慎重抉择。

三、许寿裳在台生活史略考

许寿裳决意留在台湾以后，便致力于创设台湾省编译馆。在陈仪的支持下，起步工作虽然艰难，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可惜政局诡谲，竟然殃及池鱼，编译馆事刚开了头便又不得不煞尾。1947年6月25日，许寿裳回顾一年来的这段经历，颇有感触地写道：“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办馆事，初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开展。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810页。许寿裳是一个较少表露感情的人，此处“悲愤”一词可见其内心深处痛苦惋惜之极。在上述向陈仪提出的辞呈中，许寿裳强烈表示深感“心力若瘁”。这期间，其生活与工作状况究竟若何？这里主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日常生活状况。

许寿裳在台担任省编译馆馆长，职级为简任一级*《许寿裳给陶伯勤的汇款申请书》(1946年11月1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86页。，他曾向家人说明“台省只我一人为简任之长”*《许寿裳家书拟稿》(1946年7月)，《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3页。，但他并不是一个官僚，而作为文化名人，他基本上过着一个学者的生活。孙伏园从性格上判断，认为许寿裳最适合做一个学者，他说：“许先生的性情朴厚端笃，少所交游，少所发抒，也许因此不太适宜于做文艺创作家，而更适宜于做学术研究者与教育家。”*孙伏园：《许寿裳先生》，绍兴市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浙江文史资料》第51辑《绍兴文史资料》第7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李季谷则具体地描述了一位皓首穷经的学者形象，称许寿裳“毕生好学，至老不倦……百忙之中不废撰述。先生平日生活，极有规律，晚九时必睡，晨三四时即起，净几小砚，一灯荧然。人声甫动，先生已写稿易叶矣”*李季谷：《许寿裳先生传初稿》，《许寿裳纪念集》，第172页。。这是许寿裳留给时人最直观的印象。

许寿裳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据其同事回忆：“许先生每天除‘因公外出’外，在规定的办公时间，你总可以看见他坐在办公室里，苍然白发，伏案写作，或批办公事，或阅读书稿。准进准退，毫不因为自己是馆长可以迟到早退，却要别人准时办公。”*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580页。事实上，因学者为官的双重身份，他是在努力把编译馆的事业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尽可能地对接。

在台湾省编译馆时期，因事属草创，公务非常繁忙，但许寿裳始终没有忘却其学者的本分，而是一直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对社会发挥其学者的价值。在苦心经营编译馆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孔子的生平事略及其学说》、《俞曲园先生的教育功绩》、《〈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序》、《俞曲园先生的思想》等学术论文，发表了《鲁迅的精神》、《鲁迅与青年》、《鲁迅的人格和思想》、《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生活》等学术文章，出版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完成了《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写作，还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小册子，被列入《光复文库》第一种。许寿裳还到省地方干部训练团讲演《台湾文化的过去与未来》、《教授国文应注意的几件事》，到省立第一女中讲演《第二诞生期和第三诞生期》，到省立师范学院讲演《鲁迅的人格及其思想》。又在报刊发表《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台湾省编译事业的拓荒工作》、《第二诞生期和第三诞生期——告台湾省青年》、《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等文章*参见许世瑛原撰，许世玮修订：《先君许寿裳年谱》，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357—361页。。

在业余生活方面，许寿裳的日记有不少关于宴饮、题字、赋诗、旅游、看戏/电影、听音乐会的记载，除了一些官场应酬以外，主要还是文人学者的雅兴。如1946年6月27日，“下午季谷来。锡琛偕吴克刚来，邀饮现代周刊社，晤范允藏、陈达夫”。30日，“晨八时三刻戴伸甫、魏岩寿、沈义舫来，同车应允藏北投南方会馆之宴，晤教部督学孙爱崇、专家王培仁”。7月17日，“午后偕礼节及其夫人同车至第二医院诊齿，医师为小林静夫，以手册请题，为写‘得心臻妙’四字”。8月4日，“上午邀季谷、寿柏夫妇游北投温泉”。9月11日，“借车偕立诚、琠、玮至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院、公署、中山堂、荣町、太平町一游”。11月2日，“晚饭后，偕玮雇车至中山堂听马思聪小提琴独奏”。10日，“偕立诚、玮至北投旅行”。16日，“晚偕玮及何小姐至中山堂听公署交响乐团定期音乐演奏会”。1947年1月12日，“饭毕至中山堂，偕瑛、立诚、玮观《牛郎织女》”。22日，“晚至中山堂看《日出》”。25日，“得宣委会送来《日出》特券二纸，偕玮往观”。26日，到士林参访杨云萍寓所，“为云萍题册子：双溪风物乐何如，习静楼中读异书，奈我迟来春雨恶，梅花老尽绿扶疏”。2月12日，“晚偕瑛、玮至中山堂听音乐”。15日，“晚偕瑛、玮至中山堂观话剧《桃花扇》”。4月8日。“偕曼支、似颜至士林园艺试验所看兰花，为种三千以上，大抵是异域种。晤陈国荣主任、黄彬臣技正，并以番茄、冬梨见赠，又纸一幅嘱写字。玮同去”。13日，“偕孝焱、瑛儿至士林观兰”。15日，“偕瑛至电影摄制场看电影”*《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8—804，780、781、782、787,787、789、791、793、794、795,799、801,765,760—761页。。可见，其业余休闲主要是与亲朋友好小聚，尤其是与留在身边的儿女世瑛、世玮共享天伦之乐。

许寿裳在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期间，住房由单位配给，还有一部小汽车代步，家里雇佣一二名女工，应该是上层社会的生活，但实际上他的经济并不富裕。据许寿裳日记，他曾到地摊购物。1946年7月14日，“上午偕季谷至地摊，购得茶碗五35元、烟灰缸15”。21日，“至旧物摊买茶碗五、茶盘二”。27日，“陈汉英、蒋加波为我至地摊买杂物”。9月8日，“上午偕琠玮两女、千鹤子至旧货地摊买和服”*《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8—804，780、781、782、787,787、789、791、793、794、795,799、801,765,760—761页。。从许寿裳日记所载上海来人带东西或友人赠送东西的情况，也可知其日常生活非常俭朴。1946年9月6日，“琯儿托带衣料一、维太[他]命一瓶、衬衣一、毛线一磅”。10月6日，傅巽生来，“承赠维他命、毛巾、香皂、牙膏、墨水”。24日，“昨朱云影夫妇来，赠我饼干、香烟、咖啡、毛巾”。11月17日，“赖子清来，送鸭卵、小蟹、豆油”。19日，“夜纪显臣来，赠母鸡、鸭卵、蛋糕等”。12月13日，世瑛到台，“得瑛带来琯所买西装呢料、火腿、干菜、平果、饼干等物”*《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8—804，780、781、782、787,787、789、791、793、794、795,799、801,765,760—761页。。许寿裳还在1947年2月14日记载：“收杨云萍赠米十斤，雪中送炭。”3月11日记载：“向季谷借到米十四斤，向公共宿舍借到米二十斤。”*《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8—804，780、781、782、787,787、789、791、793、794、795,799、801,765,760—761页。由此种窘况，更可知其当时在台生活的不易。

二是生活账单与家庭经济负担。

许寿裳何以生活如此窘迫，可从其较为复杂的家庭生活情况一探究竟。

许寿裳原配夫人沈淑晖早逝，继室沈慈晖生长子世瑛、长女世琯、次子世瑮，沈慈晖去世后，再娶前清两广总督陶模孙女陶伯勤(善敦)，生次女世琠、三女世玚、四女世玮。全国抗战开始后，许寿裳于1937年10月在浙江绍兴老家安置家眷后，告别家人，北上西行，抵达西安临时大学(其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转徙汉中、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开始长达八年多的漂泊生活。“半生漂泊空多感，九省纷纭事可怜。”*《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8—804，780、781、782、787,787、789、791、793、794、795,799、801,765,760—761页。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23日，许寿裳从重庆随考试院还都南京。1月26日回到上海，见到阔别多年的妻女。“(晚)近八时抵家，见内子精神康健，玚、玮两女长成健美，阔别九年，团聚一旦，拥抱欢乐，非言语所能形容。”*《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8—804，780、781、782、787,787、789、791、793、794、795,799、801,765,760—761页。2月25日晚上，又乘车离沪，次日晨返回南京，仍在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任职。6月18日晚从南京回到上海，25日即只身飞抵台北。直到1948年2月18日在台湾大学职任上遇难。1937年10月到去世时的十年零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家与妻女团聚时间仅有两次，分别是一个月(1946年1月26日至2月25日)和一周(1946年6月18—25日)。许寿裳的晚年生活，虽然在重庆有长女世琯夫妇、次子世瑮、次女世琠(1943年到重庆)陪侍，在台北有长子世瑛、四女世玮相伴，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孤寂的。

抗战期间，许寿裳与妻女长期分隔两地，妻子陶伯勤与尚未成年的三女世玚、四女世玮借寓上海租界，因兵荒马乱，音讯甚为不畅。“初期信件往来速度还算正常，后来随着沦陷的地方越来越多，书信只能辗转投递，往往一、二个月才能收到，到后来则是数月才侥幸收到一封。”*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许寿裳纪念集》，第17页。抗战胜利之初，许寿裳与妻女取得联系，劫后余生，感触良多。据许寿裳日记，1945年9月21日，“得内今年一月十七日书，似玮儿代笔，语多苦闷，阅之心酸”。26日，“得伯澄航快(邮票二千四百元)，知沪寓平安，为之一慰”。27日，“得内九月八日航快，内附玚、玮致琠。又玚、玮廿一日致琠，内有玮照片。又内廿四日航快。以上三信同时到，知沪寓平安，惟年来生活艰难，营养不足，齿牙为蛀，阅之甚觉难过”。10月27日，“得玮致琠四月十二信，知尔时沪寓苦状，内变卖金饰及股票度日。又据公衡述都妹信，知我妻子终年蔬食，居然刻苦渡过难关，虽已陈迹，犹觉恻然”*《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46—747、750，782页。。许寿裳有两封复信如下：

昨日得伯澄信，知君等平安，一慰。近日同时得九月八日君信附玚、玮致琠信，廿一日玚、玮致琠信并玚小照，廿四日君信共三封，心中快慰，无以形容，因为近来苦念，以致魂梦不安，今得此信此照，百读不厌，甚盼君及玮儿亦有照片寄来。数年来我无法寄款，致君及两儿含辛茹苦，日坐愁城，营养不良，齿牙致病，我心中非常难过得很。幸天心厌乱，胜利到来，团聚有期，诸待面罄。惟政府复员准备不够，以致手忙脚乱，病态百出，还都之期未定，迁都之说纷兴，虽有美国种种帮助，我们自己太不中用。所望君与两儿善自保养，以后款必陆续汇寄……寓屋务请暂时忍耐。*《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陶伯勤(善敦)、许世玚、许世玮》，《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378,1395—1396页。

昨夜由城返山，今晨始得你们常常提及之九月四日信(似系玮代笔)，同时得十月廿四玚、玮致琠航平，均阅悉。九月四日信内所问：(一)我在考选委员会任专门委员，薪津连米约值十万元，已详前信。(二)维持一家庭当然可以。(三)还都后家眷以住京为宜，因两儿读书较便，房屋可无问题。惟此时万望忍耐，不能性急……至于君近年维持生活备极艰辛，我在未得信前，早已料知，你们吃苦太久了，够了，以后宜注意调养，至盼。君之金饰股票已变卖者我必陆续偿还，已略及之于廿八信(附在琠信中)。*《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陶伯勤(善敦)、许世玚、许世玮》，《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378,1395—1396页。

从上述两信可见，作为丈夫和父亲，许寿裳为自己这些年来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而感到非常愧疚，同时也对战后的生活充满憧憬，希望有所弥补。由此再联想到上述考察许寿裳赴台原因时，他非常看重“待遇”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

许寿裳决定留台任职后，关于家眷来台问题，也曾颇费周折，最后因故未能如愿。其实，许寿裳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在收到陈仪详细说明台湾省编译馆的目的、任务、意义及其“待遇”的长信后，许寿裳准备赴台一行，同时便想到求助于时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的好友李季谷，为长子许世瑛、儿媳郭立诚谋得教职，以便其全家赴台。后来，李季谷聘许世瑛为副教授、郭立诚为讲师*《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致许世瑛(诗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致许世瑛(诗英)、郭立诚》、《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致许世瑛(诗英)》，《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475、1486、1489页。。郭立诚、许世瑛在1946年下半年相继赴台任教。本来，妻子陶伯勤也一度有意赴台。时在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任职的次女许世琠有信云：“台北情形似乎不像一般传说，居家确甚相宜。近日接玚妹信知母亲颇愿迁去，欲女能返沪相商，女当于日内返沪一行……至于女去台似乎不能亟！女甚望母亲能与玮妹先去，女与玚妹暂缓行。此地工作尚告一段落，且还都不久立即辞职，似乎不便出口，如能稍迟数月最好。院中工作本不感兴趣，如台北有合适工作或胡君(男友——引者注)事成，则当作别论。其实女甚望能早日去台，俟返沪与母亲商定后再奉告。”*《许世琠(诗典)致许寿裳》(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620—1621页。按：原编者署“一九四七年”，有误，据实情改正。但遗憾的是，陶伯勤对去台颇有疑虑，甚至并不赞成许寿裳去台。许寿裳日记载：“得玚儿七月八日信，附内信，不赞成我之来台。”*《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46—747、750，782页。至于具体因由，许世琠信有详细说明:

在沪得读手谕，知台北情形尚佳，大人将作长久之计。惟母亲最近又打消去台之意，母亲之意以为台省待遇并不高，恐仍有入不敷出之情形，且该处人地生疏，如有急难，乏人照顾，故在最近期间，甚难望母亲成行。母亲不去，则玚、玮妹当然也留沪上。玮妹已报考燕京，如能录取则最好。母亲甚有去北京居住之意，此事当然一时不易实现，惟母亲确有此意。至于女一方面原意如母亲愿意去台，则女稍缓一步，现在母亲既不去，如父亲决意留台，则女当计划去台(考委会职务请慢辞，即使会方有不愿之处，最好亦作□薪留职数月处理)，惟望大人能代为设法一较佳之职位……如父亲在台能得一住宅，工作方面亦能顺利进步，则女决意去台。俟将住宅稍稍布置就绪，然后接母亲前往，则届时母亲一定不再犹豫。其实母亲之犹豫，一半也因听他人传说，不知实情之故。*《许世琠(诗典)致许寿裳》(七月十六日》，《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624—1625页。

对陶伯勤的顾虑，许寿裳两次家信进行了细致的解释，有谓：

我意甚不为然。在君不明台湾情形，顾虑甚多，亦属难怪。我愿一一解释：(一)待遇不高问题。我现在月薪六百八十，台省只我一人为简任之长，各处长只640。依物价指数，三个月一调整，最合科学。此间物价稳定，房屋无费，米类、薪炭、水电、果物均廉。这里卅万比京沪六十万为安适。(二)人地生疏问题。此间熟识甚多，人才荟萃，连婚姻绍介，亦以此地为宜。(三)玮报考燕大，我很不赞成，不但交通困难，我接济亦成问题。我望玮投考台大，上海亦招生，在下月八九。台大规模之宏大，设备之齐全，为国内任何大学所不及，既有我在此，为何不来呢？惟师院沪上不招生。师院设备亦甚佳。北京谋事甚不易。我考委会职务已辞去。此间寓室布置，为大家所羡慕甚佳，已详十六日信中。瑛儿偕立诚亦决定来台。惟交通不便可念耳……总之一句话，我的月薪维持一家甚宽裕，两地开销使我太为难，决不能兼顾。这我不能不预先声明的。*《许寿裳家书拟稿》(1946年7月)，《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3—24,24页。

我现决意留台，会职已发辞。此间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院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作宿舍，均够用。甚望全眷早来，否则两地开销，决办不到。你们想一想，我现自己有宿舍，再不能寓在别人，别人也是……家眷乘船旅费限四人，须从速登记。君可搭乘飞机，已奉长官特准电知通讯处。你们究竟何日来？瑮儿不久可到，未知其是否返兰。我秋天用洋服材料，自来水笔一支。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六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佳。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信的……玮来可在台大(台大是在沪招生，玮应考否？)及师范学院，已详前信。*《许寿裳家书拟稿》(1946年7月)，《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3—24,24页。

许寿裳不仅解释了自己的待遇与生活条件，而且说明了台湾社会的情况，他最担心的是两地分居，开销难以负担。事实上，他一直在努力促成妻女来台，甚至已与台湾省长官公署驻沪联络处联系预订家眷机票、船票。“至家眷来台乘机一节，亦经再电沪行提前配给机位，其余四人配给船位，所有机船票价，并着由该行付给。”*《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85页。但遗憾的是，陶伯勤最终并未到台，只有四女许世玮后来就读台湾大学农学院，以及长子许世瑛夫妇任职台湾师范学院。

主要靠薪津收入的许寿裳，不得不分别负担台、沪两地的家庭生活，其经济窘迫情状可想而知。据不完全统计，许寿裳在台湾筹备和主持编译馆期间，全部收入有台币250 219元，其中薪津200 672元，占80.2%，稿费23 720元，占9.5%，世瑛夫妇交费13 000元，占5.2%，其他12 827元，占5.1%；总开支221 460元，其中日常用费118 150元，占53.4%，汇款家人103 310元，占46.6%。详见下表：

表1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许寿裳生活账单结构表

资料来源：附录《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许寿裳生活账单明细表》。

据上表，值得注意的有四点：一是许寿裳的收入来源绝大部分是薪津；二是长子许世瑛夫妇合住期间还得交一定的生活费；三是其将近有一半的收入得汇款给在上海的家人；四是收支相抵仅剩28 159元。

实际上，许寿裳在台湾期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钱，经常预支薪津，寅吃卯粮。给在上海的家人汇款，确实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据其日记记载，许寿裳到台湾后，第一次领到6、7月份薪金，扣除预支、花费后仅剩下4 643.1元，“即以4000汇沪寓”*《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82,792,802页。。他经常在领到薪津后，还有欠款。如，1946年10月30日，“收本月后半月份薪津七千四百九十一元，内3800上半月已领，借2000，扣所得税226，实得1465元，尚欠1000元”*《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82,792,802页。。又如，1947年3月28日，“收本月薪津一万五千元，除上半月已领7500，又扣印花60，电报192，米价838，预支2000，实发4410，尚欠七千元”*《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82,792,802页。。

对于经济拮据的状况，许寿裳也颇有感触。初到台湾时，他致信世瑛说：“此间薪水尚未调整，我月入仅七千余元，单是伙食账亦不够开销，希望本月内能有增加。”*《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许世瑛(诗英)》，《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512页。到台湾一年以后，他在给姨甥张启宗的信中表露：“此间受沪地影响，物价飞涨，且已超过京沪，维持生活，真不易也。”*《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张启宗》，《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532页。

许寿裳在编译馆时期经济状况如此，任职台湾大学后，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改善。据时人记载，许寿裳是“一个穷文化人”，在台罹难后，“家中只剩台币一千多元”*姚隼：《许寿裳先生之死》，《许寿裳纪念集》，第145页。。这个说法大致符合实情，应该不是夸张。

如前所述，在抗战期间，因颠沛流离，许寿裳深感愧疚的是“数年来我无法寄款”，使妻女困坐愁城；而战后在台期间，最可悲的是，许寿裳维系与陶伯勤的夫妻关系却只有汇款。在这种境况下，谁能理解许寿裳内心的苦楚呢？难怪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三是工作的艰辛与精神压力。

这里只是考察许寿裳在主持编译馆时一般的工作状态，以及业余从事鲁迅研究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至于编译馆复杂的人事关系则留待下节专门讨论。

许寿裳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在编译馆的同事李霁野通过近距离观察，很敬重他“作事一丝不苟的精神”，认为：“他是一个笃厚的君子。他常常以唐人译经的精神勗勉我们，很想有些个埋头苦干的人在文化方面有点贡献和建树。可惜苦行僧不如他所期望的多，编译馆未满一年也就结束了。”*李霁野：《许季茀先生纪念》，《许寿裳纪念集》，第182页。李霁野所谓“苦行僧”三字，非常贴切地刻画了许寿裳苦心经营编译馆的真实状况。

对于许寿裳在编译馆期间工作的艰辛，随侍身边的子女有另面的切身观察。长子世瑛记载：“父亲自来台主持编译馆，每日上下午均到馆办公，事务繁忙，无暇稍休。每傍晚归来，辄呼‘吃力，吃力’不止。”*许世瑛：《先考日记摘录》，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318页。四女世玮回忆：“父亲相当忙，除正常上班外，晚上也常出去访友商议工作。有时回家时气鼓鼓地，脸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顺利。他在家里有时还发些牢骚，说人手不够，工作难做，编译馆内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动手，连贴邮票、发信都是自己干。办公室、宿舍、交通车等等都要他去解决，所以特别累，而最伤脑筋的是请人这件事，答应来的人因种种原因迟迟未到，工作难以开展等等。”*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许寿裳纪念集》，第23页。

许世瑛、许世玮的观察可与曾经在编译馆工作过的贺霖的说法相印证。他说：“编译馆初创的时候，真可以算得赤手空拳，一无凭藉；许先生是只身来台的，所谓筹备即是许先生唱戏[独]脚戏。他常常说：他那时做的是一个书记的工作，办稿，写信，抄电报，甚至贴邮票，都是一个人作。”*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578页。这些又可以从许寿裳当时的书信找到证据。他曾致函章微颖(锐初)，请代为物色庶务、会计人员：“弟因去夏只身来台，并未携带一人，至今事务方面，还是感到不便(庶务、会计均嫌不得力，甚以为苦)。”*《许寿裳致章微颖信》(1947年1月17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09页。许寿裳是一个很少表露情绪的人，这些在日记中都难以看到蛛丝马迹，只是在求助于好友希图解决实际问题时而不得不吐露了实情。

的确，除了一些具体事务要亲力亲为以外，请人是一个最麻烦的事(详下节)，许寿裳还得为编译馆各种琐事操心。1946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周年，他到中山堂参加周年纪念会，以及欢迎蒋介石夫妇仪式、茶话会与会后接见等活动，整整忙碌了一天，晚上还得给陈仪写信，为编译馆事费心劳神。当天日记载：“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陈种种困难：(一)本馆馆舍、(二)职员宿舍、(三)宿舍家具、(四)交通车及小汽车、(五)宴会请柬。请其婉告主管人员，对于本馆工作之特殊性质加以认识，本馆事务现状之特别困难加以了解，切弗漠视。”*《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91,806页。

许寿裳的各种努力，得到陈仪的支持，使编译馆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不幸的是，二二八事件发生，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魏道明取代陈仪来台主政，编译馆也被立即撤销。作为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在编译馆被撤销之后才从报上得知消息，颇有怒不可言之感。他在1947年5月17日的日记写道：“《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91,806页。

据袁珂回忆，对于编译馆的撤销，“后来大家分析，不外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许师是鲁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倾嫌疑，所邀来馆工作的职员，含左倾进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霁野等；二是所编教本或读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变后，本馆有张、刘两位同事以共党嫌疑被捕(说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许馆长知其无辜，亲自坐车去将他们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袁珂：《悼忆许寿裳师》，《许寿裳纪念集》，第61页。。袁珂所谓“三个原因”其实只是一个，就是“左倾”问题。这又与许寿裳在台积极宣传鲁迅思想直接相关。

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出于对故友人格的敬重及对其精神的感佩，许寿裳到台湾以后，在主持编译馆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鲁迅思想的文章，“他仿佛是为了介绍鲁迅先生而到台湾去似的”*憬之：《追念许寿裳先生》，《许寿裳纪念集》，第133—134页。。但是，鲁迅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并不合时宜。许寿裳宣扬鲁迅的思想，在当时国内的形势和台湾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这些文章非常显眼，竟然遭到了别有用心者恶毒的谩骂。许寿裳强忍愤怒，没有丝毫的妥协。据他的女儿许世玮回忆：

当他在《台湾文化》上发表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时，就有反动文人化名写文骂他，说他不该因为和鲁迅有私交而乱捧鲁迅，鲁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会骂人，会写点小说而已。父亲对我说：“这种人太卑鄙了，我置之不理，如果理他们，反而抬高了他们的身价。”在这以后，他又在《台湾文化》上发表了几篇宣扬鲁迅精神的文章，而且他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在台湾出版了，这就使反动派更为忌恨。父亲对朋友们说：“最近那些人更卑鄙了，听说在一个刊物上造我儿女的谣言，说些下流无根据的话，想用这种方法来伤害我。我置之不理，连看也不看！”……他还对我说：“今日中国极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的，反动派多方诬蔑歪曲鲁迅的人格，想动摇广大青年对鲁迅的信仰，是极其卑劣的手段。”他告诉我：《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某些段落是骂反动派的，他的同事曾好心地劝他删去，他对他们说：“这怎能删去？一删的话，意义全失。我年纪这样大了，怕什么！”*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386—387页。

编译馆同事贺霖也回忆说：

许先生有一次同我谈：“因为我在《台湾文化》上发表过几篇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此地就有些人化名作文章骂我，甚至于造我家人的谣言，比较好一点的是说我不该以私人情感对鲁迅乱捧一阵，其实鲁迅是一个像无一定主张，容易变化的人物，至多不过是一个作小说的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云云。这些文字我都一概置之不理，我要学鲁迅的战法！”老先生说这些话时，是用斩钉截铁的决绝的语气，和善的老人也不禁气怒了。*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582—583页。

看得出来，许寿裳在光复初期的台湾勇敢地宣扬鲁迅的思想与精神，确实是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四、许寿裳与台湾省编译馆人事补考

关于台湾省编译馆的人事问题，杨彦杰教授详细考订了许寿裳邀约、聘用编纂、编审等不同层次人才的艰难情形*杨彦杰：《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4—188页。。尚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是许寿裳用人的偏向性问题。有人认为许寿裳大量任用浙江籍同乡，而极少任用台湾人。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有其特殊原因，而且也不存在用人唯私的嫌疑。早在许寿裳决定赴台之时，便向陈仪表示：“这事以求才为先，所以拟先邀专家二三人相助为理，余或可就地取材。”*《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致陈仪(公洽)》，《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06页。此处所谓“就地取材”，当然是到台湾本地物色人才，包括台湾本地人和先期到台湾的外地人。实际上，编译馆初期的“就地取材”，主要是调用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成员，对照《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职员名册》(1946年8月)和《台湾省编译馆职员表》(1946年8月)*参见《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60—162、164—165页。，便可一目了然。这些人大都是1945年底至1946年初到台湾，多为浙江籍人，自与陈仪主政台湾有关。

许寿裳邀约来台人士多为熟人，亦是人之常情。因其浙籍出身缘故，其所聘人员确实多为浙江人，但也有不少非浙籍人，如李霁野、李何林均为安徽霍邱人，傅溥为江西新建人，朱云影为江西浮梁人，杨云萍为台北人，杨肃为上海人，梁嘉彬为广州人，黄承燊为广东新会人，何翠嫦为广东顺德人，周勤宜为广东潮阳人，蔡镇为福建莆田人，梁瓯倪为福建建阳人，陈光为福建林森人，袁珂(圣时)为四川新繁人，赵英若为江苏嘉定人，周基文为江苏南汇人，等等。

对于许寿裳的用人，在编译馆裁撤不久，时人在《台湾文化》上发表《记省编译馆二三事》，谓：“馆中的人事，最足以表示其特色，许先生是一个私人也没有的。在行政方面，他是绝对公开；在学术方面，他是听任自由。事务、会计、出纳等部分的人员，都和许先生素不相识。编纂、编审等则很多是因为受许先生的邀约，才肯远道而来，而许先生则兼容并包，不偏不倚，人比之为蔡孑民先生长北京大学时代的作风，这该是很适切的。”*转引自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580页。编译馆同事贺霖自称：“我在来台湾以前，虽然已久仰许先生的为人，并且读了他的不少文章；但和许先生并不相识，即书信往来亦未曾有。自到编译馆后一年多以来，才得时常晤教，遂益钦仰许先生的公私为人及其研读写作的精神。”*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578页。许寿裳对台湾本地人杨云萍的重任，更可为典型。据杨云萍自述，许寿裳来台筹设编译馆时，因此前看过其中日文著作，便主动邀约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参议的他参加编译馆，杨氏欣然应允。据许寿裳日记，他们交往密切，关系非同一般。1946年8月10日，“杨云萍为觅得一女工陈桃阿扁，当午领来，至可感”。1947年1月26日，应邀到士林杨云萍寓所做客，“为云萍题册子”。2月3日，“朱毅如发疯，信口谩骂杨云萍”。5月3日，“朱毅如在馆长室对杨云萍戟手谩骂，任意侮辱人格，并且妨害公务，函朱刚夫讽其辞职”*《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83、798、799、805页。。许寿裳始终对杨云萍关怀备至，使其铭感终生。编译馆撤销后，许寿裳力荐杨云萍出任台大教授。杨氏非常感恩地回忆说：“因先生极力推荐，我也受聘为台大历史学系教授。这对于我后半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我的恩人。”*杨云萍：《许季茀先生的追忆》，《许寿裳纪念集》，第118页。许寿裳并不因为杨云萍是台湾人而对他有偏见。相反，编译馆职员陈佐华是浙江乐清人，但因渎职而被许寿裳勒令辞职，毫无包庇。据许寿裳日记载：1946年10月21日，“日来馆中宿舍叠遭窃贼，钱文照、丁士镛、袁圣时、周家风损失最大，而仲超、葆万两君因循，于陈佐华多所偏袒，可惜”。23日，“上午资料室梁瓯倪来，自承疏忽，因有许多图书未经编目(编目事早经做完)，为袁圣时、周家风在葆万房内搜出，系台湾督府号签，有被撕而形迹尚留者，有不及撕去者，陈佐华大应负责。派片濑至资料室整理图书及编目。宿舍既藏垢纳污，使袁、周等迁出。使仲超转令陈佐华辞职。”*《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91页。杨云萍与陈佐华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许寿裳在用人上并无偏私。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局势混乱，“竟至以外省人为对象”*《徐世大(行健)致许寿裳》(1947年3月20日)，《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070页。，“传说台湾本省人打外地人”*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许寿裳纪念集》，第24页。，但编译馆里并没有发生类似事情；相反，馆内的本省籍职员还保护了外省籍人士。有人回忆说：“靠了一个台籍打字员的几句话，劝阻了暴动群众的捣乱，编译馆没有损失。”*憬之：《追念许寿裳先生》，《许寿裳纪念集》，第132页。许寿裳致侄辈函说得更清楚：“二十八日下午，本馆同人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暴徒声称打中国人，以中国与台湾对称，其悖可推知)，待遇有否不公，幸本省同仁告以‘公’，始一哄而去，如是者三次。当夜困居一宵，翌晨始送同仁各回其宅，馆中同仁打伤者二人，皆在路上，公私损失，要算最小。”*《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许世瑾(诗芹)、许世璿(诗荃)》，《许寿裳书简集》下册，第1521页。这个事例充分佐证，许寿裳对本省籍与外省籍馆员是一视同仁的。

编译馆裁撤后，全馆同仁合影留念，几乎全部出席*据许寿裳日记，1947年5月24日，“本馆全体同仁约下午照相，晚在新中华设宴，并以大银杯、记名手册见赠”(《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807页)。据1947年4月台湾省编译馆职员名单统计，有馆长1人，编纂15人，编审20人，编辑14人，助理编辑9人，会计员1人，佐理会计1人，课员7人，书记15人，共计83人，助理编辑之后尚有“日籍助理员”，但没有名单，不计(《台湾省编译馆职员名单》1947年4月，《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96—199页)。据台湾省编译馆全体同仁惜别纪念合影(《台湾省编译馆档案》书前所附照片)，共有85人。，是对作为馆长的许寿裳德行的最好诠释。

二是许寿裳拒聘人员问题。人才是编译馆的根本。许寿裳一方面为邀约、聘用人才费尽心血，已为论者所关注；但另一方面，他还拒聘了不少求职者，这种看似无效的工作量，也是其筹创编译馆工作的重要内容。

据《许寿裳书简集》、《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统计，1946年8月4日至1947年5月5日，许寿裳共拒聘到编译馆求职者26人。详见下表：

表2　　1946年8月4日至1947年5月5日许寿裳拒聘人员一览表

续表2

姓名时间介绍人拒聘理由王兰绪1946.9.20满额陈贤录1946.9.30满额何点萍1946.10.4满额马明达1946.10.7周一鹗满额陈为雄1946.10.16林紫贵满额江 同1946.10.16馆中人员部署略定,暂时未克延揽。陈英才1946.10.16员额暂时已满陈 君1946.10.29林铠藩(继尧)满额陈嗣英1946.11.下满额苏兆民1946.12.31已有法商学院前约薛坚明1947.2.21蒋授谦、方学李尚乏缺额王璧如1947.3.22无缺额薛绥之1947.4.30满额吴玉德1947.5.5周敬瑜满额

资料来源：(1)主要信息据《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48—958页；(2)部分被拒聘人员姓名据《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83—201、234—290页。

上表统计只是据《许寿裳书简集》、《台湾省编译馆档案》所收录现存部分书信记录，其实很不完全。许寿裳到台筹设编译馆时，便有各方面介绍人员到馆求职，也有自己直接向许寿裳申请求职者，处理这些应聘事务，是其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为了甄选人才，他付出了不少精力。从上表看，许寿裳拒聘求职者的主要理由是满额。从1946年8月4日编译馆筹设之初，到1947年5月5日编译馆即将裁撤，许寿裳大都以“满额”为由拒聘某些求职者，显然是婉拒的托辞，也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许寿裳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之所以拒聘某些求职者，主要是从其是否适合编译馆需要来考虑。当时，被许寿裳拒聘的人员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官员推荐者。如伊祖勋，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范寿康(允藏)推荐，许寿裳亲自面谈后拒聘*《范寿康致许寿裳信》(1946年8月20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83页；《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致范寿康(允藏)》、《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致伊祖勋》，《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570、572页。；再如陈为雄，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处处长林紫贵通过编译馆编纂姜琦(伯韩)推荐，也被许寿裳拒聘*《林紫贵致姜琦信并陈为雄履历书》(1946年8月28日)、《姜琦致许寿裳信》(1946年9月2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84、245页；《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致林紫贵》、《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致姜琦(伯韩)》，《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745、747页。；又如薛坚明，本为行政长官陈仪的机要秘书蒋授谦介绍到行政长官公署法制委员会，又被该会主任委员方学李推荐给许寿裳，但许氏转而又推荐给台湾省图书馆馆长吴克刚*《方学李致许寿裳信并薛坚明履历表》，《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87页；《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吴克刚》，《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898页。。(二)是朋友推荐者。如翁际战、孙功凯，为周琛推荐*《周琛致许寿裳信》(1946年9月9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47页。；又如吴玉德，为周敬瑜推荐*《周敬瑜致许寿裳信并吴玉德履历表》(1947年5月2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00—201页。。(三)是自荐者。这方面有朋友，如王椿绪、王璧如*《王椿绪致许寿裳信》(1946年9月16日)、《王璧如致许寿裳信》(1947年2月26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49、290页。；也有学生，如刘畴仿、何点萍、陈嗣英*《刘畴仿致许寿裳信》(1946年8月28日)、《何点萍致许寿裳信》(1946年9月26日)、《陈嗣英致许寿裳信并简历》(1946年11月13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42、252—253、191页。按：原编者称“何点藻”，据《台湾省编译馆档案》影印原件第589页及《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697—698页改正为“何点萍”；编译馆后来似又聘了陈嗣英，参见《台湾省编译馆职员名单》(1947年4月)，《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97页。；还有不相识而慕名自荐者，如郑启中、陈贤录*《郑启中致许寿裳信》(1946年8月1日)、《陈贤录致许寿裳信》(1946年9月27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34、186页。。无论何种情形，许寿裳并非来者不拒，而是认真甄别，有的还亲自面谈，再慎重做出取舍。这样势必增加了不少额外的工作量。

三是编译馆内人事纠纷问题。在许寿裳主持下，编译馆内人员相处总的来说还算和谐，但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纠纷。如上所述，朱毅如辱骂杨云萍事及陈佐华事均为典型。再举三例如下：

(一)姜琦研究费与薪俸事。姜琦原任国立编译馆编纂，教育部每月发给研究费，战后被陈仪调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在国立编译馆办理停薪留职，研究费亦同时暂行停发。1946年8月1日，姜琦被许寿裳聘为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姜琦曾致函许寿裳，请转签行政长官公署，咨请教育部自本年8月起照旧发给研究费，但时过月余，并未奉命照发。为此，他再次签呈，请求编译馆预先垫发，待教育部核发后再扣还*《姜琦致许寿裳签呈》(1946年9月9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42页。。许寿裳致函表示：在接到姜琦8月12日函后，“(已)签请公署核示，惟迄今未接批复。一俟复到，自当遵办”*《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致姜琦(伯韩)》，《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624页。。姜琦还为年功晋级事致函许寿裳，认为编译馆新聘人员一律加一级或两级，他的原薪为560元，按照年功加俸条例，如果晋一级，现薪就应该改为600元，“若独对琦以原级送薪，不无歧视”。为此，他还把聘书奉还*《姜琦致许寿裳信》(1946年9月28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53页。。许寿裳复函表示：“(已)呈请公署核示，但迄未奉批复。在本省人事集中管理办法下，弟实有无从为力之感。兄与人事室如有熟人，可迳往一查，但得批准，此间自乐予更正也。原聘约奉还。”*《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致姜琦(伯韩)》，《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677页。其时，姜琦已得公署代电称：“该馆编纂姜琦申请年功晋级一节，核与规定不符。”他致函许寿裳表示很无奈，谓：“琦之所以不能奉准晋级者，其原因或在琦过去工作成绩毫无表现之故……关于琦应否晋级，姑作罢论。至应聘书一纸，目前姑且不填。俟届年终，视公署对于琦过去一年余(自上年十月起至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工作成绩考核之如何，或升或黜，再定行止。聘书暂存，请勿作为‘……逾期聘约无效’论。”*《姜琦致许寿裳信》(1946年10月1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255页。证之以后姜琦一直任职编译馆编纂，可知其年功晋级事就此了结。

(二)傅溥辞编译馆秘书室主任职务事。傅溥以编纂兼任编译馆秘书室主任，不久便被人攻击“上谄下骄”，他致函许寿裳详为辩解，并愤而辞职*《傅溥致许寿裳信》(1946年12月6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02—103页。。许寿裳不得不批准，并以章微颖(锐初)继任，章未到任前派杨肃兼代*《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95页。按：日记整理者误为“杨甫”，据日记原稿第522页改为“杨肃”。。

(三)关于教科书审查的争议。黄承燊、李竹年、缪天华三位编审所编高小国语教科书初稿，交审查委员会委员姜琦审查，但姜琦邀同陈光汉审查，并签注意见。“惜乎在课文上所签意见，非出于姜先生之手，而尽出于陈君之手。陈君之意见，多为职等所不敢赞同，且于其笔下，觉其语文修养，未见高明，于新文艺尤似一无所知，其所下按语(如‘不通’、‘浅薄无聊’之类)，复有令人气愤不已者。虽曰推敲之间，亦费辛劳，然观其锋芒毕露，则此亦只藉以快其私意而已。”黄承燊等人认为姜琦把教科书交给并不专业的外人审查，很不妥当，因此上书许寿裳，请求“转请姜先生将签注字条悉数送还陈君，另请馆内同事负责审查，则虽痛加批评，以至体无完肤，职等必将欣然接受；甚或须从[重]新改编，亦不敢诿其责”*《黄承燊等有关教科书签注意见书》(1947年5月13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36页。。许寿裳当天及时找姜琦面谈此事，予以化解矛盾。次日，姜琦致信许寿裳，表示“所有签注意见，全部撤销”，并建议另请程璟、谢康、杨肃三位审查委员重新审查，以图挽救*《姜琦致许寿裳信》(1947年5月14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37页。。时已在编译馆被撤销之前两天，后事如何亦不可知。

另外，不仅编译馆内部有此类人事纠纷，编译馆还无端受到外部某些别有用心者一些莫名其妙的攻击。据编译馆同仁回忆：二二八事件后，“陈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某人某人到台主政的传说已多得很，同时外间对编译馆的攻击也乘时勃发：陈仪因人设事啦，经费太多啦，没有成绩啦，思想有问题啦，不一而足”*憬之：《追念许寿裳先生》，《许寿裳纪念集》，第132页。。这还可从许寿裳日记找到佐证。1947年6月8日，“访于景让，据说陈达夫说编译馆组织庞大，简任职多至卅余人，真是信口胡说”*《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808页。。许寿裳极少表达情绪，此处也是愤怒不堪的宣泄。毋庸讳言，许寿裳之所以赴台主持编译馆，编译馆工作之所以得以顺利进行，都与行政长官陈仪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承受被外界自然划归陈仪“私人”之累。

这些人事纠纷，无疑牵扯了许寿裳不少精力。可见，人事问题，也是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之所以“心力若瘁”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许寿裳在台文化重建工作之意义重释

有人认为许寿裳等人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工作，不但没有缩短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反而越走越远，背道而驰，也即加深了两者间的距离，从而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邓孔昭教授撰文认为，造成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基本上和文化重建没有太大的关联，“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民众并没有强烈地表达对‘文化重建’的不满，说‘文化重建’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显然是言过其实”*邓孔昭：《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笔者赞同这个说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对于当时文化重建工作的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探究。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值得追问：

一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化重建工作？这是由当时台湾深具日本殖民色彩的文化状况决定的。日本自甲午战后侵占台湾，长期施行殖民统治，“施行奴化教育政策……课本废除汉文，采用日文，教学一律日语，不准说土话(台湾语即闽南或客家话)，以致二十岁以下台胞不仅不懂国语，即祖宗遗下之台湾语，亦几不能畅说，彼此交谈，多用日语，毒化深入肌肤”*季永绥：《光复后的台湾教育——1947年赴台教育参访手稿》，《闽台文化交流》2010年第4期。。甚至在台湾光复将近一年之后，时论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只‘收复’了台湾的形体，而没有‘收复’实质。截至目前为止，台湾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它仍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殖民地。日本人51年来的处心积虑、锐意经营，结果是把台湾的一切完全‘日本化’了……除掉台胞血管里所循环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无论从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地政策的成功，在原则上我们不得不加以‘歌颂’”。*丁文治：《改造台湾要根绝日本色彩》，洪卜仁主编：《台湾光复前后(1943—194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可见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毒害之深，时论不得不大声疾呼改造台湾，就要根绝“日本色彩”。

事实上，早在1944年5月，就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的陈仪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就特别强调台湾光复之后的教育问题：“台湾收复之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台湾与各省不同，他被敌人占据已四十九年。在这四十九年中，敌人用种种心计，不断地施行奴化教育。不仅奴化思想而已，并禁用国文、国语，普遍地强迫以实施日语、日文教育，开日语讲习所达七千余所之多，受日语教育者几占台人之半数。所以，台湾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差不多没有了解的机会，自然是茫然。这真是十二分的危险。收复以后，顶要紧的是根绝奴化的旧心理，建设革命的心理，那就为主的要靠教育了。”*《陈仪致陈立夫函》(1944年5月10日)，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58页。陈仪此处所谓“教育”，实际上就是要对光复后的台湾进行文化改造，去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随后在《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通则第4条中有更明确的表述：“接管后之文化设施，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1945年3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第49页。为此，陈仪在主政台湾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其中设立台湾省编译馆是重要的措施之一。

关于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宗旨，许寿裳认为主要是：“为了要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一方面要使台湾同胞普遍的获得精神食粮，充分的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一方面更要发扬台湾文化特殊的造诣，造成孜孜不倦的学术风气。”编译馆就是要为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提供合适的文化读物。“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许寿裳在记者会上关于编译馆旨趣与工作的谈话稿》(1946年8月10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32页。可以说，台湾省编译馆开展的文化重建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清除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造成的“奴化”思想与“皇民”观念，回归中国本位文化，真正使台湾从文化上与祖国融为一体。

二是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工作的实效究竟如何？在二二八事件后，许寿裳感到非常遗憾，并没有完成文化重建工作。当时，他在给友人信函中说：“此次变故，纯系奸人有计划暴动，与普通民变迥殊。溯其远因，当系受日本侵略教育之遗毒太深，语文隔阂，祖国文化，懵无所知，近因则系昔日为日寇征用之浪人流氓，悉被遣回，彼辈素无国家观念，惯于捣乱，益以日人暗中策动，以致肇此巨变，其愚可悯，其悖可诛。当日情状，即京沪大报所记所论，亦未详确，兹已渐次明瞭。此后治本之方，端在教育。弟忝司编译，自维力薄，亦惟有尽其在我而已。”*《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致王泽民》，《许寿裳书简集》上册，第945页。稍后，许寿裳撰文认为：“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现在台湾既然已经重归祖国，可是以前所受的日本那些有己无人、讲利忘义的毒素还没有消灭。二二八事变所表现出来对外省同胞的残暴行为，便是一个适当的例子，所以必须从今开始把它完全消灭才是。”*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1947年5月1日)，《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第134—135页。可惜，许寿裳几乎倾全部心力创设的编译馆很快就被裁撤，台湾也并没有真正如他所愿实现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此后，台湾的文化重建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强制推行，埋下了无穷的隐患。

总之，关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与其说文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台湾光复初期的历史一开始便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并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时隐时现地发酵，成为台湾岛内不同党派与族群之间无形的心灵鸿沟。在台湾，二二八事件早已成为某些人难以释怀的历史悲情，甚至出于某种目的而有意操纵利用。在这种历史悲情之下，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差异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矛盾，均被有意地过分夸大，直接导致“台独”话语的恣意泛滥。值得注意的是，今后在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

附录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许寿裳生活账单明细表

续附录

收入开支时间项目金额时间项目金额1.20汇款至沪4310元1.21付酒、点心280元1.30《文化交流》稿费1500元1.26付见仪1000元2.4秀兰工钱120元2.13付买米1000元2.14收瑛儿费1000元3.11交饭款8000元3.14汇款世琯5000元(20万元)3.18付纪念金200元3.28收本月薪津15000元3.28扣印花、电报、米价1090元3.29付工钱等1750元4.9买鞋、花1900元4.10买花200元4.11付夏西装缝工费3700元4.12收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职务加给费36000元4.12扣米款、贺礼1889元4.15收本月上半月薪津10520元4.18买番席及米价10152元4.20吃日本菜3200元4.24付女工饷费420元4.25汇款世琠5000元(20万元*)5.2收四月职务加给及补去年年终奖21624元5.1汇款夫人5000元(20万元) 5.6收补三月份加成等9696元5.18买女衣料3900元5.23收五月份薪33664元5.24汇款夫人7500元(30万元) 5.24为世瑮买台席5200元5.25博爱轩餐费3200元5.29付乳粉1100元6.4汇款夫人7500元(30万元) 6.9收六月上半月薪16576元6.15午餐、宴客等7091元6.16买糖果1000元6.18付米、酒3100元6.20《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版税21000元6.21汇款夫人12500元(50万元**)6.25汇款夫人15000元(60万元) 6.26汇款夫人10000元(40万元) 6.28购物及宴请6795元合计250219元 合计221460元

资料来源：《许寿裳日记：1940—1948》，第777—811页。

*1947年4月25日，许寿裳日记整理稿：“以国币二十元汇兆恒”(第805页)，据原稿改为“以国币二十万汇兆恒”(第536页)。

**1947年6月21日，许寿裳日记载汇款“共□万”(第810页)，据稍后6月25日所记“知廿一汇款五十万已收到”(第810页)改正为“共五十万”。

说明：(1)本表只统计日记所载许寿裳私人花费实际收支数额，至于公家消费及其借钱还钱、预支预付数额均不计；(2)本表收支按日统计，每日有多个项目，则尽可能合并统计；(3)本表金额为台币，如果是法币，则按照1946年1∶30—1∶35、1947年1∶40的比例换算为台币，仍在括号内注明法币数额。(4)本表只是根据许寿裳日记统计，并不完全，收入方面如1946年12月与1947年2月薪津，以及1946年11月以前职务加给，均未见记载，支出方面尚有多位女工工钱及一些日常消费也没有记载。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杨海文】

*收稿日期：2015—11—08

作者简介：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