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鸣 易小荷

星期一下午，深圳一家五星级酒店被来开会的人挤得满满当当，一群走出贵宾室的人捉住了大家的视线。大概六个人，张朝阳夹在里面，一头黄红相间的淡色染发，牛仔裤勒出结实的大腿肌肉，黑色敞口船鞋，棕色衬衣，黑色休闲西服。感受到某种不明气场的警告，人们很快就留意到“回避”这样的指示。

照理说不应该，通常张朝阳不说话的时候，沉默得就像一座雕像，无论是一年前在搜狐大厦的会见，还是搜狐视频的发布会，抑或是这次新闻产品的站台，他并不见得是个强势的人。甚至有些时候，他看起来会有难受的感觉，挤在穿低胸装的女明星，或者正襟危坐的商业人士中间。这不由让人想起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沟壑，都有可能会掉下去。”或是菲茨杰拉德的那句，“我们拼命划浆，奋力与波浪抗争，最终却被冲回到我们的往昔。”

但这并不见得反映出了张朝阳的悲观主义。作为一个著名的抑郁症患者，他曾在家里静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他复出之后的这一年多以来，搜狐火力全开地在视频、新闻产品都多个方面奋进，他甚至开始跑步，每天在微博上晒自己那些惊人的长跑纪录。

这位曾经最有可能成为互联网教父的人，他的美国名牌大学学历和著名的滑板技术，都缔造了他的前卫和活力。他在搜狐大厦的一层办公楼曾款待过中国明星界的名人，名人界的明星，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更像那些美国的“新兴企业家”，他的形象强烈地冲击着人们故有的成功人士传统规范。

2003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打了翻身仗，那一年的五月，张朝阳通过卖出手里的股票，成为了现金超过500万美元的男人。自此，他的资产逐步增加，到了“公司倒了也花不完”的程度，开始买飞机、游艇，并称自己“新中国有钱又有名又干净的我是第一个”，“要活过150岁”等等。

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内观、自省、痛苦、化解痛苦，这些，也成了日后诸多深度访谈里最愿意谈及的部分。

2011年到2013年初，张朝阳自称“在雪山上的一次缺氧经历，加上之前种种”，让他得了抑郁症，他选择暂时离开具体岗位。那段时间，是搜狐前错过“微博”，后错过“微信”的夹缝年份，在搜狗、网络游戏天龙八部、搜狐视频的帮助之下，搜狐虽然被甩出了一线，但总算维持了传统大厂的尊严。

张朝阳，行不行，许多人在问，更多人则要溯源，他这块中国互联网的化石怎么还在晃荡。互联网十多年间升级到了3.0的移动时代，网民已经迭代了几次，美剧《纸牌屋》、喜剧演员“屌丝男士”董成鹏等同于更多年轻人心中的搜狐。更多人忘了马化腾1999年时在深圳，坐在台下，崇拜地望着讲台上的张朝阳，后来开发出QQ的故事。

2016年1月的这场发布会前，张朝阳带着本地的一群自媒体人、记者，沿着深圳红树林海边跑步，十公里，许多人没有坚持下来，而红色短袖、黑色短裤、红色跑鞋的张朝阳踩着自己的“小步幅、快频率”的跑法，在一众比自己年轻的陪伴者中，显得相当轻松。

在发布会最后，他将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关于信仰、脑科学、禅修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你可能说一会儿要看一下手机，是吧？比如说你给你的女朋友发了一个短信，她没回，你担心她今天干吗去了，对吧？比如说昨天你的老板可能跟你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可能对你的表情不太好，话里面有话，你觉得是明天他要解雇你，对吧？或者说我整天在那儿跑步，空气有雾霾，我是不是要得肺癌了？或者说我吃的东西，那个添加剂，会不会是致癌物质？我们不断地在告诉自己，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大脑，对这些可能性太在乎的话，就会形成回路，一种负面情绪，你越关心它，它就越放大”。

发布会之后，张朝阳被二十多个记者包围，面对“竞争”“赚钱”“私有化”“屌丝男士2”等问题，张朝阳逐一做了回答，时不时迸出明显的鼻音，他不亢奋，却针锋相对，逻辑做到不落下风。

在以往几次采访中，他似乎都是如此气闲神定，节奏只能由自己来把控。就像那次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那样，不紧不慢地用刀叉分着一块cheese蛋糕，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领敞开——他要的就是这个范儿。

就在同一天，微信的张小龙则进行了罕见的一次讲座，谈生态。事实上，微信创造出了一批写作者，不论你写什么，什么最容易传播，鸡汤、养生、软文，总之有人买单。

对此，张朝阳的思路却是：“这会让整个内容的品质下降，就没有人看了。我们打ABCD，会降权的。降权以后的后果是什么？你一旦降权，如果软文太多，对不起，没有人读到你的文章了，你的文章就被打入冷宫了。”

“我认为为赚钱写东西，写不出好东西”，张朝阳对记者重复了这种观点。

《光散射液晶态结构研究》是他22年前获得实验物理博士学位时的论文题目，曾被评为优秀论文。在张朝阳离开学术世界时，导师大卫·李斯特（David Litser）教授曾表达过相当的遗憾。

“你想要的专业写作者，很多平台在抢，为什么要来搜狐？”

“来搜狐，我们设计了五条通道，给你更专业的传播，我们不是UGC（用户产生内容）啊，我们是P（专业）GC啊。”

2016年1月17日，记者拨通了爱德华·罗伯特（Edward Roberts）教授的电话，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张朝阳的第一个投资人、搜狐公司的联合创办者、搜狐董事会独立董事。他来清华讲座时，张朝阳开着车带他在清华校园转圈，看着窗外排队、热情的听众、感受着北京燥热的创业气氛，人们的热烈目光，张朝阳用“Godfather”（教父）来恭维自己的恩师。

1995年，31岁的张朝阳博士敲开了爱德华的办公室大门，他告诉这位以天使投资、风险管理闻名于麻省理工的教授，“我要回中国，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想回去帮他取得更大的成就”。

爱德华惊呆了，他被张朝阳反复重复的这几句话打动。在当时，也有过几位中国学生来找他，他们的问题多数是：“您在世界银行认识人吗，在联合国认识人吗，在投资银行认识人吗，我想留在美国。”

张朝阳的导师曾任麻省理工副校长，毕业前后，张朝阳这位“几年中见过的最好的学生”获得了留校担任麻省理工全球产业联盟项目（MIT 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联络员的机会，专门负责对接中国事务，他曾协助促成校长访华，还和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见过面。

张朝阳在美国的几年，打开了自己的新人生，不再“一根筋”“单一维度”的思考人生。在清华时，他冬泳、冬天绕着圆明园跑，用“自虐”缓解清华大学物理系强烈竞争带来的不适。幸运的是，1985年张朝阳通过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考取100人中的39名，获得李政道奖学金全奖资助，前往麻省理工修读博士项目。

他开始了买二手车，看美国电影，观察大选，认真做实验的留学生生活。他参加舞会，穿过燕尾服，扎过小辫子，美国的一切让他对近代物理研究越发疏远。当然，以他的智力，毕业不成问题。

联络员张朝阳频繁地往返中国，也曾带着中国官员到爱德华的办公室小坐。爱德华口中的“风险投资”等词语开始进入他的脑海。

爱德华对中国历史颇有兴趣，还收藏了许多明朝的瓷器。他被这个小伙子的热情打动了，张朝阳是第一个要回国，并来寻求他的帮助的人。

爱德华抛给张朝阳三个问题，“你懂互联网吗？你在公司里工作过吗？你工作过吗”。

张朝阳回答：“我在图书馆的研究室里发过电子邮件，我没在公司做过事，我给我的教授当过助教。”

“天啊，我以为来的是一位说要发明下一代网络的天才物理学家呢”，爱德华开了句玩笑。他又用了三十分钟了解：“你具体想做什么。”

张朝阳当时的回答是：“我可以开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发展有很多不同的机会。比如说，在中国，上大学挺不容易、需要花很多钱，我可以在网上开个公司帮助准备高考的人，或许也可以教英语”。

张朝阳对内容的兴趣从此可见端倪。他的迷茫、但也是直白，也在这次谈话中体现，爱德华反复问他：“这就是你想做的？”

张朝阳坦言：“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可以做。毕竟我也离开中国一段时间了，我不确定当下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也不能确定什么才是在中国发展互联网正确的方式。为了能够评估和理解中国需要什么，还有我该如何在中国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我得住在中国。”

这是一切的开始，爱德华和张朝阳约定，两周后，拿着书面材料再讨论，把有限的、带优先级的列表展示出来。张朝阳再次出现时，抱着一个大棕色文件袋，里面写了15-20条他想用互联网去做的事情。爱德华和他逐一讨论，还给了他大量商业上的知识，怎样创办公司、怎样组建团队、该去找哪些人，以及需要找到钱。

这样磨合约半年之后，还是没有出现严肃的投资人。爱德华对张朝阳说：“你真的要去做这件疯狂的事儿的话，我可以给你点钱。”张朝阳告诉他，已经和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谈过了。尼氏是互联网世界的思想大亨、预言家，他在90年代提出“比特世界将取代原子世界”的说法影响了同时代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但尼氏还未下定决心，爱德华决定“和他聊聊”。两位大佬见面，尼氏说，“你投我就投，但我先投一半”。就这样，启动资金到位，爱德华的这笔7.5万美元的投资，日后将成为他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

MIT也给了张朝阳另外的加持。在1997年尼葛洛庞蒂的第一次访华行程中，张朝阳作为学生从中协调、安排，也扮演翻译的角色，他的知名度伴随着重量级老师的来访，得到提高，中国人对互联网生活的想象开始集中在这位履历完美的海归身上。

张朝阳在中国引入风险投资的概念后，开始了和投资者与董事会漫长的争取、斗争、排挤过程，艰难地获取了初期的投资。他在国内借鉴雅虎（Yahoo）的经验，稍晚于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曾一度险些被部分人排挤出董事会。上市后又遭遇互联网泡沫消失，终于等到2003年，资本市场反弹。

当时，张朝阳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330型跑车，新的房子，跑车的硬顶敞篷甚至就放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因为家里还没装修好。

39岁的张朝阳，开始充分享受财务自由带来的快乐，这是他智力、运气、毅力多重加权的结果，他对此相当满意。他毫不避讳人们对他的议论。他头戴头盔，踩着旱冰鞋在天安门面前玩耍，被人拍照；他捧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拍照；2004年，他的半裸健身照片出现在《时尚健康》的封面；他经常和娱乐圈人士出双入对，多次组织明星、名人一起爬山。

这些，都与“搜狐”二字紧密相连，多数时候，是他主动组织的公共事件。直到2010年，人们开始从张朝阳的一些公共发言中发现了端倪，他的思考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层面。

2010年2月3日，在搜狐主办的“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做了《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的主题演讲，他非常严肃地说道：“2049年，我们在座的很多都还活着，我们都儿孙满堂，那时候，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的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到时候，假如中国的崛起和富强成为泡影，我们的后辈会指着我们说，瞧你们那一代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怎么那么二啊？”

这场活动的嘉宾包括胡德平、茅于轼、资中筠、应松年、温铁军、张鸣、张颐武、丁学良、秦晖、徐友渔、崔卫平、吴稼祥、任志强、嵇晓华等人。

同样与会的、敏锐的观察家、1996年最早将尼葛洛庞蒂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北大胡泳教授第二天就投报发文，题为《中国互联网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6年后，胡泳说：“90年代核心的逻辑是先发展、后规范，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波发展，中国能尽快赶上世界，所以允许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现在我们是倒过来了，是先规范、后发展，所以这个逻辑让很多事情变得不一样。”

胡泳在搜狐的多个场合见过张朝阳，他回忆到：“张朝阳是那一代创业者中是比较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相比来说，第一代创业者都要比第二代更理想化，后面的越来越商业。因为这个时代和背景全都不一样，面对的网民也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面对中国的现实可能会更痛苦。如果你不是那么理想的话，很多事情你也就接受了。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并不按你的认识来运行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挫折感。”

作为第一批使用博客的学者，当胡泳听到记者向他复述最新的、具有搜狐特点、较为严肃的内容市场策略时，表示出审慎的忧虑：“中国第一是个缺乏鉴别力的市场，第二市场上的信用是不破产的，信用指的是如果你一旦胡说八道，你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你胡说八道以后还可以继续胡说八道。”

2010年，张朝阳重返麻省理工做了讲座。在自己的诸位老师面前，或许是很久没有英文演讲的缘故，他显得紧张，不停地调整站立的姿势。他不无高兴地提到自己现在的财富水准，晒出了自己的游艇、飞机。也同样对法治、市场、盗版的问题进行的抨击。

和所有大佬在美国的讲座面对的一样，当被问及社会责任时，张朝阳总是巧妙地打起太极。

在这些微妙的瞬间，他聪明地玩弄着隐喻，将他的主题推向更宽广（或者更不触及商业利益敏感）的谈话领域。他只需要不时笑一笑，思考几秒，就足以把事物分为可以谈及和不可以探究的部分。

他的导师，爱德华对记者说，“查尔斯对家人，特别是父母、妹妹非常慷慨，我想他的游艇现在主要是家人在用了。在抑郁症之前，查尔斯就对公司业务做了详尽的安排，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秩序，比如余楚媛（联席总裁、首席财务官）的工作就非常出色。虽然我也批评过他，太过个人主义，但他的与众不同的经历也许可以解释一切。他闭关的时候，也并没有向我寻求过建议”。

也许他的抑郁症恰恰是他对于这个社会太过敏感的原因，你以为能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这个不爱吭声的瘦高个撩倒。但他运动的时候机警敏捷，迅猛得就像是那些荷尔蒙过剩的野兽。

后来，张朝阳从情绪的洞里爬了出来，带着他诸多的理论。

再往后，搜狐裁员了，报表好看了一些，在搜索、视频、资讯、游戏领域分别做得不错，却也不是最好。

仍然活着，张朝阳也仍然探索着。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