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鄂英

1958年我参加工作，在湖南东安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63年，大学毕业的唐灿章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由于同在文化系统工作，我们同在一个食堂就餐，业余时间，还在一起唱歌、打乒乓球。他一表人才，尤其是相同的爱好与志趣，使我这傲慢的姑娘情窦初开。

半年后，一首字迹漂亮的情诗映入我的眼帘：“我爱那带刺的玫瑰，可还缺乏勇气去采她……原谅我冒昧地把心扉打开，纯洁的红心任你剖解。”署名是“山旁之火”。我当然知道这是谁写给我的。从此，我俩沉浸在热恋中。

不料，我们的结婚报告遭到县政府文教科科长的拒绝。理由是，唐灿章是贫农出身的大学生，已被县里圈定为青年干部人选；而我家庭出身不好，将会影响他的仕途。我俩气急之下，状告文教科科长违反婚姻法，剥夺我们婚姻自主的权利。法院却把状子转到文教科科长的案头，更是火上浇油。我们意识到，要想正常结婚，是不可能了，但两人谁也离不开谁。再三考虑后，我们决定先斩后奏，自行结婚，便到照相馆照了结婚照。1964年7月22日晚上，没有祝婚词，没有鲜花，我们结为了夫妇。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时隔六天，文教科竟然下文将我改作临时工处理，开除公职。但我们不怕，双双回到他的农村老家。后来，他被作“自由离职”处分，也丢了工作。我们在农村艰苦生活，相濡以沫。到了1979年，终于被落实政策，双双回到原单位。比起梁山伯與祝英台，比起贾宝玉和林黛玉，我们是幸运儿。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