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由于时间的啃啮和战乱的洗劫，会使画面不清，甚至支离破碎，经过画郎中的修补，这种竖向的跨时代的合作，恢复了山水的壮丽、松竹的清虚、天籁的空灵、风情的旖旎。可以说，一部中国绘画历史，一半就是修复、装裱与再生的“工匠精神”历史。

郎中，即“为郎居中，则君之左右之人也”。在中国古代是尚书，侍郎之下的高级官员；古代的名医，悬壶济世，也称为郎中。后来，这一称谓由高官、名医又延伸到书画装裱行业。古旧字画修复保护，每道工序都必须严格进行，即便良工高手，也难保不会失手揭损毁坏，对修复师功底是一个严峻考验。随着时间流逝，古字画会出现自然老化、破损等现象，为了再现原作的艺术精髓，就需要修复揭裱，所以，历来都把装裱师称为“画郎中”，如专门为吴湖帆裱画的刘定之、上海中国画院的刘益三，以及上海博物馆的黄桂芝、严桂荣等，都被称之为“画郎中”。

“画郎中”，即修复古书画的人，这里的“修复”包括装裱和修复两个层面。装裱就是“裱画儿”，它是古代以保护为目的发展起来的，既有利于作品收藏，又能提高观赏性的艺术体系，自古有“三分画、七分裱”的说法。修复则是对受损作品的抢救，如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分为揭掉旧裱和受损作品修复两部分。其中，前者是装裱的逆向操作。只有把原来的裱饰全部去掉才能对受损作品进行修补，修好的作品再重新装裱起来就完成了修复的全部工作。徐悲鸿曾说：“不论多好的绘画，不经装裱，也显示不出它的艺术魅力。”可见，书画作品不仅需要有名的艺术家，更需要无名的艺术家——“画郎中”，对不可再生文物——古书画的修复。由此可见，“画郎中”的重要性更显突出。

没有“画郎中”，许多古代名画巨迹就早已化为烟尘了。现在看到的董源《溪岸图》是绢本，经现代科学鉴定，发现它是经过了几十次的装裱，绢的经纬的衔接，画面损失部分的接笔补墨，经过历代画郎中的施以“手术”，修补得天衣无缝。古画中的这种情况，在鉴定中是经常能看到的。由于时间的啃啮和战乱的洗劫，会使画面不清，甚至支离破碎，经过画郎中的修补，这种竖向的跨时代的合作，恢复了山水的壮丽、松竹的清虚、天籁的空灵、风情的旖旎。可以说，一部中国绘画历史，一半就是修复、装裱与再生的“工匠精神”历史。

日积月累，精益求精

眼前是一幅来楚生的《南瓜图》，修复前已碎成大大小小几十片，可通过画郎中的妙手回春，摆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完整无损、生动清晰之作。再如药翁唐云画的双面扇面，也是经画郎中的妙手回春，才恢复了本来的风采。这张扇面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药翁唐云为徐盼秋的夫人方萌画的，一面画红梅一枝，一面画的是石涛风格的山水，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之破损不堪，笔画墨彩残缺之处也不少，经过精心修补重新装裱，一树红梅临风而动，青山红树，一叶扁舟放荡于湖面的山水，闲情逸致，别有一番情趣。使这个扇面重现艺术生命之美的，就是当今“画郎中”刘志荣。

刘志荣，祖籍江苏靖江，生于上海，长于上海。1979年拜刘益三为师，后又拜师黄桂芝。刘益三也是黄桂芝的师傅和严桂荣的师叔。书画装裱界自来就有“扬帮”和“苏帮”两个传统。“苏帮”多苏州一带人，身处江南，地位优越，但书画装裱功力不够，所裱的多为婚庆楹幛及丧事挽联，裱功要求不高，又称之为“红帮”；“扬帮”多为扬州人，又称之为“下江人”，出身寒微，社会地位较低，但在书画装裱上以技术取胜，赢得人们的尊重，他们装裱书画多为名迹巨著式古代书画，又称之为“白帮”。远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刘定之、刘益三、黄桂芝、严桂荣就已是上海滩的书画装裱界“扬帮”高手。名师出高徒，他们造就了今天的“画郎中”刘志荣。这样，黄桂芝和刘志荣也就师出一门了。

古人云“痴书者工必精，痴艺者技必良”。刘志荣虽非出身于书画修复世家，但自十几岁开始学裱画、绘画，至今已历练40多年，以精妙的装裱技艺、工写兼能的画艺和博闻广识的鉴赏力，成为当代上海闻名遐迩的装裱名家。只是他生性低调，不善宣传，不喜炒作，只有书画界内部，才对刘志荣的大名如雷贯耳。

遥想当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刘志荣怀着对书画艺术无限的景仰，投身于工艺美校书画装裱专业的学习之中，真可谓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老先生看到有年轻人如此痴迷、热爱，孜孜以求，自然是开心无比，于是把毕生绝技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不要小看装裱技术，实际上是一个繁琐、细致到几近苛刻的传统技艺。刘志荣清楚地记得，刚学艺的第一年，老先生就是要他不断练习刮纸，一方面提高修补技术，一方面体会用刀的方法、技巧和力度。“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枯燥，甚至厌烦，有人还打了退堂鼓。但久而久之，我逐渐明白了，这是基本功，既要把纸刮薄，又不能把纸刮破，不仅是一个熟悉技术的过程，也是一种磨练性情、增强定力的方法。”刘志荣说道，每个刚来做文物修复的人都有同样的体会：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日积月累，则技艺自精。

刚来时什么也不懂，学艺前几年都是先掌握基本功，遵循基本要领，然后自己勤学苦练，最终熟能生巧。“这个过程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就这样，重复的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精。几年后，刘志荣学习到了精到的技术，自立门户，不仅为唐云、程十发、钱行健等当代名画家装裱书画作品，也开始经手不少古人佳作，无论是民国老画，还是明清手笔，经他的“精心调理”、细致修复，都能焕发出全新的光彩。不仅如此，他还不满足现状，于上世纪90年代只身东渡日本，向邻国的书画装裱业求取真经。尽管日本的书画装裱也源自我国“宋裱”技术，但其历来追求的“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传承、创新能力，使得古老的装裱技术在日本得到发扬光大。因此，刘志荣不远千里，东渡扶桑，为的就是取长补短，丰富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

精工细作，耗费心力

据刘志荣介绍，装裱修复一般分为4个步骤。首先是清洗。一般的古旧书画无论是装裱还是重裱均需用清水清洗或浸泡，纸本画芯遍布霉迹的，得用喷壶将清水轻轻喷洒画芯，有的还需要在霉迹处涂抹药品，再用排笔整体涂刷。第二步是最关键的工序——揭画芯。一般不揭掉原托芯纸，只揭去复褙纸，但若出现空壳现象，就不得不揭掉托芯纸。裱褙浆糊容易粘连，这样就很难完整揭裱，有时候装裱师手一抖都会使一幅古画尽毁。如果揭芯的过程中有零碎纸片，就要用小毛笔蘸水逐步清洗，直到揭净。

揭完画芯便开始修补。修补过程极其繁琐，装裱师不仅要有极高的工写兼画艺能力，还要有对各种旧纸旧画的知识积累，有时候还要染出一些与所修补画芯的颜色相似的宣纸。修补方法一般分为隐补和细补，二者的区别在于位置：隐补是补于纸后面的相应位置，细补是先修补破损处，然后托纸。细补过的作品需要再次修补时，只要将托纸揭开，原补处材料可以保留，并在脱浆处增加糨糊即可，所以说细补更有利于书画文物的保护。最后一步是托芯，这是恢复书画气韵的重要工序。名家们都说托是集洗、揭、补三者工序之大成者。经过这4个步骤，一副古旧书画便能焕然一新。

眼前，躺在“手术台”上的这张古代花鸟画，画面残破、纸张酥脆、断裂折痕严重，犹如一个躯体严重受损的病人。只见刘志荣站在古画前，首先小心仔细查阅每一处损伤，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细致全面的诊断是一切后续工作的基础：这门古老的手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并没有发展到现代的高科技阶段，它更多依赖于个人的眼力、手艺与经验。

整个修复过程包括水洗、刀挖、火烧以及修补等几十道工序，全凭他手上的技巧。特别重要的就是修补的第一道工序“清洗”，刘志荣将古画平铺在案板上，用喷壶将摄氏50度左右的湿水淋在画上，在确保画心完整的前提下，让纸张充分湿润。在水的作用下，几个小时后，几百年前的古代花鸟画画纸由坚硬发脆，开始慢慢变得柔软服帖。接下来，刘志荣一点一点清洗画纸上的灰尘和脏物，适当控制清洗的程度，故意保留一些岁月留下的自然痕迹，确保干净清爽，又不伤古画神韵。然后，他反复辨识损坏的碎片，找出原作布局中的准确位置，妥帖地将碎片还原复位，每一环、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尤其在细微之处，更是屏住呼吸，悬腕操作。经过这样长时间的精巧操作，这幅破损的古代花鸟画终于一点一点恢复原貌重又焕发神采，宛若垂死的病人，在医术高超的医师手里重获新生。

对于爱徒的精到技艺，黄桂芝师傅曾这样赞扬道：“曾装裱过不少明、清名人字画，如董其昌、王石谷、王鉴等等，近代如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等。特别是黄宾虹六尺山水中堂，朽糟碎破，经洗涤装裱后，如枯木逢春，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这样的评价没有虚辞，而是以事实作为凭证的。

40多年来，经刘志荣抢救修复的古字画涵盖宋、元、明、清和民国各个朝代，作品多达万余幅，作者涉及中国古代书画名人百余位。其中，有吴门画派鼻祖沈周、文徵明，明代中期巨匠唐寅、陈洪绶，明代书法大家傅山、黄道周，清初“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朱耷，明代“华亭派”书画名家董其昌和清代指画第一人高其佩，以及近代“海派”杰出代表任伯年、虚谷等等，几乎涵盖了中国书画史上的精华。而涉猎题材更是广泛，山水花鸟人物，乃至中堂册页手卷，无所不包。“每修复一件作品，使之还原到曾经的光彩与辉煌，都让我为之激动，感动。这不是什么成就感的问题，而是面对文物，体会历史，感悟文化的精神，那种自豪，那种敬畏，终身难忘！虽然耗时费力，伤了眼睛，费了精神，但九死不悔，矢志不渝！”眼前的刘志荣，虽不高大，岁月沧桑毫不留情地显示在他的脸上，但面对古画，那分从容自信，心满意足，令人难忘。

以诚为本，矢志不渝

刘志荣的工作室名曰“勤荣堂”，取意勤而能荣，这是他的性情和本色，为人为艺一道贯之。无论是书画还是技艺，艺与德，总以德为先，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所在。在书画装裱史上，裱画高手以高超的技术，对书画开刀，把书画分身，移花接木，调包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刘志荣师从刘益三学裱画数年，满师时，老师为他写的评语是：“德品兼优，忠诚坦率”。黄桂芝为他写的评语是：“我也传教过许多学生，其中最为突出和满意的是刘志荣，该生刻苦努力，一丝不苟和为人忠恳，在学习中精益求精，故而在装裱艺术中不断提高，还有着创新。”的确，生活中的刘志荣为人诚恳，待友真诚，对书画艺术更是勤勉诚恳，无论是新画、旧画，他都以敬畏的态度对之，以装裱为神圣天职，从不掉以轻心。

刘志荣是刘益三的“关门徒弟”，经过数年的口授手传，刘志荣变成一位“开山门徒弟”。刘益三在评语中这样写着：“经我数年对他业务的口试和实践规范检验，包括新旧画托裱揭补及各个科目，均能达到较高水平，为我数十学生中技术水准之标首。”刘益三85岁那年，药翁唐云交来一张画要装裱，老师深情地对这位学生说：“志荣，我的手开始颤抖，这只盘交给你，否则我封不了门，你拿去裱，就是接替我，来为这些老朋友裱画吧！”这是老师传钵时庄严的嘱托，刘志荣一直铭记在心。

装裱旧画，如医生诊病，然后才能对症施药，药到病除。旧画的病因很复杂，有的画看起来画面还很完整，但画心酥了，经不起提拉；有的画看起来破损不堪，但骨子里还很好，这就要用不同的方法揭裱。旧画都要去“黄”，去黄时要用热水烫，可使画恢复本来面目，如果用药水去“黄”，画面就会变黑，再也无法恢复了……旧画装裱不只是技术，还需要文化。刘志荣每每谈起裱画“经”，顿时让人觉得，这里还有着许多科学的、文化的学问，真可谓博大精深！

面对赞扬与荣誉，刘志荣并没有昏昏然。掌握着精到的技术，传承前辈技艺，却也没让他变得自高自大，反而一如既往地以诚待人，勤勤恳恳。面对书画装裱需求日益增大的今天，刘志荣有着清醒的认识：“书画装裱的人是多了，但旧书画修复人才太少了，”一说到此，刘志荣就很焦急，“修古画，首先要会画画，山水、人物、花鸟、书法都得精通。还要会修复、装裱，这得经过多年磨练才能下手。目前全国这样的修复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加之古书画修复的技术要求高，材料要求也高，越来越难找到能与古画相匹配的老纸、旧墨，在技术层面上为修复古画增添了不小的难度。更何况刘志荣也已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无论是眼力、体力，都已不复当年，这一门绝技的传承与保护，也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重中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