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理论与当代生态学相关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兴流派之一，生态危机理论则是这一理论最具特色思想的内容。生态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生产和消费异化、科技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等等，这些异化问题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存在着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则是这两种危机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从制度本身出发，建立一种与生态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128-05

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is one of newly emerging school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 and it is the combining theoretical practice between Marxism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theory. The most characteristical thought of ecological Marxism is its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It believes that the origin of ecological crisis lies in its capitalism itself and is the production alienation， consuming alienation，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ch are resulted from capitalism. Thus， it finally leads to ecological crisis explosion.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centralized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crisis and economical crisis in capitalism. However， in order to radically solve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socialism revolution must be performed and ecological socialism society must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Western Marxism；ecological Marxism；ecological crisis

一、 生態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开放性，以及批判性等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逐渐上升的时期产生的哲学理论，因此，它具有那个时代的精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但这并不能够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生态的思想存在，并不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包含生态的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因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1]（pp56-57）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不是对立的两个部分，自然相对于人来说，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存在，为人类提供了物质前提，同时人类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通过实践改变自己的生活，人创造环境，同样自然环境和客观条件也限制和约束着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利用科技推动生产，在外在的利益驱动下人的消费被异化，盲目的使用科学技术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环境来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必然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严重的危害。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出来的生产力的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2]（p276）。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破坏生态的一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人不应该过分的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虽然每一次开发和利用都能够给自身带来美丽的结果，但这种美丽的预期结果只是暂时的，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起初美好的愿景会变成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那么这就要求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不去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马克思认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其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力高度发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个人和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由于生产的计划性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进行调整，人的生态观念不断形成，能合理的从自然中获取资源，恰当地进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样人就能够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利益，进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p120）。我们不难发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生态观”的概念，但却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工业化步骤加快，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起主导作用，第二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升级，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尤为严重，1962年，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兴起“绿色运动”。阿格尔、佩珀、奥康纳、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经过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已经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

西方的绿色环保理论研究者们认为，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分强调了生产，对于资源的有限性有所忽略，认为马克思以“技术中心论”，不承认“自然极限”，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对立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狭义的，只看到自然的工具价值。西方绿色理论将生态保护和人类的发展对立起来，强调自然的权利，以生态为中心，降低了人的尊严，过分地强调了自然的权利，而忽略了人的权利。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4]（pp354-355）。马克思认为，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不是对自然绝对的控制，是在适应自然的背景下对自然进行支配，并且马克思在考虑生态问题的时候，是把自然极限、社会因素等结合到一起，而不是单纯地强调人类中心主义。所以，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并不是反生态的。阿格尔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危机理论进行了重构，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奥康纳则指出：“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5]（p6）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维度，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开始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寻找生态视域。福斯特和佩珀直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生态的内涵进行研究。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基本了解，我们不难发现，丰富的生态思想极大的蕴含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结合当下历史的背景和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新的阐释。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

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对资源不断的掠夺和利用，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危害日益严重，那么这就使得理论界对于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索成了热点。生态中心主义、环保主义者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归结于科学技术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发展，对于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过分的批判；认为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带来的危害，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生态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加深。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关注了生态危机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受到了人们的过度崇拜，科技开始异化，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已经成为统治人而非人摆脱自然的工具，“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6]。科学技术已经脱离其原本的属性归结到意识形态之中，变为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工具；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使得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更加的没有节制，使得人和自然产生了对立，不再像马克思所说的人和自然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科技的原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环保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理论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研究，围绕着科学技术、控制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方面对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进行分析，最终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是其代表作。在这两部书中，莱斯指出，环境问题的表现只是生态问题的表面现象，他批判技术理性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兩个方面，从而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本身，而在于人们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科学技术和宗教、哲学、艺术等形式是一样以抽象的形式在人类社会中发展，“同一种科学制度既能够从人类的普遍敌人（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人类，也能够支配精英们增强其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7]（p15）。因此，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向更高文明发展的前提，它无法判断和选择应该如何参与实践过程，也不能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说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两种概念，并指出两者的区别，莱斯在继承这本书的相关理论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制造出人们本不需要的产品需求，这种“虚假需求”导致人们无休止的消费，进而产生了生态危机。最后，莱斯得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和过度的生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生态危机就是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认为生态环境的质量可以用金钱买到；认为对科学技术无休止的追求和崇拜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理性主义所提倡的是人道主义，强调是人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自然”的思想应运而生。莱斯认为，人们丧失了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妙'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7]（p35）。莱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对资本的无限扩张，技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使得技术成为控制人和自然的工具。那么科学技术的使用，是在一定社会制度的制约下进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科学技术就是为了追求利益和资本的扩张，进而并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 我们不应该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控制自然”观念的本身，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也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造成，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我们应该从生产方式中寻找，也就是说，寻找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我们要从人们“控制自然”的方式中去寻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使用方式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莱斯强调“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并且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进步的重要理念。这样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成了以扩张资本为目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自然就成了满足资产阶级需要的客体，使得人和自然剥离开，那么必将造成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莱斯又从人的需求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于需要、商品和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误区，认为只有不断的消费购买产品才是幸福的生活，这种消费观造成了对商品的无限追求，造成了异化消费，与人的客观真实需求相背离，需求增加导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的扩大就造成了管理上的集中，最终就会超出生态环境所能够承受的极限，形成生态危机。莱斯关于真假需求的探究影响了阿格尔提出“异化消费”的概念。

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无限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8]（p420）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然而，现实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是由于资本主义用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消费掩盖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便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过越来越多的产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借助科学技术不断的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运用广告、大众传媒、新闻舆论在全社会营造消费即是幸福的氛围，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人们的消费需要和选择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控制，完全服从于对利润的追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异化的，人们劳动并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人们应该是从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满足，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是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的自由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异化消费由是而生。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8]（p494）。资本主义就是利用异化消费来掩饰异化劳动，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继续存活。但这种消费并不是人们真正的消费，而且人们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这就对商品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要想使资本继续运转，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再次促使了异化劳动，人们又开始产生消费欲望，开始了资本主义内在消费和生产方式的循环。这样就需要大量不必要的环境资源投入，产生不必要的污染，进而造成生态危机，所以，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消费观念，以及消费方式，消费异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在固有的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的危害，马尔库塞说：“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种行为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9]（p117）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能够继续存在，避免剩余价值产生的经济危机的威胁，就要扩大生产，刺激消费，那么我们可以说，扩大生产造成了过度消费，由于扩大生产以异化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必然产物，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必然产物，所以，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异化劳动本身，而是造成异化劳动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

資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就是破坏”，生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必然会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失衡问题就会不断发生。资本主义看到这些环境问题后，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由于这种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所以，这种科学技术的使用，最终是为了保障利润的产生，并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是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其原则是效率至上，并且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我们称之为“经济理性”。这种“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理性”则是以人对自然的认知和自认生活环境下对自我加以约束，避免生态崩溃对人的发展造成影响，其动机是保护生态利益的最大化。高兹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为前提，所以，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掠夺，加之由于治理环境污染造成巨大的成本，使利润减少，他们不会将生态保护作为目的，因此，高兹认为，“经济理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佩珀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对利润的追求，对自然进行无休止的剥夺，从制度本省来讲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人剥削人，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造成了生态危机，这样资本主义自身的生态矛盾就使得“绿色资本主义”无法实现。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将“自然”和“文化”相结合，建立以生产条件为核心的第二重矛盾，揭示资本积累、生态经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两种危机的存在，把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视为第一重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由于生产过剩而需求无法消费过剩产品，并导致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对于资本的无限扩张，只有不断地进行生产，才能维持资本的运转，这就造成了无限生产与生产条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生产条件无法满足、不能够容纳无限生产。第二重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进行了论述，但是，马克思对生产条件的论述并不详尽，并且注重强调劳动力的供应关系，而忽略了自然的外部条件，以及教育文化等社会生产所需的公共条件，所以，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奥康纳通过对第二重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资本积累和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标，利润来源于对工人劳动的榨取，依赖科学技术的更新，来提高生产率，这样就会提高对原材料的需求，加大对自然的开发，导致生态危机。随着原材料的减少，价格上升，提高成本，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加大了环境成本，也促使经济危机的产生，这都是资本积累造成的；其次，奥康纳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5]（p33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对生态也是一种破坏，在利润的趋势下，生产技术是无法自觉的以生态保护为原则。并且通过广告宣传促使消费，降低资本运转周期，为了利润增长的诉求，这种种原因必然会导致消费主义，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和对资源造成浪费。最后，奥康纳还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联合发展造成了生态危机。不平衡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矿石燃料，对土壤、森林造成破坏，联合发展会导致发展落后的地区人口向城市转移，造成农村土地浪费，城市劳动力低廉，工资下降，造成城市环境和农村生态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方式、消费理念、控制自然等几个方面对生态危机根源进行论述，最终无论是从哪个方面得出结论，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反生态的社会制度，生态危机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的探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所以，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生态的有限与资本的无限矛盾的对立关系，生态有限无法满足资本的无限资本的无限，由此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只有建立本质与生态协调发展，尊重生态可持续的社会制度，才能根本的解决生态危机，这种制度就是生态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指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0]（p395）。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是按计划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不是追求利益为目的，社会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所占有，可以统一进行调配，这样就不存在人为的障碍、生产过剩、产品浪费，能起到生态的保护作用，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施有计划的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了环境问题，只是环境政策的问题，而非社会制度问题。“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也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5]（p435）。从理论上讲，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可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没有实现对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决，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问题便可以看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对社会制度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应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实现生态和谐。

高兹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了，现存的社会主义已存在着“经济理性”，从苏联模式的大规模生产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内，政策的失误必然造成生态危机，作为一种体系，社会主义已经消亡，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运动和政治力量，但也走向了消亡，传统的社会主义提出的目标很多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唯一能够承载传统社会主义的力量一再逐渐地消失，在语言方面、物质基础、历史主体等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已经逐渐消失。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和历史的哲学已经完全被扭曲。高兹认为，应该建立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提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设想即生态社会主义。

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就要进行社会运动。传统的生态运动无法解决生态危机，是因为传统生态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并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没有从社会制度上思考问题。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将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在奥康纳看来，要全球性思考和地方性思考相统一，全球性和地方性行动相一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态革命，才能够实现彻底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将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够弥补传统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存在的不足，进而确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英]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6]李桂花.科技异化与科技人化[J].哲学研究，2004（1）.

[7][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8][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

[9]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评析[J].北方论丛，2005（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刘闻名：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沈阳建筑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