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宏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论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向
——以央视《新闻1+1》个案研究为例

刘铭宏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摘 要：“互联网+”时代的技术革新，让互联网构建的拟态空间与公众的现实生活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并带来了历史性的社会变革。社会期望是舆论形成的主要内在动因。笔者从公众和政府两个视角呈现新的时代条件下主流媒体的社会期望，探析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必要性；并以《新闻1+1》为例，分析基于社会期望的角色转向的过程，得出角色转向的三个核心维度：第一，“互联网+”时代下的社会期望的明晰；第二，基于社会期望与自身优势的自我角色的预设；第三，自我角色在社会期望检验的实践过程中创新性地进行社会化和个性化的“融合”性的探索。

关键词：社会期望；角色；融合；主流媒体

一、引言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媒体融合”的工作。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在“互联网+”时代下，“如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成为核心议题。2016年2月28日，广东广播电视台与ZAKER打造“触电频道”，首次探索媒体融合的具体产品形态。“融媒”成为议题解决的首要探索路径。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向是否科学的根本检验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社会期望”。社会期望是舆论形成的主要内在动因，也就是说，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向是否精准，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舆论引导力的强弱。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期望与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必要性。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自我”角色如何形成？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自我角色如何进行“社会化”？

新闻栏目是主流媒体的精髓所在，是做好舆论工作的关键推动者。相比之下，央视《新闻1+1》是在互联网时代初期诞生，又在“互联网+”的全媒体时代中转型升级且持续表现出色的经典范例。因而《新闻1+1》基于社会期望的角色转向的历程清晰可见。虽不能以点盖面，但在探析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问题时，《新闻1+1》作为着手处，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二、“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期望与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必要性

社会对每一个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都有着一定的要求，我们称此为社会期望。［1］主流媒体如同处于社会上的人一样，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故社会对主流媒体也存在着相应时代的社会期望。而社会期望是角色行为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标准。［1］传播者的角色应依据社会期望而产生，同时又被社会期望所检验。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才是其角色需要转向的“新型”主流媒体。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也是全媒体时代的开启，带来了如同蒸汽机的发明开启工业时代般的历史性变革。“互联网+”时代不同于互联网的早期，把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工具，来探究互联网是否真的能够与现实社会结合，进而改变人们生产、生活的时代，而是在互联网得以普及和发展后，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类似于水电对现代人的重要程度一样重要，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基础元素”，正在重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2］因而，我们不难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与革新为公众的生活在互联网上得以延伸提供了条件。互联网构建的拟态空间与公众的现实生活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有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合，从而公众生活的很大部分被搬上了互联网，如淘宝提供的购物商城，美团提供的外卖，58同城提供的求职、房产交易和生活服务等。现实生活中的需求也相应地被搬上互联网。“互联网+”时代下主流媒体的新的社会期望也应运而生。而主流媒体的社会期望主要源自公众和政府双方提出的社会期望。

（一）基于公众社会期望视角下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必要性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权益保障”的需求被搬到了互联网上，如法律与道德制度的保障等；同时也在这样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权益保障”需求，如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障等。以上也即是在“互联网+”时代下公众提出的社会期望。

公众焦点事件是公众社会期望的可视化的呈现，相应事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主流媒体角色行为经过公众社会期望检验效果的最佳体现。通过2015年公众舆论场的舆论事件的社会效应，进而观察主流媒体角色的检验效果如下：

图1　2015年舆论事件分类图

1.事件是源自公众将现实生活的需求搬上互联网，如“掏鸟窝，被判十年”等，形成的社会效应是公众大部分倒向对大学生的同情、对司法部门的声讨，进而对政府部门的负面社会情绪逐步升级。

2.事件引发点是互联网新技术被不法运用，如层出不穷的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升级诈骗案等，形成的社会效应是公众对互联网生活产生恐慌、抵触等社会情绪。

3.关乎国家新政的事件，如“十三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形成的社会效应是公众焦点聚集在“生还是不生”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产生对国家政策的质疑、抱怨等社会情绪。这不利于国家新政的推行。

通过舆论事件的跟踪，我们关注到公众社会期望未得到满足的社会效应可总结为：公众失去理性一边倒，负面社会情绪不断升级，出现对多方的信任危机，同时通过“舆论”将社会效应不断扩大升级。这样的社会效应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并不是说主流媒体角色完全没有基于社会期望进行转向，而是说基于社会期望的角色的转向还不能满足公众的社会期望。这就要求主流媒体的角色应基于公众的社会期望进一步转变。当然，社会期望不只是对主流媒体角色的单方检验，但负面社会情绪的平息、公众理性的回归、舆论的合理化引导是主流媒体应担当的社会责任，更是其享有的权利之下应尽的媒体职责。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公众对主流媒体角色基于社会期望检验的不尽如人意的分数的直接反馈效果：主流媒体的收视率、发行量、广告收入等方面均受到严重影响，直接危及主流媒体的生存发展。因此，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向是其自身的媒体责任要求，更是其生存发展的需求。

（二）基于政府社会期望视角下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必要性

互联网比任何一种传统媒体都更开放、更互动、更及时，并且大大改变了传统政治运动中必须近身集结的模式，把个人电脑变成了公共生活的“界面端”，让人可以在客厅、卧室等“幽暗”处“公开喊话”，以互动方式直接进行公共参与，公共与私密空间的感知界线变得模糊，“流动空间”取代“地点空间”，成了“政治表达的聚集地”，也是公众舆论升级的发源地。能否合理地引导公众的意见表达，关系到社会的秩序与发展。同时，由于区域外媒体与高级别媒体的渗入与竞争，尤其是新媒体的参与，政府的媒体策略的对象便由管辖内的媒体扩充到所有有采访和报道意愿的媒体。［3］这两方面同时对政府的舆论引导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相应地，政府对作为党的“喉舌”的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舆论”的合理化导向的社会期望，配合国家治理，以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也是主流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接下来，“主流媒体角色如何完成基于社会期望达标的转向”成为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问题。美国学者蒂博特和凯利认为，“角色”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角色是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该个体在与其他个体互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系统；最后，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由此可见，角色转向过程的两个基本性的核心问题：一是形成“自我”角色的问题；二是自我角色的社会化的问题。故笔者以此逻辑顺序，以央视《新闻1+1》为切入点具体化呈现探析问题解决的过程，进而分析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角色转向的核心问题，以期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方向。

三、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自我”角色形成的问题探析

“互联网+”时代要求的是全媒体的发展模式。《新闻1+1》自我角色形成的第一步是“融合”的转向，即“一个端口，多个平台”的发展模式——以央视为核心端口，以微博、客户端等为多平台媒体路径。这使得它可以借用新媒体的优势，为自身优势的延伸提供更多的渠道。第二步是深化“融合”的转向，即形成创新性的个性化角色。定位是栏目的灵魂，是自我角色个性化特征的根本所在。《新闻1+1》的定位为：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力求以精度、纯度和锐度为新闻导向，呈现最质朴的新闻。我们进一步将定位微调聚焦为：对新闻事件或者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事件发生的机制，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事件放入整个社会的全局进行考虑，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模式。［4］可以看出，它对自我形象的设定由事实的权威发布者逐渐向观点的理性引导者、诉求上下沟通的协调者的趋势转变。《新闻1+1》的定位在清晰相应的社会期望的同时，审视自身优势，并没有止步于原有的优势，而是将自身优势进行创新性的个性化延伸。

自我角色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环境中传受者的互动，也离不开自我特性的审视，即自我角色的形成是社会期望与主流媒体主观能动性共同设定的结果。《坦帕论坛报》的出版人吉尔·西伦是“媒介融合”的开拓者，他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融合是“带有全媒体特征的改变过程”。新媒体在其优势之下，同样面临着与政府不能直接沟通等弊端，当公众诉求无法得到回应时，其公信力将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的进步不可逆转，主流媒体角色与新媒体“此消彼长”的相互融合发展的角色转向也势在必行。因此，基于社会期望的自我角色形成的第一步应是从“融媒”开始。而“融合”并不止步于简单的物理加和，而是应进行化学反应，产生创新性的个性化角色。

因此，个性化自我角色形成的关键在于角色意识，即明晰“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期望是根本性前提，而后解决如何整合相应要求与自身能力的问题。主流媒体的角色意识应是将自身特性基于社会期望进行延伸性的设定角色定位，即事实的权威发布者、公众情绪的安抚者、观点的理性引导者、诉求上下沟通的协调者和新媒体的合作者，从而使主流媒体的角色真正在“互联网+”时代有了自己立足的稳固根系和强大的生命力。

四、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自我角色的“社会化”的问题探析

角色的社会化，就是自我角色依据预设产生的具体角色行为在实践中通过社会期望的检验的过程，即主流媒体将“融合”的理念转化为实操的过程。

首先，《新闻1+1》的“一个端口，多个平台”的“融合”实操，即它将电视端口的内容直接进行多平台复制，借用新媒体的优势，通过更多的渠道发声，同时基于新媒体平台与受众互动，倾听受众的诉求，及时进行反馈与自我完善。

其次，《新闻1+1》的“个性化”的“融合”实操，即它将“采集、整合、引导、反馈”作为关键点探索个性化“融合”的路径。

图2　《新闻1+1》自我角色个性化“融合”探索的路径图

采集选题：它采集的选题与新媒体的焦点事件相辅相成，既保证了人民性，又保证了党性。

整合观点：它整合不同新媒体平台的、不同的与事件相关的人的、不同公众的多元化观点，使得事件演变的观点全面且有条理地呈现，进而有理有据地深入挖掘自身观点，并提出理性的观点。因而它成了“舆论”环境下公众情绪的理性安抚者、权威事实的发布者的角色形象。做到这一点的核心就在于它对节目内容关于事件的发布与评论的把控。例如，2015年12月3日的《因为掏鸟窝，就判十年半？》一期节目中，话题涉及国家司法机关及公众强大的舆论场的敏感话题，但它并不避讳对社会敏感问题的披露，同时采用理性的态度对问题进行解读，化解矛盾，引导公众趋于理性。在整合多元化观点的情况下，它的矛头并没有直指任何一方，而是理性地切入“三个不知道”的评论：当事人不知道其行为是否违法、公众不知道这样审判的原因、司法机关不知道事前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以此为基点，多角度摆事实，通过事实说话，层层解读舆论事件形成的舆论点。它没有强势的判定，而是理性又不失温和地关照公众的情绪。

理性引导：它的理性引导是对节目内容关于事件全方位的梳理与论证上的把控，解决新媒体中出现的激化点。这让它成为观点的理性引导者。《新闻1+1》在对不同类型事件内容的梳理与论证的把控上具有共性：首先，通过逐步剖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示各方的观点言论，对内容进行梳理；其次，连线前方记者，采访当事人，请教专家学者，进行有理有据的多元论证；最后，由主持人做出客观的点评或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5］可以看出，它通过多元论证的方式与公众建立信任，鼓励公众进行独立思考，并让公众在层层的解读中得出结论，传播理性思想，进而引导公众言论走向理性，让舆论得到合理化的引导。《新闻1+1》通过内容的梳理与论证上的把控，让公众开始去思考，力争公众理性的回归，将事件真正的深远意义鲜明地呈现出来，其价值更在于使自身转向舆论理性的引导者。

及时反馈：与新媒体相比，《新闻1+1》利用自身与政府直接沟通的畅通渠道，与舆论激化点涉及的相关部门及时沟通，反馈具体信息；对出现问题的部门进行问责；对相关政策的落实和执行进行监督，寻找解决方案，成为诉求上下沟通的协调者。这不仅弥补了新媒体的不足，而且让舆论得到了合理化的引导，同时维护了政府的形象。例如，2015年11月26日的《诈骗：率先“互联网+”？》这期节目中，对互联网引起的侵害公民利益的事件，它除了解析事件，更多地从公众角度，对相关部门进行问责与监督，同时普及公众保护权益的方法，努力使公众的恐慌、抵触情绪得以平复，使其冷静看待问题。2015年10月30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生还是不生？》这期节目中，其问题紧跟国家新政，并及时作出解释，相比对于‘生不生’的原因单向度的热议，它从自己的角度更深刻地解读‘生与不生’的多方面问题及相关辅助政策，让公众对政策的解读更全面，避免了负面情绪的升级。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它选择引导公众情绪理性回归，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新闻1+1》个性化“融合”的实操完成了事实的权威发布者、公众情绪的安抚者、观点的理性引导者、诉求上下沟通的协调者和新媒体的合作者的角色的转向。“融合新闻”也是它创新性的个性化角色的精髓。它探索出的“融合”的新闻形态，凸显了“全媒体特征”，让“融媒”从简单直接地借用新媒体优势，转型升级成“互融共通，合作共赢”的态势。但它仍需不断完善“融合新闻”实践，如它关于“一个端口，多个平台”的实操还处于直接将核心端口的信息复制到多平台的策略，长此以往，受众难免会厌倦。这就需要它不断探索适合“不同平台逻辑”的个性化纵深、创新发展。

因此，主流媒体自我角色“社会化”过程的两个核心层面的问题：第一层面是如何形成“一个端口，多个平台”的发展模式；第二层面是如何形成个性化融合的创新发展。总之，自我角色的社会化问题就是实现主流媒体预设的自我角色形象如何实现的问题，要求主流媒体不应单单迎合社会期望，还要传承其优势，补充新媒体元素，进行创新性融合，从而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解决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向问题的方法是具体的、多元的和系统的。但有三个方向性的核心维度是不可以忽视的：第一，“互联网+”时代下的社会期望的明晰；第二，基于社会期望与自身优势的自我角色的预设；第三，自我角色在社会期望检验的实践过程中创新性地进行社会化和个性化的“融合”性探索。社会期望是角色转向的根基，也是角色形成的验金石。而主流媒体自我角色形象的确立是新时代条件下的自我审视，是扬弃的结果。最终完成基于社会期望的主流媒体的角色的转向必是有特色且有深度的延伸，才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融媒”成为主流媒体角色转向迈出的第一步，但“一个端口，多个平台”的纵深决不仅限于一个版本的直接复制，还需既要不断地在不同平台“入乡随俗”，又要在“创新性的个性化延伸”的路径上不断探索。主流媒体的角色转向不仅关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的良性发展。其发展必定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罗翊.浅论互联网对于现代人的影响［J］.商，2015（32）：190.

［3］曾庆香，张德华.论群体事件舆论引导中政府与传统媒体的博弈［J］.现代传播，2012（5）：43-52.

［4］吉宁.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风格特色及变化——以央视《新闻1+1》为例［J］.新闻世界，2013（7）：70-71.

［5］丰收.《新闻1+1》电视新闻评论探析［J］.新闻世界，2014 （3）：42-44.

［6］涂光晋，吴惠凡.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J］.现代传播，2012（1）：23-29.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5-0095-03

作者简介：刘铭宏（1988—），女，吉林辽源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2015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