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镜鉴】

从三种国家治理方案看先哲的智慧与理性的法律思维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华法制文明是早熟的，中华法文化的底蕴是深厚的，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中国古代曾先后有三种国家治理方案，显示了中华民族先哲们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的法律思维。

礼乐政刑综合治理的国家治理方案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后，如何治理国家，应对险恶的形势和建立未来的功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设计了礼乐主宰下的“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方案。礼是确认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以确保王室独尊的政治地位和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权力结构；乐是与礼配合的音乐，主要功能是渲染礼的严肃性和移风易俗，故而有庙堂之乐、宫廷之乐、诸侯大夫之乐和庶民之乐，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政是设官分职建立政权机构，《尚书·立政》列举了周朝职官的名称与职掌；刑主要指立法建制，周初制定了“九刑”，《左传·文公十八年》有“在《九刑》不忘”的记载。“九刑”是九等刑罚，也可视为刑书九篇。对于礼乐政刑的相互关系和效用，《史记·乐记》做出了解释：“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政刑综合治理的国家治理方案，造就了西周数百年稳定的统治，对后世影响深远。

以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方案

春秋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逐步为新开垦的私田所取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曾经是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诸侯不朝，王命不行；诸侯之间篡弑不绝，僭号称王、僭号称公，层出不穷，周公制定的礼乐崩坏了。

在社会大动荡的严峻形势下，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如何控制局面，营造理想的国家制度。仅以儒法二家为例：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倡仁政，以“天下归仁”为终极目标，以“克己复礼”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也都主张以德礼来重整世道人心，用刑罚来辅弼教化，最终使“天下归仁”。

与儒学并称“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以法治国的新的国家治理方案。早期法家管仲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法家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在他们执政的齐、楚、魏、秦各国，都进行了以“法治”为目标的社会改革与法制变革。如魏国李悝制定《法经》，以推动和保障“尽地力之教”的社会改革，终使魏国富强。秦国商鞅颁行一系列法令，引领改革的方向，规范改革的内容，扫荡改革的阻力，巩固改革的成果，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基础。

后期法家韩非，传承早期法家的法治思想，并且设计了他理想中的以法治国：“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他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奉行以法治国主张的法家，活跃于政治舞台达数百年之久。

外儒内法，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方案

西汉建立后，鉴于秦朝法繁刑暴遭致二世而亡的教训，遂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实行“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方案。

至唐朝进一步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并将二者互补互用的关系比喻为“昏晓阳秋”自然现象的永恒不变。唐以后的历史一直沿着以德化民、以法治国的轨迹运行直到清末。

以上三种国家治理方案的设计，充分显示了古圣先哲的智慧和理性的法律思维。每一种国家治理方案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契合，而且是在特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完成的，都具有历史借鉴意义。