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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需要重新定义

2016-05-30何裕民

特别健康·上半月 2016年12期
关键词:完美主义过度医患

何裕民

长期从事肿瘤治疗的我,从2009年建立癌症数据库起,已积累近二万六千名癌症患者的系统资料,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结果明确显示,中国肿瘤临床面临着突出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问题,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双过度”无助于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及长期利益最大化。

慎用高敏度筛查技术

近年来,有关部门大力推行低剂量螺旋CT肺癌普查,认为此法可帮助发现大量早期可疑肺癌患者,争取早治疗而获得更好的療效。其意义真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吗?如果发现肺内有结节怎么办?如果真正全面推广,相信仅上海一年就会增加上万例肺癌可疑病例,除医院进一步人满为患外,勢必催生出一大批因查出异常而焦虑困惑的“健康灾民”。

早在多年前,我在北京患者(特别是女性)中就注意到这一趋向:从不抽烟,不属于肺癌高危人群,却在CT普查时发现肺内有结节,甚至不少人有多个结节。一位75岁女教授,普查中发现双肺多个结节,多数呈毛玻璃状,但本人没有不适,所以不想折腾。四年多过去了,除部分结节稍有增大外,她生活得很好,还去了一趟欧洲。

国际抗癌联盟在21世纪初曾有过一个“检讨”:全球肺癌患者术后系统再评估,认定60%的手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因为弊大于利。

这些患者要戴上恶性肿瘤的帽子吗?显然需要谨慎。我认为,癌症亟须重新定义。因为“癌症”这个词社会上已高度恶魔化了。想到癌症,集体无意识地联想到死和极度痛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一个工作组认为,许多在乳房、前列腺、甲状腺和肺部等处筛查中发现的病变,完全不应称为癌症,而应当重新归类为IE症状(indolent lesions of epithelial origin),即“上皮来源的慢性病变”,“indolent”意为偶发的、惰性很大、发展缓慢的。该工作小组强调:“我们需要一个21世纪的癌症定义,而不是19世纪的癌症定义,而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后者。”高敏度筛查技术的涌现,使得筛查时意外发现肿块或异常的概率大增。国外则创造了“偶发瘤”(incidentaloma)概念,专指高敏度筛查技术运用中偶尔发现的这类异常,通常它们并不威胁生命。

我认为,应当慎用高敏度筛查技术,如果不加铺垫地泛用,会催生大量焦虑困苦的“健康灾民”。

贵药未必效果好

我十多年前注意到一个现象,某乳腺癌的化疗药刚引进中国时,内地很少有人用,但深圳已用得比较多了。我对2696份乳腺癌资料进行整理发现,原本Ⅰ、Ⅱ期后来加重的患者中有34位来自深圳,其中有11人用了完整疗程。她们属于不需要使用者,选择用只是为了更加保险。

选用这类药,不仅严格遵照指征,还要兼顾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在这11位患者中,有两位年轻女性哭诉:“变卖家产用了药,2~3年内就见转移,还没还清原债务,又将背上新的负担!”这能不让人痛心疾首吗?我承认靶向药有意义,但如果盲目运用或过早滥用,后续治疗将十分被动。

药商受利益驱使,会拼命扩大其产品的适用范围。此时,医学界应把握好基本尺度,有点将军思维,全盘考虑。凡HER 2阳性的乳腺癌病人都上靶向药,是医疗领域“科学至上”“重商主义”的典型体现。

医疗领域过度诊查、过度治疗等问题,我认为这是医患双方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因素很多,就像应试教育不能仅责备学校一样,不能简单责备医患。

其内在误区大致有四点:

1.健康是无价的,特别是患癌的人,再大的代价都愿意付出,以追回健康。

2.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进步一定能解决所有人类难题。“科学至上”在中国最为泛滥。

3.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它的“解”是唯一的,或说总会有最佳“解”。

4.成功意味着最好,包括医疗领域。这些年,广泛宣传“做,就要做最好的”,且其中隐含一系列不言而喻的前提:新的肯定比老的好;能用数字表达的,肯定比经验总结的好。

深入剖析,其要害在于三大错误假设:1.科学至上说。2.医学等同科学说。3.完美主义说。这三大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科学至上或唯科学主义,学界早已有所批判。爱因斯坦曾有过评论,意思是说:我们身处科学大发展的年代,但我们的问题并不能仅靠科学发展来解决。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表述:科学会绑架人类。今天太多的年轻人不就被手机绑架了吗?

医学等同科学说,实在过于牵强。医学需要与物理科学保持适度的间隔。樊代明院士从17个方面对医学与科学的关系进行剖析,睿智而深入地解释了为什么医学不能等同于科学,更不应该用科学来硬套临床诊疗。

至于完美主义说,本身就违背自然之理,因为自然原本不完美。近年来,人们日趋认识到完美主义的诸多弊端,包括健康领域。我从临床体验到,很多患者正是因为过度追求完美,促成诸多疾病的高发,陷入疾苦的泥潭。

放弃“最优解”

在中国,短期内我们没法消除科学至上、完美主义等负面影响,医学与科学关系的争论也将持续,但破解医患集体无意识造成的“双过度”却迫在眉睫。

我建议,医患应从追求“最优解”,转变为争取“满意解”。“最优解”来自线性数学,但现实生活中,健康或疾病难题都是非线性关系的,根本不存在“最优解”。

其实,今天临床上反复密集的体检,不断探寻最灵敏的筛查方法,手术扩大根治,放化疗增量或加疗程,特异性靶向药的尽快使用,大剂量抗生素应用等,其决策的思想通路都是只想达到最好:最好体内一点问题没有!癌细胞消灭得一个不剩!致病菌一个不留!这是错误的。换一种思路,力争最终基本满意的结局,而不是死盯住最佳效果,我们不难发现,“最优解”常伴随着失败,“满意解”则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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