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一个重要体裁，元散曲可以称作是多民族文化共同融合发展并培育出的一朵奇葩。蒙古族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特点鲜明，颇具可读性，反映了时代精神。在值得阅读的同时，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散曲 蒙古族作家 创作贡献

在元散曲的发展繁荣过程中，蒙古族作家不甘落后，以草原文化为依托，创作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作品。蒙古族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数量相比来说虽然不是很多，但特点鲜明，反映了时代精神，尤其是极具时代特点的散曲创作，更给读者留下了阅读与遐想的空间，成为当时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

一、蒙古族作家群体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作家的创作都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有元一代亦是如此。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大批作家对散曲创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积极进行创作。以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来看，元代有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怀着浓厚兴趣，直接从事散曲创作，留存下来大量作品。其中，蒙古族作家伯颜、不忽木、阿鲁威、童童等均是元散曲创作的杰出代表。下面即从这些作家的散曲创作情况入手，尝试总结这些蒙古族作家对元散曲创作所做的贡献。

伯颜是有元一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帅军伐宋，功成还朝，口不言功。作为元朝丞相，伯颜在散曲创作上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他的曲开了蒙古人散曲创作的先河。明初叶子奇在其著作《草木子》中言：“伯颜丞相与张九元帅，席上各作一喜春来词……帅才相量，各言其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伯颜的散曲传世不多，仅有一首小令【中吕·喜春来】让后人领略他散曲创作展现的文采。

元朝重臣不忽木为官清正，直言敢谏，关心民生疾苦，举贤荐能。不忽木虽身贵显，但日常炊汲亦躬亲，自奉俭约，好济亲旧。他的忠言说论，能纠偏补弊，被忽必烈汗誉为己之左右手。不忽木具有较高汉文修养，能诗善文，尤其长于散曲创作。他也是继伯颜之后，元朝前期具有较高水平的蒙古族散曲家。可惜，他的散曲作品也大多散佚，只留传套数一组，包括十四支曲。

阿鲁威为官于元英宗、泰定帝前后，曾先后担任经筵官、翰林侍读学士、参知政事等。元末，阿鲁威寓居江南。阿鲁威汉文修养深厚，曾翻译《世祖圣训》《资治通鉴》等。他能诗，与大诗人虞集等人有唱和。阿鲁威尤工散曲，今有几十支曲传世，散见于《阳春白雪》《乐府群珠》等古籍。

童童曾官集贤侍讲学士、江浙平章政事。他能诗，现存诗数首，载顾嗣立所编《元诗选》。童童又善度曲，今存散曲两套，包括十七支曲，收入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

在元代文坛上，蒙古族散曲作家群体的出现，给散曲灿若星辰的作家群增添了一道亮色。极大地丰富了散曲创作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多元文化挚爱散曲文体并百花齐放的文学景观。

二、散曲创作的艺术特色

伯颜、不忽木、阿鲁威、童童、杨景贤等蒙古族作家的散曲创作，之所以被后人推崇，是因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中吕·喜春来】是伯颜率部灭南宋后返大都所创作，是作者当时自我工作与生活的写照：“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小令短短五句，就把伯颜贵极人臣、才智出众、执掌大权而又忠于帝王的情态心志，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文末“得意秋，分破帝王忧”乃点睛之笔，直抒抱负。细品之下，这首小令语言通俗明快，气魄宏大雄健，风格欢快活泼，不失为一首散曲佳作。

不忽木在其散曲作品中表达了厌恶官场倾轧和向往田园隐居生活的意愿，如其作品《柳叶儿》：“则待看山明水秀，不恋您市曹中物穰人稠。想高官重职难消受。学耕耨，种田畴；倒大来无虑无忧。”艺术手法娴熟自然，语言质朴无华，具有进步思想和较高艺术水平。同时，他的散曲作品在艺术手法上，吸取了民歌回环往复的结构特征，具有十分强烈的抒情色彩。

阿鲁威的散曲创作，内容多为鄙薄高官厚禄，抒发时光易逝、怀才不遇的感慨。他赞扬古代英雄贤士业绩的作品，风格豪放悲凉。他根据《楚辞·九歌》为素材创作的《蟾宫曲》九支，语言典雅秀丽，风格浪漫神奇，亦为散曲中的佳作。如《东君》：“望朝暾将出东方。便抚马安驱，揽辔高翔。交鼓吹竽，鸣篪絙瑟，会舞霓裳。布瑶席兮聊斟桂浆，听锵锵兮丹凤鸣阳。直上空桑，持矢操弧，仰射天狼。”这一曲的语言，既保留了原作浪漫雅丽的骚体特征，又较原作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阿鲁威的散曲创作，均风格豪放雄浑，这在散曲创作中鲜见，是蒙古民族阳刚壮美心理与个性的艺术手法反映。

童童的套数【双调·新水令·念远】，善于体察和描绘人物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鲜活地刻画人物形象。如《驻马听》：“望眼巴巴，春陌香尘迷去马。梦魂飒飒，晓窗初日闹啼鸦。千声作念凑嗟呀，一丝情景留牵挂。许归期全是假，秀才每说谎天来大。”童童的散曲创作，语言雅俗互用，庄谐并举，晓畅欢快，结构严密紧凑，谋篇布局给人以浑然一体的美感。

纵观蒙古族作家的散曲作品，并和整个元代散曲创作比较，不难发现，他们创作有相同之处，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作品内容来看，在元初，部分汉族散曲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诗歌一样，大多吊古伤今，抒发亡国之痛、遗民之哀，格调明显低沉。而蒙古族散曲作家的作品，则抒写国家统一的文治武功、豪情壮志，格调高昂而欢快。至元中、后期，散曲创作的传统题材，如描写官场黑暗、仕途险恶、鄙薄功名利禄、消极厌世，因为蒙古族散曲作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民族成员，不少人官尊爵显，熟掌内幕，写来别具特色。在艺术特点方面，蒙古族散曲作家的作品与元散曲一样，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元初到元英宗时的散曲作家作品，比较鲜明地表现出北方民歌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富有民间文学的通俗性，被习惯称作“本色派”。后期，主要是元英宗到元末明初时的散曲作家作品，与同期的诗歌一样，语言雕琢，辞藻华丽，意境蕴藉，并以轻俊典雅、藻绘华美取胜，被习惯称作“文彩派”。

三、为中华文化所做的整体贡献

散曲这一中华文学瑰宝，也饱含着蒙古族作家的心血劳绩。蒙古民族是一个包容的民族，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散曲作为元代雅俗共赏的流行新诗体，蒙古作家是积极接受者，然后是倾心创作者。这是蒙古作家对流行文化形式的接受和响应。

蒙古族作家还把草原文化强烈的抒情性，植入散曲作品之中。蒙古民族一向以豪放、粗犷、坦诚、勇毅著称于世，“草原文学作为审美的客体，在内容与形式上常常相应地表现为一种健力之美，例如有高远阔大的境界，奔放昂扬的情感，刚健雄浑的气势，粗犷豪爽的文风等……它们在结构上往往大笔勾勒，大起大落，具有气势磅礴、波澜起伏的功效；在语言上词采豪壮，声调铿锵，遒劲朴质，追求力度和色调”蒙古民族的审美风范、文化精神，直接影响到散曲的文化构成。

元曲崇尚趣味。在语言上，散曲往往追求口语化与散文化，力求语言风格的明快显豁、自然酣畅，俗语、市语等比比皆是，表现得急切透彻，极情尽致，因此形成了以尖新刻露、俚俗泼辣、诙谐幽默为主的所谓“蒜酪味”。在这个散曲创作的“蒜酪味”意义上而言，蒙古族作家在散曲创作上，无形之中促进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使之相互了解，相互熟悉。

在散曲创作中，蒙古族作家在音乐、语言、民族气质等方面推动了元曲的发展，前使之成为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创作体现。蒙古族作家不仅展现了自己深入生活的新常态和娴熟的创作手法，还为作品注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人文特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为元散曲创作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基金项目：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蒙古族文化特质与元散曲的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NJSY13265。

参考文献：

[1]奎曾.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2]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1]崔凤珍：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