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0后”作家张悦然在《谁杀了五月》中，以三卓为十九岁的女主人公拍照的桥段铺述了一桩凄婉的爱情故事。摄影师、模特、照片，三者之间被一场邂逅巧妙地捏合在一处。最终女孩离开，只留下了自己的照片作为摄影师三卓一生的追念。而出生于1990年的王苏辛在小说《白夜照相馆》中，以冷静、悬疑、诡异的笔调，将这种“照片——美好回忆”的温情模式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在一个个看似碎片化的想象中，王苏辛讲述了一个全新的关于照相的故事。无独有偶的是，这也是一个女子与两个男子“相爱相杀”的故事，还是两个大龄摄影师为何不能走到一起的故事，更隐藏了一件弑师的故事。作者在讲述这样一桩桩悬而未决、看似本无关联却又吊诡异常的事件时，也向我们揭开了现代工业文明留给每个人心上那一道叫做“欺骗”的疤。

关键词：故事 真与假 欺骗

小说白夜照相馆不止一处写道，涌入驿城的移民数量日新月异，只多不减。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文章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这座城市中心高起林立的大楼与繁华喧闹的画面，足见作者书写的功力不浅。正是这些由钢筋和水泥混凝出来的坚固堡垒，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吸引着那些来自外乡的灵魂，使他们漂泊至此，驻足，扎根。

“头头们忙着建新城区，一栋栋高楼在驿城逡巡。很多新房闲置，无人购买。有时候，余声只有在菜市场，才觉得这座城市是拥挤的。其余时候，路上塞满了人。”

“这些崭新的面孔，正以疯狂的速度滋生在城市周围，并向市中心扩散。”

驿城以繁荣的假象吸引着不知情的外乡人，而进入这座城市的外乡人却早已经发现了这座城市虚假的秘密，却没有人开口道破。“很多新房闲置，无人购买。”这些为了他们平添的空间就这样被搁置在驿城的大街小巷里无人问津。“随着三栋大楼起建，又有新的人来到移民办，他们有的是不远处的湖民，有的是大坝移民，还有的，是准备久居的外来务工者。”

正是这些新移民进入到这样一座拥挤的城，并且为了进入这样一座拥挤的城，他们不得不重塑自己的历史，做一个光鲜的人，一个不再回头看过去的人。顺理成章地，原本是拍摄全家福的白夜照相馆，有了自己的新营生：按照顾客的要求来设定属于他们的专属历史。久而久之，白夜照相馆变成了城中人尽皆知的不能说的秘密。对于本土的驿城居民，这份拥挤就更显得直接与诡异，因为“这里的每条街都有服装店、商店、菜市场……甚至殡仪馆”。我们很难去想象，生活空间如果被挤压得如此紧密，将是怎样一种场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梦想：要一所大房子，就如孙燕姿在《完美的一天》中所歌唱的那样。而久居驿城的原住民所能拥有的，虽然是足不出户的便利，却也是身陷囚牢的封闭。“有的老人说，自己一生都没有走出过驿城的某条街。”

驿城的拥挤并不能将生活在驿城的人们的心“挤”在一起。在这里，每个人、每颗心都充满了疏远的味道。哪怕是近在咫尺，亦如远在天涯。正如余声看见落水的女青年，赵明看到了夫妻吵架都不会前去询问一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令人感到窒息。仿佛于午夜将一条浸湿了水的棉被裹在赤裸的身体上：冰冷且沉重，使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与鱼》中写道：“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尽管泰戈尔笔下的“爱”，是更接近于爱情的。但在王苏辛的驿城，这种“视而不见的爱”却早已经花开遍地，就更不要去讲什么所谓的爱情。余声和赵明不需要这样的爱情，他们需要的是距离。即使他们在白天给人的样子是以假乱真、不分彼此，但白夜照相馆就是驿城的现实，或者说，照特殊的相片将驿城的虚拟与现实对立又粘合在一起。当从这样一道穿梭真假的门扉里经过，余声可以是赵明，赵明也可以是余声，但他们最终只能是自己。余声年近四十，已经挂不住的青春，同赵明不惑之间依旧像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子之间的对比，一语道破了这件秘密。虽然作者反复强调，他们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各自有各自的任务，才会做回自己。李挪和刘一鸣也不需要爱情。他们需要的，是逃离。在现代文明从工业的土壤中生发、参天之后，“逃离”正是这株现代工业文明的伊甸园里生长出来的果树上结出的一颗诱人的苹果。可怜的是，这里没有蛇，没有谁去诱说谁摘下苹果尝一口在嘴里。这就使得所有犯下逃离这一原罪的人们，再无救赎可言，因为错本就在自己。尽管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人甘愿承受这样的罪过，漂泊在一座又一座如同驿城的钢铁都市里，但却从来没有人计算这样的惩罚加之一生的光景会不会代价太过于沉重，让人惋惜。因此，文学在描写现代世界中逃离的人的同时，又引出了“归乡”的主题。但更有人说，归乡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离。于是，这座巨大的潘罗斯阶梯终于从顶碎裂至地基。从阶梯上摔落并且葬身于满地瓦砾废墟中的现代人，化成了一具具面目全非、无名无姓的肉体，而他们的灵魂却终日穿梭于这道真与假的门扉，飘忽不定。

（作者简介：李湛，男，研究生在读，沈阳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