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伟

对于一个惯于书写抒情诗歌的创作者而言，报告文学的写作显得那样厚重与庄严。它不仅要求作家深入基层，以田野作业的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主题的有效表达，并将其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的三种特质彰显出来，没有宽裕的时间保证和扎实的采访撰写功夫是难以胜任的。当我读完由祁建青、唐涓、刘世忠三位作家共同采写的《光明玉树》后，这样的体认又深了几分。

理论上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为长期关注诗歌创作的缘故，我更愿意从文学语言方面去谈这部作品给人的启示与引导。毋庸置疑，语言特质是《光明玉树》的一大亮色。虽为报告文学体式，但其语言的组织与表述是厚重的、抒情的、深邃的，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带着体温采写完成的。

首先，来看作品语言的真实性。《光明玉树》采写的是玉树地震之后，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积极承担灾区联网工程项目的事迹。作品特别强调了“在玉树经历灾难、重建与重生过程之中，这个伟大的群体始终与这里的人们站在了一起”，是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将第一辆发电车开进废墟之中，在抗震救灾的帐篷里亮起了第一盏灯，并用光明照亮了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语言朴实厚重，真挚可信。

这种真实性一方面来自作家扎实的田野作业，来自于他们对这个英雄群体的深深敬意与细微体察，以及由此感悟到的“实在不易”。作品写道三位作家抵达他们此次采访的第一个站点恰卜恰镇时，身体力行去触摸这块高原土地与援建工程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习服”高原基地。而所谓高原习服，就是指人员进入高原后，由于高原低氧环境的影响，肌体在神经体液调解下，解剖和生理功能发生一系列可逆的非遗传性的改变，使肌体的内环境与外界条件相适应，得以继续生存和劳动。联网工程建设施工基地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最高处达到5300米。这对施工人员的身体机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作为采访者的作者，仅仅走了一圈便深感艰难。用客观现实去说话，去描摹——这样的语言剔除了方法和修辞技巧，无疑是触动人心的。作品语言真实性的另一方面来自表现生活本色的叙述语言。譬如文中写到作为公司员工的一位父亲，在领受到工作任务后这样给孩子交代：“听话好好学习，老爸要给咱家挣光阴去呀。”家里的顶梁柱数月半载回不了家，不言而喻，这对一个而言家庭意味着什么，而这样故作轻松的言辞，实际上是一种颇具生活质感的表述，读来令人感动。又如电网公司基建部主任李海峰自信身体好，坚决不吸氧，同事全生明知道后批评他说：“你这家伙啥都好，就是我们青海话说的‘犟板筋一个”。在这里，批评是最好的关心，这样的表达因为有了生活底色而成为最美的语言。

其次，来看作品语言的表现力。如何表现灾难的不可预知与生命的顽强倔强，如何表现玉树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与国家电网公司传递的爱心和精神力量，除了题材意义的挖掘外，语言抵达的高度与深度是不容忽视的。

这里先从叙述语言的简洁凝练说起。笔者偏好诗歌语言的洗练与精准，认为好的诗作就是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意蕴，当然这种理想化的要求肯定不符合诗歌体式之外的创作文本。然而，读完《光明玉树》后，一种莫名的喜悦感油然涌出——原来报告文学的叙述语言也可以这样：简洁有力，直抵内心。于是我也想起了优秀小说家的叙述语言——沈从文如此，汪曾祺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光明玉树》理应成为青海报告文学的一个典范，至少在语言上，它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醇正洗练的表达，意义非凡。再说语言结构上的有效对接与意义留白，这同样是一种欣喜的发现——去除了不必要的过渡性语句，以及承上启下的关联词语，让语言呈现跳跃之势。这分明是一种诗歌的语言与结构，那么缜密、细致、紧凑，而语言的留白在艺术上必定增加了阅读者的想象空间，而不是一览无余的展示。在这种强烈的节奏感的背后，虽然没有诗歌的韵致，但让读者分明感到了工程环境的严酷，任务的重大以及施工的艰辛。

诚然，任何文学形式其主角都是人，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无疑是报告文学作品凸显其文学性的重要因素。如文中写到的唐玉萍——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她来到玉树后，在手机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看到沿途新建的330千伏线路，特别是，看到高高山崖上的铁塔，我真切感受到电力工人建设的艰辛。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将塔料运上无路可走的山崖的，无法想象他们怎样竖立起那些巍峨的铁塔，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展放导线的……虽然我也是一名电力工人，但这个巨大工程的艰辛和苦难，我还没有真正体验……这样的描述非常吻合一名初到电网施工现场的女电力工人的内心感受。又如张子跃同志解释自己缘何被别人叫做“骆驼”时，他笑着说：“一个原因可能是笑话我背有点驼，另一个原因是说我干完了青藏线的活儿马上又得来干玛多到玉树的活儿，所以背上连着驼了两座驼峰，一座是唐古拉山，一座是巴颜喀拉山。”人物语言不生硬，不作态，真实自然，颇具美感。

再次，谈谈作品语言的情与味。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质决定了它的情感基调是客观冷静的，然而在此基础上如何恰如其分地传递出一名作家的体温和必要的情味，这就要看作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了。《光明玉树》的三位作者是我熟知且欣赏的青海作家，他们擅长散文写作，而报告文学作为散文的一种，自然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特别是对语言的把控能力，做到了客观自然，有情有味。这种语言的情味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下，人们呼吁知识分子要有担当，作家要有担当——事实上，很多必要的担当被人们有意地回避了，诗人的抒情，小说家的虚构，戏剧的表演在当下似乎还不能够很好地扛起“社会担当”这面大旗了，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这一重任赋予了报告文学。

纵览《光明玉树》，心灵多有共鸣。作品将玉树电力联网工程视为“一条横亘于雪域高原的天上飞虹，它跨越了最高山峰的高度，铁骨铮铮，傲然挺立；它穿行了最长河流的长度，横空出世，迤逦前行；它一头连着玉树，另一头连着西宁，用自己的方式将古老的玉树与西宁、乃至全国联成一张网，用神奇的电流实现了玉树与全国的同频共振，共同分享着光明的今天和明天。”如果说，这样的社会情感表现得大气磅礴的话，那么还有一份情味则显得具体形象，甚至有些抒情，令人震撼。如作品对“极地中的极地”——玛多进行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解读时，分明运用了深描的手法，将这一人类生存极限之地描述得形象而诗意，由此也能读出文字背后那些施工者繁忙的工作背影。

作品在讲述牲口们挨着鞭子，负重上山，一步一步挣命似的向着陡峭的山崖走去的情境多么令人震撼：“看着牲口身上的伤口，模糊的血肉甚至血洞，心里的疼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休息时候，牲口们的剧烈喘息声，像不停息的风箱，响成一片，听着心痛难过，甚至惊心动魄。那是最沉重的苦累造成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也没有想到过牲口们也能发出那么惨烈痛苦的声音……”阅读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读懂世间所有的生灵，它们会因诸多外在的负累而痛苦哀嚎。然而，很多时候，它们的悲苦哀嚎被人类更为复杂的声音遮蔽了。报告文学能够为读者提供如此震颤心灵的语言撞击，这是少见的，也是感人的。更出乎意料的是，作品写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景——牲口也会自杀！“我没想到牲口也会这样，更没想到它们的自我了断、自我解脱的方式那样惨烈……没有尽头的痛苦和疲累，使得牲口们的心力和体力渐渐虚弱，无法支撑，直到崩溃……牲口们选择的自杀方式，都是跳崖自尽。到达目的地后，卸下它们的重负，让它们饮水休息，这时候，崩溃的牲口会不管不顾地奔向崖边，然后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从而找到永远的解脱……”这样的描述显然是泣血之书，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在共有的生命临界点上，做出与世界的最后告别。作品写牲口的痛苦与决绝，实质上也是在写人。人的痛苦有多种表达形式，而牲口们只有无休止的承受，抑或选择最后的解脱。

读《光明玉树》，我读到了世间最大的苦难与欢欣。苦难往往无以言表，它是心灵经过多种磨砺之后，一种生命向另一种生命的致敬，更是对生命本身的礼赞与歌唱。而欢欣，则是电网工程竣工之后，生活充满了亮色，生命愈发显得可贵并充满生机。这一切，《光明玉树》是用语言做到的。而它在思想主题方面的深刻与广阔，是另一层面的美学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