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超

遇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同学，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摇摇头，说他没遇到一个善待他的头头。“那些个混蛋，我要恨他们一辈子！”他接着说了很多头头不善待他的事，眼里闪射着怨恨，脸上涌动着不平。

他最后說：“还是你混得好，至少，你发表了那么多作品，还出了好几本书，我好几次在报纸上看到记者采访你的文章。”我只好说：“这也算不了什么，离我当初的目标还远着呢。”

道别后，想起这位同学说的头头不给他报销出差补助的事，我在心里想，类似的事我也有啊。只是，我没有记恨那个头头，只是把那张被他拒绝的领条默默撕碎了。他带给我的不愉快，随着那些碎片的抛开而抛开。

那是1981年夏，我被安陆县农委抽去“以工代干”。有一天，农委给我开了一张领条，叫我回农机研究所领加班费。我心里犯起嘀咕：我在农委加的班，却要我回原单位领加班费，这合适吗？合理吗？

农委说，在农委以工代干的人，都是回原单位领工资和加班费。回原单位领工资，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单位的人脸色也不大好看。毕竟，我在农机研究所一天班都没上过。我从部队退伍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就被抽到农机局，一个月后又被抽到农委。

在农委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钟，有时还在那里通宵值班。那段时间，农委每天都要上报全县的抗旱数字。那时候的电话是手摇式座机，往往摇半天都摇不通，要把全县的数字弄齐，得摇到晚上八九点，这时肚子已饿得咕咕叫。那时年轻，吃的东西也没什么油水，肚子很容易饿。有时值通宵班，得忍着饥饿入睡。有天凌晨，我肚子饿得那个疼啊，只好从睡觉的地方爬到放电话的地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他早点起来给我买两个馒头送来。

同样是加班，在农委里占有一个编制的人，可以一领一大把的加班费，而我得到的，只是一张领条。

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原单位的头头看了看我递过去的领条，冷冷地说：“我们没有这个钱给你，财政局只拨了你的工资，这个钱，你应该找农委要。”

我没有找农委要。找了他们，他们会给农机局施压，农机局又会给农机研究所施压———我不想通过这种一级压一级的方式讨回我的这点儿公道。走在路上，我把领条撕得粉碎，随手抛在了身后。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让我热爱的写作变成一种职业，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干，再不让任何人找理由这样亏待我。

几个月后，我就坚决地离开了农委。再后来，我又坚决离开了这种体制。这些年来，我没有说过怨恨谁的话。我想，如果把遇到的不公平的事都堆积在心里，让自己的脑子成天想着这种事，即便我还没有死，也会被这些事情给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