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现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世界民族音乐教研室主任；中国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家教育部自学考试委员会艺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副秘书长； 1999年——2009年任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2004年至2009年间，担任文化部“西部作曲理论培训班”专家讲学组组长。

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课程主要有《世界民族音乐》《环球音乐文化采风》《印度音乐文化》和《电脑音乐制作》等；主要的著作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世界民族音乐》和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教材《环球音乐文化采风》等。2004年至2009年间，作为中国国家文化部“西部作曲理论培训班”专家讲学组组长，分别赴西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青海等地举行《世界民族音乐与作曲》的讲座。曾经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等地进行过有关“世界音乐”的学术讲座。创作有20多部音乐作品，并为4部电影与近600集动画系列片与影视剧创作音乐，2009年由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出品、安平作曲的52集系列动画片《美猴王》，获2010中国动画最高奖“美猴奖”系列片大奖。近年来为贵州作曲的重要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诗《瓮水长歌》、彝族古剧《撮泰吉》以及大型音乐舞蹈诗剧《大梦织金洞》主题歌等。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我是来自《音乐时空》杂志社的编辑郭昕，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采访您！听说您是贵州人，不知您是否知道我们《音乐时空》杂志的前身是贵州的《苗岭歌声》杂志？

安平教授：真的吗？这太让我惊喜了！《苗岭歌声》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熟悉的名字呀！她是我家乡曾经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杂志，是我年轻时代在贵州艺术学校读书和工作期间很最爱读的杂志之一，她曾经伴随着我的艺术成长。没想到今天能做客于《音乐时空》杂志，这让我十分兴奋。作为生活在北京的贵州人，感觉很亲切，这真是一种缘分！我很喜欢这个杂志的名字，她很大气，很艺术，很有想象的空间。作为音乐人，与《音乐时空》相见，本身就是一种音乐之缘。

音乐时空：是的，一个来自贵州的音乐家与一个源于贵州的全国性音乐刊物的相见，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我很感兴趣您说的“音乐之缘”，那就请您给我们谈谈您与音乐，特别是贵州音乐的缘分吧。

安平教授：那我首先说说我选择走音乐之路的缘分吧。1977年当中国恢复高考时，在贵阳最好的中学、最好的高中里成绩名列前茅的我，却开始了二胡演奏的学习，准备去考贵州艺术学校。而当时所有的高中同学都满怀希望考一个好大学。家人、老师和同学们以及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出如此的选择。好在仅仅经过了一年的学习，我便从百里挑一的艺术人才考试中脱颖而出，奇迹般地考上了贵州省艺校。我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暂的学习中取得如此惊人的进步，则是缘于我的第一位恩师、贵州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古忠智先生的启蒙教育。记得我父亲带我去他家拜师的那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住在贵阳文昌阁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沿着弯弯曲曲，幽深窄长的麻石板小巷子前行，远远地，我就能听到飘来的悠扬乐声，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动听，当我走进那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时，整个夜空都在回响着那美妙的旋律，那音乐的空间，深深地笼罩着我，迷住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人生中第一次打动我的这首二胡曲名叫《良宵》。而在皎洁的月光下的演奏者正是我音乐道路上的第一位领路者。听其声如见其人，这是一个慈眉善目，学识渊博的学者，他虽然并非二胡专业的教师，但是对二胡音乐的感悟和理解却很深刻。（当时他是贵州省艺校的一名民族音乐学的教师，后来担任贵州音乐家协会主席多年。）他是一位真正的伯乐，他的人品和学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受益匪浅。

在贵州艺校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二年，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和教学。与贵州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李维白老师共事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室，他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老师。至今我还记得他为我讲述民族音乐学和作曲理论的音容笑貌以及我们师徒二人游走于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和广西边界进行民间音乐采风时艰辛而又快乐的时光，从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有了像两位恩师一样的许多贵州艺校的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学业突飞猛进，工作二年后，我便同时顺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最终选择去北京求学。

音乐时空：听您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您的两位贵州老师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同时，您也是一个很有家乡情结的人，重缘分的人。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您到北京以后的音乐缘分。

安平教授：1983年我开始了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历程，如饥似渴地在这个神圣的音乐殿堂里吸取养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学科专业方向有：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亚、非、拉音乐研究（现在的世界民族音乐），前三年不分专业方向。第三学年的《亚洲音乐》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决定了我的专业研究方向。该课程的任课教师陈自明先生在有一次上课时播放一首印度歌曲，我听得流下了眼泪，课后久久不愿离去。看我如此痴迷于印度音乐，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去印度学习印度音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愿意”。我当时对印度一无所知，语言也不通，一个人去印度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想想也曾经感到过后怕，脑子里闪现的全是《西游记》中唐僧去印度取经路上的千辛万苦。

但是，缘分似乎早已注定。1986年根据中印文化交流协定，我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赵佳梓老师一同作为访问学者公派印度留学一年，学习研究印度音乐。那个年代由国家公派学生去印度学习印度音乐，我可是中国的第一例。我怀着胆怯的心情去到了印度，但是，神秘的印度和美妙的印度音乐生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爱上了印度，一年的印度音乐学习时间远远不够，我又申请延长了一年。事实上，在印度两年的学习是我真正从事民族音乐学的开始，后来我明白这就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我很庆幸我在很年轻时就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份经历，多了一个视角，它使我看到了一个与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教育与传承体系。广阔的视野和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为我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以及其应用学科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缘分来自于我的导师陈自明先生，是他把我领入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音乐时空：您真是太幸运了！同时我也很佩服您的勇敢和执着。有上天的眷顾，那您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一定也会很顺利？

安平教授：是的，我的学业和工作都很顺利。1989年毕业后，我被留校在音乐学系“亚、非、拉音乐教研室”工作，教授《亚洲音乐》《环球音乐文化采风》和《印度音乐文化》等课程。1996年该教研室正式更名为“世界民族音乐”教研室，本人开始担任该教研室主任，并且开始开设《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等课程；1997年就晋升为副教授，并且担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1999年—2009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2009年回到音乐学系继续任教。2011年6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本人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世界民族音乐》。曾经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印度德里大学等地进行过有关“世界音乐”和“印度音乐”的学术讲座。事实上，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其实每一步都有一定的机缘。

音乐时空：您刚才提到的“世界民族音乐”专业和课程是一个新兴学科吧？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情况以及您编写的《世界民族音乐》教材？

安平教授：世界民族音乐是从英文“World Music”（世界音乐）翻译而来，在“世界音乐”中加“民族”是中国特色。它的广义概念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所有音乐。狭义的概念指欧洲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民族音乐。英语翻译为“ethnic music”。具体来说：欧洲人对欧洲艺术音乐以外的音乐称世界民族音乐。它是基于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发展起来的一个应用学科。另外，“世界音乐”（World Music）也指现代音乐和商业音乐种类。

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6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开设的《亚洲音乐》《非洲音乐》和《拉丁美洲音乐》等课程。但是，作为一门完整课程的《世界民族音乐》，则是以20世纪末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本科必修课《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的开设为标志。这是一门在过去各种“亚、非、拉”音乐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立课程，它确立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在中国的音乐学教学中的地位。此后，许多高等院校都开始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开发与教学，发展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一门在专业音乐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方兴未艾的课程。随着国家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将世界民族音乐教学内容的纳入，近年来，尤其在师范类本科教育中开始普及，各种世界民族音乐的教材也不断涌现。

我的《世界民族音乐》教材编写与中央音乐学院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的发展几乎同步，其源流也可以追溯至1997年。那时本人有幸参与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本科必修课《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的设计与部分课程内容的教学任务。同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首次独立开设了《环球音乐文化采风》选修课，供所有专业的学生们选修。20世纪的最后一年，受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之托，将这门课的内容制作成网络教程《环球音乐采风》，成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教程。以上课程与教材经过了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为这部《世界民族音乐》教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这部教材的特点是：通过对世界民族音乐中突出的文化事项或概念的深入讲解与感受进行教学。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力求从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特点的理解入手，整体把握世界民族音乐。本教材的写作思路由课程的教学目的而决定。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世界不同地区与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学习，正确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激发学生的音乐好奇心、敏锐感、热情与美感，启发培养学生的音乐文化洞察力、分析力、理解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国际文化交流能力。

音乐时空：您刚才说到中央音乐学院《世界民族音乐》课程都为那些学生开设？

安平教授：作为音乐学系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是他们的主科必修课程，同时还开设有许多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课程。学生在世界民族音乐范围内选择感兴趣的具体课题进行研究，教师每周会给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课程指导。对于本科阶段的其他学生来说，“世界民族音乐”是音乐学系音乐学专业和艺术管理专业以及音乐教育学院必修课。在研究生的课程中，它是民乐系和作曲系的学生的必修课课程。除了以上学生的必修课外，世界民族音乐教研室还开设有一些选修课供全院学生选修。如：《环球音乐采风》《欧洲民间音乐》《非洲黑人音乐》等。上课的模式，目前仍停留在讲座与欣赏阶段。我们也正在打破这样的传统授课模式，邀请外国老师进行实践教学。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印度尼西亚佳美兰的演奏课程和舞蹈课程。

音乐时空：我注意到中央音乐学院还经常组织各种世界音乐的学术活动和音乐会，您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安平教授：由于中央音乐学院处于中国的音乐学术交流的中心位置，许多来中国访问的过路外国专家都很有兴趣来我院演出和讲学，这是对我们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一个补充。另外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一个学术品牌项目“世界音乐周”，由音乐学系世界民族音乐教研室具体承办，已经举行了九届，前八届基本是以一个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为论题，邀请该国家的音乐家和学者以及从事该国家音乐研究的其他国家学者来我院共同研讨、举行系列讲座、工作坊以及演出等活动。这些活动大约持续4到5天。迄今为止我们以及举办过非洲、东南亚、日本、印度、印尼，新西兰、芬兰和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很有帮助，学生有机会与研究这些国家的音乐家，教授学者面对面直接交流。特别是对于“世界民族音乐”方向的研究生来说，对他们研究的课题的选择和执行很有实用价值。2015年11月我们刚刚举办了第九届“世界音乐周2015——东南亚音乐国际研讨会”。

音乐时空：我很荣幸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世界音乐周2015——东南亚音乐国际研讨会”的艺术总监和系列音乐会总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

安平教授：这次活动这是为了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促进我国东南亚音乐以及其教学体系的研究与教学， 推动中央音乐学院与东南亚相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 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理解与交流而举办的一个大型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科研处、国际交流处承办，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究会、越南国家音乐学院、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协办，汇集了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缅甸五个国家的顶级艺术家和学者，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与戏剧学院和其它优秀院校的学者。此外，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副校长Abdul Aziz Bin Ab Latif，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语言中心前院长Farok Bin Zakaria，和越南国家音乐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DUONG THI THANH BINH也参与到了这次活动中。本次音乐周以观赏外国艺术家表演、参与实践工作坊和聆听专家学术讲座为主，辅以各国学者研讨，历时五天。印度的西塔尔、塔布拉鼓和舞蹈、印尼的甘美兰演奏、马来西亚的非遗玛蓉、极富特点的越南的民族乐器和缅甸的围鼓和古老的竖琴都会悉数亮相。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周2015——东南亚音乐国际研讨会》将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开拓师生视野，促进各方交流与合作，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习、实践机会。在此诚挚地邀请师生们和朋友们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共邀请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印度的音乐家团队进行表演。各国代表共计35位，大家都表示达到了展示本土文化，学习他国音乐的目的。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我们发现，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印度代表团，为什么在东南亚音乐研讨会中邀请了印度团队？

安平教授：尽管印度并不属于东南亚地区，但它的文化却是东南亚诸国文化的源头。我们秉承东南亚音乐一体化的观念，通过探讨和交流，让大家充分了解各个国家的音乐文化特点，以及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探索它们与印度音乐的内在联系。

音乐时空：“世界音乐周2015”已完美谢幕，您对此次活动有何评价？

安平教授：本届”世界音乐周”对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研究有很极大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活动很重视交流的实效性。增加了工作坊的密度，并且要求每一位工作坊的主持人都要教会观众一首歌曲、或一支舞蹈或一件乐器演奏。参加工作坊学习的学生和教师们也将上台展示学习成果。意义在于学员和与会代表学会以后，可以直接用于世界民族音乐课堂的教学。另外，整个组织工作从接待、会议、音乐会主持、讲座、工作坊翻译、网路宣发和评论等工作都有师生来完成，让前来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不仅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同时得到全方位的锻炼。

另外，我认为音乐的传播与传承主要是依靠音乐活动作为支撑。现在，中国的音乐生活是十分匮乏的，我们要保护传统音乐并加以发展，就一定要策划活动。我们的近邻印度，人的一生都伴随着各种音乐，从出生、成年、结婚到死亡都有相应的音乐活动。而我们的国家，曾几何时也有着这样的传统。社会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传统音乐随着它们赖以生存的载体消亡。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开展音乐活动，从而拯救濒危的传统音乐。

音乐时空：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家、音乐学家能够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为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出一份力。

安平教授：的确如此。音乐学研究者们要积极参与到各种音乐活动中，引领音乐潮流的发展，理论成果才能真正得到重视。目前，摆在音乐家和理论家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您不仅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家，同时还是一个作曲家，创作有大量的音乐作品，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谈谈您与音乐创作方面的缘分？

安平教授：关于我的作曲之缘，我认为自己天生就有创作的冲动和灵感。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作曲天赋。记得我在贵州省艺校读书时，在练琴时会经常“乱拉、乱弹、乱唱”，也就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什么演奏什么，唱什么，不按乐谱演奏，乐在其中，往往会持续一个多小时。事后会很后悔，觉得浪费时间。直到当我去到印度学习期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乱拉、乱弹、乱唱”其实就是在即兴创作，只不过无规律，无章法而已。印度的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大都是即兴创作，但是，这种创作有一个强大的创作体系支撑，所以印度的演奏家与歌唱家都是能力很强的作曲家，我在印度所学习的印度音乐演唱演奏就是在学习一种音乐创作体系。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中也有大量的即兴创作，只是没有被专业化，系统化，形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体系。

回顾我的创作生涯，我用布依族传统民歌《好花红》改编的二胡齐奏曲，当时被贵州艺校民族乐队在重要的音乐会上演奏。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就是在民间音乐的演奏中自然习得的创作。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期间，我在完成音乐学系课程学习的同时，开始刻意与作曲系同学一起上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作曲理论课程。学会了西方音乐的创作体系。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实用音乐创作，直到现在我创作有20多部音乐作品，并为4部电影与近600集动画系列片与影视剧创作音乐。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像您这样横跨音乐学与作曲两个领域的教授在音乐学院里估计并不多见，您能给我们谈谈您对此的感受吗？

安平教授：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作曲实践的支撑，音乐学的理论研究就会变得很空洞。反之，没有音乐创作理论的深刻的认识，作曲就很难到达一定的高度。

首先，音乐创作能让你保持一种对音乐的冲动和激情。我认为，研究音乐、写文章也应该有激情和灵感，一定要保持对音乐本真的爱和探索的欲望。作曲给了我对音乐创作过程的真实的感知和体验，使我的研究和教学具有了实证性和可信性。我去印度求学时，原本是想学习印度音乐理论，但是，那里没有老师给我讲理论，而是让我去学演奏和演唱，通过实践，奇迹发生了，我学会了他们的音乐理论。我曾经看过一些没有去学过印度演奏与演唱的“学者”写的印度音乐理论的文章，我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你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不知道的东西，说得清楚吗？

另外音乐创作中的许多问题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更深的要求，促发了音乐研究的动力。我的音乐研究对于我的作曲来说是同样影响至深。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让我的创作有了更多的文化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创作音乐，我们应该创作什么样音乐，音乐与人的生活的关系等等。音乐的所有元素都有着自身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是音乐本身。不仅仅是诸如旋律、节奏、和声、复调、配器和结构等的音乐形态，而对于音乐中的乐器、音色、表演者以及其社会关系，表演场地、时间，表演程序、礼仪、听众结构，反映出的社会功用、宗教哲学思想、审美需求等等的关注和考虑对于音乐的创作都极为重要。例如：为什么印度弦乐器的制作大都有泛音弦？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又如：印度音乐表演前会有如此多的“非音乐”程序，与音乐表演的关系和意义是什么？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有了音乐的创作，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群和人种其创作音乐的方式和方法都与他们的生活相关。我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给了我这样的多元文化视野和国际化视野，使我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表达（文化融合）的中国音乐创作思想和风格。2004年至2009年间，我作为中国国家文化部“西部作曲理论培训班”专家讲学组组长，带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和教授们分别赴西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青海等地举行的作曲讲座；我的讲座内容就是《世界民族音乐与作曲》。近些年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也十分重视世界民族音乐的学习，把我教授的《世界民族音乐》列为研究生的必修课。

音乐时空：您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作曲家，您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创作特点和创作思想？

安平教授：我的作品大都是委约创作，以实用音乐创作为主，从形式上看涉及管弦乐、流行乐、电子乐、传统音乐和世界音乐等；从内容上看有动画片音乐、广播电视电影音乐、晚会音乐、音乐剧音乐、歌舞音乐、体育音乐、儿童音乐和广告音乐等；从创作风格上看，主要特点具有多元性和融合性特点，即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为主，根据不同的表现需求，融合世界音乐和当代流行和电子音乐进行创作。以我创作的动画片音乐来看，几乎没有一部不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主要元素和主题进行创作的，本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央电视台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52集系列动画片《太阳之子》的音乐中，就开始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其中既有当代中国的音乐气质又融合了布鲁斯等世界音乐特点。2009年为中央电视台52集系大型列动画片《美猴王》动画片的音乐创作中，这种风格特征已经形成，既有中国传统音乐写意之美，由有西方管弦乐的大气与情感的张力；既有当代流行乐的时尚之美，由有电子乐的奇幻之美和世界音乐万种风情。此后2011年为镇江电视台创作的52集系列动画片《水漫金山》音乐，2015年为北京金丁美奇动画有限公司出品52集系列动画片《西游记的故事》等都延续了此种风格。

音乐时空：您的大量作品中，动画音乐的创作十分突出，您为什么如此地钟情于动画音乐的创作？您与动画音乐的创作一定很有缘分吧。

安平教授：人的一生中看动画片最多的时期是在童年，而动画与音乐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儿童在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们会潜移默化地接受音乐的熏陶。我的童年时代，没有看过几部动画片，但是，每一部动画片的音乐都感染过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动画片有很多，但是许多动画片的音乐都粗制滥造。这是中国动画行业长期以来对音乐创作的忽视所致，中国太缺乏“专业（即专门为动画影视）”的动画音乐创作团队和人员，音乐制作水平低下，更不要谈对动画音乐的整体设计。中国需要好的动画片，更需要好的动画音乐。我认为中国孩子的启蒙教育十分重要，因此，通常会再创作动画音乐时融入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这样，孩子们在看动画片的同时，我们的传统音乐元素便能够渗透到他们的心灵中。我希望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从小就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因子和对音乐美的感受力。动画片音乐，尤其是动画系列片音乐将伴随在每一个孩子的童年，意义十分重大。这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实现我的理想。迄今为止，我从事动画音乐创作已经25年。我创作的动画音乐伴随着电视台一轮又一轮的动画片播放，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带来了快乐的童年，这让我很欣慰。说起缘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大闹天宫》，长大后中国最好的三部讲述“西游记”故事的动画系列长片都请我作曲，而我还有在印度生活学习的经历，并且找到了中国的孙悟空的原型的文化渊源——印度的哈纽曼猴神，同时把印度音乐融入了我的音乐创作之中，这真是有缘！

音乐时空：是的，我也感到您的动画音乐创作中的“西游”情结。作为一个贵州人，您一定与贵州的音乐创作很有缘分，您可否给我说说您音乐创作中的贵州情结。

安平教授：贵州一直是我魂牵梦系的地方，我出生在贵阳，是贵州的一方水土养育了我。我已经离开贵州近30多年了。从我走出贵州的那天起，我就一直期望着有一天能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来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缘分就是缘分，想什么，它就真的来什么。4年前我到贵州讲学，与贵州艺校同班同学相聚一堂，遇到20多年久违的的老同学黄湘，此时的他，已经是是贵州著名的戏剧和晚会导演，他当即邀请我为他为瓮安拍摄的《瓮水长歌——千年文明古邑瓮安》宣传片作曲。这是一部通过解读瓮安文化，介绍瓮安发展的城市宣传片，我说不清我与瓮安的缘分到底是什么，我很快就捕捉到了瓮安的精神，其音乐创作非常成功，奠定了我与导演继续合作的基础。接下来我又为他导演的大型音乐歌舞诗剧《瓮水长歌》作曲。此时，我终于知道我们的缘分是什么了。该剧通过千年以来瓮安历史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表达中华汉族文化的丰厚与宏伟。正是瓮安一千多年来的悠久灿烂的文化给了我太多的灵感和缘分进行音乐创作。瓮安的地字——“瓮安”，瓮安的文人——傅玉书，瓮安的建筑——草堂、瓮安的山川河流——仙桥山、江界河，瓮安的民风——商贸市场、瓮安的戏曲——昆曲《鸳鸯镜》、瓮安的古籍——《桑梓述闻》等等都是该剧音乐创作的灵感。整个《瓮水长歌》的音乐创作基础是建立在“瓮”和“安”两个字的解读之上。“瓮”首先是人类用于储存水和食物的一种陶器，从古到今一直与人类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

“瓮水”既指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罐中水，更指养育了瓮安了人民，养育了瓮安文化的瓮河与长江。《瓮水长歌》中“长歌”就是一部辉煌的音乐舞蹈史诗。正如黄湘导演为该剧所写的主题歌词所述：

瓮字公在上

下边一片瓦

公是公平公正

瓦是万户千家

瓮字公在上

下边一片瓦

巍巍大瓮千百年

安在黔山崖

瓮水日月长

瓮里乾坤大

曾经的文化古镇

代代盛开奇葩

曾经的文明古风

已随时代升华

曾经的繁华古邑

今又蓄势待发

瓮字公在上

下边一片瓦

古邑旧貌新颜

沧桑洗尽铅华

瓮字公在上

下边一片瓦

公平公正公理在

安民千万家

瓮字公在上

下边一片瓦

古邑旧貌新颜

沧桑洗尽铅华

瓮字公在上

下边一片瓦

公平公正公理在

安民千万家

公平公正公理在

安民千万家

该剧演出当晚，整个瓮安城万人空港，8万人聚集在广场上观看，演出非常成功，它让瓮安人有了文化自信。该剧后来也成为当地歌舞队的保留剧目。其中的主题歌成为瓮安人妇孺皆知的歌曲。时任瓮安县委书记的陈昌旭每次见到我，都会给我唱一遍这首歌曲，并且告诉我：您这首歌的旋律在瓮安人红白喜事上都能听到。我想我的音乐，能得到贵州当地观众和听众的认同，那一定是我的音乐里饱含着贵州人的情结和缘分。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听说2015年10月份享有“中华戏剧活化石”美誉的毕节彝族古剧《撮泰吉》，作为贵州惟一参加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的剧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了两场汇演。演出非常成功，赢得了现场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我很好奇，一种几乎不为人知的剧目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好评？您作为该剧的作曲，请您从音乐创作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安平教授：撮泰吉是仅存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裸嘎寨的一种古老的戏剧形态，通译为“变人戏”，是一种祭祀中的戏剧，通过舞蹈来演绎故事，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被搬上舞台的《撮泰吉》演出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历史，保留了原始戏剧的经典范式，用全新的方式来诠释这块“活化石”。人们能够接受它，认同它，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缘分。你可能听说过“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其实这个“知音”就是缘分。知音也有程度之分，缘分有大小之分。像伯牙与钟子期的那种知音是深度的知音，作为一个音乐作品我们并不指望所有人都是他们那样知音。只要有缘即可。认同就是缘分。

创作音乐必须要有文化认同，得不到认同的音乐毫无意义。对《撮泰吉》的音乐创作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文化认同。我把它归结为彝族文化认同、地域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世界文化认同四个方面。

《撮泰吉》的音乐首先得到了《撮泰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表演者和当地彝族文化专家的高度认同，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只能归结为缘分所致。我是一个汉族作曲家，但是当地彝族人都把我当彝族人看待，他们说我的“安”姓是彝族的大姓，我的家谱正好属于毕节黔西这个彝族主要聚居区，另外我具有与彝族男子一样的长相，所以许多人都与我以兄弟相称。以至于我在毕节地区采风的两个月中，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彝族人，这种自我的文化认同感使我很容易接近他们，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的文化，一切都很顺利，尽管我不会彝族语言，但是音乐的沟通毫无障碍。非遗的《撮泰吉》版本，原本只有对白，没有唱腔。没有音乐，没有舞蹈。我在舞台版《撮泰吉》中加入了大量的人声唱段和音乐表达以及将仪式行为舞蹈化的歌舞段落。这些正是以他们的民间歌舞音乐和仪式音乐为如彝族大祭司的经文，呼喊声，法器牛角号声音与音调，以及毕节地区的彝族民歌：萨玛调、敬酒歌、情歌、阿西里西舞曲等为基础创作出来，并且直接由他们来表演。彝族人对我音乐的认同，让我充满了自信。毕节是贵州面积和人口最大的一个市级区划，各民族聚聚在一起，地区的文化认同中除了使用当地的音乐元素以外，我们在对白和部分唱腔上使用了毕节当地的汉语方言——赫章话。

要想让《撮泰吉》走出毕节，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一定得找到它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据彝族研究专家的推断，彝族已经有8000年历史的文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包括吸收了彝族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贵州黔西北地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华文化的三大主要起源地之一——即观音洞文化。中国当代戏曲理论家曲六乙老先生说：《撮泰吉》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至少把中国戏剧史上推500年。现代戏剧泰斗曹禺先生看了《撮泰吉》的录像之后说：中国戏剧史应该重写，其源头就是《撮泰吉》。《撮泰吉》被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说明了它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这些都为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就音乐文化而言，我找到了彝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的共同点，那就是五行五声，以“金木水火土”与“宫商角徵羽”这种与汉族古代音乐文化相一致的理念作为音乐创作的基础。如在旋律动机的发展上，找到彝族音乐的基础动机音型：宫音和徵音交替进行与中国道家文化的阴阳太极理论的密切联系。又如：用水滴的声音和节奏来表现生命的起源；用石头声音和击打来表现石器时代古老的文化。用木鼓、锣、铃铛、铜鼓、陶罐等具有中华古老文化的元素构成主要的节奏形态；用竹器和树枝、木叶以及鸟鸣、风、雨等各种自然声效表现天人合一的生存的环境，用中国古老的埙、笛子以及人声演奏五声性的旋律。基本没有使用任何一件现当代成熟的人类乐器，以还原本剧的原始与古朴的风格特征。另外在舞台音响的制作上，引用了现代音响学的观念，使观众能够置身于各种仪式的现场之中。能作为贵州惟一参加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的剧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非常成功演出，标志着中华文化的认同。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在音乐创作上我们已经为世界文化的认同做好的准备。那就是，这部剧表达的是人类的一个主题，所以大量运用了各种人类音乐文化遗产，比如新西兰部落音乐、非洲土著音乐等等。这种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可以让外国观众产生共鸣，与世界文化接轨。总之，这出剧目是将“非遗”舞台化的一种尝试与探索，希望通过这次实践，为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得出一些经验。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听说由于您对贵州毕节地区文化的发展和保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毕节市政府授予您“毕节市旅游文化大使”称号，您是否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安平教授：是的，2015年9月28日在第九届毕节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织金国际溶洞文化节开幕式上，毕节市长亲自授予了我这一光荣称号和聘书，这让我深很荣幸和幸福。尽管我毕节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是我父辈生活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能为家乡出把力并且能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同，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情。那天真是一个很有缘分的日子，最让我快乐的是晚上为庆祝毕节织金洞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而举行了《大梦织金洞》歌舞晚会演出非成功，由黄湘作词我作曲的《大梦织金洞》主题歌响彻整个晚会会场，感动了所有的毕节人。那时那刻，我真正体会到了音乐的力量的伟大，音乐缘分的宽广。

音乐时空：安平教授，与您交谈十分快乐，这大概也是缘分所致吧，谢谢您！

安平教授：谢谢你的提问和倾听，愿我们和天下人都能在音乐时空里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