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

小王今年32岁，初中文化，已婚，是一名企业的普通员工，丈夫自己开公司，家庭条件还不错。近半年来，她感觉工作压力大难以应付，认为自己文化程度低，工作效率低、反应慢，担心拖了别人的后腿，因此，领导安排工作的时候她都躲得远远的，不想参与，可是不参与工作又担心被公司开除。她晚上睡不着，有时只睡一两个小时，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心情越来越差，觉得自己精力不足，对什么都没兴趣，每天起床就担心这一天不知怎么过，下班后状态好些。她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越想越觉得自己没用，担心这样下去连累家人，她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小王严重时有过轻生的念头。近一个月越来越瘦，吃饭没胃口，有时候会有浑身不适感，乏力、心慌。

家人带小王来医院求治，经诊断，小王罹患了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自责自罪，饮食、睡眠差，担心自己患有各种疾病，感到全身多处不适，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药物治疗是当前治疗抑郁症最主要的方法，适用于所有抑郁症患者。根据心理—社会—生物医学模式，心理应激在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心理治疗也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减轻和缓解抑郁症状，提高抗抑郁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最大限度地促进患者心理社会功能和职业功能的康复，而且还可以协同抗抑郁药维持治疗，预防复发。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抑郁症的发生与患者早年经验中形成的负性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和消极退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对自我、他人以及周围世界的消极态度及负性认知所决定。抑郁症患者通常有以下几种负性认知：

1绝对化要求：指以“应该”、“必须”为表达形式的要求。比如：在生活中，所有和自己接触的人都必须始终真心地喜欢我，赞成我；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危险可怕的，因此，我必须全力思考对策等等。

2糟糕至极：指个体认为某种境遇是一场灾难，坏到极点。比如：必须有一种简单、恰当的解决方法，如果不能发现这一方法，我就相当烦恼。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应当和自己所期待的一样，否则生活就是可怕的、恐怖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3低挫折耐受：指个体认为某些情况他们无法忍受，当他们认为绝对不应该存在的情形而实际上存在时，他们会毫无快乐可言。比如，“我的过去对现在起决定作用，一件事过去曾影响过我，所以，它必然会继续决定我的感觉和影响我的行为”；“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我觉得生活是可怕的”。

4概括地评论个人价值及自我贬低：指个体过分地贬低自己或进行整体评价。比如：“我的价值和自我认可取决于人们赞成我的程度”；“我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有能力和成就，或者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有真才实学，否则，我毫无价值”。

对于轻、中度抑郁症患者，我们可以选用心理治疗（比如认知行为治疗）作为治疗方案。首先，要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进行认知行为评估以及抑郁症状的自我识别。

比如对案例中的小王，她的症状表现有—

对前途悲观失望：小王觉得生活、工作都前景黯淡，担心被开除，拖累家人。

无助感：小王感到对自己的不幸和痛苦无能为力，特别是自己的失眠症状，感到对处境毫无办法。同时，她又觉得别人无法体会和理解自己的痛苦。

精神疲惫：小敏的精力已经大大耗尽，想振作也振作不起来，什么都不想干，整天都感觉疲乏。

自我评价下降：小王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对实际上的成绩也不认为有任何价值，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认为自己什么长处和优点都没有。

感到生活或生命本身没有意义：小王认为活着痛苦，拖累家人，还不如死了算了。

在识别了自己的症状之后，就要学会理解和接纳这些症状，然后找出导致疾病存在的易感因素、诱发因素和维持因素。同时，进行行为激活，从易到难逐步增加活动量和复杂程度，要确保制定的行为活动是能够完成的，同时学会进行自我监测日常活动，进行愉悦感和成就感的量化评估，鼓励多做一些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事情，减少退缩行为，提高自己的可控制感和自信心。之后，要学会识别负性认知，并对负性认知进行修正，进行认知重建。

当然，对于已经存在自杀观念的重度抑郁患者，就不适合单一使用心理治疗手段，而要结合药物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寻找出能阻止患者自杀的东西，比如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有美好回忆的相片，可信赖的人的联系方式，并把这些东西集中放在一起，当患者有自杀冲动的时候，让他们通过打开这些具有保护因素的东西，来阻止其自杀行为。

自杀者亲友的心理危机管理

目前广泛使用“自杀者亲友”来形容因自杀事件而遭受痛苦及悲伤的人，自杀者亲友可以是自杀者的家人、朋友，甚至于只是与自杀者有过接触的人们。根据Edwin S. Shneidman 的估计，每一人自杀身亡可能影响周围的六位亲友。

一位亲友的故事：……母亲选择在此一跃而下，每当我经过那个地方，都会感到不自在，希望能够绕过这个伤心地……

“再次回到母亲生前居住的房屋，已经是母亲自杀去世的第六年，这里正是当年母亲跳楼的地点。”晓雯（化名）说，“自从那天起，即便是每天必经之地，我还是绕道而行。母亲走了之后，我整整哭了两年，常常想起与母亲相处的点点滴滴。与弟弟相比，我跟母亲的关系较为矛盾：母亲总是把我捧在掌心呵护，而我却非常叛逆，常常和母亲顶嘴。母亲走了之后，我才发现她对我有多重要，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我非常难过自己从没有关心过母亲的需求。

“母亲走了之后，姐弟之间再也不提母亲的事情，似乎人走了，就不需要再追究什么，大家都怕引起伤痛，没有人愿意挂起母亲的遗照。我时而回想母亲的人生，觉得她真的很辛苦，感觉她背了很多沉重的包袱，还因此患了忧郁症。

“母亲自杀让我很害怕自己会和她一样。她自杀后，我跟弟弟都害怕抬头看高楼，仿佛母亲自杀时的情景会映入眼帘似的。在将要经过事发地点时，我不敢睁开眼睛，全身会很紧张，脑海中会一片混乱。这种情况持续了有四年。我长期到精神科看门诊，在专业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我慢慢地渡过了哀伤的历程，觉得自己可以去作一些改变。所以，两年前，在参加自杀者亲友互助团体时，我下决心要走过那个地方。我觉得自己不去突破不行，但是要面对这样的改变，心里面还是非常煎熬。

“那天要走过事发地点其实也是不得不去的。母亲生前住的房屋出了问题，我们姐弟两个总是不出面，一直依赖年近80的老父亲处理，我感到于心不忍，觉得必须要有年轻人出面解决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为了解决问题，也觉得经过了六年，该是我突破的时候了，就把这个想法与我的精神科医生讨论，我说：‘我打算今天离开医院以后直接去那里一次。医生听后鼓励我，还给了一些情境预演的行动指导。我事先在医院还给自己吃了一粒镇静剂，走进那栋大楼时，我心里一直在提醒自己：呼气、吸气、放松点。后来我找到物业管理员询问，和她一起心平气和地走到母亲的那个房间，当时的心境就如同母亲在世一样，没有感到恐惧和伤心。我离开时想象了当时的情景，一刹那有种感觉仿佛母亲就卧躺在地上。当时的感觉是，这就是人生，就这么结束了。心里觉得十分不舍和心酸。

“我很感慨，母亲一辈子没有为自己選择过任何事情，唯有这件事是她自己选择的。最后，她终于作出了一个选择，不管好与不好，都是为她自己选择的。

“当我真的走过事发地点后，我感觉到了自己突破后的改变：现在我每天都会经过那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抗拒，也不需要镇静剂来稳定情绪了。我现在甚至已经能够以平常心独自走进那个屋子，虽然有时还会悲伤，或者提起时还会落泪难过，但是我已经能够很快从悲伤的情绪中抽离出来。

“我想，时间对于抚平亲友自杀的伤痛真的很重要，这个过程很辛苦，甚至在陷入低谷时需要借助医师的力量，进行一些专业的心理治疗。另外，由于母亲是用自杀的方式过世，让我们姐弟无法像亲人因病死亡那样与朋友说一说、宣泄情绪，而且自己还背负着不孝顺的重负，心中会感到煎熬，有时还担心会不会有复原的那一天。

“不过，当我真的尝试走过之后，心里的负担已经放下了不少，不再害怕自己的人生会像母亲一样。现在站在事发地点回首过去，对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还会感到一些哀愁，但程度已经减轻不少，这种哀愁能够承受，或许会陪伴一生，毕竟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深回忆，我会接受。”

2014年5月《柳叶刀：精神医学》发表了一篇临床综述，名为《亲友自杀对心理健康和自杀风险的影响》，文中提到：全世界每年有4800万到5亿人经历着自杀的丧亲之痛。这篇综述找到了57个符合严格入选标准的研究报告，采用系统性的方法，把自杀带来的丧亲之痛对亲友在死亡率、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方面产生的影响与其他死亡形式引起的丧亲之痛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经历近距离接触的自杀事件会对一个人的健康和社会功能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个人与死者关系的远近。这些影响包括：配偶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丧亲者的自杀风险；成年子女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母亲的自杀风险；父母自杀的丧亲之痛增加了子女患抑郁症的风险。有证据显示，相比于其他的死亡形式，自杀死亡给亲友造成的丧亲之痛会有更加严重的被抛弃感和羞愧感。

走出丧亲之痛，如何自助？以下几点原则会有帮助：

1减少罪恶感：对亲友的自杀产生自责自罪是最常见而有害的心理反应，当事人需警惕。

2为回答他人的问题作好准备：对他人一些不经意的提问，比如“他怎么了”的回答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事先有所准备，可以减轻心理冲击。

3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保证正常的饮食睡眠有助于适应哀伤过程，饮食睡眠方面出现严重反常情况时，需要寻求医生帮助。

4给自己留出休息的时间，尝试找个人谈谈。

5接受亲友自杀的事实对于走出伤痛是关键的第一步。

6不要忽视自己的哀伤反应，找到并接受适合自己的哀伤方式。

7对未来保持乐观，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接受并走出这个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