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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花开

2016-05-30红果子

参花(下) 2016年11期
关键词:大姑小妹母亲

红果子

父亲有了第二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杨春花,在家里排行老大,性格开朗又好打扮,老少都管她叫花大姑。花大姑读书一路顺风,甩着杨柳腰考进大学,成为泥头镇第一个大学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能踏入高等学府的人,那是寥若晨星,在当时的影响力,比今天中了一千万头彩还要叫人彻夜难安!不过,这种冲击波很快消失,因为花大姑一去不复返。开始,还有她的消息传来:花大姑恋爱了,对象是她大学同学;花大姑毕业了,分配到湖北宜昌,那是她男朋友老家。后来就断了音讯……直到前年才听说,她老伴过世了,她落脚在苏州女儿家。

父亲讲到这里,来了个紧急刹车!

我们三兄妹都很惊讶!几乎同时问:“爸,咋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父亲闪动一下目光,小声说:“她一直在外地。”

我突然记起来,两年前那个神秘的电话。

那天父亲下班回来,刚端上饭碗,他手机响了。看到父亲到阳台接过电话,走回餐桌几口扒完饭,对母亲说单位有事,外套也没穿便出了门。这样的事极少,父亲下午下班后,几乎不走出家门,母亲的目光中透出一丝不安。看到父亲的匆匆忙忙,父亲慌张的神态,当时我在心里发问,父亲真的是去加班?

两年前的电话,今天冒出来的花大姑,两者是否有关联?看来家乡之行迫在眉睫。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吃过早饭,背着父亲直奔泥头镇。到了镇上,没费多大周折,我打听到花大姑死了男人,她回来过一趟,日子正好与父亲那次加班吻合。我还从花大姑亲戚那里,了解到更多情况。花大姑大学毕业,带上男朋友回老家住了三天,之后直接从泥头镇去了宜昌,几十年再没回来过。更意外的是,我获取到那个月光之夜花大姑在河边的一些细节。动身头天夜里,花大姑留下男朋友陪二老,一个人来到流沙河边。这是一处回水湾,湍急的河水流到这里,一下变得开阔平坦,轻轻掀动的浪花,拥着半轮月亮在水中荡漾。花大姑在河边草丛坐下,痴痴地看着对岸的田野,从怀里拿出口琴吹起来。悠悠的琴声飘在河面,引得岸边草丛里的青蛙也探出头来打起节拍。花大姑吹的曲子,带着浓浓的忧伤,不知是故土难离,还是心中另有一种思念……花大姑亲戚说,特殊时期,花大姑自身难保,亲爸亲妈不到一年相继过世,她只能在千里之外泪水滂沱。

我再联想到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和我发生的那场冲突。我对大妹二妹说:“爸和花大姑,肯定有很深的故事。”

真的!如果七十岁的父亲与花大姑是萍水相逢,他不会这么快移情别恋。

父亲深深爱着母亲。

父亲在乡上干了几十年,五十多岁调到县城一家国企。母亲多种疾病缠身,心脏、血压、血糖都出了问题,不到年龄就提前退休。母亲每天服四次药,早中晚夜里,一回吃下的药片,各色各样一大把。父亲原来的工作是在外跑业务,除了应得的工资,还有提成,为了照顾母亲,父亲换了岗位。坐办公室枯燥烦杂,拿的是死工资,常常吃亏不讨好,父亲做得心甘情愿。已经多年了,父亲没有出过差,也没有下过乡,他像一根钉子,牢牢钉在了办公室。

父亲退休前,他的人生轨迹是两点一线。一个点是家庭,尽心侍候母亲;另一个点是单位,一心扑在工作上;一条线是从家庭去单位,再从单位回家庭。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天天周而复始,父亲养成了“四不”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交际。父亲退休后,少了单位这个点,新增菜市场和医院两个点,三点形成了一个圆。父亲是圆的外圈,母亲是圆的中心,好比地球绕着太阳旋转。

天空刚露出白光,父亲搀扶母亲下楼,迎着早上的清风,自由活动一个小时。陪着母亲晨练完了,父亲去菜市场,买什么样的菜,母亲头天晚上开出单子,父亲只管照单采购。父亲回到家里,开始一天的繁忙:扫地抹桌,浇花洗衣,淘米做饭,给母亲倒水服药,替母亲擦身洗澡……天黑下来,母亲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坐到书桌旁,摊开本子记下一天做的事:一件件干了些啥,一笔笔花了多少钱,记得最多最细的,是母亲病情的变化。

父亲退休后,完全没有了个人空间。一年的漫长日子,除了参加两次公共活动,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一次是单位组织去看梨花。流沙河在高山峻岭一路奔腾,冲出永河口峡谷,来到了望不到头的大坪坝。大坪坝是黎县的果乡,两岸河谷长满梨树,有十万亩之多。每年到了三月,下过几场春雨,洁白的梨花开了,裹着娇艳的阳光,从平坝漫上山岭,浩浩荡荡往天际而去。每次看梨花,父亲都要带上相机,拍回一百多张照片。父亲一进家门,径直坐到母亲身旁,打开相机一张张翻看。母亲和父亲头碰头,千姿百态的梨花,深深吸引了母亲,她浮肿的脸上也开出了梨花。另一次是迎春茶话会。茶话会年年召开,日子定在春节前五六天,内容都是老生常谈。县长通报一年工作,各界选定的代表发言,最后是书记一番慷慨陈词。开这种会没多大意思,第三年,母亲不要父亲去。父亲没有答应,他是企业退休职工代表,参加新年茶话会,父亲认为是一种荣誉。有一年,通知来晚了,父亲显得坐立不安,双眼紧盯着方桌上的电话。似乎过了一个世纪,电话铃声终于响了,父亲一把抓起听筒,是政府办打来的。接完电话,父亲顿时喜笑颜开。

母亲病情加重后,父亲不只是身累,我还隐隐感觉到他心累。

父亲在卧室放一张小床,与母亲分床而睡,彻底断了夫妻之事。我背地里听到,母亲劝父亲在外面找一个相好,母亲是动了真情,一脸泪水挂满愧疚。父亲看着母亲,他说那么做还是人吗?同样是泪流满面。我相信,就算父亲在男女间闹出一点名堂,母亲也会谅解他。我更相信,父亲不会背叛母亲,去干那种出格的事。有时候,我会看见这样的场面:父亲轻轻叹气,母亲重重叹气,叹完气他们紧紧抱头痛哭。

母亲死在腊月二十六深夜。

这天早上八点,我匆匆来到影剧院,一呆十多个小时。早餐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瓶矿泉水。中午和晚上,同演职人员一道吃盒饭。原定晚上八点彩排,丁部长有事一推再推,办公室主任亲自来传话,彩排推迟到十点。

黎县春节联欢晚会定在腊月二十八。只有两天了,所有工作进入倒计时,灯光音响舞美调试过台,混合作战完全白热化,容纳两千人的影剧院里,吵闹声要把房顶掀翻。举办文艺演出,自然少不了文化局,洪金局长也候在现场。

九点多钟,我接到小妹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我对洪金说:“春晚仰仗洪局了。”洪金面有难色,他说:“第一次搞春晚,面对全县人民现场直播,出了差错我可担当不起。”我万般焦急:“家母病危,就拜托了。”洪金沉思了一会儿,张口说:“郑部,应该以大局为重。”其实我是副部长,我一时无语,胸口像塞进一块大石头……丁部长来了,刚好听到洪金这话,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大声说:“百善孝为先。快去,春晚我扛着。”

走出影剧院,一阵冷风迎面扑来,我感到透心的凉。厚重的天空,飘着片片雪花,狭长的街道,难见几个行人,昏黄的路灯,有气无力地眨巴着。屋外的冷清与影剧院里的火热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我悲伤的心更加添堵,好似压上一座大山。

关于母亲的病情,我早有心理准备,病危的猛然到来,我还是感到难以承受!一时间,天地都在旋转。我朝医院狂奔,一边在心里祷告,但愿母亲这次……同样是一场虚惊!

年初,母亲到省城医院治病,专家会诊后,对我们说没几个月了。父亲神色很坚定,他说哪怕活上一天,也请医生尽到全力。令人惊奇的是,母亲住了一个月院,竟从鬼门关闯了过来。母亲打败死神的强大武器,来自父亲告诉她的一个消息:新县城即将动工。专家们也说,一个人有了某种美好信念,会激发身体释放出巨大能量。

黎县老县城坐落在大渡河边,背面紧靠高耸的群山。老县城十分狭小,孤零零一条街,抽两根香烟工夫,便从街头走到街尾。外地人来到黎县,无不睁大了眼睛!这叫县城,一个小场镇嘛。解放几十年,新中国建设高潮迭起,黎县老县城河山依旧,原因是一座大型水电站一直处于待建之中,“封杀”了这座县城的变化。

大渡河流过黎县县城,往下二十公里,河床陡然狭窄,河水卷着巨大的浪花一泻而下。两山夹一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苏联专家考证,这是建电站的绝佳之地。电站正当加紧勘查,苏联老大哥翻脸,从此便石沉大海。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电站才立项上马,老县城在淹没区,得以整体搬迁。

新县城规划模型展出,父亲搀扶着母亲,去看了好几回。站在沙盘面前,看到新县城三面环水,城市街道宽阔,住房高楼林立,广场树木成荫,公园鲜花怒放,母亲浮肿的面孔荡开来一脸笑意。恋恋不舍离开时,母亲双眼夹着泪花,低声自言自语:“这一天,怕是等不到了。”父亲接过话:“等得到,肯定能住进新县城。”

我浑身冒着冷汗,大口喘着粗气,一头撞进母亲的病房。还是迟了,一切都迟了!母亲永远闭上了眼睛。我没有跑过判官,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没有亲切地喊一声妈!我捶打着胸口,一头跪倒在病床前,我看见母亲冰凉的脸上,还挂着两串泪痕。我知道,母亲不甘心啊!她是带着一腔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号啕大哭!我的哭声,像荒漠中的狼嚎,撕裂开住院部的门窗,碾过苍茫的天空,跌跌撞撞逃回我的老家。

母亲生前多次提到,她百年后的归宿是泥头镇。

母亲的墓地,选在镇子背后的青松岭。母亲喜欢看山看水,在泥头镇几十年,她经常一个人上青松岭。真美啊!头上蓝天白云,林间鸟语花香,岭下河水清清,母亲的心踏着一路浪花去了远方。

阴阳先生算了,母亲只能偷葬,整个丧事不能打响器,不能放鞭炮,亲人们甚至不能放声痛哭。

凌晨三点出发。

安静下来的大地,沉入无边无际的黑暗,路上不见车辆来往,北风裹着雪花一团团打在车窗上。早上七点,我们到了泥头镇汽车站,雪花仍然纷纷扬扬,四周白茫茫一片,寒风刮在脸上有几分疼痛。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慢慢从车上下来,这才看清,几百名男女站在风雪中。我还没明白过来,一位白须苍苍的老人仰天大吼一声:“众亲朋,迎灵柩上山喽!”老人话音刚落,鞭炮锣鼓唢呐同时奏响,声势简直惊天动地。

阴阳先生急了:“偷葬,偷葬。”老人说:“大妹子回家,就是要风光,要办得热热闹闹。”我被雷击一般!一头跪倒在地,父亲、大妹、二妹也跪了下来。

雪突然小了,星星点点飘着,太阳挤出半边脸来,给山野披上一层金装。一百多个花圈,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山道上排列下一个长长的花环,起起伏伏舞动着,又像是一条彩色的巨龙,在霞光里十分鲜艳壮观!寒冷的大地有了几分温暖。激情的锣鼓,热烈的唢呐,火爆的鞭炮,从车站一直响到岭上。母亲落土了,这一切戛然而止!劲吹的山风也停了,几百号人低头默哀。我长跪在地,目光仰望浩茫的星空,拼尽全身力气喊道:“妈,您回家了!妈,您安心吧!”

老家的乡亲们,用最高的礼遇送别母亲,让我心潮滚滚,过去的生活片段,从我记忆深处跳了出来。

母亲在泥头镇生活了三十年,镇上的几百户人家,哪家几男几女,门窗朝东朝西,她都了如指掌。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供应物资的部门,那个年月,买东西都是凭票供应。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在人们眼里,母亲手中有“权”,很多人都求过她,她也帮过不少人。

王大娘媳妇生娃,找母亲买两斤红糖。当时她家里只有一斤糖票,母亲架不住王大娘泪水涟涟,计划外卖了一斤。事后有人告密,公社要开母亲的批斗会,是主任力保才免了。从轻处理的结果是扣发全家第二年的糖票,害得我们一年没尝到甜味。新布皮的外包装,俗称包装布,看上去很粗糙,用染料上了色,却能以假乱真。供销社积累的包装布,半年分配一次,社里职工人人有份。这年腊月,母亲染好做新衣的包装布,还没来得及飞针走线,她就送给了陈老伯。陈老伯嫁女,缺了两套新娘嫁衣,母亲做了人情,我们三兄妹过了一个旧年。已经两个月了,一家人没吃过一口肉。这天是月末盘点,天黑了母亲才踏进家门。我眼尖!看到母亲提了一块肉,可能有两斤重,油汪汪好诱人。我跑上前,两眼发绿,盯着那块肉,母亲不理睬我。她走过去,打开柜子拿出一张黑纸,严严实实把肉包了,再用麻线拴好。母亲对我说:“罗老爹快死了,想喝一口肉汤,赶紧把肉送过去。”我黑着脸接过肉,迈出门外的双腿竟有千斤重,一路流着泪往罗家走去。

这些事,用今天的眼光评判,简直微不足道。但在困难岁月,母亲一点一滴的付出,家乡人都记住了。

离开墓地时,丁部长赶了过来,他身后跟着洪金。他们在坟前献上花圈,鞠躬默哀三分钟。完了,丁部长握住父亲双手:“郑叔,一定节哀。”洪金走向我,他说:“老郑,不够意思,事前也不吭一声。”我无言以对。这时,岭上刮起一阵大风,父亲赶紧说:“下山吧。”

父亲陷于伤痛中不能自拔。

母亲走了,父亲形单影只。父亲脸上没了笑容,整天不言不语,一下苍老了许多。父亲始终惦记着母亲。到时间了,他去端水拿药,这才记起母亲不在了。该吃饭了,他给母亲盛饭,心里“咚”的一惊!好看的细花碗,失手落地摔成一堆碎片。晚上看电视,我们陪着父亲说话,他常常是答非所问。夜深人静了,父亲房间里还有响动,我们都听得很真切。

母亲一百天祭日,父亲坚持去了坟山。做完祭奠,父亲在墓前坐下。他双手合十,默念一会儿,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把年代久远的口琴。父亲吹了起来,曲子是《天涯歌女》,带着无限忧伤的琴声,深情款款地缠绕着墓地。我们不由睁大眼睛!父亲会吹口琴,小时候母亲提起过,亲耳听到还是第一次。第二次听父亲吹口琴,已经过了三年,是在他和曾姨的喜宴上。

都一年了,母亲的遗像还挂在客厅,父亲天天以泪洗面。最美不过夕阳红,不能让父亲长此下去。为了拯救他,我自作主张,取下母亲的遗像。刚转过身,父亲站到我面前,目光非常严厉,语气相当冲!“挂回去。”我说:“爸,您不能总生活在我妈的阴影里。”父亲不容半点置疑:“必须挂回去,马上!”我又说:“爸,求您了,我是为您好。”“不行。”父亲说这两个字像咬钢锭。我再也控制不住,把压在心里的想法,急风暴雨般倾倒出来:“人死如泥,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还得好好过日子。如果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被死去的亲人打倒,从此不管人生之路还有多长,就这样浑浑噩噩度过余生,那么我们的世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悲伤地,整个社会都会……”我还没把话说完,“啪!”父亲甩过来一个耳光。我被打懵了,十分诧异地看着父亲。这位发怒的老人是谁?我小时候,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母亲打骂我是家常便饭。父亲就不同了,重话也没说过我两句。一直以来,我对父亲的评价:小心谦和,笑脸待人。我一时百感交集,眼里噙着泪,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应该说两样共存:父亲有这份情感,我为母亲高兴;我确实是为父亲好,他重重的一巴掌令我伤心。父命难违,我慢慢走了过去,重新把母亲的遗像挂到墙上。

父亲平静下来,拉着我的手,轻声说:“爸失态了。”我真想哭出来!父亲已经老泪纵横,我强忍住扑进他怀里,我们父子紧紧搂抱在一起。

母亲的遗像不见了,白色的墙壁显得空空荡荡。

母亲悄然“走失”,想来必是父亲所为,我们三兄妹假装不知。

父亲站了起来,花大姑功不可没,他们是青梅竹马。

父亲和花大姑,生于同年同月,一个住上街,一个住下街,相隔不过几百米。他们都在七岁入学,分在一个班,学习成绩不相上下,紧紧咬在一二名之间,这次父亲考第一,下回又让花大姑夺了去。一直到小学毕业,花大姑从没高看父亲一眼,他们在学校偶尔说几句话,出了校门几乎不相往来。花大姑家境好,人长得漂亮,学习拔尖,骄傲得像公主,小伙伴们难入她法眼。

泥头镇办了两个初中班,限额招生八十名,一千多小学毕业生,升学比例是十几分之一。花大姑考了第八名,父亲落后她两名。踏进中学校园,他们不但同班,还坐在前后排。读了半学期,在花大姑眼里,仍然没有父亲的存在。改变花大姑的冷漠,是那次去校外劳动,这个破冰点,永远刻在了父亲心上。

麦收季节到了,田间小道人来人往,镇子里呈现一派繁忙。五月的太阳格外热烈,照得大地充满激情,山野中涌着浓浓的麦香。学校放了农忙假,学生参加生产队劳动,捡拾没收尽的麦穂。同学们散开来,像一群啄米的小鸡,一会儿捡完一大片。跳下另一块大田,花大姑撞了马蜂窝,吓得尖叫起来!马蜂毒性凶猛,蜇几口会要人命。紧随其后的父亲,像听到战斗的号音,三两下扯掉衣服冲上去,对着蜂群一阵狂扑乱打……花大姑没有事,父亲的脸被蜇了,肿得赛过熟透的西瓜,在家休养了十天。十天缺下的课,是花大姑给父亲补上。一场马蜂事故,让两个十三岁少年成了要好的伙伴。那时的初中生,思想白纸一样纯洁,他们的情感,从来没联想到男欢女爱。友谊变成爱情,清晰地表现出来,是在他们上了高中。

初中毕业考入黎县一中的,泥头镇有两人,一人是花大姑,另一人是父亲。

黎县一中设在大坪镇。

大坪是一个大镇,有近五万人,文化底蕴深厚,在清朝末年办起高中。县城开办高中是在解放后,因而称了黎县二中,这点许多人不明白,常理是县城中学称为一中。

从泥头镇到大坪镇,行程二十多公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没修公路,交通全靠两条腿。郑家五兄妹,父亲是老大,那时我幺爸只有三岁。父亲考入高中,周六上完最后一节课,一般都在下午三点,他就急匆匆往泥头镇赶。父亲每星期回一趟家,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他要在周日这天,帮祖父干半天农活。父亲返回学校,要带上一袋祖母烙的玉米饼,饼子中间夹了芸豆,算是有粮有菜,是他三天的口粮。余下两天半,吃学校食堂,父亲一直没买过荤菜。花大姑他们姐弟共五人,她是大姐读书好,四个弟弟都是白丁,一家人待她那是众星捧月。花大姑一个月不回,甚至学校放了假才回家,她也不会受到啥影响。陪着父亲一个星期走一趟,对于花朵一样的花大姑,完全是一种摧残,肿胀的双腿刚好些,第二个轮回又来了。花大姑家人反对,她不听。父亲的劝阻,她更不理会。花大姑看着父亲,笑着说:“咋啦,偏要跟,你天天走我天天跟,你走到天涯我跟到天涯。”

曲曲折折的山路,行走五个多小时,实在是一件苦差事。春秋两季相对好受些,沿途写着诗情画意,盛夏和隆冬,可就遭大难了。

春天里百花香。小路两边的山坡上,开满各色各样的野花,放眼朝山下看去,田地绿油油一片,忙完春种的老牛,悠闲地在沟边打着响鼻。爬到山顶,父亲采下一大把野花,有红黄白三种,编了一个花环,戴在花大姑头上。一阵暖风吹来,父亲拉着花大姑,向山下跑去,林间撒下了一路花香。

秋天是另一种景象。地里的玉米,饱满得胀破了外壳;田间的稻谷,结实得弯下了腰;岭上那片苹果,又大又红在风中招摇。走到了果园,父亲总会摘一个苹果,送到花大姑嘴边。咬着苹果的花大姑,脸上飞起一团红霞,把父亲看得心都醉了。

行走在夏冬,只有苦和累相伴,有时还险象环生。

炎炎烈日下,苍茫的群山一派死寂,庄稼草木无精打采。爬上一道梁,翻过一座岭,仍然是陡峭的高山。衣服湿透又晒干,嗓子堵得直冒青烟。父亲脸上没了笑,半天不说一句话。花大姑浑身要散架,边走边抱怨:“累死了,下周回家不是人。”父亲不理她,花大姑说的是气话,到了下周,她又不离不弃跟着他回家。

夏天常常风云突变!那天的场景,来得十分猛烈。一阵狂风扫过山野,天空坠入黑暗,大地陷进泥潭,风声雷声雨声电光声,奏出一曲巨大的交响,似乎要把群山震裂。瀑布般的雨幕,让人喘不过气来,花大姑紧紧抱着父亲,全身抖成一团。不到二十分钟,山洪铺天盖地卷来,裹着泥石树枝,往山下呼啸而去。片刻风停雨住,夕阳挂上天边,万道金光泼向山峦,大地格外空透明亮。站在两河口,清楚望见泥头镇的炊烟,木桥冲走了,唯一的通道中断。他们只好返回学校,能有啥法?除非长上翅膀飞过河去。

最难受的是冬天。遍山雪花漫卷,寒风呼呼劲吹,气喘吁吁爬上山顶,一股风把汗吹干,整个人像掉进冰窟。下山的路面,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晃得像醉汉,遇到急弯陡坡,只能四肢并用慢慢往下移。那天的雪花,下得密不透风,花大姑一不留意朝崖边滑去。崖下是波涛翻滚的流沙河,隆隆的拍岸声,一浪一浪涌来。花大姑的尖叫,刺破茫茫雪地,惊得林间窜出一只野兔。父亲反应极快,几大步抢上前,两手抓住一棵树干,双脚抵住一块大石,侧卧的身体搭起一道屏障,挡住了花大姑。真险!不过一两分钟,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祖父多次劝父亲,雷雨气候和大雪天就不要回来,万一有个好歹,不值得。父亲看着祖父,表情淡定:“下刀子也要回。”

父亲的热恋,中止在祖父的突然过世。

高三这一年,开学刚刚一周,祖父进山砍柴,失足跌下悬崖。父亲的美丽人生,正当灿烂绽放,却被突如而至的风暴打得一片七零八落。家庭大厦倾覆,祖母多病,兄妹还年少,作为长子的父亲,必须撑起这个家。父亲别无选择!他三步一回头,告别了黎县一中,他大把抹着眼泪,离开了花大姑。父亲回到泥头镇,一切从头开始。本来,他的大学梦,他的工作梦,他的城市梦,他的爱情梦,如果不是祖父离去,都会顺风顺水,一个个圆满实现。而今所有的梦想,转眼间烟消云散,父亲痛不欲生。但是父亲不能被悲伤打倒,不能躺在泪水里,他得挑起家庭的大梁。

父亲在学校品学兼优,是学生团支部委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样的学生,在高考前几个月退学,学校领导心有不甘,专门派一名副校长来到泥头镇。副校长找到郑家,当晚住了下来。他滔滔不绝讲了大半夜,还再三表示,父亲在学校的费用全免,连生活费也包了。祖母始终一句话,郑家哪个来管?父亲是一个孝子,祖母不点头,他绝不会答应。

第二天吃过早饭,副校长离开时,边走边摇头,可惜,可惜了。

到了星期天,花大姑来过几回,父亲都躲开了,他怕面见花大姑。父亲的这种态度,正合了花大姑家人心意。祖母也夸父亲,识大体明事理。祖母说:“花大姑是一只凤凰,迟早要飞出山去,没这个缘分,早断了好。”

果然让祖母言中,花大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从穷山沟飞到首都,一时轰动四乡八里。祖母又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别想凤凰嫁喜鹊。”还有人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父亲听了很难受,不是家庭风云突变,他会是一只雄鹰,凌空展翅直飞北京。

泥头镇有一万多人,北京在他们心里,那是一个极其神圣的地方,别说在那里读几年书,能够亲自看一眼天安门城楼,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泥头镇祖祖辈辈,花大姑第一个上首都,年老的人说,她家祖坟冒了青烟。花大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每天都被赞扬声包围,似乎把个人情感遗忘了。在这段日子,花大姑没有来找父亲,父亲也没有去表示祝贺。

花大姑奔赴北京上大学,离开泥头镇前一天,家里为她摆了几桌酒席,父亲也去了。席终人散,花大姑送父亲走出大门。皓月当空,街面泛着盈盈白光,夜风送来桂花的清香。花大姑把一只口琴轻轻放在父亲手里。喝过酒的花大姑,面若桃花一点红,在皎洁的月光下楚楚动人。父亲怕哭出声来,转身撞进一地月色里。

上了大学的花大姑,半个月给父亲写一封信,父亲却只回过两封。

父亲成为公社干部时,给花大姑写了第一封信。五十多年前,高中生并不多,是当时社会公认的紧俏人才,父亲虽然没有毕业,也是难得的有文化青年。退学回家后的父亲,在花大姑到北京后一个月,荣幸地被公社招了去。用祖母的话说,父亲给郑家添了光,成了吃商品粮的国家人。

父亲写给花大姑的第二封信,是一封绝情书。母亲参加工作,分到泥头镇供销社。在公社组织的欢迎会上,父亲与母亲刚认识,双方就留下了好印象。领导讲完话,是青年男女自由联欢,父亲的多才多艺,母亲百灵鸟般的歌唱,让他们出尽风头。联欢会结束,走在回家的路上,同伴对父亲说,趁热打铁,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都在镇上工作,巴掌大一块地方,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父亲和母亲的恋情不断升温,到腊月末他们办了婚宴。度完七天婚假,父亲才写信告诉花大姑,从这以后,他们便断了往来。

一年又快完了,又到了腊月二十六,黎县春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大姑打来电话,告知父亲她到了成都,滞留在石羊汽车站,到黎县三天后的车票已告售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三兄妹大吃一惊!老年人再婚,是老树发新芽,是人生的第二春,该张罗的还得张罗。举不举行仪式?布不布置新房?请不请亲朋好友?花大姑的突然到来,日子还选在春节,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三兄妹十分焦急,父亲却一脸坦然。父亲说:“年轻人的那些排场、形式上的东西,统统都不搞,住到一起就行了。”我问父亲:“花大姑是不是这个意思?”父亲很自信:“我说了算。”

我放下心来,大妹二妹也放下心来。

谁到成都接花大姑,这个问题不用讨论,肯定是我了。

雅西高速还没通车,走108国道去成都,要翻一座泥巴山,运气好不堵车,来回也得十多个小时。那个时候,黎县私家车还很少,找单位车辆,领导同意司机也难从命。深冬天黑得早,这时的泥巴山,雪花翻滚,能见度不到三十米,结着冰层的路面,前行的汽车像在扭秧歌。在这样的山道上开车,司机们说那是玩命,还有临近过年,各人都有忙不完的事。司机不好找,车子更不好找,花大姑还真出了一道难题。

我思来想去,先找丁部长请假,准假后才想法联系车辆。我没有回影剧院,直接去了丁部长办公室。我刚说完请假事由,丁部长乐了:“好事,大好事,车辆部里派,不过你得留下。”我还没离开,洪金来找丁部长,听说了部里派车一事。洪金想了想,主动说:“换局里越野车,安全性高,更踏实。”丁部长拍拍洪金肩膀,点点头说:“洪大局长雪中送炭,表现可圈可点。”

第二天清早,小妹坐上文化局的三菱,一脸喜气地往成都赶去。

夜里十点,小妹和花大姑平安到家。

第一眼见到花大姑,我不知是喜是忧,我们的生活得改变了。

花大姑一身红装,把客厅也映红了。圆圆的小红帽,绣着花边的红棉袄,羊毛绒的红裙子,水晶面的红靴子。这一番穿着打扮,对于一个七十岁的女人,更是格外抢眼。见我们的目光有些异样,花大姑先入为主,她说:“迎新年住新家,当然要一身红,红红火火过日子嘛。”

花大姑的与众不同,时时处处得到印证。

大年三十的团圆饭,因了花大姑彻底改变。母亲活着时,过日子一向节俭,由她一手操刀的餐桌,常年是猪肉占主导,外带几样素菜,只有逢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才特别添上鸡鸭鱼。每年的年夜饭,端上圆桌的都是九大碗:蛋卷、烧白、夹砂、喜丸、墩子、粉蒸、肘子、甜饭、酥肉汤,原料全来自猪,另配麻辣鸡、红烧鱼、盐水鸭三样菜。母亲病情加重后,父亲学会了做九大碗,色香味还略胜一筹。每年春节,我家都要备一桌九大碗,在正月里头请丁部长。

花大姑痛恨猪肉,她骂猪是害人精,肉里长的全是配合饲料。花大姑先生爱吃大肥肉,把自己喂得像头壮猪,得了冠心病早早离世。我想起母亲,集“几高”于一身,医生下的结论:高脂肪摄入过多。

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我们无话可说,父亲也只能依了花大姑。除夕夜的年饭,除了两样猪肉,满桌皆是鱼虾蟹,餐桌的中央,是一盘香气扑鼻的蒸鳖。父亲算了算,这一桌饭菜要花一千多元,是九大碗的三倍。父亲敲着碗边,一脸严肃,号令我们务必一扫而光。我知道父亲有些心疼,花钱上他同母亲观点一致,能省一分是一分。花大姑张了张口,想说啥又咽了回去。

大年初一放了晴天,阴沉多日的天空云开雾散,金晃晃的阳光倾倒下来,大地流动着几分温暖,人心也装满了温暖。新年的第一顿饭,吃又圆又甜的汤圆,寓意是一家人团团圆圆。花大姑对待糖和猪肉一样,但她架不住父亲的劝说:“新家庭团团圆圆,新生活团团圆圆,这个汤圆要吃呢。”花大姑硬着头皮吃下八个,父亲笑眯眯说:“这就对了,要得发不离八。”

吃过汤圆,花大姑叫父亲换上运动服,兴冲冲去了西城公园。趁日头好,她得多教父亲跳几曲广场舞。一去大半天,直到太阳阴下来,暮色开始弥漫县城,父亲和花大姑才回来。

晚饭吃的是鱼火锅,父亲胃口大开。父亲看着我们,向花大姑伸出拇指,来了一句抗战剧情中的台词:“你的,功劳大大的。”

新县城正式开工,未来的日子,是多么的令人向往。

这是一座山城,三面环水背靠青山,站在对面远望,像是泊在湖中的一艘巨轮,在蓝天下正待鸣笛起航。父亲单位的小区,不远处是公园,小区内绿树成荫。新居三室一厅,还配有阳台。花大姑对父亲说:“到那时,阳台上多栽些花草,让房内四季都有花香。”

好日子在眼前招手,苍天却关上了幸福之门。

这场大地震,来得十分突然!事前毫无征兆,天地间没有任何迹象,地震带来的场面,和灾难大片一模一样。水电路面面目全非,房屋街道支离破碎,通信网络完全瘫痪。大灾难面前,新县城建设停了下来,一切让路于抗震救灾,所有工作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重建家园。

那天我在下乡,回到县城地震刚刚发生!一片片的房屋还在倒塌,滚滚烟尘一浪高过一浪,哭天喊地的人流,海潮般从城里卷向田野。第一时间,我脑子里闪现出的是亲人,他们都身陷灾难中心……我不管不顾朝城里跑去。

人们都在向城外逃命,我一个人往禁区冲,好比是高速路上逆向行车,许多惊恐的目光射向我!有人拼命喊,不要命啦!管啥命不命的?我在烂砖碎瓦中横冲直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我的亲人,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消息。正当我寻找无望,碰上几个熟人,他们告诉我,亲眼见到父亲与妻子花大姑都安全跑出了城区。我放下心来,该去第二个目的地了。

我奔进县委大院,坝子里已聚了不少人,丁部长、其他县级领导都在其中。抢险救灾指挥部已经成立,领导们边分工边紧急行动。大家都重复着一句话:人命大于天!只要有一分希望,务必尽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县纪委发出口头通知,科级领导干部,夜里十点前指挥部报到。

天色慢慢暗了,密集的雨点裹着阵阵阴风,幽灵一样游走在头顶。风雨交加中,不时有余震晃动,陆续有局长赶到县委大院。层层叠叠的黑云压下来,天空混沌成一团,大地更暗了。整座县城没有电源,也没有蜡烛,只有几支手电,透出零星一点光亮,人们悄无声息,一切坠入一个死潭。一直不停的凄风苦雨,迫使气温陡降,季节从初夏跌入隆冬。正午穿一件单衣,还感到头上冒汗,这会儿披一床棉被也不嫌厚。连打几个寒战!我猛然想起父亲,早上出门时,他穿的是短袖。帐篷还没搭起来,无处遮风避雨,年迈的父亲受得了么?我不能不管,我还得再冒一次险。我向丁部长请假,他要我快去快回,特别叮嘱要注意安全。

我一路提心吊胆,第二次冲入城区。余震仍然不断,时有房屋倒塌的响声传来,让人头皮阵阵发麻。文化馆的住宿楼塌陷了一半,我居住的半边孤零零立着。推开震裂的房门,冷不防“吱呀”一声,吓得我一个踉跄。借着手机微弱的一丝光,我看见屋里一片狼藉,家具电器的残肢断臂向我张着血盆大口!美好温暖的家变成了魔窟。又一次余震,房屋醉鬼一样摇晃起来,头顶的尘土落了我一身。我不敢多停留,抓起两件冬衣仓皇而逃。

我逃出灾害区域,风停雨住了,扭得麻花一样的天空,撕裂开一条缝来,苍茫的大地漫上几丝朦胧。像有神灵指引,我直接去了城南公园。公园里黑压压的全是人影,避难的人们三五个挤成一堆。我不敢发出呼喊,生怕引起新的恐慌,只能瞪大双眼,一步一步往前摸索。约莫过了半小时,我在一棵树下找到父亲和花大姑,还有我的妻子春月。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头上顶着一块亮油纸,雨水在脚下积了一滩,父亲的身子在猛烈抖动。我给父亲披上衣服,小声说:“爸,照顾好自己。”父亲说:“别担心,有春月呢。”我看见父亲在抺泪,赶快转身离去,我怕再多停留半分钟,会忍不住放声大哭。

还差几分钟十点,我准时回到县委大院。丁部长分管的是社会事业,下面有文化、教育、广电、卫生、体育五大局,简称文卫系统。十点整,五个局的正副职全到了,单单不见洪金局长。丁部长几句话,就传达完县委指示:救灾高于一切,时间就是生命,一是做好本单位受灾职工安置,二是尽快恢复各部门社会职能。丁部长表扬了卫生局,临时医院已经搭建好,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散会时,丁部长让两个副局长带话,洪金明天早上七点不到岗,后果是什么他自己清楚。

第二天没到七点,洪金走进县委大院。丁部长见了他,直接问:“昨晚干啥去了?”洪金说:“抢救文物。”丁部长一听火了!甩出一连串问号:“谁叫你去抢救文物?谁给你的这个权力?你懂不懂法律,抢救文物要有公安警戒?洪金洪局长,你真是……”这时,指挥部打来电话,通知丁部长开会。“去吧。”丁部长丢下洪金走了。

洪金不知想啥,还站在原地不动。我上前推推他:“快回单位,该干啥干啥。”

几天后证实,文管所整体倒塌,洪金确实在现场,带着几个人刨了一夜。从废墟抢救出来的文物,反复清点,少了一对唐朝的玉圈。有人提出要查洪金,丁部长挡下了。他说:“无凭无据,如何去查?正当全力以赴抗震救灾,别再节外生枝影响大局。”

大地震面前,人们大彻大悟!人间的烦恼,尘世的纷扰,名利场上的角逐,人生荣华的攀比,日常琐事的明争暗斗,一切都成了过往云烟。再大的权力有什么用,再多的钱财有什么用,贪恋美色更是一道催命符。大家不再争权夺利,不再勾心斗角,不再尔虞我诈,甚至不再有得失计较。应对大难,浴火中重生,所有人的人生坐标,都指向一句话:活着就好。我强烈感受到,地震过后的天是多么的蓝,逃过生死的人心是那样的纯,遭受重创的大地是无比的“干净”。这样的日子,虽然躯体受到磨难,心灵却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坦然。

第三天,第一批救灾帐篷搭建起来,父亲他们没有入住。父亲说:“重灾民先住。”七天以后,父亲最后一批住进临时灾民安置点。

每个安置点,住着几百号灾民,大家处得胜过一家人。发放救灾物资,不管吃的用的,先是老人儿童,后才是青壮年。分配不够,有人会让些出来,是多是少人人有一份。生活用水紧张,上厕所得排队,大家心平气和你谦我让。有一个产妇大出血,马上需要输血,一百多人齐刷刷抢上前。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儿女远在千里之外,有人承担起他的饮食起居。老人小孩,男人女人,见了面都会说:想开了,活着比啥都强。

农历五月初,大地已是热浪滚滚,帐篷变成了蒸笼,烤得人大汗淋漓。父亲倒很乐观,他说:“好,免费的桑拿浴,不用花一分钱。”夜里没有一丝风,蚊虫肆意横行,叮得全身又痛又痒,让人彻夜难眠。一个多月了,还没吃上一口热乎饭,早饭泡方便面,午饭泡饼干,晚饭又泡方便面。喝的水还算不错,一天两瓶矿泉水。七十多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三天两头复发,闹得他是度日如年。相比父亲的苦处,花大姑更是倍受煎熬,她对灰尘过敏。排险清障轰轰烈烈,掀起的尘土漫天飞,花大姑戴上口罩,仍然咳嗽得直不起腰来。

两位老人遭受磨难,妻子忧心忡忡,担心长此下去会出事。我没有在意,干部们全身心扑在抗灾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这天一大早,父亲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把我喊出县委大院。父亲小声告诉我,想同花大姑去苏州。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父亲又说了一遍:“想去苏州。”我终于听清了:“去苏州,太好了。”父亲还有些犹豫:“这样好吗?”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有这样的避难地,为什么不去?当然应该去,明天就走。”我打电话给小妹,要她马上去买车票。

迫不及待要父亲去苏州,不是我狠心,更不是我不想尽孝。重建新的家园,不是三五个月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黎县更是如此。黎县是地震重灾区,又是水库淹没区,灾民和移民身份叠加,搬迁复建同灾后重建交织进行,没有三五年难以完成,或许还会更长。父亲和花大姑能挺多久?日子长了会不会出意外?任何人都不敢拍胸口。我骂自己是糊涂蛋,竟然没想到送二老去苏州,让他们又吃了不少苦头。

父亲使劲点点头,转身离去。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很想大哭一场。

一场大地震,激发出洪金的表演天才。

发放第一批救灾帐篷,文化局领到十顶。早上领回去,中午就有职工反映,洪局长一人占了三顶。丁部长派人把洪金叫来,当面问他帐篷咋回事。洪金“啪”一个立正!举着手说:“向领导报告,两顶给了联系村受灾群众。”丁部长点点头,洪金转身走出指挥部。过了一些日子,两顶帐篷的去向真相大白,洪金拿回了乡下老家。这时,帐篷已经满足了,没有人重提旧话,丁部长也没再深究。

省委宣传部领导来灾区慰问,在文卫系统的汇报会上,丁部长汇报完,洪金第一个抢先发言。他埋下身子深鞠三躬,脸上泪花闪闪,一开口便震动了会场。“首长,我是九死一生啊!”洪金狠抽一口气,使劲抓两把眼泪,这才开始了他的发言。

“五月十二,这是一个魔鬼日啊!下午两点半上班,我提前二十分钟出门。那天热得有些反常,阳光的那种白,比死人脸还白,白得叫人胆战心惊。我还在心里骂,他娘的啥鬼天气,就走到了县文化馆。猛然间,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地震发生了。我看到天在晃,地在摇,房屋像扭动的草一样倒下,海潮般的尘土铺天盖地,眨眼间县城一片哭天嚎地。

“文化馆是一个公共场所,开有茶楼、录像厅、台球室,每天有几百人活动。我不敢多想,巨大的灾难也不容我多想。当时,我只想到赶快救人,生命大于天啊!我一头冲进文化馆,围墙已经倒了,一座土墙房塌了,住宿楼垮了半边,好在群众聚集的场所还安全。我一面赶快疏散人群,一面加紧组织救人。”

说到这里,洪金停了停,又抽动几下鼻子。再往下讲,他把我拉了进去。

“郑副部长住在文化馆,他也冲到了楼下,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老郑负责疏散人,我带人抢救伤员。余震不断发生,砖头瓦片木板,随时都会砸在身上,那是一步一个危险!在这种危险关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把生留给群众,把死留给自己。我和老郑心连心肩并肩,携手扑在抢险岗位,咬紧牙关坚持着,一直挺到最后一名群众安全撤离。顾不上喘一口气,来不及擦一把汗,我们马上又投入到新的抢险救灾工作。”

有了我一起并肩作战,更佐证了洪金发言的可信性。

洪金情真意切声泪俱下,句句字字掷地有声,会场里心潮起伏,不少人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我听得脸红耳热,头上虚汗直冒,几次想站起来道明真相,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此时此刻,我明白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这种高规格的会议,有那么大的人物坐在台上,从参会大小领导的表情能看出,所有人都被洪金的发言深深震撼。

领导当场表扬洪金:“灾区有这样的好干部,没有战胜不了的灾害,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灾区人民一定会将毁坏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全场掌声雷动!

这样浩气凛然的会场,在这个庄重的时刻,我敢搅局吗?我能道破皇帝的新装?丁部长也显得局促不安,目光一遍遍扫过来,我读得懂他的意思:要我保持沉默。

散会后,丁部长说:“狗日的洪金,改行当演员,绝对是一个大明星。”

父亲听说了此事,给我打来电话,语气冰冷生硬,只说了六个字:“做人要有骨气。”

十一

父亲到了苏州,每隔三天,打来一回电话。

父亲像个孩子,每回来电话,口气充满了兴奋。父亲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果真一点不假。苏州这个城市,没污染不吵闹,连空气也干净。苏州的园林,有山有水有树有花,迷宫一样让人找不着北,走进去半天出不来。父亲说,吃的全是鱼虾,那些虾子很新鲜,白水煮了放一点盐,吃得满口的香甜。早上到公园练太极拳,晚饭后去护城河边散步。父亲还说,晶晶买了最好的胃药,早餐订了鲜牛奶,房间安了空调。晶晶是花大姑的女儿。

没日没夜忙于灾后重建,我把父亲忘了。这天有片时空闲,我恍然记起,父亲好些日子没来电话了。我赶紧打过去,父亲马上接了电话。父亲说:“一切都好,晓得你忙,电话打给了小妹。”挂断父亲电话,我又打通了小妹的电话。小妹说:“爸一切都好。”我让她讲具体点,小妹有些闪烁其词:“是,是好嘛。”莫非小妹有难言之隐?我叫她等着,直接去了她单位。

小妹和我来到一处空地,四周不见风吹草动,一切静悄悄。

我问小妹:“爸有事瞒我?”小妹说:“没哩,爸很好。”我盯着小妹:“不对,爸一定有事。”小妹这才说:“爸要回来。”我心里一紧:“不是过得好吗?”小妹说:“是好,全花爸的钱。”

父亲的工资本,一张三万元存折,离开黎县时,都交给了小妹。父亲去苏州,小妹给他办了一张工行卡,随时要用钱,小妹打他卡上。父亲一个月退休金,三千三百元。小妹说:“爸到了苏州,工资月月光,还不到一年,三万元也快取完了。”我有些不明白:“花大姑的钱呢?”小妹显出几分不满:“别提了,花大姑工资,由她女儿捏着,没有一分支配权。”我沉思一会儿,抬头看着小妹:“只要爸过得好,钱有难处,我们补贴一点。”我说的是真心话,花大姑女儿也很苦。晶晶下岗后,丈夫同她离了婚,她一个人四处打工,供养读高中的女儿。如果不是地震,或许她们母女已来了黎县,父亲给晶晶物色的男人,都已经有了眉目。

小妹否定了我的想法。小妹说:“爸要回来,不是钱的事。爸想家,爸想我们,爸在苏州很孤独。”

我问小妹:“花大姑不来?”小妹点点头:“不来。”

当着小妹,我打通父亲手机,表明了我的态度:他的事自己做主。

一周过后,我收到父亲寄来的挂号信。

父亲在信中说,苏州的美走不进他心里。都快一年了,他无法忘怀的,还是黎县的太阳,牢牢装在心中的,还是故土的山水。家乡的阳光那么灿烂,照得人热情似火,大坪坝的梨花开了,开得铺天盖地美丽壮观,就连山上极平常的茅草,夜里想起来也激动不已。父亲还说,花大姑三辈人,对他都好,衣食住行照顾周到。但除了她们,茫茫人海的苏州,没有熟悉的地方走动,没有相识的亲朋交谈,他感到越来越孤独,对故土的思念日日加剧。父亲又说,思乡之情压倒男女恋情,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啥叫落叶归根,他总算明白了。父亲在信的末尾,是深深的自责,他对不住花大姑,他背叛了她们三辈人。生活正当风调雨顺,他当了逃兵,只身一人回到老家。他只求好聚好散,不要反目成仇,毕竟人生即将走到尽头。

看完信,我眼眶湿了。父亲同花大姑分手,证实了我当初的担忧,他们对生活的追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给父亲发了短信:早归。

十二

新县城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按照政府规划,三年基本完成。在这段时间,库区搞的是临时过渡,移民集体住在活动板房。安置区离工地不远,拉料车辆的喘息,房基打桩的尖叫,平场挖掘机的轰鸣,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波,日夜在耳边滚动。工地掀起的尘土,无风时还好些,大风一刮满天狂舞,海潮一般扑来,简直要把人吞没。父亲回来,绝对不能住安置区,我在大坪镇租了房子。

最欢喜的是妻子,她笑着说:“老爸早该回来,我们少吃多少苦哩。”

我找了一套三居屋,有卫生间带厨房,一年租金五千元。妻子嫌贵,她说:“农房才三千。”我回答她:“要住三年,三年是一千多天,宁可花钱不亏人。”妻子没再说啥,她掌管家庭财权,大事还是我做主。

父亲回到黎县,正好是地震一周年。丁部长特批我一天假,县上的纪念活动让我交给了洪金。那次专题汇报会上,洪金的发言震撼人心,被记者写成长篇报道,刊登在一家省报上。丁部长不能说破,我更不敢说破。还是丢开洪金,专心致志去迎接父亲。

离火车进站还有半小时,我们三兄妹已经候在那里。妻子打来三个电话,说饭菜早做好了,就等同父亲团圆。

接到父亲,太阳还高高悬在半空。沿途都在修路,汽车走走停停,驶进大坪镇新居,天黑了下来。

陪父亲吃过晚饭,我、大妹小妹,不得不匆匆告别。移民工作和灾后重建像两座大山压在头顶,我们各自的单位都有繁重的任务,不分白黑地忙。妻子失业在家,照顾父亲全靠她了。

同父亲第二次聚会,是在四个月后的中秋节。

身处库区又是灾区,吃饭无法讲究,方便面是主打,盒饭是陪衬和调节,下到村子里,饿肚皮成了习惯。突然见到一桌的鸡鸭鱼,我们忘了必要的礼节,抓起筷子一阵狼吞虎咽,不过十多分钟,桌上只剩下光盘空碗。如果在平常,这样丰盛的晚餐得慢慢享受一个多小时。

父亲一直看着我们,目光充满了爱怜。

妻子收拾过碗筷,一家人坐到客厅。这时父亲说:“趁你们兄妹都在,听听大家意见。”父亲神情凝重,看来不是寻常事,屋子里的气氛有些紧张起来。父亲清清嗓子,嘴巴张了几下,竟没吐出一个字。

大妹是急性子,忍不住催促父亲:“爸,干脆点,别吞吞吐吐,有啥事直说?”

父亲这才下了决心:“那好吧,我又找了一个老伴。”

客厅静了下来,门外吹起一阵风,几片梨树叶飘进院子。

父亲真行,几个月不见,又交上了桃花运。我还在思考,大妹开口了,像打机关枪:“啥名字?住哪儿?多大?干啥的?几个子女?是离婚还是死了老伴?喜不喜乐人?”我瞪大妹一眼:“喘得过气么,一下问这么多,不怕爸昏头。”

父亲笑笑:“没事。”

父亲的新恋人,小他八岁,老伴前年病故,有两儿两女,开了一家诊所,爱唱爱跳,很喜乐人。父亲要我们叫她曾姨,她老家也在泥头镇。父亲看着我说:“曾姨你认识。”

话已经挑明了,妻子这才说:“是曾姨主动找上门的。第一次来,爸外出散步,她说走错门。第二次来,爸刚上街买报纸,她问爸是不是姓郑。第三次来,爸哪儿也没去,一见了面,爸眼睛都睁大了,曾姨是爸看着长大的。”

我接过话:“爸不简单,曾姨是‘三顾茅庐。”

大妹说:“管他三顾五顾,我看行。”小妹紧跟着表态:“只要爸愿意,我们没啥意见。”

我问父亲:“花大姑不回黎县了?”父亲说:“肯定不会回来。”

父亲同花大姑一直保持着联系,十天半月通一回电话,相互问一声好。前不久,花大姑打来电话,告诉父亲晶晶已经找到工作,她得照顾外孙女,还劝父亲重找一个,一定要把晚年过好,人生最美不过夕阳红。

我又问父亲:“曾姨子女的态度?”父亲说:“他们让她自己做主。”

曾姨住得不远,过节儿女们都在。我建议晚上住大坪,正好机会难得,双方子女碰个面,把这事公开了。

小妹说:“是不是有些突然?”大妹说:“迟早要公开,早了早丢心。”父亲拍拍手:“要得。”

走了七八分钟,我们就到了曾姨家。这是一座三层楼房,房前一个庭园,屋后长满梨树。推开院门,见到曾姨,果真如父亲所说,我和曾姨早就认识。

曾姨是一个文娱活跃分子,担任大坪镇老年协会会长,每年春晚,她们都有节目选上。大坪镇老协腰鼓队在黎县打出名气,去年参加全市腰鼓大赛,夺得了第一名。腰鼓队队长,就是曾姨。

不用多叙述,有这层因素,再有老乡关系,一切更是水到渠成。两边儿女刚相识,便亲如一家了。

十三

父亲和曾姨走到一起,办了一场家宴,至亲好友坐了六桌。

宴席摆在院子里,吃的是九大碗,曾姨亲自掌厨,父亲打下手。在吃食上,曾姨和父亲口味相同,不讲究红肉白肉,更不管脂肪高低,只要喜欢就成。曾姨说:“从老祖宗起就吃猪肉,没见死几个人。”父亲在一旁附和:“那是,那是。”

两位老人的好日子应该我们来忙活,父亲和曾姨“坐享其成”。曾姨不让,她笑着说:“你们会做九大碗?”还真把我们难住了,有这份心却出不了力。

快到吃饭时,太阳挤开云层亮出笑脸,把院子照得红红的。有一束阳光正好投在墙边那株月季上,红白相间的花朵,绽开一团斑斓的光环,院子里的人一阵欢呼。这时,丁部长赶到了,人在门外话先飞进来:“好热闹!”我迎上前,眉开眼笑地说:“领导好福气,把阳光也带了来。”

父亲和曾姨走过来,丁部长拿出红包,塞在父亲手里。丁部长看着我,乐哈哈地说:“天公作美,郑叔曾姨才是大福之人。”

饭菜已经摆上桌,香气灌满院子。丁部长说:“两年没尝九大碗,今天放开大干。”曾姨接过话:“丁部长爱吃,得空就来。”丁部长朗声说:“好的,只要曾姨乐意。”

六点整,放过几串鞭炮,父亲大声宣布:“开——席。”

丁部长坐首席,紧挨着父亲,曾姨不断给他夹菜。

吃了一会儿,洪金赶了来。他递上一个写着大喜的红封,我再三推托。丁部长迟疑一下,接了过来交给我。丁部长说:“收下,难得洪局长有这份情。”

太阳偏西,院子里升起几分凉意,宴席才吃完。送走丁部长和洪金,其他人也跟着离开了。

夜深了,月上柳梢。父亲一个人来到院子,坐在墙边梨树下,吹起了口琴,曲子还是《天涯歌女》。曾姨对我说:“你妈年轻时,最喜欢这首歌。”父亲的琴声,让我想起花大姑。曾姨叫父亲打电话,告诉了花大姑他们的喜事。花大姑热烈祝贺,发来一条手机短信,我记住了大概意思。

父亲和曾姨结合,她献上真心的祝福!最美不过夕阳红,父亲再次赶上了。一个人的生命中,爱情之花三度开放,让她好生羡慕。她一直忘不了中学时代的那份情感,人老了就更加想念。能在古稀之年,陪同父亲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她已经知足了。她恨这场大地震,把她和父亲再次分开,离别令人万箭穿心,一度使她痛不欲生……但她不会怨恨父亲,请父亲也不要责怪她,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家宴以后,生活归于平静。

过了三天,纪委找我谈话,内容直奔主题。

“有人举报,你为父亲办喜事,借机收取钱财。”

“都是至亲,坐一起吃顿便饭。”

“有没有人送钱?”

“没有。”

“真没有?”

“对了,收到两个红包。”

“啥人送的?”

“对不起,无可奉告。”

沉默。过了一分钟,谈话结束。

“好吧,有事再找你。”

我回到宣传部,丁部长正在同纪委书记通话:“这是小题大做,我送了五百,洪金送了三百,八百元不够立案吧?不要见风就是雨,工作草率会伤害一个好干部。”

一股热血涌遍全身,我在心里说:“丁部长,我下辈子还跟你。”

十四

曾姨过生日,多喝了一些酒,有了几分醉意的曾姨,将小妹拉进她的房间。大家都在客厅,有人看电视,有人打麻将。曾姨和小妹关在房里,谈了半天话,没有人去管她们。小妹有话装不住,当晚就把我喊到屋外,一五一十全倒了出来。

父亲在曾姨心里,一直是她喜欢的大哥哥。当年她才十来岁,父亲十八岁,在父亲眼里她就是一个小女娃,根本引不起父亲对她的在意。人真是奇怪,看到父亲跳舞,听见父亲吹口琴,曾姨就开心就高兴,心里那种感觉像吃了蜜。一个女娃娃,懂得啥爱呀情的。曾姨把父亲当哥,感情上却是另一回事,父亲对花大姑好,她会莫名其妙地难受。曾姨巴望自己长成大姑娘,那样就能拉着父亲的手,在一个舞台上跳舞,就能紧紧跟着父亲,一前一后走在上学的路上。父亲跟花大姑分手,曾姨藏不住心中的欢喜,有时会偷偷笑出声来,她弄不明白这是为啥。父亲同母亲结婚,曾姨背地里伤心落泪,心里的难受别提了,好似叫人剜去一块肉。曾姨骂自己不争气,父亲结婚与她有何相干?她把父亲当成大哥哥,哥办喜事妹应该快乐呀,她却笑不出来。

曾姨在小妹面前,毫不隐瞒埋在心里的秘密。

年龄增长了,她才明白这是暗恋,她暗恋了父亲几十年。日子过得好快,一晃大家都老了。前年,曾姨当家的走了,没过多久,听说我们母亲也走了。曾姨有了一种渴望,她在心里暗暗祈求,但愿老来梦想成真。曾姨仿佛看见了父亲拉着她的手,并肩漫步在林中小路,路边开满了鲜花。曾姨想直接去找父亲,道出多年的困苦,但她始终鼓不起这个勇气,更担心遭到父亲拒绝。曾姨想托熟人,又怕社会上不理解,被人当笑话张扬开去,往后这张老脸咋见人?曾姨儿女倒是看得开,不反对她找老伴。他们说:新生活各管各,自家幸福自家找,只要乐意就大胆朝前闯。话是这么说,不过要有个把握,得拿捏好分寸,事情不能做得草率,更不能显出唐突来。曾姨克制住了,她静下心来,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万万没料到,过了大半年,花大姑从外省回来,同父亲圆了年轻时的爱情梦。曾姨得到这个消息,心里一时五味混杂,她恨自己懦弱无能,她后悔近水楼台没得月,占尽天时地利,到头来落一场空欢喜。曾姨不得不认命,这辈子与父亲无缘无分,她不敢再有非分之想,平静下来心如止水。猛然一场大地震,花大姑离开了父亲,他们又各奔东西。或许是上苍的恩赐,从苏州回来的父亲,竟和她住得这么近,曾姨心里重新燃起爱的火焰。机会一次二回错失,再三万万不能放过,曾姨勇敢找上门,终于和父亲花好月圆,同我们成了一家人。

曾姨的大胆表白,令人钦佩不已,我们更加敬重曾姨。

父亲也表示,这份迟到的情义,他会倍加珍惜,一定和曾姨相拥相伴,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十五

新县城已经建好,我们搬进明亮的新居。

父亲和曾姨仍然住在大坪镇,他们有自己的天地,生活得安然自在。

曾姨房子背后,有一大块田,已经荒了多年,被父亲盯上了。父亲说:“空着多可惜,挖出来种蔬菜。”父亲还说:“种地大有好处,锻炼了身体,吃上了放心菜,又省下几个钱。”我是大哥,得带好这个头,到了双休日,一大清早就上了大坪镇。我做出了表率,大妹二妹也积极响应。

父亲种地,与他干工作一样认真。挖出来的地,泥土细得如同面粉,拉着绳子掏的菜箱,方正得豆腐块一般,蔬菜间的距离,都有精准的要求。几天浇水施肥,用量比例占多少,父亲把握得恰到好处。帮助父亲种地,我们不敢有丝毫马虎。

有了菜园,我们的餐桌上几乎没断过新鲜蔬菜。丰收季节,蔬菜吃不完,曾姨约上父亲,送一些给左邻右舍。人家推托,曾姨说:“咋啦,瞧不起,礼轻情义重。”

曾姨是大坪镇老协负责人,父亲成了她的好助手。

大坪镇老协天天有活动。一三五上午打腰鼓,扭秧歌,早上七点开始,练习两个小时解散。二四六晚上,从七点到十点,教唱新歌和排练舞蹈。凡是重大节庆,或是县上组织演出,曾姨的队伍都会登台亮相。老协会员有六十多人,父亲建了一个备忘录,从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到每个人的喜好,甚至健康状况,都一一登记在册。曾姨说:“做得这么细,完全没必要,有号码能联系就行。”父亲说:“一个社会团体,哪怕是民间的,也要像单位一样,做到心中有数,干工作有章有法,才不会拖三拉四。”

父亲说得没错。过去开展活动,一些会员临时不来了,事前也不告知一声,弄得曾姨很尴尬。参加节庆赛事,通知九点集中,十点了人还到不齐。更有这样的会员,马上演出了,才慌里慌张跑上舞台。父亲帮忙管理协会,首先定出规章制度,会员们通过后,就得人人遵守。老协七天开一次会,总结一周活动情况,做得好的继续发扬,表现差的下次改正。有困难的会员,号召大家主动关心。三番五次不听招呼,便劝其离开协会。不到三个月,懒散现象一扫而光,会员们个个服气。曾姨夸父亲:“郑大哥牛,散兵带成了正规军。”

外出搞活动,最头疼的是后勤。有了父亲,一切迎刃而解。联系车辆,落实食宿,看管服装,中途喝水,父亲全包了。会员们无不感动,把曾姨围在中间,一个个竖起大拇指!曾会长落了福地。

十六

曾姨和父亲志同道合,我们彻底安下心来。

小妹不再担心父亲每月工资不够花。曾姨生活上的节俭,与父亲不谋而合。蔬菜不用买,屋后菜园满足供应。荤菜猪肉是主打,逢年过节才杀鸡宰鱼。穿着不买价高的,一件衣服超了三百元,父亲会责怪乱花钱。这样过日子,父亲一月三千多元,到了年底还有节余。大年三十吃过团年饭,两位老人封上红包,高高兴兴发给了孙子辈。

大妹不再担心父亲会忘了母亲。到了清明节,在母亲坟前,曾姨说:“大姐放心吧,一家老小过得很好。”曾姨还同意父亲把母亲的画像挂在客厅,挂的不是遗照,而是一张母亲的特写。年轻的母亲,一头长发飘飘,面容很阳光,含笑的双眼十分慈祥。

我也不再担心花大姑会把父亲当仇人。曾姨把花大姑当亲姐,时时提醒父亲,别忘半月通一回电话,问候花大姑安康。我很高兴的是,曾姨邀请花大姑明年三月来大坪镇,看十万亩梨花盛开。曾姨还告诉花大姑,雅西高速已经通车,行程极为方便,不到三个小时,就从成都到了黎县。花大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答应到时一定来。

父亲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已经落下帷幕。贯穿故事中的春晚,有必要写上几句。新县城修了演播大厅,舞台灯光音响国内一流,电视直播设施齐全,办春晚成了小菜一碟。另外,故事里的几个官员,他们的去向也该有一个交待。

丁部长调到市级机关,官居实职正县级。丁部长和我是朋友,只要到黎县,他会看望父亲和曾姨。父亲也没忘了他,得知丁部长回到家乡,一定要请他来做客,家宴摆的还是九大碗。

退居二线的洪金,评上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享受到副县级待遇。

我也从副部长退下来,人生变得单纯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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