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盈含

【摘 要】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虽然近年来此项数据表现出下滑的趋势，但截至2015年仍为0.46，可见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仍然较大，这不仅与共同富裕原则、公平正义理念等相违背，而且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所以我国尝试进行了收入分配改革。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展开研究，为更加深刻的认识服务型的新型政府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公平

一、前言

2016年10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对技能人才、科研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基层干部队伍、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这些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突出的群体实施由针对性的激励计划，这对缩小贫富差距，强化市场公平、激发经济活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可见现阶段我国已经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并不断探索改革的途径。

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分析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就开始了收入分配改革，而且在近年来一直结合实际情况稳步落实，例如进入本世纪后，我国通过个税改革，将个税起征点由800元提升到1600元，又由1600元提升到2000元，从2000元提升到3500元，试图通过税收调整调控高收入人群，减少收入分配差距；2013年，我国颁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将中央国有企业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升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升2%，2016年颁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要求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调整，缩减贫富差距等。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中指出，我国现阶段全国33%以上的财产被处于财富顶端的1%家庭所拥有，而全国仅有1%的财产被处于财富低端的25%家庭拥有，可见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两级分化非常严重，这与我国社会体制存在的缺陷、初次分配公平性差、居民收入和GDP增长不同步、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二元体制存在等因素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尝试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节垄断部门企业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强化初次分配起点平等，打造公平竞争环境、修订事业单位等绩效工资制度，推动税费改革等措施落实改革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受到利益集团、高收入群体的抵制，需要我国政府针对社会高收入者和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者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这对我国政府的职能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型分析

我国收入失衡和分配不均与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制度性缺陷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市场化改革是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举措，政府又是制度的提出者，所以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应发挥以下职能：首先，通过制定和维护有利于市场竞争公平性的法律法规，推动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提升；其次，采取有效的手段、制定灵活的机制，在再分配阶段对市场化引起的收入差距进行合理的抑制；再次，发挥政府职能，调动社会力量，创新多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制度，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政府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发挥以上作用，应

从以下方面进行职能转型：

1.由增长型政府向民生行政府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可以保证市场失效下，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可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推动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所以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在认识到收入分配两极化差距的前提下，政府应有意识的强化对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视程度，提升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水平，进而达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职能的此项转变建立在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上，否则政府转型会出现“疲软”问题，所以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应强化经济增长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推动作用。主要可从以下途径转化：

（1）通过经济职能、行政职能扩大就业

居民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就业，而经济发展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所以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应结合经济的发展状态，不断优化就业政策，通过丰富就业岗位的渠道和形式等，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政府应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职能转型，首先，政府应有意识的提升我国企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通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扩大居民就业机会；其次，政府要有意识的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对就业容量相对较多的行业、产业进行挖掘和培养，以此提升居民的就业机会，减少低收入群体数量；再次，政府应有意识的通过行政职能，推动县域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没劲儿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另外，政府应合理的颁布有利于创业的相关政策，通过创业的成功推动就业的扩大。在居民就业率提升的情况下，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缩减，才能有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发展。

（2）建立岗位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在市场机制进行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只有强调公平和效率，才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而目前我国部分岗位工资在平均工资以下，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例如2015年我国单位负责人的平均工资是我国服务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73倍以上，要强化此阶段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必须有意识的结合经济增长水平对岗位工资进行调整，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岗位工资增长机制。换言之，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作用，对岗位工资的分配依据进行明确，并对落实过程进行监督和规范，提升普通岗位的收入分配比例。这要求政府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构建工资集体协调制度的同时对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推动最低工资制度和企业工资保障制度的全面落实，通过政府的宏观指导，使岗位工资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兼顾效率和公平。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岗位工资调整的过程中，可能会不利于部分群体的利益增长，所以会受到一定的抵制，这要求政府在向民生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例如企业工资基本制度、劳动力市场指导制度等，不断规范岗位工资的分配过程。

（3）以统筹发展为切入点，提升农民收入

现阶段我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基本实现，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利用自身的经济职能和政策职能，基于统筹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缩减贫富差距。笔者认为政府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首先，加大“三农”方面的财政投入，为农村发展提供动力，例如，通过财政制度明确要求县级以上的政府部门，对农业的年投入要在财政经济性投入量以上，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基于产业导向进行农村规划建设等。其次通过政策对农村粮食主产区进行扶持和推动，合理的增加各项农业补贴的数量，通过减少农民的种植成本，提升农民的收益。再次，政府应通过科技下乡、技术扶持等，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使我国广大农村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同时，可以实现深加工、产业园区建设等，以此提升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然后，政府应有意识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通过劳动力分布的优化调整，推动农民收入的提升，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以及对其基本权益的保护。另外，政府应认识到农村改革对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性，深化农村改革，例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可以丰富农村产业融资渠道，降低贷款压力，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由增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1）政府应为初次分配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由于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探索阶段，导致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隐性的、灰色的、垄断的、违法的收入仍然存在，这不仅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使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更大，所以政府应有意识的在发挥政策、经济、法律等职能的过程中，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规范，遏制以上不合理收入的出现。在此过程中，政府首先应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间公平竞争的格局形成，通过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垄断性收入的出现；其次，通过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各种生产资料进入市场创造条件，这对打破原有的竞争格局，降低隐性收入具有积极作用。再次，政府应在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有意识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而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前提下，控制不法收入、灰色收入等，提升政府的服务性。另外，政府应有意识的对行政审批等方面进行优化，避免行政职能发挥过程中乱收费等问题的发生，避免不法收入、灰色收入的发生。除此之外，政府的防腐力度等对提升政府的服务性，缩减收入分配两极化等方面也有推动作用。

（2）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推动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提升

现阶段我国政府尝试通过转移支付、税收改革的手段、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慈善救助等手段，强化市场经济体制难以调整的收入分配方面，现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税收个税改革，对调控高收入群体收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对政府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强，需要政府有计划的逐步开展。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已经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政府为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落实不断对其职能发挥过程进行优化调整，如政府推动养老金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机制改革的落实，加快社保体系构建等，所以虽然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仍较严重，我们仍要以积极的视角看待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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